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力建设的途径探寻

以成因作为司法能力建设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应当把司法管理、司法技术和司法保障三个方面作为司法能力建设的重心。一是法院管理能力建设。如何有效对法院进行管理是法官领导者们一直思索但又永无唯一答案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对法院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并回头予以回顾、梳理和总结的当下,提升司法能力,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定纷止争是法院管理的基本指导方针。对此,笔者认为,从管理者角度来说,协调内外关系、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设计科学的上下流动通道是至关重要的。法院既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体,又是置于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之下的一个子系统,形成内外融洽关系,对于法院而言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对外,一个法院要尽可能地在坚持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处理好党、人大以及政府的关系,要变干预为支持、变非议为理解,推动法院工作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内要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对于影响法官独立裁判的行为坚决抵制,成为法官依法裁判的坚强后盾。[2]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一方面要破除法院内部管理的行政性思维,精简法院内部管理机构,以确保司法资源真正向审判、执行工作转移。另一方面,要在法院内部形成合理的梯队建设,尤其是做好新老法官之间的传帮带工作,以解决法官队伍之间的断代、断层现象,确保即使出现法官离职、离岗也不会影响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科学的上下流动通道要解决的是法官个人的发展空间问题。人的行为总是与一定的利益相关的。可以说,利益既决定着人的行为选择方式,也影响着人的行为选择的稳定性和强度。“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2](P175)而在权力体制范围内,其物质利益往往与其岗位、职务、职级等直接挂钩。不仅如此,退休之后的物质利益也得依赖于退休前的职称、职务、职级,因此,法官的向上通道实际上就是其当前以及将来物质利益的保障机制。如果向上流动的渠道非常狭窄甚至不通,那么法官选择从事诸如律师、法律顾问等其他行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据报道,一般情况下,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被招录到法院之后,要先做一到两年的书记员,提拔成助理审判员才可办案。再经过两到三年的助理审判员经历,才能提拔为审判员。这之后,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的职业上升空间基本没了,除去极少数法官会被提拔为副庭长、庭长,或者上级法院遴选中,基本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审案、办案,其他的职业空间少之又少。而法官的待遇与法官的职级密切相关,即使是骨干法官,如果职级没有提升,那么待遇也同样不会有变化。二是司法技术能力建设。在司法技术能力中,首要的是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法官的职能之一在于把法律运用于具体案件,从而对案件做出处理,因此,如何理解法律决定了他如何处理案件。按照法理学的一般理论,法律是由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构成的。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对法律概念、法律规则的理解一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当涉及到法律原则问题时,其含义往往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法官能够把规则、原则结合到立法背景中、结合到整部法律的基本价值功能中去考量。在这个意义上,适用法律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将法律运用到具体案件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创造性地理解法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融入了法官的法律知识、逻辑技巧乃至生活智慧。其次是法律文书的制作能力。在过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法律文书的写作有基本的套路和模式,它应当是司法能力中最不需要关注的一环,但调研中所显示出来的情况则并非如此。例如,某法院试图完全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但内部反对声音较大,所以最后只是有限度的公开。因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实证在于扩大了作为影响判决结果的“当事人”的范围。在未公开之前,裁判文书的对象似乎只有案件的当事人,但公开之后,由当事人扩展至社会的一般民众,并由后者对前者提供了有力支援。[13]裁判文书所体现出来的判决依据、事实认定、证立理由以及结论,将不受时空限制地被人反复评判,在此过程中,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被逐渐得到确证。最后,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点是裁判文书的执行能力。实践证明,我国目前的执行体制是存在较大问题的,无法满足现实的司法需求。目前,我国有论者提出的“联动司法”模式即是法学理论知识与政治智慧相结合的产物。联动司法的基本要素包括党的领导、人大的支持与政府的配合,[7]而从实际情况来分析,一个执行案件如果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也许,有人会批评,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与我国权力配置体制相关,但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权力配置体制是否合理只能在一国传统和政治实践中才能判断。在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确形成了法院应当解决但又无法解决的难题,法院寻求系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不失为一种合理选择。例如,对生活确有困难的申请执行人的司法救助;对于于法无据、但于情有理的涉诉 的司法救助,等等,如果没有政府财力的支持,法院是无法完成的。再需强调的是,司法只是国家权力中的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消极力量,在执行中如对被执行车辆的跟踪与搜索、对被执行财产的冻结等等,都需要其他国家权力的配合。三是司法保障建设。在司法保障建设中,编制问题是首当其冲的。各地党委和政府在确立新的编制时,要结合法院近年来受案数量重新核定法院应然的编制数量,逐渐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建立法院编制核准制度,留足一定的空余编制,杜绝有空编就进人的问题,同时也为选拨人才、优化法官结构腾出空间,实现由以往的单纯数量管控向根据任务需求变化的动态调控转变。其二,法官的保障制度。在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重视法律保障制度的发展,迄今已形成了一整套与法官身份和薪酬相关的制度体系。在身份上,强调其稳定性,法官一经任命,就不得被随意免职、转职、更换岗位,其目的在于免除法官不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14]在经济上,高薪是其中的关键词,因为通过高薪制度,为法官把精力和心思放到法院工作提供了条件。在我国,尽管《法官法》缺了法官保障制度,对法官的保障仍沿用以往的公务员体系的做法,法官并没有从其中独立出来予以特别规定。对法官给予不同于一般公务员的体系性保障,应是未来的出路。其三,经费保障。无论是满足基本的办公要求实现,还是强化法院的软件建设,都离不开经费保障,但地方财政基于各种原因,法院经费的投入并不理想,仍有一些法院存在办公场所不够、出差经费需临时筹措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穷地区尤为突出。对此,笔者设想,可以考虑法院经费不与同级财政挂钩,而改由省级财政统一拨发的办法,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经济发展不均衡对法院工作带来的影响。其四,思想政治保障。在物质保障、身份保障进一步完善的同时,思想政治保障也不能忽视。法官的思想道德要求应融入遴选、晋升、考核制度之中,作为入门和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指标。另外,要求法官恪守职业道德,以“不愿为”“不能为”为核心,形成外在防范与自我约束一体的制约和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