民族政策论文范文

民族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两汉时期 中央政府 贵州 民族政策 文献

民族政策是中央政府为处理民族关系而制定的方针，它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两汉时期是我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贵州的民族政策是两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央政府处理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今天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地缘因素，贵州历史上留下许多“空白处”，古代文献中有关贵州历史的记载少之又少，因此，相对其他地区，专门论及贵州的专著、论文较为缺乏，特别是专题研讨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成果更为稀少。本文仅就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述作一综述，旨在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概况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目前学界所关注的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建制、经济上的开发和文化上的影响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政治上的建制。《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编委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西汉初年，即从汉高祖至汉景帝这七十余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所以在政治上基本无所作为。政治上的大规模建制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唐蒙入使夜郎、修“南夷道”，之后汉政府在贵州先后设立键为、二郡，贵州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统一的行政建制。西汉成帝时，夜郎王反叛被灭，从此夜郎地区直接纳入郡县制体制。王莽时期，改郡为同亭郡，东汉建立后仍恢复原郡名，重建在的统治。上述事实，木芹在他的《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做了详细叙述。除此之外，木芹还从汉族的内聚力和少数民族的内向力这一角度论述了中央政府政治建制成功的原因。侯绍庄等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专门叙述了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的开发和设置，并谈及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贵州建制上的特点，一是郡县的划分以各地原有的民族集团及所属氏族、部落的居住范围，并适当照顾经济区域的原则来划分，二是郡国并存、土流并治。其他如王文光等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此内容也有涉及。

其次，关于经济上的开发。《贵州通史》以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了汉政府的经济政策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书中指出：汉初，中央政府虽与贵州地区无官方经济往来，但民间经济交流并未断绝。汉武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建制，中央政府也加大了经济上的开发力度，其主要措施是“募豪民，田南夷”。税收方面异于内地，仅以贡赋的形式向地方王侯象征性地征收少量地方特产，此政策持续到王莽时期，所以这一时期贵州地区虽有反抗中央政府的行为，但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压迫和民族歧视所致，而非经济剥削。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曾一度企图按内地标准对贵州地区征收赋税，遭到反抗，遂仍沿袭西汉时的政策。《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一书明确指出汉族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则从汉族经济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如铁制工具的传入使用、铁矿的开采等角度来谈中央政府对贵州经济上的经营成效。

第三，关于文化上的影响。《中国西南民族史》一书认为，汉武帝时，随着中央政府在贵州政治、经济影响的提高，汉文化已逐渐为“夷”族所接受，其典型代表为舍人和盛览。东汉时期接受汉文化的人逐渐增多，层次也有提高，其典型代表是尹珍。《贵州通史》指出，东汉是贵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伴随着贵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学说也开始传入，出现了一些熟悉儒家经典的人物，代表性人物也是尹珍。而范同寿的《贵州历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则对汉三贤中的舍人和盛览是否真有其人、籍贯是否在贵州提出了质疑。蓝勇《西南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整个西南地区就是移民文化，移民主要有屯户、官吏、士兵、罪犯、商贾等。

两汉时期的贵州民族政策。分两种方式论述：

第一，整体上论述。胡邵华的《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中国西南民族史概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在西南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统称为初郡政策，包括六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其故俗治”的政策，二是对民族首领“厚赐缯帛”，以此拉拢，三是“无赋税”，四是移民屯田，五是选派廉洁官吏，六是帮助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胡邵华在其《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提法则不同，它认为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政策政治上是“羁縻”，经济上是移民垦殖。政治上“羁縻”的实施范围有个从小到大、不断扩大的过程：西汉时实施范围局限于生产相对发达、产生阶级分化的地区，对于生产相对落后的地区还不能有效地统治；而到了东汉，整个贵州甚至西南都已在“羁縻”政策的实施范围内。关于移民垦殖这一经济政策，书中指出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汉移民是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縻”的可靠支柱。

第二，分阶段说明。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一文从三个方面，即西汉时期、王莽时期、东汉时期论述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夷的民族政策：西汉时期汉武帝在位时的民族政策，包括厚贿、武力统一、以故俗治、开通道路等；王莽摄政时的收买政策，即位后采取的降低封号的民族歧视政策；东汉时期的以德化为主、辅以武力，具体包括以夷制夷政策、廉吏政策、征收赋税政策、武力讨伐政策等。该文内容翔实，论述全面，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缺少制定这些民族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其二，某些方面史料说服力不够。孙长忠的《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一文着重论述了汉武帝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他明确提出当时实行的是开明的民族政策，论述内容更加翔实，除开通道路、以故俗治两方面与李正周提法一样外，还论及了派遣和平使者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实行“无赋税”的经济政策，募民屯垦等内容。关于王莽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汤夺先《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一文认为只有一点，即民族歧视，包括降王为侯的贬黜政策和军事打击的强硬政策。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一文分析了光武帝在“柔和”指导思想下，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实施的不同民族政策，对“西南夷”，光武帝认为它属于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所以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政权内部问题，采用比较稳定的控制措施。陈金凤的另外一篇文章《东汉明帝民族政策论析》（《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汉明帝时期的民族政策倾向于同西南加强政治联系。

从其他角度论述贵州在两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的文章有：谷口房男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与民族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认为现存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是中央政府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统治的证明，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张峻的《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8期）则论述了这一时期民族迁徙的状况、特点和意义，而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时期西南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特点

综上分析，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对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有以下特点或者说不足：

相关研究少，对贵州民族政策的专题性研究则更少。对其论述主要散见于对“西南”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或是对该时期整个民族政策的研究中。这一特点无论是在讲述开拓经营的事实或在分析具体的民族政策中都有所体现。如专著中的《两汉民族关系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论文中《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等都是将其放在“西南夷”这一大的框架范围内，而鲜有单独就中央政府对“西南夷”民族政策进行论述的。这就使得，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

民族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建构

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研究思路、范式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准上定位民族伦理学，深入研究和思索民族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一)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伦理学与民族学二元交叉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以民族伦理道德为研究对象，它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

2.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二元交叉论。孙春晨认为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具有“亲缘性”，民族伦理学应当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3.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元交叉论。蒋颖荣认为，应当将民族伦理学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者的关系中定位，民族伦理学是一门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道德生活的交叉性学科。

(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1.内在性文化论。李伟教授认为，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具有内在性、精神性、机理性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他把民族伦理的研究定位于文化哲学层面的内在性文化范畴。

2.民族伦理价值观念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研究中的关键是要做到伦理学与民族学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在民族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价值观念因素，而民族伦理学探讨的重点就是民族伦理价值观念层面的问题。

3.民族政策论。熊坤新指出，研究民族伦理，不可忽视对民族政策的反思，民族问题无小事，所以从事民族伦理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掌握民族政策。

4.综合民族伦理论。陈延斌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应当把少数民族伦理、中国民族的主流伦理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伦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各民族一致的价值观。

(三)民族伦理学的起点

1.民族习俗逻辑起点论。王淑芹认为，民族习俗是民族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但民族习俗中有“良俗”与“劣俗”之分，民族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价值选择的角度评判民族习俗中的优劣元素。胡东原认为，民族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点是民族习俗，这便是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起点。

2.文化哲学视角理论预设论。李伟强调把民族伦理文化作为内在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内在机理和本质精神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给予了民族伦理研究四个方面的理论预设，即认为民族伦理文化是非线性的、选择的、多元的和内在的。

(四)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创新论。杜振吉主张.在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套用伦理学的一般理论范式，而应当挖掘少数民族中生活化的东西。李培超指出，当今伦理学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民族伦理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

2.四方法论。潘忠宇、于兰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民族伦理学有其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经验描述方法；二是价值分析方法；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四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3.人类学转向论。孙春晨认为，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不仅能够拓展民族伦理学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助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

4.引入民族志方法论。蒋颖荣认为，民族伦理学现有的研究方法使得目前的民族伦理学学术研究和体系建构囿于一般伦理学的框架，难以挖掘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道德生活的真实状态。而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将给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变革。

5.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王淑芹、高梅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除了运用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之外，还应该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实验法、统计法等。

(五)民族道德研究

1.民族道德的发轫过程。熊坤新认为，民族道德的产生，大致经历了如下序列的演进过程：(1)人类道德的真空――前人类社会的道德失范；(2)民族道德的雏形――氏族道德；(3)民族道德向民族道德过渡的桥梁――部落道德；(4)民族道德的形成一一民族道德。民族道德的发轫及其状态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中，氏族道德是起点，部落道德是中间环节，民族道德是前二者的结果。

2.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唐贤秋认为，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是民族化道德主体所表现出的两种相互联系的道德属性。道德的民族性指道德主体的民族道德差异性。道德的超民族性，则是道德所具有的超越不同民族主体自身的特点而为各民族所共有的属性。

二、民族伦理的意义与价值

(一)民族伦理中的和谐因子

1.民族伦理和谐因子与构建和谐社会。徐成芳、李博认为，我国各民族伦理的发展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其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和谐因子。

2.多元的民族文化中有和谐的元素。卫建国指出，研究民族伦理的宗旨之一，就是“多元和谐”。研究民族伦理，可以将和谐元素整理出来，使之以系统、体系的方式为所有民族共同吸纳。

3.对民族平等思想的伦理探析。韩中宜、马亮认为，民族平等思想蕴含的“公平正义、人文关怀、同舟共济、致思和谐”等民族优秀伦理，对正确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

1.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姚新中介绍了英国及西方国家与民族伦理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论述了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和谐、多元共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2.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冯庆旭认为，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首先需要各民族对自身的伦理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伦理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相互承认、彼此尊重、理性宽容。

3.韦伯消解张力的融合型价值伦理的启示。冯璐璐认为，从韦伯的理论可以看出，伊斯兰伦理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价值伦理而非工具伦理；但韦伯眼中的伊斯兰教又是富有鲜明的现世伦理色彩的宗教。这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

(三)少数民族伦理对汉民族伦理重构的借鉴意义

“道德堕落”是学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切关

注。陈文江、张言亮认为，与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相比，汉族群众现在面临着道德沦丧的危险。而各种让西北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还能够坚持底线。在建构现代性伦理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向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学习，重新找到自己信仰的基石，让伦理规范获得坚实的地基。

(四)民族伦理的自我意识与超越意识

1.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陈家琪以锡伯族“西迁戍边”为例进行了阐释，认为锡伯族西迁是为了使民族国家成为一个以满族人为主体、但同时又是汉化了的统一国家。

2.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李兵认为，少数民族哲学集中体现在其文化的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之中，生存意识展现了人的始源性生命本性和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超越意识表达了人类强烈的生命冲动和面向未来的生存意向。

(五)民族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和

1.民族伦理中的价值冲突与融和。尹强分析了民族伦理中价值冲突的“围城”效应，即两种不同步的文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因惧怕“被同化”或“自我异化”而固守各自文化的合理性和内在追求，对异质文化的拒斥心态。何怀宏提出用发展和法律来解决民族矛盾，他认为，当前我们民族工作的思路应该是反暴力、保稳定、促发展，着力解决失业问题，同时要强化法律意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的差异与适应。陈其斌指出，在他自己已有的民族调研中，的确有民族地方习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时候，也有藏区法检部门默认当地习惯在调节纠纷中效力的情况。这引起与会学者一个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民族伦理中的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差异、冲突及适应问题。

3.民族伦理中的地方性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王良范以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为例，认为，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新的文化认同。

4.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涉及的主体问题。高兆明通过对“民族文化主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概念分析，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石是多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与尊重，其核心是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性精神的培育。

(六)少数民族伦理与民族地方社会和谐

卫荣凡从教育的层面探讨了对民族伦理的研究和建设。邓艳葵分析了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在构建和谐广西中的生态价值。邓艳葵、赖佩嫒、覃冯还对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代壮族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梁银湘、唐凯兴探讨了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在壮族地区中的传承与更张。胡滨从回族文化特征透析了回族居民的幸福感。王永和、张琳探讨了回族伦理文化对促进宁夏社会和谐的价值。李红梅分析了临沧南美乡拉祜族的和谐文化思想。

三、单一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发掘单一少数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特点和热点之一。

1.回族的人性论、商业伦理及婚姻家庭观。梁向明将回族传统的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进行对比，认为回族思想家秉承了伊斯兰教的人性论说教，认为人的善恶是由真主前定的，同时，他们又以儒家的人性论为立论依据，强调人的气质是可变的，从而使他们的人性善恶观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郭春霞认为，回族商人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商业伦理。李斌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访谈了部分回族人士，概括了当代回族婚姻家庭观的特征。

2.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及现代价值。刘东英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析。努力曼・依米提结合自己对新疆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聚居区所作的民族生态调查，对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的现代价值作了探讨。

3.藏族伦理道德中的“附魅”和“祛魅”。刘海鸥根据自己对我国和川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的考察，对藏族伦理道德中存在的“魅”现象进行了分析。

4.蒙古族的畜牧经济伦理文化。斯仁将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伦理与生态结合起来，阐释了蒙古族畜牧业经济伦理的概况。

5.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唐凯兴、李栗茜论述了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孟立永考察了壮族传统婚姻道德生活现状及发展趋势。

6.土家族生命伦理。滕海滨从土家族撒尔嗬生命意识，解读了土家族“卵生太极”宇宙论的生命意识传递。

7.云南白族近代商帮道德文化和传统慈善伦理。杨国才对白族商帮道德文化作了系统探讨。王银春就白族传统的慈善伦理及其现代价值作了论述。

8.傣族的淳朴文化及政治伦理。雷希以傣族为例，向大家展示了他对傣乡“淳朴”文化的深入研究。李玉珍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切入，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中的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介绍。

9.佤族孝道文化的当代价值。艾兵有以佤族孝道文化为例，提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形势，“中国式养老难题”的解决必须与民族传统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10.瑶族“度戒”伦理。刘莉论述了瑶传道教“度戒”仪式对瑶族伦理的影响，兼论了道教伦理对瑶族伦理的影响。

王磊在分组讨论总结时指出，对民族伦理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差异，更需注重融合。

四、民族伦理典籍及跨学科研究

1.蒙古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萨・巴特尔就《蒙古秘史》中的社会理念及伦理精神做了梳理和诠释。斯仁首次对《蒙古秘史》所记录的远古道德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对该典籍中蕴含的氏族社会特有的氏族道德风尚进行了梳理。

2.回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张学智考察了回族哲学家王岱舆的伦理思想与儒学的会通关系。孙振玉和胡玉冰就明清回回理学的相关文献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

3.儒家典籍伦理思想研究。段吉福分析了德性伦理视阈中的孟子心性论。杨泽树论述了孟子“夷夏变”的价值意蕴。郑全从情本论和治世理念之弊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哲学之主流――儒家道德哲学之蔽。

4.其他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唐凯兴、黄修卓就壮族布洛陀“体系神话”中的伦理思想等进行了学术探讨。张亚月对民族伦理视野中的民间宗教及其功用进行了论述。高宝丽从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手，认为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的核心是平等。

5.宗教学与民族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很多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是蕴含在其宗教思想中的。贾学锋和钟梅燕对藏传佛教教义思想中的伦理美德及其现代价值作了探讨。黄云明就百丈淮海禅学思想中的经济伦理价值作了史学的、宗教学的以及伦理学的阐释。阿不力米提・乌买尔-毕力盖就中世纪伊斯兰教哲学家法拉比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任军对纳塞尔《知识与神圣》首章“知识及其祛圣化”进行了解读。马慧兰以惠州伊斯兰文化为例探讨了宗教的价值。

万俊人会长对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研究给予了殷切的期望，他指出，研究民族伦理学的学者，要有世界眼光和整体观念；要培养自己的学术敏感意识；要树立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思路；要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

民族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是矫正教育领域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别。近年来，我国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而且危害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当然也给维吾尔族自身带来了灾难和不幸。本文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及其诱因都作了综合分析研究，分析了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并且对症下药，从维吾尔族自身以及社会学等多方面探讨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矫治。

Keywords：CorrectionEducationUygurFeaturesTreatmentresponse

Abstract：Uighurcorrectioniseducationinthefieldofeducationtocorrectaratherspecialcategory,inrecentyears,China''''sUighursupwardtrendincrimesnotonlyharmthesocialorder,butalsoagainstthecountry''''spoliticalstabilityand,ofcourse,totheUighurbroughttheirownfamilydisasterandmisfortune.Inthispaper,correctionUighurcharactereducationandtheincentiveshavemad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researchandanalysisofcorrectiveeducationUygurpsyc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theobject,andtherightremedy,fromtheUighursandsoontheirownandexplorethesociologyofeducationUygurcorrectiontargetedtreatment.

近年，我国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问题日益严重，危害越来越大，必会影响到边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已经成为危害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顽症，必须及早动手进行治理。关于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的各种调查和研究，虽然算不上够多，够成熟，但足够引起整个社会的警觉和关注。维吾尔族因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生态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维吾尔族与汉族存在程度不等的文化差异，基于文化的差异，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存在自身的特质，进而影响到相应的矫治对策。本文通过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寻求其根本的矫治对策。

一、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现状

研究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当前和今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因为当前新疆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矫正教育对象已占全区矫正教育对象总数的58％，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又占全区少数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66％[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是新疆监所内矫正教育对象的主要构成，更是监所内少数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大部。进20年来，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状况、趋势与全国的违法犯罪状况、趋势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主流看，他们是愿意接受改造、积极向善的。在监禁状态下，积极改造的占30.9％，改造态度比较端正的占55％，改造表现差的占10％，顽固的占4.1％。85.9％的矫正教育对象表示认罪服法，但悔罪程度差异较大，不认罪服法的不到5％。不论怎样还是有89％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能够服从管理和改造，并有信心不在改造场所里重新犯罪[②]。总的发展趋势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而言之，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主要呈现如下特征：违法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违法犯罪相关系数大，违法犯罪主体中青壮年违法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违法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违法犯罪不断增加。

二、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的原因

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是一个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要想治理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改造矫正教育对象，就必须认识其违法犯罪的规律性和改造的规律性，就必须深入研究矫正教育对象的违法犯罪原因。

（一）客观因素

1.经济背景方面

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缓慢都是重要因素。维吾尔族民族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基础差、底子薄，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不少维吾尔族人通过辛勤的劳动解决了温饱甚至富裕起来，但是，由于受地区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限制，加之个体的素质低，大多数维吾尔族农牧民都无法在短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富裕起来，城乡差别较大许多青年羡慕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城里人的富有，导致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产生非法致富的念头，以盗窃、抢劫等行为来满足自己对财富的追求，最后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2.人文社会方面

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维吾尔族地区的群众文化程度普遍是文盲半文盲，教育条件差，法制教育就更加薄弱。维吾尔族人法制观念淡薄，因不懂法而违法犯罪。他们仅能用本民族延续下来的某些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甚至对法律的错误评价，导致难以接受违法犯罪后被惩处的现实。由此可见，教育的不力，文化水平低下，是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3.成长环境方面

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由于维吾尔族地区居住区域广阔，相对分散，多数又居住在偏远的山区、牧区，与外界接触甚少。居住环境相对封闭，导致法制建设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较为薄弱，有的基层组织名存实亡，即使当地发生案件，谁也不想走很远的路到乡政府或县城去报案，有的甚至认为杀人不算犯罪。长此以往，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以致结下世代冤仇，留下隐患。办案人员的工作非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被阻挠刁难，使许多违法犯罪行为和违法犯罪人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和惩罚，造成恶性循环。

（二）主观因素

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能导致违法犯罪。人的生理需求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其他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精神需求指对知识、成就、道德艺术、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追求。其他生理需求指对食品、水、空气、性生活等的需求。从上述分析，人的物质需求和其他生理需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精神需要是更高一层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要和自己的收入水平和能力相当。如果物质欲望无限膨胀，超过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就无法用合法的方式去满足，就会造成违法犯罪。性需求是生物体生理机能的本能反应，但性需求一旦变成违背道德和法律规定的，就会违法犯罪。可见，从违法犯罪人需求分析，物质欲望的恶性膨胀和非法的占有行为，是维吾尔族人财产性违法犯罪和性犯罪主观上第一位的原因。二是心理需求。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的种种表现看，不良性格、人生价值观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是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主要有：

（一）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思想和心理上的特点

1.民族凝聚力强，同民族个体间有较强的亲和心态

维吾尔族在不断的民族融合中保留了独特的民族特性，许多已演化为风俗习惯。有些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不是虔诚的教徒，但由于从小遵守民族禁忌，已形成心理定势，固定为行为习惯。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普遍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比较尊重，民俗意识强烈，在改造过程中，为了能很快适应改造环境，比较愿意和同民族矫正教育对象交往，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感情上的寄托。对违背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较为反感，对本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事情比较关心，改造中能互相帮助。对于干警，如果缺乏民族政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很容易导致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抵触情绪和抗改行为。

2.性格爽直而又偏执，认识偏激

一般来讲，多数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性格开朗、爽直、坦诚。但是在改造中有时也容易走向偏执的一面，并且一旦形成消极的思维定势，就会钻牛角尖、讲死理，听不进相反意见，固执己见，很难改变。一些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其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相应受到限制，他们一方面与干警和他犯交流时存在障碍，戒备心理严重，另一方面又爱认死理，对事物的某种看法就会形成盲目坚持，思想易结疙瘩，转化工作相对就会难做。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单靠一种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干警必须耐心细致得做好思想工作，使矫正教育对象转变偏见，减少心理障碍，最终达到彻底转化的目的。

3.部分矫正教育对象宗教意识浓厚，改造情绪不稳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宗教意识浓厚，但接受宗教知识不多，实施违法犯罪时并不考虑宗教戒律的约束，进入改造场所后也并不因为自己的行为违反教规而痛心、悔恨。他们在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影响下中毒很深，具有强烈的心理。这种心理带有原始的复仇性，行动的攻击性，侵害客体的广泛性，违法犯罪手段的残忍性和危害后果的严重性。

（二）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行为特点

1.容易冲动，好走极端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普遍讲义气，遇事缺乏冷静思考，容易产生冲动情绪，常常被人利用或煽动闹事。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中械斗、伤害等违法犯罪案件大都是被人煽动或情绪冲动而酿成的，而且动起手来凶狠、残暴，后果严重。在改造中往往为一点小事或一句话就大发雷霆，破口大骂，继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以致抗拒改造，发生事故。

2.善于揣摩，投机取巧

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常察言观色，捉摸管教干警的心理，阿谀奉承,投其所好；二是爱做表面文章，善于投机取巧，好说假话，不诚实改造；三是把社会上某些腐朽的观念和不良习气带进监区内，或自己出面，或教唆亲属，千方百计地拉拢、贿赂管教干警。

3.思想狭隘，易结团伙

伊斯兰教教义规定“天下穆斯林皆为兄弟”，因此，维吾尔族人较为团结，凝聚力强。监所内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易于结成团伙，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和感情上的依托，他们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事情比较关心，改造中能互相帮助，维护其共同的利益和习俗，一旦出现违规现象，则相互包庇，对我们了解掌握犯情极为不利。

四、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矫治对策

我们通过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的研究，认识了其固有的矛盾性、规律性。又通过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原因的研究，认识了维吾尔族人在从公民沦为矫正教育对象的过程中，存在于自身以及与外部联系上的矛盾性、规律性，在改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策略上，具体的矫治对策有：

（一）大力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以扫盲为主的文化教育

面对维吾尔族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生活质量较低，再加上居住地自然条件差，经济条件差及等多种因素影响，文化程度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差。一些家处边远山区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来时连汉语都听不懂，即使读过几年书的维吾尔族人仍是拿起报纸不会念，打开书本看不懂，见到数据不会算。这种状况造成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不仅难以适应改造和生产的需要，改造期满后也难适应社会的发展，更难保证改造后因找不到谋生途径而不重新违法犯罪。因此，文化教育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来说尤为重要，工作也有相当大的困难。

多年来教育改造实践证明，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是一项十分有效而又有重大意义的基础工作，既有利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提高文明程度，开阔眼界，吸收先进的思想、科技知识和成果，缩小与社会发展的距离；又有利于监所管理秩序的稳定。现阶段，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把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文化教育上升到战略高度，坚持文化教育为基础的方针，建立健全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学籍管理，制定计划，严格要求，严格考核，特别是年轻矫正教育对象，要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不断提高。

（二）加强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思想教育

在文化教育的基础上，针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贪图享受，畸形的发财心理，开展通俗、浅显、直观的基础性教育，破除他们的败坏的道德观，启发他们从思想深处寻找违法犯罪的原因。并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批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损人利己、不劳而获的思想，促使其树立劳动致富的正确观念。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法律意识淡薄、守法意识差，思想上任然沿用旧的行为规则——“习惯法”。加强对他们的法制教育，要根据认识能力，以法律常识的普及教育为重点，结合改造实际，逐步组织他们学习各种基本法律、法规的知识，矫正“习惯法”“族规”“家规”中非法落后的意识，以提高守法意识为目标，使他们认识违法犯罪的危害性，培养守法的思想观念。

（三）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技能教育，使其能自食其力

实践证明，技术教育对巩固改造成果具有一定的作用，对教育改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更有着现实意义。许多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违法前文化程度低，身无长处，因此，在对其进行技术教育时，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注意教育内容的实用性。除实行在岗培训，干什么，学什么，适应监所生产之外，需面向农村和未来，可以举办专业技术学习班，如：科学种田、果树栽培、牲畜饲养、缝纫、家电维修等。教学中应以实际操作示范为主，理论教学为辅，把技能教育的内容与维吾尔族人改造前的情况结合起来，用劳动致富的观念激励他们，克服厌学情绪，刻苦学习，争取实现改造后有一技之长，自谋出路，自食其力，缩小与社会发展的距离。

（四）重视缓刑、假释等制度及社区矫正的实施

对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应当更多地判处缓刑，更为宽泛地适用假释制度。因为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具有与汉族矫正教育对象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其违法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落后、地域偏僻、文化不发达等因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监所管理不可能达到与汉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监所管理，更可能产生互相感染的现象。将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置于原居住环境进行社区矫正，能更为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维吾尔族违法犯罪。因此，可以考虑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缓刑、假释等条件适当从宽，同时加强对维吾尔族地区的帮教和扶助工作，利用民族地区的组织化力量，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有效的惩治。这应当是“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衍生含义。

（五）适应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征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

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并不能一味从宽，应当是“法内从宽”，而非“法外从宽”，无原则的从宽。对于不符合缓刑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应当依照法律判处实刑，并送入改造场所执行；对于不符合采取社区矫正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身份而突破法律底线将其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因此，对必须在监所执行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应当采取另外一套管理办法：

1.贯彻民族政策，强调区别对待

对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虽不能实现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与汉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分别监管，但可以适应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生理、人格特征进行管理，把矫正教育对象管理的共性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个性结合起来；

2.尊重，利用民族情感强化改造效果

调查中发现，很多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一般信仰某种宗教，改造中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往往不能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起到良好效果，可以尝试在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利用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心中的固有信仰，对其进行教育改造。

3.适应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语言与文化习惯，提供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

维吾尔族公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拥有文化、风俗、语言等共同识别的特征，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监所改造中容易形成团体，以他们自身的语言沟通，不能武断地一概判断为“黑话”和抗拒改造，监所管理部门应当允许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遵守监所管理规定的前提下以民族语言进行交流，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组织各民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民族娱乐活动，欢度民族节日。

（六）培养维吾尔族管理干部

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感使得民族矫正教育对象更倾向于认同维吾尔族干部，而且，维吾尔族管教干部因为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本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思想状况、风俗习惯，易于与本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沟通与了解，并及时和妥善处置各民族矫正教育对象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具有汉族管教干部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选拔一批具有法律意识的维吾尔族人员充实管教干警队伍是有必要的。

（七）提倡“九步工作法”和“五步综合效应法”[③]

在改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反动思想上提倡“九步工作法”。即：行为控制——集体交流——个别摸底——侧面了解——日常观察——接触试探——求同存异——循循善诱——逐步转化。对“三种人”制造的群体闹事突发事件可采取带规律性的“五步综合效应法”。即：消除刺激——大力降温——端正舆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来解决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理智与消极情绪的心理冲突，引导他们用理智战胜冲动，不至于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用法律的、行政的、教育的不同手段对起了不同作用的参与者分别予以处理。特别要注意对那些没有卷入散乱事件或制止事件发生与蔓延中发挥了作用的改造积极分子，一定要及时奖励。

（八）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奖惩要认真，工作要细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思想保守、狭隘、偏执、好认死理，易激动。对他们进行百分考核奖惩应仔细认真，避免失误。对确实表现好的应当及时表扬或奖励，充分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对违规违纪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处罚，同时做好思想工作，使其心服口服。

总之，在对待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问题时，应当认清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的本质原因，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地措施降低维吾尔族地区维吾尔族人的违法犯罪率。违法犯罪率降低了，才有利于维吾尔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维吾尔族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研究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问题及其矫治对策，正是西部开发政策，这对维吾尔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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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刘希.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7页。

民族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政治家办社科学术期刊是由国家本质所决定的。新中国是靠马克思主义起家的，也要靠马克思主义看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通过学术期刊这种存在形式作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价值取向。社科学术期刊本身是文化，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而它创造和承载的内容又决定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同时这种精神性文化的‘普遍性品格’尤其与符号相联系，从而以社会化的形式存在。波普把这种存在类型理解为与物理世界和意识世界并列的世界3，世界3是意识世界通过符号体系把其中的某些思想凝结在属于第一世界的物质载体上形成的”。它是“人造物”。这种人造物是由人赋予它以新的思想与灵魂，所以政治家办学术期刊的意义就在这里。当今时代社会期刊在与时俱进中必须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自己主导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想差异之上形成最广泛的价值共识，有效引领、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正像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以说是从国家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基本理念的凝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可以说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价值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说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结，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恪守的根本道德准则。这三个层次的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实现了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统一，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追求”。

而这种价值取向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中占据主要阵地。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在“政治哲学”栏目中的《“道德政治”的奠基与古典自然法》的论文阐述西方哲学对于政治的原初理解，政治的最高目标和本质道德性，引申当今道德治国的意义；在“公共行政与管理”栏目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儒学解读———儒家天下观与当今社会的会通及其现代转型》的论文，旨在建构实现公平正义的礼法措施的思想资源，强调社会向自由、平等、文明的现代化方向推进；在“科技与社会”栏目中的《钱学森社会工程思想和方法及其重要意义》，文章指明了钱学森创建社会系统工程方法与当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政治学研究”栏目中所刊登的《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基础》，在“哲学研究”栏目中所刊登的《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含义及其关系》，在“文学研究”栏目中所刊登的《论秦观的策论》，在“法学研究”栏目中刊登的《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基于理性的视角》，这几篇论文同样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在“专题研讨”栏目刊登的《“现代性”辨正》，在“文学研究”栏目刊登的《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栏目刊登的《资源型地区衰败与转型的机理分析———基于“资源共享”视角的检视》，这几篇论文虽然阐述的是不同领域的论题，但归根结底仍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内在联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在“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栏目中刊登的《公共政策正义性评估的理念与方法》，在“社会史研究”栏目上刊登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的制作及其意义》，这两篇论文从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到历史发展的传承创新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与佐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栏目刊登的《新疆各族国家认同状况调查与分析》，在“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栏目刊登的《侗寨的公共空间与村民的公共生活》，这些论文体现多民族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图们江区域发展研究”栏目中所刊登的《区域法治一体化进程中的冲突与协调思考》，在“法学研究”栏目所刊登的《儒家文化对韩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影响———兼论对我国的启示》这几篇论文所论区域合作和国家之间法学互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西安文理学院学报即《唐都学刊》（2013年第5期）在“汉唐研究”栏目刊登的《唐代粮食政策及其实际运作浅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在“始祖文化研究”栏目中刊登的《中华始祖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在“陇右文化研究”栏目刊登的《白马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论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依据。《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在“女性与法律”栏目中刊登的《人身保护令准入反对家庭暴力立法维度的困境与对策》，在“性别研究”栏目中刊登的《超越女性主义：新媒介环境下的性别形象建构与消费》，这样的论文为我国男女平等，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以上简述的学报（期刊）论文可以清晰地透视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作为文化的载体，无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是直接体现，有的是间接体现，但所共有的都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阐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研究的理论成果。高校学报（期刊）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产品，折射时代精神，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是它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生存发展的血脉，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价值取向。

最近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变革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文化的过程。只有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才能生生不息地催生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高校是传承知识文化的殿堂，高校学报（期刊）又是文化创新竞秀的学术园地，变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文化恰是它历史的担当。例如，《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古代孝廉文化与为官伦理的文章，对孝廉文化在追源溯流中，把历史积淀最厚重的、共有的价值观念、广泛的人民基础的部分提炼出来，纳入当今官德之中，变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许昌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发表一篇谈汉魏时期谯郡曹氏家族家风的论文，文章论述汉魏时期曹氏家族的家风，即作为统治集团的曹氏家族，其家风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变迁。这样与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对我们今天的家风是什么的讨论提供了历史依据，对开辟当代家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总之，传统文化通过广大专家学者的“透析”和净化，为追逐中国梦的新时代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四大文化圈之一，时至今日，唯有中国的学术理论思想保留的最为完整，其原因除了历代学者重视学术理论思想的传承、重视阅读文本的解释学方法和强烈的面向社会的学术责任感外，更主要是传统文化内涵所具有的科学规律而产生的磅礴的文化力量，犹似“春融醉乾坤，水阔浮世界”。随着时展，在当今开掘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显示出最具活力而又无处不在的活灵魂。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期刊）中，不管是论政治、经济、历史、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这活灵魂的存在，有的是从“实事求是”中体现，有的是从“实事求非”中反映。也正因如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变革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社会所向，高校学报（期刊）作为文化和文化再生产的载体，也正是历史的担当和最大的价值取向。

二、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创新的最大化

高校学报（期刊）按波普的观点认为是“人造物”，它是与“物理世界和意识世界相并列的世界3”，它折射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成果。既然社科期刊是人造的，那么这个“造”绝不是消极地制造，是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再创造，而应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制造”。特别是学术期刊的价值要求是创新，“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要有新观点，新思想，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述之有度，能自圆其说”，便可作为期刊的承载内容。如何弘扬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关键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新的形势下，践行弘扬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破解实践中的难题，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还要过关斩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逻辑。《求是》记者在访“马工程”首席专家、咨询委员会邢贲思时，邢贲思赞成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的观点，其实这一观点也非常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更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任何重要的理论成果、思想成果，都是从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起步的，也都是在深入研究问题和科学回答问题中形成的。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人们公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社会价值认定上的最大公约数，它的覆盖面最大，这个覆盖面不仅是人民共识的覆盖面，也是指导现实和各个领域的覆盖面的最大化。这样涉及研究的问题也就包括方方面面和各个领域，如当今需要研究和深化的问题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加大非公有制力度，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怎么把握问题；分配问题和腐败问题；法制国家建设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还有当前比较流行的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问题都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最近有《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推出的201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问题，其中十大学术热点的专家点评，为新时期社科学术期刊引领了方向，体现了社科期刊最大化的价值导向。首先在学术热点第一个热点专题是“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研究”。

专家的点评是：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深入和拓展：一是进行多维度、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如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与国内等不同视阈进行学术探讨；二是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现实依据和重大意义，中国梦的本质属性、基本内涵、价值诉求、目标要求和现实路径；三是加强对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思想的学术史研究，夯实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研究的学术根基，彰显本研究应有的学术价值。第二个学术热点话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分配正义。专家的点评是：从2013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还有一些深层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分配正义所讲的“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再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能否直接用它来解释当前中国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如若不能，那能否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资源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分配正义理论？再有自从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提出了许多基于“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他们的理论对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分配有无借鉴意义？这些深层问题的解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个学术热点话题是：全面社会改革整体性战略研究。专家的点评是：首先肯定了2013年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整体性战略问题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其次指出了研究改革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最后指出了到目前为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实践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同观点的争论，还需要通过今后深入的探讨和调查研究来逐步达成基本共识。第四个学术热点话题是：大数据国家战略研究。专家的点评是：大数据国家战略成为年度学术界热点议题，反映了信息时代大数据在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首先，大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目前，信息产业发达国家，如美、英、德、日等国已经将大数据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大数据领域的竞争，事关国家安全和未来。其次，大数据已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将集中体现为一国拥有数据的规模、活性以及解释、运用的能力，数字主导权是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又一个大国博弈的空间。第三，大数据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大数据的出现，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深刻的商业变革。在商业模式上，对商业竞争的参与者来说，大数据意味着令人振奋的业务与服务创新的机会。目前，百度、谷歌、阿里巴巴等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如何利用大数据开发新的商业模式。这些探索对于推动信息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其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潜力巨大。第五个学术热点话题是：网络时代与虚拟社会治理。专家点评：网络时代正在对当今的社会结构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包括网民（传统社会统称为个体）之间的互动重构了社会的生活方式、创新了人们的利益诉求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等等。当然，网络语境下的虚拟社会毕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并不完全是颠覆，因此它也反映现实的社会结构形态。鉴于此，对于网络时代的虚拟社会治理不仅考验着全社会从容应对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变化的勇气，同时也检验着其社会治理的智慧，网络时代与虚拟社会治理的探讨内容极为丰富。第六项学术热点话题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专家点评：新型城镇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它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广泛的、深刻的综合关联效应。新型城镇化必须研究农村、农民、农业经济问题，而其可能是中国未来学术研究取得突破的领域。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新型城镇化建设亟待不断研究和突破的问题。第七项学术热点话题：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助推法治建设。专家点评：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界围绕党的十报告提出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研究论文，到了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和任务，这将会成为下一步中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以后法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第八项学术热点话题：“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涵探索。专家点评：研究新型大国关系，一是因为党的十报告正式将“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的重要目标；二是因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今明两年中美关系的主旋律；三是因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急需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实践创新。因此激发中国学界从更广阔的时空视野展开学术研讨和课题研究。第九项学术热点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翻译研究在2013年度已经取得了一些含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可以看到近百篇与此相关的报刊论文，以及相关著作的出版，所存在问题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域及其方法论也提出了新挑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必须走出纯然的本土性批评，以更为宽阔的研究视域有效地面对国际学界，并且西方40年来所积累的翻译研究理论等，也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必备的知识结构，这也要求学者们在国际工作语言上有自我调整的自觉，虽然这一热点还是初步的崛起，但其中蕴含着强大的理论蓄势，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翻译研究在未来几年的持续性讨论提供了卓然且必要的准备。这也必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走向国际化，最终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接轨且形成交集。第十项学术热点话题：历史文献的发掘与解读。专家点评：问题由于涉及国家和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及其敏感的现状成为一个社会热点，也成为过去一年来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一年来有大批新的学术成果面世，涉及历史、国际法、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

在这些研究当中，引人注目的是对文献的发掘与解读，学界不满足在寻求属于中国的历史地理依据方面的论述，对与相关的中日关系、琉球问题等也纳入研究视野，在此基础上把问题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新秩序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这种“问题意识”在历史文献的发掘和解读中起着导向作用，除了为中国拥有钓鱼列屿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外，还推进了及其相关问题在学术上的研究。以上是2013年由学术期刊、报纸、书籍所探讨的学术热点问题，在《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主办的学术焦点热点评选活动中，经过学界推荐、文献调研、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确定等程序评选出的十大学术热点。其实这十大学术热点话题，多数来自大学学报期刊的研究成果，这也正是对学报（期刊）价值的认定。如果某一学术期刊在研究上述十大学术热点问题上有所创建，这就证明在2013年度里实现了学术期刊价值的最大化。当然，这种最大化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证明未来。以后学报（期刊）在学术研究上，究竟有多少焦点和热点话题，那还是一个未知数。总之，在学术领域，未知永远大于已知，向未知领域的研究探索永远在路上，但是有一条基本规律必须遵循，那就是要深知以往，透知当今，才能开拓未来新思想。社科期刊要求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走向世界。中国社科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它是民族的，又应该是世界的。虽说世界文化都是民族的，但民族的并不是全都是世界的。人所共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的一张身份证。而这样的民族文化就必须体现民族历史发展主线文化，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变革，才能使我们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才是当今社科期刊价值最大化的奋斗目标。当今恰逢实现社科期刊价值最大化的最好时机，这种时机是中国社会发展形势的逼迫和世界的需要。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汉学”亟需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快速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国。

‘中国模式’的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希望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即使是对中国持有疑惑甚至是‘敌意’的人，也越来越认识到很难用西方的理论来真正的理解中国的发展，很难用西方的话语来恰当地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中，出现了从‘被动’融合再次转向‘主动’融合的趋势，开始拥有了主动性。然而，与历史上汉唐等盛世不同的是，文化的建设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丰富的底蕴仍然基于农耕文明之上，因而与今天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十分薄弱。今天的‘汉学’，从概念、语境以至教学研究，仍然停留在农耕经济为基础的语境之中。这不仅在客观上阻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也使中国在对外讲解‘中国故事’时陷入语言困境。因此，推动汉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进程刻不容缓”。文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中国步入工业文明社会，只有通过文化现代化，中国才能发展建立起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话语体系，从而真正地用自己的话语讲解自己的故事，诠释自己的价值和理念，才有自己的价值支撑，中国梦才有原生的文化底蕴。这才能有力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作为中国的社科学术期刊要走出国门，强化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谁的话语吸引力强、可信度高、影响力大，谁就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赢得人心。要加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才能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实现价值最大化道路上不断出彩。学报（期刊）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也是当务之急。

三、为实现价值最大化，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学术期刊是人造的文化产品，如何扩大产品价值，增加产品的含金量，同样也要靠人，靠人建立科学的产品评价体系，这两者都要发挥人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层面是不同的。前者体现人的作用在产品上，后者体现人的作用在产品的评价上。而后者恰恰是对前者发挥着导向作用和激发能量的作用。所以说，实现学术期刊产品价值最大化，对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有以SSCI为代表的“洋”索引，在我国学界一些人心里堪称“金字招牌”。在质疑声中，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在进步，在发展，现已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核心期刊要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推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等多个评价系统。但这些评价系统在学术界也屡屡被质疑。在质疑声中，必须打折扣的还应该是堪称“金字招牌”的SSCI，因为那个洋品牌的评价系统主要收录英文期刊，而非英文期刊在其中处于劣势。尽管努力要与国际接轨，那么接轨就得有一套国际通行的“轨道”标准，“仅这一点，各国及地区之间就存在较大差异；其次西方评价标准体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拿这些标准来评价我们的期刊及成果，显然不公平、不科学。而根据中国国情建立的评价体系，虽然有很多弊端，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它本身也要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总之，这种有总比没有强，终究还能起到一定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关于那“洋品牌”不是说一概否定，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也必须吸纳国际上所通行的评价体系，就当下SSCI没有国际通行标准，所以，需要中国人的参与，要反对国际上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要力争在平等通行标准下来评价中国的学术期刊，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学术期刊价值在全球的最大化。值得肯定和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评名刊名栏、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和评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等所制定的评选标准，把各种评价系统相互兼顾，长短互补，特别还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四大文摘进入量化评定标准之中。特别把在指导社会产生实际成果列入评审条件中量化加分。这样应该说是进一步完善了的评价体系。因为，学术成果是多面体的，它所产生的效益也是多方面的，这样处在多角度、多层面去看，去分析，去评价，才能全面体现出它的价值的最大化。当然，任何评价体系都有两面性。从积极方面看，评出标杆和榜样的期刊，起到了引领前进方向的旗帜作用。但是，它也给没评上的期刊设置了困难，就从高校学报来说，评上核心期刊的，稿源滚滚，没评上核心期刊的，稿源就相对枯竭了。

从而出现了“马太效应”现象，即损不足而奉有余。这样发展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但是，作为一个大学存在着，而它的学报被淘汰了，那么这个大学的科研成果一部分就投到外面大学学报期刊去发表，而大部分都没有机会发表了，这样必然影响这所大学的发展。如果把全国看作一盘棋，全面提高办刊质量，遴选标杆期刊，只应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应带动全面发展。出于这个基本点，就高校学报而言，应善于发现和开掘各学校学报的闪光点，针对不同闪光点给它一定级别的称号和相应的待遇。这样发现和点燃亮点比泯灭亮点意义要大得多。其实，这也是符合各高校的实际，因为每一个高校的存在总有它存在的价值，也就有它的学术闪光点。在学报（期刊）树标杆的同时，再保护和聚焦那些不出名的学报（期刊）的闪光点，这样全国就会星罗棋布，辉煌一片，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近些年来教育部出台了名刊名栏工程，这在学报（期刊）发展上体现的是宏观和中观规划，是否还可以考虑一下微观方面，可不可以搞个学报（期刊）名篇工程，因为作为一个大学学报，它可能不够名刊条件，也可能不够名栏条件，但它还可能有名篇文章。如果把学报评名篇文章作为一项工程出台，这不仅调动了那些不出名的学报（期刊）的积极性，也调动了那些不出名学报所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人员的学术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就能更广泛提升学报（期刊）价值品位。“枯木朽株齐努力”，实现文化强国梦，全国无论大小学报（期刊）要共同努力、自觉担当，学术期刊界要努力构建更科学的期刊评价体系，以适应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出台的名刊名栏工程有七八年了，为适应学术期刊的发展要求，名刊名栏也应动态管理，应施行优胜劣汰的制度，不能一劳永逸，评上名刊名栏就一誉终身，这是不科学的。学术期刊的标杆应在竞争中不断产生和淘汰，否则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甚至带来负面影响。我相信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和名刊名栏等评价规则将伴随学术期刊的发展会不断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