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禁忌语的动态变化研究

摘 要：禁忌语在不同文化中表现的方式是不同的，正是它的不同性让交际中的人常常忽略它，造成交际困扰。因此，为了改善交际环境，对禁忌语的探索很有必要。探索禁忌语需要从语用学角度，实际来研究，另外更需要对夸文化交际活动中禁忌语的动态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探索目的在于减少乃至尽可能地消除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因缺乏对禁忌语的相关知识的了解而造成的交际障碍，进而使得交际双方减少误解，增进了解，最终确保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禁忌语；跨文化交际；动态变化

[中图分类号]H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6426（2013）01-022-05

引 言

本文旨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以相关的语境理论为依托，对跨文化交际中的禁忌语动态差异进行尝试性的研究，以有助于跨文化背景下交际活动的顺利有效进行。禁忌语作为文化差异的产物一直被认为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最活跃的因素之一。随着语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禁忌语的内涵和外延在语义上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禁忌现象的多变性是导致跨文化交际活动“休克”的直接原因之一。禁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因而遭受的禁忌程度也有所不同。对于甲文化是禁忌的东西在乙文化中就未必遭到禁忌；同样，在乙文化中备受禁忌的话题在甲文化中可能就不怎么遭到禁忌，甚至是非常安全的交际语料。即便在同种文化形态下，禁忌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文化背景相同的甲乙两个交际者也可能由于紧急问题而出现交际障碍乃至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无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失败，还是同种文化条件下的交际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缺乏对对方的禁忌话题有所了解而造成的。因此，要想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实现，研究掌握一定的禁忌问题的知识至关重要。所谓“入国问禁，入境问讳，入乡问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来讲，禁忌语一经产生便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遵守它；二是违反它。两者都可以引起禁忌语的动态变化。因此，本文就这两条路引起的禁忌语动态变化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

一、相关研究的语用学理论基础

禁忌现象的变化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要对禁忌语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就离不开一定的交际语境。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以下列语境理论为依托：Sarbough的跨文化语境理论；Firth的语境理论；Lyons的理论。

（一）Sarbaugh 的跨文化语境理论

为了实现跨文化背景下的顺利沟通，Lawrence E. Sarbaugh 基于其交际理论和研究提出了十八条交际原则并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环境中。这些原则的应用须考虑的有：交际者的人数，交际渠道，交际码系统，交际角色期待以及交际者之间的关系。Sarbaugh的理论极大地方便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和沟通（Jean M. Civikly， 198：295-274）。

（二）Firth的语境理论

J.R.Firth作为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进一步发展了Malinowski的理论。 他认为语义存在于语境当中（Eggins：1994）。Firth对于语境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语言的应用和语境，特别是与情景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学会如何讲对方所讲的一个过程（Eggins：1994）。其次，情景语境包括诸多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际。Firth因此提出了影响语言运用的一些因素（Firth：1957）。

（三）Lyons的理论

Lyons认为语境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它的组成成分则是语言学家从具体的语境中提取来的罢了，而这些成分从系统的角度影响着交际者语言的形式、意义以及是否得体等。交际者本身的语言应用能力直接决定着相关语言的得体程度。因此Lyons超越逻辑和语言应用的一般原则之外大胆地归纳总结出了六种语境知识：角色和地位，空间和时间的方式、正式程度、媒体、恰当的主题和恰当的语域（Lyons， 1977a：574）。

二 、禁忌语的动态变化研究

常规情况下，人们对禁忌语的态度首先是遵守，所谓“入乡随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遵守禁忌所引起的禁忌语的动态变化是指一种禁忌现象由于其使用者故意违反而直接完成了由禁忌向非禁忌的转变。这种变换一方面体现了交际双方人际关系的亲昵和融洽。例如：一位妻子，假如她平时与丈夫相亲相爱，可以对她的丈夫这样说：你这个死鬼！滚哪去了？“死鬼”、“滚”在一般情况下被人问是冒犯他人的。因而应在禁忌之列。但是此言处于这位妻子之口，则并没有冒犯其丈夫之意；相反，它更能够反映出夫妻关系的亲密程度。另一方面，这种线性变化还可以显示交际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敌视和愤恨。例如：一位彻头彻尾的贪官污吏最忌讳被人称他为贪官。因此像“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字眼 对于他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禁忌语。而老百姓为了表示对他的愤恨，往往公开地犯他的忌，当中斥责他――“你贪污，你腐化堕落，你罪有应得。”这种禁忌语的动态变化特征可以体现在各种语境当中，特别是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中。

（一）社会语境中禁忌语的动态变化

社会中语言的实际运用其实就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Mey， J， 1993：286）。简言之，如果脱离开社会的存在，那么语言研究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至少是很困难的。一个从事语言动态变化的语言学家应该描述生活在社会中个体是如何使用语言的，或是维护语言的本质（何自然，1997：147-148）。

像所有语言形式一样，禁忌语在社会中也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我国建国之初，较之解放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解放前正式的称呼如：

先生、小姐、太太、少爷、公子等都变成了禁忌语，因为这些称呼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旧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等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最流行的相关称呼则被同志所取代。在那个年代，先生、小姐、太太、少爷、公子都是中国社会所禁忌的。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社会环境中的方方面面又一次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语言的发展变化也在所难免。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词汇大量涌现，如：合资企业、优惠政策、顾客至上、提高利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等；与此同时，令西方人困惑万分的词汇也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公社社员、工分制、五七干校、牛鬼蛇神等。（王宗炎，1991：1）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民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引起了语言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称呼语同志又发生了变化，被师傅所取代，展现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全新的和谐关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称谓又再一次回归到了先生、小姐。虽然人们知道先生、小姐以前曾是被忌讳的，但他们大胆地运用它们。那么人们为什么公然违反这些禁忌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与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动了禁忌语的动态变化。

（二）文化语境中禁忌语的动态变化

文化语境是影响语言的语用实践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Firth，1977）。脱离文化环境的人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脱离特定文化，或者说没有该文化成员的合作，任何一个单独个体不可能真正理解该文化的任何一个侧面（Hall，1976）。禁忌语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化环境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禁忌语的语用变化。

根据传统的禁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与性相关的禁忌是冒犯人的语用忌讳。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文化观念和社会观念创新最为活跃的国家。美国人随时敞开胸怀欢迎和接受任何新颖的观念，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社会的。他们可以随时创造一个与性相关的禁忌，然后又非常大胆而随意地去违反它，特别是年轻的美国人。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全新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冲击和挑战。对性相关禁忌的违反冲破了美国传统的界限与限制，受到了美国人的欢迎或吹捧，特别是具有反主流文化思想的年轻人。在他们眼中，一些忌讳的词语完全失去了禁忌，而变成了一般语汇。比如：bitch， shit， screw， score，you， sleepover dates， sissy， piss on， hell with， bed wetter，off， mother fucker， have it， make it 等。而且，此时的美国社会中，吸毒和同性恋也变成了美国年轻人的非常热衷的话题。他们对此可以侃侃而谈，不加任何避讳。这些由禁忌转变成非禁忌的语汇如下：precious， fruit， pot， coke， hashish， Quaaludes， joint， doobies， dope， cocaine， marijuana， pothead， burnouts， dopers， square， straight， jerk， OD， to be high， doped u， lesbian， queer， pansy， fag， queen， pervert， bugger， fairy， puss， priss（刘锦明，1995：41）。

这种禁忌语的动态变化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传统的中国人比较坚守性方面的道德观念，因此该方面的词语一般不会出现在人们的书面交际或口头交流当中。但是，现在有些性禁忌语被忌讳的程度不如其他禁忌语那么强烈。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人们故意违反这些禁忌反而能体现交际者之间的深情厚谊或亲密有加，至少在一个特定范围的交际场合，一个禁忌语就变成了非禁忌语汇。比如：“！哪去了？”这句话显然违反了禁忌，但这种违反在一定场合（比如两小无猜的伙伴之间的对话）中并不会传达人负面的或辱骂等的信息，反而体现了交际者之间的亲密无间。这种由于语境的变化而引起的禁忌语的动态变化在日常生活当中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存在这种现象。有些语境严禁使用忌讳词；而有些则鼓励忌讳词的使用（Jay，1977：236）。禁忌语因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引起的动态变化因此而产生。

（三）政治语境中禁忌语的动态变化

语境是由语言因素或社会因素构成的（Firth，1977），而社会因素中的政治因素在研究当今社会中语言的变化时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政治因素影响到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

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一度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和繁荣。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戛然而止，美国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迅速飙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一落千丈。因此人们对无望的未来极度悲观。随之而来的是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新的禁忌词汇大量出现：吸毒贩毒，，抢劫，谋杀等，这些词汇充斥了整个美国社会，而且更让一般民众更难以忍受的是政府。缘起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水门事件震惊了整个美国社会。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遭到了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的集体弹劾。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政治禁忌词汇还有：extortion， perjury， conspiracy， subverting the course of the justice， misuse of campaign funds， illegal wiretapping， tax fraud， baby-kisser， backroom politics， behind-the-scenes politicking， corruptionist， bribery， corrupt practices， crafty politician， dirty business， fraud upon the public， officialdom， play political trickery， power broker， power game， power play， undermining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by dirty tricks， vicious politic， well-organized fraud等（郑立信，顾嘉祖，1993：117）。当时的美国政客们非常反感和憎恶这样的政治语汇，但是美国普通民众故意违反这些政治忌讳，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因此，这些政治语汇自诞生之日起，对于美国普通大众来说就已经完成了从禁忌到非禁忌的转变。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历史发展的同一时期，由于地域性或文化观念或价值取向的局限和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交集薄弱而出现了共享性差，因此不足以使双方在禁忌对象、禁忌内容等方面达成共识，容易形成互为禁忌的局面――一方禁忌的，另一方可能不禁忌；而另一方不禁忌的，另一方则可能是禁忌的。这就导致了禁忌、非禁忌的相互转换。例如：乌龟在中国或汉民族文化中一般来说应属于禁忌之列，如果一位中国丈夫被称为绿毛龟，那么他感到受了极大地侮辱，因为汉文化中，别人就认为他的妻子个人生活不检点，与人有染。但是在日本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在大和民族文化中乌龟被认为是福禄、安康、长寿的象徵。所以在日本给老人贺寿，所送的寿礼往往和乌龟有关。如果一个日本人把这样的礼物送给一个中国老人，那他就犯了大忌。因此在日常的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活动中，因为对文化差异缺乏足够的了解而造成的交际障碍或冲突则更加司空见惯。因此，一个话题是否遭到禁忌以及被禁忌到何种程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其中既有社会的、文化的、时间的、政治的，也有场合的、题旨的和交际者个人的等诸方面的因素。跨文化交际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直接碰触和交接，而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又增加了交际困难乃至交际失败的可能性，而交际困难和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禁忌话题所引起的。因此对禁忌话题及其变化特征有所了解，将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增进理解，消除误解等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禁忌语的动态变化进行尝试性探索和研究无疑对跨文化交际的有效进行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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