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将带来消费升级，家电、汽车、消费电子和高端中药消费等行业投资机会随之而来。

人均GDP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分配结构带来的差异化。不同发展模式下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差异性是较为明显的。而消费增长最终依赖的，还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及增长可持续的预期。消费增长如果没有持续的收入增速相匹配，将是缺乏基本面支撑的。

当前，我国消费增长与长期趋势存在偏离。我们预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有助于纠正这一趋势。前期消费的政策刺激主要体现在以汽车为代表的可选消费，而非立足于可支配收入，因而政策的效应边际递减。

我们认为，从“保民生”角度出发，未来政府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增加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能力；二是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三是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而当前最值得期待的，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韩改革启示

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71年和1981年，韩国分别实施“新村运动”和“三化方针”，实现经济转型，提高居民收入。

从日本和韩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两国在改革之后，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消费支出也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升。因此我们可以判断，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支出的增加是大趋势，大消费存在较多投资机会。

考察日本在居民收入上升之后的情况发现，随着经济转型开始进入大众消费的时代。经济转型使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61年的46.5％，提升到1975年的69％。收入增长的直接后果是在饮食中，牛奶、面包、啤酒、蛋肉的消费大幅增加。

中国政策渐行渐近

自2004年开始，我国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关工作后，伴随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制度就在不断的改革与调整当中。

2004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调研工作启动。

2006年1月，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2006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2006年7月，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卫生部、监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13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改委在2007年、2008年分别举行了四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学者，进一步论证和修订改革总体方案，2010年3月再次组织了内部讨论会。

2007年11月，十七大报告对“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作了重要修正：“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2008年3月1日，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1600元调高为2000元。

2008年9月18日，国务院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2009年4月29日，　《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第六条提出，加快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快推进医药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改革，改善居民支出预期和消费意愿。

2009年5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措施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009年，通过《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实施办法》，补充社保基金。

2009年，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建议》，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将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2020年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覆盖。

2010年3月14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2011年3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个税起征点有望从2000元提至3000元。

根据我们宏观组测算，若个税起征点上调，可提升平均收入增长2％，其中月收入在3000-10000元之间的人群减税效果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在2009年的收入分组结构中，年收入在25000-100000元(对应月收入在2000-9000元)的人群占比高达75％。不同收入水平下对各个品类的“收入一需求”弹性表明，随着收入的提高，各阶层消费支出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可选消费再起波澜

“消费革命”始于家用电器类耐用消费品代替以往的收音机、缝纫机、大衣柜等传统耐用消费品。以日本为例，电视机的购买在“电器化高潮”中率先增加，我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从家电产品普及率来看，未来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前景更为广阔。

我们可以观察到，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正是自1999年开始。1999年之前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统计中，以衣柜、沙发、组合家具等家具类为主，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则基本为各类家电，其中空调、家用电脑、移动电话的拥有量更是持续上升。1985-200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出现跨越式增长的商品有：高档家具、自行车、以及以彩电、冰箱为代表的大件家电商品。

2000年之后，出现跨越式增长的耐用消费品为移动电话，空调机和以微波炉、家用电脑为代表的具有高科技技术特征的新型家用电器。从当前的普及率数据来看，未来城镇居民在家用电脑、家用汽车的消费上仍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农村居民在过去20年间的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也同样出现较大的变化，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为彩电、移动电话、普通电话与摩托车。从当前的普及率数据来看，未来农村居民在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照相机以及家用电脑的消费上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高端中医药消费需求显现

当前，供需失衡使中医医疗服务出现高端化趋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民国初年，我国中医达80万人，1949年为50万人，近三年来稳定在27万人左右，中医师数量相比建国初期下降明显。而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医疗消费需求正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据统计，2008年覆盖全国的3165所中医院的门诊量占到全国门诊量的1／5，并保持稳定增长。

一边是日益增长的中医治疗服务需求，一边是中医诊疗资源，特别是中医专家资源的迟滞发展，供需的不平衡使中医医疗服务资源紧张，限制专家号挂号数量，提高专家号挂号费成为许多中医医疗机构的选择。而消费能力的分化致使中医医疗服务市场出现高端化特征。

不难发现，名贵中药材开始迈入高端消费行列。随着中医药经济的蓬勃发展、植物药需求高速增长，我国中药材资源的日益紧缺，同时，过度无序开采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导致中药材资源质量性紧缺，野生资源逐年减少，中药材价格逐年走高。

以三七120头规格为例，近年价格走势一直上扬，而且价格每一次上涨后，几乎就不会出现回落。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逐渐关注，名贵中药材的养生保健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名贵中药材和中成药的动植物原料资源日渐匮乏，其身价也随之不断上涨。诸如蟾酥、鹿茸、麝香等药材售价都已逼近或超过每公斤万元大关，冬虫夏草售价超过10；5-元，名贵中药材迈入了高端消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