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制度约束 减少“寒心”事件

编者按长久以来，我们对待科研不端行为主要是依赖道德自律和社会舆论监督。诚然，预防和减少科研不端行为离不开道德内涵。但在“大科学”时代，道德约束不再是“主角”而是变成了“配角”；相反，“制度约束”成为了“主角”。预防和减少科研不端行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和健全制度约束。

科研不端行为：全世界的“公害”

目前，科研不端行为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美国卫生与福利部公共卫生与科学办公室（PHS）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在其1993~1997年部属项目涉及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4年间一共接到1000件投诉，其中68件进行了质询，150件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76件科研不端属实，平均每年近20件。2005年韩国“民族英雄”兼“首席科学家”、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利用克隆技术获得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科学家――黄禹锡――被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认定科研作假……

近年来，我国的科研不端也愈演愈烈，且范围越来越广。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问题涉及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研究实施、论文署名、成果发表、荣誉获取和分配、项目评审、科技评奖和同行评议、科研活动成果宣传等各个方面。”涉及人员的规格愈来愈高，其中不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这样高等级研究机构的“院士”。科研不端事件的程度也愈来愈过格，其胆大程度也已经超出普通想象力。

长期以来，由于科学研究工作以及科学家群体的特殊性，针对科研不端现象，我们常常是重口头预防、轻实在惩戒；重道德自觉、轻制度约束；重舆论监督、轻利益制衡。总的来说，我们对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态度是较为宽容的，而正是由于这种宽容甚至是一种纵容，最终演化成了一起起令人“寒心”的事件。

呼唤良好的制度约束

在当代“大科学”的背景下，科学研究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主观事业，而具有相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的道德选择，它也必然涉及相应的外部环境因素。如果能够设定和安排一个良好的、公平的外部环境与制度，那么我们就可能更加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科研不端行为发生。

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积累与创造，科技创新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的革命；不过，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已经扩展为一种国家、社会以及集体的行为，科技创新也被提升为一种国家、民族和集体的目标。这样，科学研究以及科研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转变为如何有效地协调两者关系，预防科研不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化为如何尽量化解两者之间的制约。在这种前提下，能不能设计一种制度环境，从而最大可能地保证主观创造性的发挥，就成为科技创新以及预防科研不端行为的关键。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放大两者之间矛盾，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在两者之间尽量寻求一种平衡，即建立和完善一套尽可能保证主观创造力的制度。例如，我国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但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能不能争取到等级高、投入多的科研项目，能不能发表高等级的科研论文，成为评价科研工作的决定性标准。如此一来，就造成形形的科研不端行为。很少有人去做创新研究，即使有人做，也因为出成果慢、跑项目少而备受冷落、不被承认。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对于真正地担当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单位来说，应该做一些制度上的创新。可以尽量地避免或者减轻项目、论文级别这样的评价标准，可以用更加有弹性和人性化的评价标准取而代之。就评价标准来说，可以试行两种标准――创新标准和普通标准。具体做法可以这样：由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依照意愿自主选择哪一种标准，并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种契约合同的方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另外，在科研成果的鉴定方面也要相应地试行两种标准、两套方案。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以依据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的不同试行两种评价标准和方案。基础科学周期长、不能够短期看到经济效益，技术研究周期短、能够很快进入市场。在投入方面，前者以国家为主、多种渠道参与，后者则以企业为主、多种渠道参与；在评价方面，前者可以走专家鉴定的传统路子，后者则主要依赖市场检验。

当然，不管是基础科学和技术研究都存在着是不是创新的问题，因此，“评价体系”也应当涵盖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创新标准。总的来说，促进科学研究以及预防科研不端行为，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需要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展开深入的调研，真正地担负起制度创新的任务，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满足科技发展与创新需要的评价体系。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现有制度

近年来，西方国家也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科研不端行为的扩大化与危害性，并且开始在制度化方面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研究与实践。尽管，我国存在自身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这需要我们走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科研不端行为制度化约束方面，西方国家的建设经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就科研不端行为自身的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且着力展开。2001年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2004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制定了《监督委员会对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并且起草了《关于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教育部制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呼吁，“加强科研职业道德建设，遏制科学技术研究中的浮躁风气和学术不良风气”；2006年中科协也启动起草《科学家行为准则》；2007年科学技术部施行《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处理办法》）……

这一系列的举措，证明我国针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化约束正在不断地完善中；然而，探索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化约束的建设道路还很长。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考虑：

首先，道德约束是不是可以规范化和制度化？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化约束不仅体现在上述方面，而且也应当尝试将道德约束纳入到其制度化体系中，而不是完全求助于道德自律和社会舆论监督。比如，西方国家虽然深刻地认识到本质上“诚实是不能被规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依赖道德自觉，而是试图尽可能将“诚实”规范化。例如，英国科学理事会把对年轻科学工作者的道德教育，看作是具体科研机构一项必备程序性工作；德国马普学会要求进入该学会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先接受良好科研实践的培训并在一些文件上签字，将道德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其次，科研不端行为的预防是不是也可以制度化？科研不端行为不能仅仅地体现为一种事后的调查和惩戒，而需要将科研不端行为的预防制度化。例如，哈佛大学通过制定措施创造一种开放研究气氛来降低不端行为发生的可能，像原始资料存储与备份、讨论研究计划和草稿、在不同场合展示研究成果等等。

最后，在科研不端行为的惩罚方面，是不是需要落实惩罚权力与责任权力的下放和引入司法？新颁布的《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对本单位承担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中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科研诚信管理机构，建立健全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科研诚信制度建设，作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的条件之一。”这的确实现了调查和处理权力的下放。权力下放意味着能够有效地从根本上对不端行为者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如果要发挥这种作用，还需要具体单位制定相应的制度并且真正落实这些制度。此外，《处理办法》中也涉及了引入司法，其中规定“科研不端行为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有关机关处理。”在科研不端行为中可能会出现侵权现象，因此，司法介入需要对侵害权利的不端行为做出相应的惩戒。在这方面，国外有些科研机构作了更为详细可行的规定。例如，德国马普学会明确了科研不端行为可能触及且适用的这样几类规范：劳动法、学术规范、民法、刑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