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堆里这些年

登珠峰与吃顿饭，二者孰难孰易？

相信1万个人里有9999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几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吃掉无数顿饭，却未必登得上一座高山。

但作为两度登顶珠峰的创纪录者，王石看待这个问题时却意外地成为了少数派。他说：“宁登一座山，不谋一餐饭。”在他的言语背后，暗藏着哪些他未曾提及过的往事？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那是1983年，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原本以为离开部队，工作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人际关系。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睡不着觉。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的烟酒文化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

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了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儿。很多人习惯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做我们这行的，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这样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喝到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就谈不成。

最近，我正计划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而我的中层干部和一线老总，却因为应酬，个个都患上了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万科和当地官员、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不做这生意。

这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

经常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2000块钱一条。我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这就好比喝可乐，是贵的好还是便宜的好？贵的是好，但它说到底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200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烟也是这样，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听到这种想法的人，有的把这当成一句玩笑，有的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

的确，生意场上，交往应酬无法避免。要想完全按照程序把事情办好，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概率比较小。

对于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候。当时我计划买两个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儿麻烦。

当时“三五”烟是10块钱一条，我买了两条，让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我只好自己骑着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明天再说。”我临走时，他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200块钱。”

那天我一夜没睡，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200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20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400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我再去，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他在货运站看到我帮着民工卸货，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儿架子也没有，所以想有机会要帮帮我。

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为什么“绝不行贿”成为万科办事原则的原因。

求人在所难免

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寻找到正确道路的。

我还记得万科最初进行文化改造的时候，参照的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当时，我们管理层内部出现了一个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公司法”，如果我们一切都按照香港的规则去做，会不会把手脚捆死了？当周围的人还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做事时，我们不去遵守大多数人的规则，会不会被淘汰？

我当时的态度是：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也不再低三下四去行贿。

其实到现在，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手上有权力的人，你办事得通过他。他点名让你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当然得说好话！你说好话的时候，是不是违心？当然违心！

在当下，要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去触碰法律的底线。

（小司摘自《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