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前沿研究综述

一、农产品价格调控目标与手段

农产品价格涉及农民增收和消费者负担两难问题，其价格上涨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因而具有社会和政治的高度敏感性（Trostle，2008）。为消除或减轻农产品在市场上经常出现离散型蛛网波动，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对运用支持价格或限制价格、价格补贴等价格调控政策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调控基本没有什么争议。Cummings R等（2006）通过对亚洲6个国家粮食市场运行情况的分析，指出上述国家在推动“绿色革命”时，政策制定者都采取了相关政策措施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目前关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问题，主要集中在调控的出发点和目标，即为谁调控和怎么调控的问题。

（一）价格调控目标在于促进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是指政府为使农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农产品或得到合理的农产品销售收入，以期实现增加农民收入和稳定农业生产等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干预措施（赵地，2010）。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属于市场干预型手段，一般只在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时才使用。根据农民销售农产品的价格与农产品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压抑性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与支持性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作用范围或对象，又可分为倾斜性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和非倾斜性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钱克明（2010）认为农产品价格具有引导资源配置和调节利益分配两大基础性作用，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可作为调整要素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工具。为此，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的总体方向应该是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允许农产品价格逐步合理上升；要逐步建立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成本以及城镇低保水平联动机制；要统筹考虑国内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针对不同品种制定不同的调控和支持政策；努力保持粮食类基础性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尽量减少大豆等贸易依存度高的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积极探索鲜活农产品的有效调控办法。

（二）价格调控手段主要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影响两类

《WTO农业协议》将农产品价格支持做为国内支持的重要手段。冯涛（2006）发现美国对谷物和棉花采用的主要措施包括无追索权贷款、差额补贴和农户自储农产品项目等。欧盟则采用了差价补贴、门槛价格、闸门价格和对剩余农产品发放临时存储补贴。日本则对大米和烟草的价格实行管理价格制度，即对收购、批发、销售乃至外贸实行政府管制，由政府统一指定其购销价格；对大米和烟草之外的农产品价格干预程度较轻，实行包括最低价格保证、价格稳定带、差额补贴、价格平准基金等手段在内的价格调节制度。覃海珍（2009）认为，世界各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内容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对农产品市场的直接干预，即制定农产品价格区间，采取价格上限或价格下限的形式。二是对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形成因素的控制。如对市场上农产品供给量和需求量的控制，对影响农产品价格要素价格的控制等。三是对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变化因素的控制，如对农产品运输、储藏、加工等方面的投资等。赵地（2010）认为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保护价收购或支持性收购、农产品投入品价格补贴、差价补贴或差额补贴、缓存储备。钱克明（2010）认为农产品的有效调控手段主要包括最低收购价政策、临时收储政策、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预案管理、进口调剂、农产品市场调节基金等措施。

总体来看，学者们关于农产品价格调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为何调控方面，大家认识较为一致；但在对为谁调控和怎么调控等问题方面还略有差别。不少文献将价格支持、价格调控、价格管理、价格政策等概念混用，概念界定的不清晰也给深入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是否上述所有针对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供给等供应端，并能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各类直接、间接政策手段，以及众多学者很少提及的、针对消费端的补贴且能对减少农产品价格波动所产生影响的政策手段，如最低生活补贴、工资补贴等都应考虑和涉及？因此，有关农产品价格调控的主要手段应包括哪些具体手段，其边界在哪里，如何利用农产品价格调控手段以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产品价格合理稳定和农民持续增收三者的平衡，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表现形式、结构特征和国内传导路径

第一，近几年我国农产品价格变化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现象。一方面，从变化趋势看，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和农产品生产所需的土地、水、劳动力等资源约束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必然趋势（方松海、黄汉权，2010）。另一方面，受农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影响，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形势正在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一是结构性矛盾迅速凸显，在农产品供求平衡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强；二是中长期内我国农产品总量平衡的压力将会不断加大，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平衡很可能维持中长期偏紧的格局；三是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大涨大落的风险明显增加（姜长云，2008）。

第二，部分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推动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不断上升。王芳、陈俊安（2009）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养猪业的各种价格波动频繁，而且波动幅度大。长期中，玉米价格对猪肉价格的作用最强，生猪价格的作用最弱；短期内，生猪价格对猪肉价格的作用最强，仔猪价格的作用最弱。冯玲玲、刘慧芳（2011）认为，小宗农产品受流通主要依托产地批发市场，价格完全由市场自发形成，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导致生产成本高、生产决策易产生“羊群效应”等非典型性因素影响，从相对有限的时间段看，目前小宗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幅度大大超出了建国以来的历史记录以及当下人们的心理预期。刘仲新、廖诚（2011）以历年广东蔬菜价格变化情况为例，指出近年来，广东省市场菜价变动呈现大幅波动上升、波动周期缩短、波幅加大的趋势。同时，广东省蔬菜价格除受生产与流通成本、季节更替和生长周期等因素影响外，自然灾害频繁引发蔬菜价格大幅波动的走势明显。

第三，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局面转移特征。其波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局面转移变量影响；这种波动不但带有长期平稳性，并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的存在使得农产品价格极容易出现由低谷直接暴涨的情况，而在价格回落时却以平稳下降为主（顾国达、方晨靓，2010）。同时，近年来出现的绿豆、大蒜、棉花等农产品价格的不正常波动表明，依据传统价格传导路径制定的农产品价格调控措施可能失效或出现偏差，新一轮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内传导路径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内传导路径中，农产品价格波动由价值链的两端向中游传导，两端传递时滞与方向均存在非对称；二是农产品产业链的上中游环节间的价格波动传导路径非对称是由于价格传导的短期效果与长期影响运动方向不一致造成的；三是农产品产业链中下游环节间价格波动传导路径非对称是由于传导作用力具有不同的方向造成的（顾国达、方晨靓，2011）。

总体来看，国内有关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细化，不仅对农产品总体的价格波动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还涉及到猪肉、蔬菜、小宗农产品等多种农产品价格波动研究，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因此，面对波动频率加快、幅度加大和底部不断抬高的农产品价格基本趋势（张红宇，2010）以及价格波动的非对称国内传导路径等新特征，都提示我们农产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价格风险。因此，必须依据这些新特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控体系，改变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的现状，尽量避免价格过度波动对农民、消费者和宏观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三、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分解

（一）主要因素

Cummings R等（2006）认为，在一定时期对市场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大部分时间则应依靠市场来调节供求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注意政策何时退出的问题。程国强等（2008）认为，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形成机理主要包括国际价格上涨传导作用明显、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推动、农产品需求结构升级的拉动等成因。此外，还有动物疫病、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影响。FAO（2008）认为，未来农产品的价格可能比过去波动更大，原因包括：展望期内库存水平预计不会大幅增加；随着食品最终价格中商品价格所占比例下降、工业需求增加，在农场一级，需求对价格的变化敏感度下降；气象条件和农产品供应受气候变化影响更加多变；投机性非商业投资资金随获利机会的变化进出于农产品期货市场等。徐雪高（2008）提出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既有国际市场涨价的影响，也有成本增加的推动，既与农产品需求拉动有关，也受到一些突发因素的扰动。魏乐献（2009）从农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货币供给因素及国际因素等角度分析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具体原因。郭永俊（2009）根据2002—2009年的相关数据，认为农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总体变化趋势一致，短期存在着波动性的相互影响，长期两者协整且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两者存在双向“溢出效应”。

Simla Tokgoz（2009）认为，随着石油价格上涨，生物质能源的不断发展不仅会对欧洲谷物价格产生影响，也将进一步给畜牧业和养殖业发展带来冲击。胡冰川等人（2009）认为全球生物质能源发展后，全球石油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弹性大幅提高；并通过模型结果得出美国国内经济的变化并未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结论。罗锋、牛宝俊（2009）提出，长期而言，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存在协整关系，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影响较为显著；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进口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影响的作用时滞为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不存在时滞，且在第15个月影响达到最大；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与进口价格传递相比，国际期货价格的信息反应机制对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更大。

李国祥（2011）认为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除了气候灾害、动植物疫情病情等不可控因素外，一些经济因素，特别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农产品生产成本、货币供给量、国家农产品价格政策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及其对国内市场的传导等，对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值得关注。姜长云（2011）则将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原因归结为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频繁发生，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滞后和农业产业链垄断力量的强化，国外资本市场、能源市场和农产品市场波动的传导效应，小而全、小而散、同质性强的农业微观组织结构和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过度关注等方面。

部分学者和机构还对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中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进行了分解和分析。FAO（2008）认为，由于促成近来价格上扬的某些因素具短期性质，这种情况将不能持久而会逐渐下降。但也很有理由相信存在着使价格上扬的持久性因素，其作用将使价格维持在高于以往的平均水平，且使实际价格长期下降趋势减缓。郭愫劼等（2008）认为，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受到气候、能源及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其中能源市场对农产品价格影响相对较大。一方面，石化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了农产品生产、加工及运输成本的提高，随之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生物能源产业的兴起导致了玉米、大豆等粮食原料需求的激增，使其供需缺口日益增大，价格出现飙升。方松海、黄汉权（2010）认为，近期我国农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除了中长期因素之外，更多地与宽松货币政策、异常气候、投机活动、国际市场等短期因素有关。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小组（2011）对 2000年以来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状况和原因的分析表明，尽管从短期看，不同时期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具体原因各异，但从长期看，流动性过剩对农产品价格具有显著影响，通货膨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二）主要方法

郭永俊（2009）采用Hodrick-Prescott（H-P）滤波方法对农产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率波动的动态进行了定量分析。胡冰川等人（2009）通过对1980年1月至2009年2月全球农产品价格以及相关因素建立的时间序列数据模型，着重分析了石油价格在生物质能源发展前后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罗锋、牛宝俊（2009）根据2003年1月至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对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刘艺卓（2010）运用Johansen 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农产品进口价格和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顾国达、方晨靓（2010）选取全球经济状况、全球农产品供需及库存情况、国家调控、国际农产品价格、能源价格、美元指数走势和投机因素七项指标作为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影响因素，采用马尔科夫局面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MS-VECM）对国际市场因素影响下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国内研究主要是从价格波动的原因出发进行分析，进而着重讨论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判断未来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国外研究侧重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借助新的模型工具，得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结论（黄先明、邱晓平，2011）。大部分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少数定量研究也是从众多影响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单独研究，还缺乏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定量分析，即并未测算出各因素对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的权重。同时，多数文献也是针对农产品这一整体进行分析和研究，但不同品种的农产品供给弹性、需求弹性、外向度等方面各不相同，而且对不同国家的国民经济和居民福利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特定品种的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可能会略有不同甚至极度不同，我们需要加强对特定品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针对性分析。此外，大部分文献所述的农产品价格都指的是农产品的最终零售价格，没有对农产品的田头价、批发价和零售价进行区分，而且也缺乏对田头价、批发价和零售价间相互关系和传导机制的研究。

四、简要评述和展望

大体而言，现有研究呈现重视采用演绎方法对农产品价格波动表观现象进行分析，并逐步拓展到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结构效应、调控机理等归纳性研究领域的特点。

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生物能源发展等推高农产品价格波动弹性的主要因素将会长期存在，以及金融资本投机、跨国公司控制农业产业链等非传统因素对农业影响不断加深，未来农产品市场面临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剧（农业部贸促中心，2011），更需要我们对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进行重点分析，以便在制定政策时更有针对性。

一是价格调控是否必须的问题。不同类型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供给弹性和金融化程度各不相同。其中，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实行价格调控措施是必要且必须的，但对于其他重要农产品则必须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福利净损益，慎重考虑某类重要农产品是否需要调控的问题。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协调短期调控和长效机制的关系，尽量利用长效机制减轻价格大幅波动的可能性，短期调控也应尽可能运用市场化操作手段而少用行政手段。

二是农产品的价格调控出发点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价格管制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价格管制所要解决的问题，除经济运行本身的客观要求外，也与执政党的政治原则、选举战略有一定关系（刘树杰，1996）。对我国新世纪以来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而言，价格调控的出发点不应仅仅是从促进生产者收入的提升出发，而应是照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对生产者而言，要促进收入的提升，免受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对消费者而言，要保证价格在可承受的范畴内；对政府而言，要实现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同时，还要考虑不同类型农产品调控目标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的问题。

三是价格调控的时机问题。一个成熟的政府，不应该只在市场涨幅波动过大时才出来调控，也不应该仅仅关注消费终端的价格上涨，而忽视整个生产环节的价格问题（李治国，2009）。在事后“补救”时，要确定正常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同类别重要农产品的合适调控触发点。

四是价格调控的手段问题。部分现有政策的实施人为扭曲了农业生产和农业价格，导致市场运行机制发生改变，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使市场处于一个非帕累托有效配置资源的状态。我们应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的价格调控手段，大力使用WTO农业协议中的“绿箱补贴政策”，合理有效地使用“黄箱补贴政策”和“蓝箱补贴政策”，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当然也不排除在必要时采取一定的行政管制手段。同时，价格调控的手段应尽量简便易行并在满足最低目标的同时，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还要考虑不同类型的重要农产品的具体调控手段是否应根据调控目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解决。

（张嵎喆，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