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构形的理据性与汉字的隐喻性质

摘 要：汉字的字形与其所记录的词义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汉字构形的理据性。由于其构形具有

鲜明的理据性、象形性，汉字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隐喻性质。

关键词：汉字 构形 理据性 隐喻

古老的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字形与其所记录的词义之间往往具有理据性，即可论证性。汉字的这个特点迥异于西方字母文字。西方字母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其字形直接记录了词的读音，与词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汉字，尤其是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由于其构形具有鲜明的理据性、象形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隐喻功能。近几十年来，对于语言中的隐喻现象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空前高涨，以至形成了“隐喻狂热”现象。近几年，国内学界也出现了大量研究隐喻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都是语言中的隐喻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到汉字中的隐喻。其实，大量汉字的构形形态与它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有一种隐喻关系。

比如：“文”字，其在甲骨文中的构形方式为在人的胸前加上花纹、纹路，表示文身的意思。这一词也泛指宇宙间一切纹理、文彩。许慎在描述文字的产生时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可见，文字的产生，与古人对自然界中各种“天文”、“地理”的观察密切相关。不但文字如此，文学的产生也与自然界中的纹理、文彩有关。原始的文学观念来源于先民对天地、日月、山川、动植的纹理、文彩的观察和认识。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文。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之文、“文学”之文，原来不过是泛指宇宙中所有的“纹理”。文字、文学这样的意义以隐喻的方式在“文”这一字形中得到了体现。

再比如道：从从首，本义为道路。道理的“道”与道路有一种隐喻关系：抽象的“道”是人们所必须遵从的，正如人们行必由径。

理：从玉里声，本义为“治玉也”，即对玉进行治理、加工。治玉必须依照玉的内在文理而进行，所以，古人从治玉的过程中体会到了“道理”、规律的重要性，赋予了“理”字以“道理”的意义。段玉裁引用其师戴震的话解释哲学中的“天理”：“戴先生《孟子字义疏证》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郑注《乐记》曰：理者，分也。许叔重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宋代程朱一派理学家口口声声说：“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世上哪有抽象的天理。所谓天理，本来就存在于自然之中。人们常说“情理”、“人情物理”、“违情悖理”，正道破了此中玄机：人情即天理。“灭人欲”不但不能“存天理”，反而会导致“灭天理”的后果。戴震对“天理”的合理阐释正源自他朴学的高深造诣，源自他对“理”字字义的来龙去脉的考察。钱钟书在《说“回家”》一文中表达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潜意识的‘潜’等等。”这无疑是对戴震关于“理”的解释的绝佳说明。

本：其构形方式为在木字下方加一短横，表示树根所在。在这一意义基础上通过隐喻引申出了“根本”、“本质”的抽象意义。同样，末：其构形方式为在木字上方加一横，来指示树木枝叶所在，由此引申出了“微末”、“不重要”等抽象含义。

集：在小篆中写作木上有三个隹字，本义为“群鸟在木上”，其实就是通过“群鸟在木上”这一意象来表示聚集、汇集之义。

习：《说文》云：鸟数飞也。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此字分明从羽，从日，盖谓禽鸟于晴日学飞。”（转引自《汉语大字典》）习字的本义为禽鸟在晴天里反复学飞，在此意义上引申出反复学习、复习、温习的意义。

凡：甲骨文中是一个盘子的样子，尹黎云认为这是的形象。他说：子的特点是面积大，容物多，是最括众物的形象，故凡字从指事，可得“最括”义。凡为“最括”，引申有要点、概略义；引申又有普遍寻常义。”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均用两条鱼头部接触的形象来表示“相遇”、“相交”之义。

天：在甲骨文中描绘的是一个人正面直立的形象而突出了他的头部。这个字其实就是“颠”的本字，本义为人的“头部”。因为头部为人身之最高点，所以先民以表示人的头部的“天”字指称高高在上的宇宙空间。

由此可见，汉语中“天”这个词其实由表示人体部位的意义以隐喻的方式引申而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论述文字的起源时用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八字，这八个字确实是汉字取象的根本依据，也是原始人以隐喻的方式认识世界的共性。《诗经•大雅•抑》：“取譬不远。”《论语•雍也》：“能近取譬。”意大利18世纪著名思想家维科则说：“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的隐喻来形成的。”汉字以其构形上的理据性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这种隐喻本质，而西方文字为表音文字，直接从其拼写形式上则无从发现语言的这种本质属性。汉字的隐喻性质就在于它的构形理据性与语言的隐喻性质的密切关系上。

最早注意到汉字隐喻性质的是美国人厄内斯特?费诺罗萨。他在上个世纪初发表的《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这篇文章中，对汉字这种活生生的隐喻性质赞许备至：“你或许会问，中国人如何单单用象形文字就建立起巨大的智力结构？一般的西方人都认为思想与逻辑范畴有关联，并且轻视直观想象能力。在他们看来，似乎中国人所建立的伟绩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汉字以它特殊的材料同其他各古代民族一样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历程。这一历程就是隐喻，用有形的图象来指示无形的关系。”汉字不仅吸收了自然界的诗性实质，用它另造了一个隐喻的世界，而且通过它的形象的可视性，保持了它原初的富于创造性的诗意，在这方面，汉字远比表音文字更有活力，更栩栩如生。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对汉字的极力推崇显然与费诺罗萨的影响有关。

总之，汉字的构形上的理据性与汉字的隐喻性质密不可分。汉字的这种隐喻性质有待深入的研究，这需要文字学家和隐喻学者的通力合作。

参考文献：

[1]许 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5。

[2]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

[3]段玉裁：《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1。

[5]尹黎云：《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

魏建华：河北沧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