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贺昌群的魏晋玄学兴起研究

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文学史家。贺先生虽然出生贫苦，在校求学时间也不是很长，可是终其一生严以律己，治学笃实、勤奋、严谨，涉猎广泛，成果丰硕。在宋元戏曲、中外交通史、敦煌学、简帛学、汉唐土地制度等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代表作有《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魏晋南北朝史初稿》、《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等。

在继鲁迅、汤用彤、陈寅恪等大家之后，作为后起之秀的贺昌群先生又是一位对于魏晋玄学有着精深研究的学人。贺先生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不啻为此领域的一部经典之著。下面笔者将着重来分析与思考一下贺先生在魏晋玄学兴起方面的研究，主要的文本依据是贺先生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一、从汉魏间学术流变的基础上谈玄学之兴起

众所周知，一种思潮的形成，绝非凭空而生，而是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渊源和学术渊源的。贺先生认为：“每一时代皆有其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之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继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一部分，复增入其他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贺先生依照此番宏论，开展了其对于魏晋玄学之学术的内在学术理路的探讨。

首先，外来方术之兴起。方术之谓，在我国的历史上是源远流长的，但是直到战国时期，方术在东方的齐国和燕国才有大规模的发展，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当时的代表人物，当首推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后来，六国虽然被来自西方的强秦所灭，但是东方之方术，却未因此而湮没，相反却得到了专制帝王的崇信与宏扬，声势越来越强，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有秦皇，接着是汉武，后又有东汉光武的“图谶天下”，真是一波更甚一波。但是在此不得不要求强调的是，在东汉中叶以前所谓的方术都是我国所自产，虽然有阴阳、推步、图谶、纬侯等内学和风角、遁甲、望云、省气、验察、妖祥等之余波。也产生了任文公、郭宪、高荻等方术名家。

后来张骞出使西域，东西交通渐开，而且日趋频繁，中土在与西域进行军事和经济的交往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以佛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的交流。而对于佛教初入中土，人们多不能知晓其为何物。于是乎，就是把佛教等同于中国的方术而已。后随着理解得让深入，接着又把其和黄老相比附理解。因此可以说，贺先生所谓的方术就是所谓的佛教。但佛教并非只是一种宗教而已，她的包罗的内容的是极其丰富的。伴随着佛教，印度的一些精湛的医术和医药也一同被裹挟进来。而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寒食散，后魏晋清谈家多有服食。故可言之，外来方术这输入，主要是指佛家，一方面为其带来新的思想，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物质：寒食散。观其他家对于魏晋玄学的论述，都无对寒食散来自西域的论述。此乃贺先生所独自发现，委实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其次，诸子学之重光。思想要想保持活力，一方面固然要从外部来吸收养料，另外一方面又要在旧有的东西中进行重新的发掘。战国之末，诸子百家，虽然有着相互的融合，有着走向大融合的趋势，但是终于没有成为现实。后来汉武帝依靠自己的强力，强定儒家为一尊。其他诸家虽然没有遭到禁止，但是因为失去了利禄之诱惑，故治其学之人，也越来越少，几乎成为绝学。汉武帝之文化专制，玩整齐划一，固然有利于社会之安定和国家之一统，但是终究是窒息了学术的活力。诸腐儒，严守家法，一味的搞名物训诂，不免支离破碎，让人生厌。既不可以满足才智之士对于精深的思想的追求，也满足不了治国用兵之需要。社会太平之时，或还可以。一旦板荡，当必然被人们所抛弃。东汉中叶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越来越严重，这种所谓的儒学，也变得越来越不切合实际。故贺先生有云：“古今一切学术思想之创立，政治革命之鼓吹，莫不凭借过去，以推进现实，前者谓之托古，后者谓之改制。汉晋间诸子学之重光，正所以促进其时代思想之解放。”此话的意思是，因为东汉中期以来社会板荡，人们对于那迂腐不堪的儒学的失去兴趣和信心，从而再次拿起先前的学术，以救时弊，以安慰人心。同时，此固然再次冲击人对于儒学的信仰，大大地有利于思想的解放，从而为魏晋的玄学之兴起创造良好的思想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东汉大儒马融为为开始，标举老、庄合一；曹操对于法术的爱好及对于刑名的看重等；还有曹丕博贯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等。

最后，《易》、《老》、《庄》三玄在汉魏之流变。清谈，玄学之关键在《易》、《老》、《庄》等三书。如果要研究玄学，不论述当时人们对于这三本书的看法的流变，那未免是隔靴搔痒，流于表面，贻笑大方。《周易》本是占卜之书，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儒家多发挥其义理而不再注重其所谓的占卜。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和荀子。汉初，诸家也多继承了这样的优良的传统。但西汉中叶以来，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泛滥。《易》一书，又开始变得糜烂不堪，充满了迷信，以象数为宗。后虽有马融、郑玄等大家为之，但依旧局限于象数的窠臼之中。三国之时，少年王弼，一扫汉以来象数之学，专以义理玄言发挥之，独明本体，而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让当时之人为之一震，多宗之。王弼之路，后人从之，玄风由此而起。

至于《老子》，此书成书多有蹊跷。但是大约可言之，其主要内容是完成于秦汉之前的。此书对于两汉四百年的影响，归纳言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汉初及武帝初年，考虑到天下的凋敝，统治者崇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国，占据重要地位。后武帝以儒术取而代之。“讫于东汉，《老子》一书，所以明吉凶祸福体咎生死之理，乃与《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变之说相结合，流行于士大夫之间。”足见此书对于社会精英的思想影响之大。汉末，以为张陵、张角、张鲁等人所利用，从而又称为了道教的经典，于下层民众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后东汉从马融开始，诸家又掀起了注解《老子》的狂潮。因为《庄子》的诸多思想与《老子》相似或相通，当时人们便把老、庄并举。后因社会之板荡，思想之危机，《易》、《老》、《庄》三书，渐渐在士大夫之间和民间广为流传，为清谈之兴起、玄学之兴旺奠定了学术的基础。

要之，在外来思想之输入，旧学之再被重视，还有核心文本“三玄”的形成，清谈这之风将渐起，玄学之时代的到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从魏晋之政谈清谈之起

清谈的兴起，玄学的肇兴，固然有着其内在的学理依据，但是社会环境的对其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贺先生认为，清谈的兴起，一方面是承两汉学术演变的内在理路，一方面也和汉魏晋之动乱社会现状和残暴的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关联。

至于动乱的社会环境，回顾历史，大家都在知晓这样的一个事实，东汉从中期开始，由于外戚和宦官的交替专权，使得内忧外患越来越重。后黄巾起义，东汉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于是，各路豪强也纷纷兴起，割据一方，你争我夺，文教毁弃，生灵涂炭。此一方面，使得那无聊的神学目的论的今文经学失去了人心，逐渐废弃。另外一面也是使得儒家严肃的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因为无安定的环境和无法起到安慰人心、应对时局的作用，从而被人们所抛弃。儒学的衰落，是时代之作用。作为繁琐、不够实用的儒学的衰落，自然使得人们开始崇尚简易玄远的老庄之学。老庄之学渐渐成为当时人们衷心的显学，时人趋之若鹜。

至于残暴之政治。贺先生认为“魏晋之局，承三国群雄割据之后，用人举士，犹多重才力，不计年齿，此风自曹操之时而始。”显而易见，若想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求得政权的生存，每一个小政权不得不放弃迂阔的儒家的道德标准而采用唯才是举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但是通过此法所选的人才，多为权术之士，有着真才实学，而非迂腐不堪的道德之士，不是很容易为那些自诩自大的诸侯王者所服。也因此贺先生认为：“盖权术之极，必至忌才，而才智之士，固知所以逃也。逃之何所，曰遗落世事，逍遥自足，恬退守静……”无怪乎若贺先生所云：“实由曹操以后专擅权术之政治促称之，此中古史上政治风气之一巨变也。”因为专权，极力残害有才能之人，自然使得那些聪明人士，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用心研读正和他们心意的老庄道家之学。

总之，贺先生于近八十年前，对于魏晋玄学的兴起的研究，实在是见解独到，很是让我辈后学受益。贺先生开篇立论，从两个大方面来论述魏晋玄学兴起的原因。其一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来谈论，其二是从魏晋社会之政治来谈论。对于前者，贺先生又分为外来方术、诸子学之重光、“三玄”在汉魏之流变等来了论述之，从而让我们可以更加明了汉以来学术的演变及如何开出玄学之果。对于后者，贺先生又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其大前提是时局的动荡，一是儒学衰落，老庄受到追捧；二是残暴之权术政治，使得才智之士，为求自保，多退守玄远主静的老庄之学。两大方面这共同作用，终于有了玄学的兴起。

但笔者在最后也想谈一谈自己的浅薄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其一，贺先生在论述清谈兴起的之时，行文给人有混乱之感，行文旁逸斜出，不免支离破碎，实在不够严谨、不够系统。如在论述关于兴起的背景第二个方面(魏晋之政)时，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又绕回到对于背景第一个方面（汉魏间学术的流变）的论述等。此或不足以批评之，因为民国之时中国的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未形成。学者在写论文时，未免有犯古人为散文的一样的东拉西扯的毛病。但是笔者以为作为后学，当力图避免这样的不足，而应当尽量是论文严谨、系统，使人一目了然。

其二，笔者以为贺先生在论述魏晋玄学兴起之时，没有注意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实在是大有不足。也就是玄风之起，其根本或不在于当时之哲学本体的转变，而是在于方法和形式的转变。研究玄学的核心人群是士大夫，而对于士大夫的根本信仰依旧是儒家伦理。他们选择玄学、研究玄学只是对于论证其儒家伦理的方法的转变，也就是抛弃阴阳五行的论证模式，而不是彻底地抛弃儒学，遁入玄学。不可否认，当时有一些人在援道入儒的之时，渐渐地偏离了儒家，甚至彻底的抛弃儒家。但那毕竟是属于支流，在整个社会起着主导性的还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但不可否贺先生于近八十年前，以近乎开创性的研究，实在居功甚伟，大大有益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