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的故事

元宵节那一天，宁夏西海固山区气温骤降，大雪纷飞。天空放晴后，我搭上班车，行进在乡间盘山公路上。

西海固的西吉县是个贫困的人口大县。在那片土地上，洋芋，即土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多数农民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能吃上一次肉或者鸡蛋。

从2010年9月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推行“营养早餐工程”，即保证学生“每人一天一个鸡蛋”，共有约37.5万名学生因此而受惠。从那以后，黄土高坡的山沟里升起的第一缕炊烟，就来自乡村学校。

检查鸡蛋皮

在贫困山区，不要小看一个鸡蛋。

距离西吉县城几十公里的西滩乡和沙沟乡都非常偏僻，盘山公路似乎没有尽头，我坐了很久的车，才到了学校。

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爱吃鸡蛋，不过“一般是家里来人了，妈妈才会炒鸡蛋”，甚至有人说“以前没吃过鸡蛋”。

在西滩乡小学，一个教一年级的老师回忆，发鸡蛋的第一天，班上的杨阳很兴奋，淘气地把整个蛋黄一口吞下去，噎住了。老师吓得半死，赶紧拍他的后背，让他吐出来。

西滩乡中心小学的米校长说，有个学生舍不得吃，把鸡蛋偷偷藏在口袋里，要拿回去给奶奶。他爸妈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就剩下祖孙俩。有一次，班主任发现了，要孩子当着她的面吃下去，说：“把鸡蛋吃了，学习好了，长大了才能孝敬奶奶。”

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于是有的小学要求回收鸡蛋皮――吃完鸡蛋，鸡蛋皮要放在课桌上，学习委员挨个回收，以确保“每个熟鸡蛋都吃进学生的肚子里”。

从宁夏教育厅的官员到乡村校长，人人都为鸡蛋神经紧张，小心翼翼。官员反复下乡调研查账，生怕几千万元的鸡蛋钱打了水漂；县、市政府招标选购鸡蛋，生怕学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乡村校长每周亲自来领取鸡蛋，生怕鸡蛋有裂缝，学校要倒贴钱；值班教师晨起煮蛋，生怕鸡蛋不能按时送进教室……

不过，这些都是大人们的事情，与孩子们无关。在夏寨村小学的教室里，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是11岁的男孩儿杨志强。他坐在我对面，小脸尖瘦，皮肤红黑，眼睛明亮，好奇又兴奋地观察着我，一点儿都不胆怯。

我问他：“你喜欢吃鸡蛋吗？”他答：“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学习差，老师说，吃鸡蛋能提高记忆力。”“你爱吃蛋白还是蛋黄？”“蛋黄，里面的东西更有营养。”“你拿过鸡蛋回家给弟弟妹妹吗？”“有，给我妹妹了。”“你给妹妹吃的是蛋白还是蛋黄？”“蛋黄，但是，有时候我想学习好一点儿，就全吃了。”

坐在杨志强旁边的男生很文静，他叫马军。我拉着他的手问：“喜欢吃鸡蛋吗？”“喜欢，但是我不能吃，吃了鸡蛋，有时候舌头就会裂开。”他伸出舌头让我看上面的裂口。“那你的鸡蛋都拿回家去了吗？”“是，给我妹妹了，我很喜欢妹妹，她一岁半了。”

我问孩子们：“老师会检查鸡蛋皮吗？”他们说：“有时候会。”还有孩子说：“老师不检查的时候，我就把鸡蛋皮藏在书桌底下。检查的时候，就拿一点儿出来，或者问同学借。”

临别时，杨志强和马军忽然提出要和我结拜，我同意了。他们很郑重地要求在黑板前合影。

最后，他们俩对着镜头说了结拜的誓言。

马军说：“我和老师结拜成姐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杨志强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亡。以后我吃蛋白，姐姐吃蛋黄。”

囚犯的女儿

离西吉县城约10公里处，是吉强镇夏寨村的中心小学。这是兰兰的母校。

兰兰今年14岁，在县城的三中念初二。她身体偏瘦，扎着一束马尾辫，穿着她妈妈纳的黑布鞋。7岁那年，跑运输的爸爸在城里酒后打伤人，被判刑10年。出事时，大弟弟东东3岁，小弟弟健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才两个月。

兰兰妈妈说，男人被抓走后，家里就她一个劳力了。2007年，夏寨村小学校长韩建国知道兰兰妈妈生活艰难，就安排她到学校给孩子们做饭。

在兰兰家采访时，我和孩子们坐在炕上。兰兰的小弟弟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个生鸡蛋，自己在炉边玩儿。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兰兰妈妈在学校管做饭，会不会把鸡蛋拿回家？我问几个孩子：“平常妈妈在家里也煮鸡蛋吗？”兰兰说：“没有。”孩子们沉默了一会儿，兰兰的堂弟狡猾地笑着说：“有呢。”话音刚落，兰兰就抬起头，用很快的语速抢着说：“没有就是没有，他不是我们家的人，怎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这时候，轮到我低头沉默了。既然谁的生活都经不起追问，又何必苛责一个贫苦的女人呢？

告辞时，我给兰兰妈妈塞了些钱，对她说：“在孩子爸爸回家前，要让兰兰每天都能吃上洋芋面，不能再吃没营养的东西了。”说完，我转身出门。

突然，有人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一个坚定、激动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头一看，是兰兰，她正注视着我，腰板挺得直直的，一种自尊逼人而来。

“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

西吉县有400多所农村中小学，近4000名乡村教师零散分布在这些学校里。在沙沟乡的大寨村小学，只有9个教师，守着村里100多个低年级学生。到了周五，校长会开着摩托车翻山过沟，把教师带到乡里，赶上中午前发车的公共汽车回县城或者邻县的家。周日下午，他们必须返校，行囊里是家里的馍馍和咸菜，这是一个星期的伙食。

25岁的韩月是沙沟乡中心小学的女教师，她有一双会笑的眼睛。她说，孩子们特别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经常有笑容。她说，两年前，刚来的时候，每到夜里两点左右总会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不是怕鬼，而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后来，她只好把80多岁的奶奶接来，陪着她过了几个月。

西滩乡小学的英语老师王雪凤，毕业5年多，是西滩乡第一个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她说，在银川上大学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的。曾经以为，毕业后，会留在城市，买房子，组建家庭，以后孩子能上幼儿园。

她也是西吉人，从小在县城长大，刚来这里时，她觉得眼前连绵成一片的黄土坡很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

她忘不了2008年的冬天，那年的雪特别大。她周末要去银川参加考试，打算将来调到城里去。清晨7点多，她在山坡下等路过的唯一一趟公共汽车。等到8点多，车终于来了，可是超载，她上不去。那个时候，看着铺天盖地的白雪，她哭了，心里发狠地想，哪怕走路也要走回县城去。

王雪凤说，她两次参加县城小学选拔教师的考试，第一次差0.2分，第二次连面试都没进去。现在她已经不再想考了，觉得在乡下的学校里，同事们之间很亲近，孩子们也需要她，也就不想再改变了。

去年元宵节，学校要求教师返校，准备开学。那个晚上，除了月亮，山沟一片漆黑寂静。她站在半山坡的校门前，忽然看到山里闪耀起一束烟花，当时她觉得很是惊喜，“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她的心里便升起一丝希望……

（摘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