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死之孝

摘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故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皆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之一。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却突破了传统矫揉造作的封建礼数,表现出了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其典型表现就是:生孝和死孝。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生孝;死孝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06-02

孝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讲,孝是个人思想意识与国家制度规范的综合产物,他是被儒家学派和统治者升华、外延的封建伦理道德。从狭义上讲,孝注重的是个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矫揉造作的封建礼数,他是人类血缘之间子女对父母长辈的自然亲情。孔子讲:“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朝历代的孝观念、孝意识与孝规范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个性鲜明特征,其中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更为特征鲜明、别具真情。

孝的表达方式,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生孝,一是死孝。生孝既可以指父母尚在人世时,给与父母以物质、精神满足,使父母尽享人间之乐;亦可以指在父母亡故之后,子女们严格按照礼仪规范,遵守丧葬礼仪为父母守孝并不毁伤身体。与生孝相对,死孝也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父母在世时,子女或许没有给予其物质、精神满足,但在父母亡故之后,子女们按照礼制,设立宗祠并按时进行祭祀;其二,父母亡故后,子女们竭尽哀伤之情,甚至逾越礼制,哀毁几至于死。不管是生孝,还是死孝,他们既有着人类文明的缩影,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不休、社会不安,但在乱世之中却也继承发展着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就是生死之孝的基因表现。

一、不拘礼节,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魏晋时期的王戎可谓死孝的典型。《晋书・王戎传》记载:王戎、和峤同遭大丧,王戎“不拘礼制,饮酒

食肉,或观弈棋”,和峤“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一个规规矩矩、一个放荡不羁,看似和峤乃是大孝之人,王戎实为不孝之子,但时人刘毅却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晋武帝)不应忧峤,而应忧戎。”此处,刘毅道出了什么才是真正令人敬畏的孝,什么才是人们所应敬重的孝,那就是死孝。

同在这一时期,阮籍也表现出了异样的孝行为。《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孝经・丧亲章》讲:“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要是按此之说,阮籍在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后,仍然无动于衷,甚至在将葬之时食肉饮酒,给人一种大逆不道、不孝子孙之感。但是,谁又能够真正理解他此时心中的大悲大痛之情呢?他是从心灵深处伤痛,他把内心的痛楚深深埋藏于心底。阮籍“吐血数升”,这吐的不仅是鲜血,更是阮籍对母亲的大爱大孝之情。王戎、阮籍这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举动,岂能不令世人感慨万千,为之凄切难耐?他们自舒情怀,慷慨真切,全无腐儒之味;他们大爱大孝,畅快淋漓,全无矫揉造作之举,这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才是孝的永恒主题。

南朝宋有一人叫余齐民,因为在外为官,所以未见其父最后一面。回乡后,余齐民“号踊恸绝,良久乃苏”,当耳闻其父遗言是“恨不见汝”时,余齐民“号叫殡所,须臾便绝”(《宋书・孝义传》)。余齐民痛不欲生,结果哀毁致死,这着实令人惋惜,但是他的哀毁悲痛之举却令世人感慨难忘。

二、丁忧过礼,情真意切的哀毁之情

《孝经・丧亲章》讲:“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它提倡的是丁忧适度,死不伤生,按礼而行。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各个阶层的民众,因为哀痛至极而表现出了许多擗踊毁瘠、哀毁过礼的生死之举。北魏时的仓跋因丧母而“水浆不入口五日,吐血数升,居忧毁瘠”。同时期的张升在父丧之后“饮水绝盐,哀毁过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发落殆尽”;李显达因父丧而“水浆不入口七日,鬓发堕落,形体枯悴。六年庐于墓侧,哭不绝声,殆于灭性”;荆可因母丧而“水浆不入口三日,悲号擗踊,绝而后苏者数四。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昼夜悲哭,负土成坟,蓬发不栉,菜食饮水而已。”(《北史・孝行传》)。北魏政权倡导以“孝”治天下,因而出现了较多的孝子孝孙,但这不仅仅是政策政令的引导作用,更是文化传统的基因体现。正是因为对亲人的大爱大孝,“三日而食”“毁不灭性”“丧不过三年”的封建礼数开始被时人所忘却,而是更加注重自然之情的流露,因此也就有了特定时期不以礼法为准绳的逾礼之孝。

《宋书・孝义传》记载:南朝宋的子原平侍奉双亲有始有终、感人至深,其“父抱笃疾弥年,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又未尝睡卧。父亡,哭踊恸绝,数日方苏。”“父丧既终,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父服除后,不复食鱼肉。”丧亲之痛,改变了子原平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这不但是生孝,更是死孝的典型。时人郭世道在其继母“服除后,哀戚思慕,终身如丧者,以为追远之思,无时去心,故未尝释衣。”刘瑜在母丧之后“三年不进盐酪,号泣昼夜不绝声。……服除后,二十余年布衣蔬食,言辄流涕。常居墓侧,未尝暂违。”生人已逝,活人依然哀思常念,守制终生,这有违儒家的“丧不过三年”,却无违人间的至真至孝。因而,儒家的丧亲礼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威严,人们更讲求的是怎样才能酣畅淋漓的抒发自己的哀思之情,而不仅仅是为丧葬礼仪而尽孝。

三、守制尽礼,丧祭之举的别样思考

两汉时期举孝廉而为官的择官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欺世盗名之徒的出现。《后汉书・陈王列传》记载:有一平民赵宣,时人称孝,葬亲之后“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郡内之人把其推荐给乐安太守陈蕃,陈蕃调查之后发现赵宣的五个子女都是在服丧期间所生,于是陈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及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因此,赵宣不但没有被举用,而且因此而获罪。陈蕃从传统丧葬礼仪考虑作出决断而治罪赵宣,即使在今日看来其举动依然合情合理。赵宣在墓室之中行服二十余年,其行为值得肯定;但是在墓室之中生有五子,与日常无异,这不是尽孝,而是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更是对父母的污辱与亵渎。由此可以窥知在东汉时期,人们对于丧葬礼制还是相当重视的,至少在统治阶级上层还是倡导和遵循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死之孝乃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首先是政策政令的引导作用。自西汉至北魏,孝廉始终作为评价一个人能否为官的标准之一,这就使得世人把孝看的极为重要,因为她不仅是孝自觉,也是孝政策,其既有政治需要却也不乏人性的自然表达。其次,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权林立使得一些清谈玄远、放荡不羁的贤人达士,不齿于和谋权篡位、冠冕堂皇的伪君子为伍。因此,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把放荡不羁、任情自然作为自己的处世态度,并尽可能的释放自己心中的郁闷与不快。王戎、阮籍的居丧之举,既有真情的自然流露,同样也有着愤世嫉俗的幽怨之气,这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再次,文化传统的观念、习惯、精神、品格等的惯性发挥,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生死之孝的渊源所在。中国自古就有重孝的传统,比如王祥卧冰、丁兰刻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宣扬,使人们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孝意识、孝行为。最后,中国自古就有重生恶死的人生生死观,加之两汉之际佛教生死轮回观念的传入,使得对死者的隆重祭奠、终极关怀更加成为了生人的必需之务,这既是生者的责任所在,也是死者的福祉源泉。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会产生如此之多的生死之孝,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发挥和新陈代谢(重真情,轻礼教;重家族,轻朝廷)是有很大关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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