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晋速亡的主要原因

【摘 要】西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在公元316年为“五胡乱华”其中之一的匈奴人所灭，但本文认为这是导致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需从西晋内部力量的腐朽说起，士族阶层作为西晋建国的中流砥柱，在建国之后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特权，而正是这些特权逐渐腐蚀了西晋这个国家健康的机理。最终，在“五胡乱华”之际，西晋的建国者——士族，这些已经被各种特权和安逸生活惯坏的阶层，却再也无法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了。

【关键词】西晋灭亡；士族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316年，匈奴族刘渊建立汉国灭晋，西晋只有51年的寿命，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朝以来又一个短命的大一统王朝。司马氏父子兄弟数十年经营，可谓苦心；晋武帝一统华夏，可谓威武。如此苦心建立的威武天朝竟然短命而亡，令人在惋惜之余不禁会问道：西晋究竟为何而亡？

尽管西晋之前的秦朝和之后的隋朝也属于短祚，但是，因为在这两个王朝之后分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汉、唐盛世，古今以来，对其速亡原因进行总结的人可谓是不可胜数，而西晋则不然，在这个王朝的身前身后我国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分裂，所以，它的速亡，向来不大为人关注。

对于西晋之速亡的主要原因，人们一般有两种看法：即“外因说”和“内因说”。”外因说”认为是西晋速亡是五胡乱华，民族矛盾激化的恶果。因为自氐族人李特率流民在巴蜀起义，再经匈奴人刘渊举事，十几年的混战后，长安、洛阳相继陷落，西晋是被匈奴人建立的“汉国”灭亡的，毕竟是不容更改的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古语又云：“人必自侮，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人毁之；国必自伐，而人伐之。”同理，一个政权，如果内部稳定，敌对者是不大容易从外面攻入的。反之，如果一个政权内部自相残杀，又有外力乘虚而入的话，可不费吹灰之力，迅速致乱于灭亡的境地。匈奴刘渊建立的汉国灭晋，不就是一个例子吗？所以，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还得从它自身找起。

就西晋灭亡的内部原因而言，主要集中在继承人所立非人和八王之乱等问题上，司马衷的愚昧使得皇权衰微，所谓“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皇帝的威严扫地以尽，于是，那些潜伏已久的政治危机很快就十分露骨的表现出来了，八王之乱不正是发生在“武皇既崩，山陵未乾”的时刻吗？统治集团内部的长期争纷使得西晋国力急剧下降，给少数民族以可乘之机，最终导致西晋的灭亡。这种观点也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很显然，它忽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士族的作用。既然“士族”是研究这一时期一切历史现象的灵魂所在，那么，我想， 在西晋灭亡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中，“士族”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西晋王朝是在士族门阀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司马氏篡魏建晋的过程中，曹魏的士族官僚一个个或卖身投靠，或屈身折节，纷纷投入了司马氏的怀抱。例如尚书令贾充，还有冒死独赴曹爽之丧的荀勖与儒林丈人裴秀，文籍先生王忱等，都成为了司马氏的死党，晋武帝的心腹人物。就连优游于权臣之间的卫瓘和长期不仕的山涛最终也见风使舵了，甚至一向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的阮籍，也一反消极避世的姿态，低头折腰，为司马昭称晋公写了劝进表。上述这些人大多都曾是曹魏的重臣，转眼之间就背弃故主，成为了西晋的开国元勋。难怪清朝人赵翼会有这样的评价：“盖自汉魏以来，胜国之臣即为新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 i。

付出总是期待着回报的，正因为士族是司马氏篡魏的大力支持者，所以司马氏在建立政权之后，一改之前曹魏镇压打击士族的局面，对这一群体是大加笼络，司马氏的绝大部分的治国措施都维护着这一阶层的利益，但是这种笼络和维护的结果却是以牺牲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有的统治强度和力度为代价的，而这也为西晋的速亡埋下了隐患。

首先，在经济方面，魏景元五年，司马昭颁布了五等爵制，一改曹魏不以尺土与人得政策，把土地和人口分封给有功的朝臣，骑督以上受封者就达六百余人，这极大的迎合了士族门阀主张地方分权的愿望； ii在晋代魏后，又在法律上承认了允许豪强分割户口的荫庇制，这使得西晋国家所占有的劳动力数量大量减少，削减了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和财政收入；另外，西晋还在公卿士族不遵法度，公开进行土地兼并的条件下实行了占田制，其结果就是进一步便利了豪强士族的兼并活动，使劳动力（农民）和生产资料（土地）被迫分离，造成了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民，这就直接导致了西晋末年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也给西晋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一击。

其次，在选官制度方面，西晋承袭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此为入仕途径，但中正官由士族把持。做官逐渐成为了士族的特权，他们极力的排斥庶族入仕，庶族很难进入被士族垄断的统治机构，只好发出“官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无奈慨叹。这样一来，士族和庶族之间有了日益严格的界限，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有公门，卿有卿门” iii的门阀政治局面。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使西晋的政治把持在了士族这样一个狭窄且发展的还不尽完美（与东晋相比）阶层手中，使越来越多的被统治者如流民、少数民族站在了它对立面，正所谓，“奸人并起，万民离叛”，这不得不说是西晋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在家国观念上，西晋士族以振兴家族为己任，视国家兴亡于己无关，他们与中央朝廷有着较强的离心力，而这也是西晋短祚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由于在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的这一幕幕的禅代闹剧中，士族官僚不仅锻炼了他们看风使舵的洞察力，同时也冲淡了他们的君臣观念，疏远了他们与国家政权的感情。“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于己，且转为迁官受赏之资”。另外，当时的选官制度也决定了士族只要是世代高门，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他们都可以保全禄位。因此，西晋士族很少有鼓励他们的家族子弟为国尽忠的，他们告诫子弟的都是如何使家族兴盛的道理。正是西晋士族的这种在国家兴盛时，就追名逐利，祖尚浮华，在国家衰落时，就不恤国难，另谋出路的风气，严重地腐蚀了西晋国家的政治机体，涣散了朝廷官员的抗敌意志，使西晋朝廷在胡人兵临城下时脆弱无能，不堪一击。

西晋士族官僚消极无为的态度对于西晋的灭亡应负很大的责任，就以西晋太尉王衍为例，八王之乱中，晋惠帝受尽了，王衍却只思自全之计，朝中的士族官员也都想着如何才能保全家生，置晋惠帝于不顾。永嘉之乱时，身为太尉的王衍本应责无旁贷的担起统军之责，但他却不敢担任元帅之职，最后被石勒打败。被俘后，他又谄媚石勒称帝以求苟活偷生，西晋三公的尊严就这样被他丢尽了。而王衍这样一个趋炎附势，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在西晋一朝竟然也能身居重任，并且成为士族们仰慕仿效的楷模，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假如当时真有肩负重任的能臣出来控制局势，乱事也发展到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iv。这是王衍临死前的一段自我反省。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士族的浮华和无为葬送了西晋王朝和他自己。

综上所述，士族虽是西晋建国的支持者和西晋治国的受益者，但更是西晋王朝的葬送者。西晋速亡的原因在于——成也士族，败也士族。

注释：

i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76《六朝忠臣无殉节者》

ii [唐]房玄龄《晋书》卷35《裴秀传》

iii [唐]房玄龄《晋书》卷29《王沈传》

iv [唐]房玄龄《晋书》卷43《王衍传》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吕思勉.两晋南北期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