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而上达”――孔子礼学的进程

时间:2022-09-29 06:39:22

摘 要:孔子的“学礼”是一个由模仿外在的仪节到对礼的精神完全觉解、纳礼入情,融礼于生命情感之中的

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情感自觉的过程。

关键词:孔子 效礼 觉礼 人生的完成

孔子重礼,要求“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那么,如何学礼呢,它有何内涵呢?对此,我们将首先从对“学”字的解析来展开讨论。

一、“学”的解析

一方面,《诗•角弓》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郑玄注曰:“见女之教令无善无恶,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学之。”此言“学”有“效”意。《墨子•贵义》曰:“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此“学”亦“效”。

另一方面,《太平御览》引《礼记外传》曰:“学者,觉也。”又引成伯《礼记注》云:“学,觉也。”《白虎通•辟雍》亦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即认为“学”有“觉悟”之意。故许慎《说文解字》曰:“学,篆文省。”而“,觉悟也。”

故“学”有“效”和“觉悟”两意。进而我们可以发现,“效”和“觉”其实反映的是“学”的两种不同的阶段和境界。即“学”作为“效”时,是效法,是《颜氏家训•勉学篇》所言的“未知事君者,欲观古人……思欲效之也。”也即看他人、古人是如何做的,然后己效法之,它其实是一种外在的模仿与因顺,它始终存在着一个外在的尺度和依据。而“学”作为“觉”、“觉悟”讲时,则如《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所说的“读书学问,本于开心明目。”也即此“觉”不同于“效”之外在模仿和对象性存在,它更多的是强调内在心智、情感的敞亮与觉解,对对象的全面而完整的把握,更是对对象本质生命的契入与融合,是主体生命与对象的本质生命的合一。因而,这种“觉”也是主体本真的生命情感向自我的呈现与昭示,是对个体的“我”的克服,进而向宇宙生命情感的回归。

下面就从 “学”之“效”和“觉”两个层次上来分析孔子的“学礼”。

首先从“效”的层面上论“学礼”。《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即孔子儿时,游戏模仿祭祀之礼,这是一种极浅层次的“效”,是一种无心的“效”,它的意义或许可在儿童的潜意识里兴起一种对祭祀的凝重与虔诚的情感,为以后的以礼节情,以礼饰情起到无意识的奠基作用。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此即孔子以礼教弟子,而对弟而言则是向孔子模仿行礼之仪式,练习行礼的正当性,具 “文饰”意味。

以上二例,是孔子“学礼”中最浅层次的“效”礼,它仅从其外在仪节形式角度对礼进行单纯的模仿与练习,很少具有相应的浓重而真诚的情感体验,它更多的是偏向于文饰目的。

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德”,古文为“”,林义光曰:“从直从心,直者循之本字,心之所循为也。”“循”即是“率”,心之直率坦诚地表达即是“德”,故“德”在本质上强调的仍是情感的真诚性;此处的“齐”更多强调的是节制与规范,强调用礼来规范主体的情感,使主体的情感能够保持一种适中的程度,以防其情感渲泄之过度,造成情感的泛滥,所以,子游说“丧致乎哀而止”(《子张》),孔安国解曰:“丧恐灭性,故致哀而止,毋过情也。”皇侃道:“虽丧礼主哀,然孝子不得过哀以灭性,故使各至极哀而止。”皆认为情感的渲泄须止于礼,此即“齐之以礼”。而孔子此思想表现最明确则是他对《关雎》的评论,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主体的哀伤过度,则可灭性,乐过则流,即哀乐不当,皆失其性。而《关雎》所体现的正是乐而不过,哀痛却不至伤害自己,是“发乎情”却又“止乎礼”,其充益的情感因受到礼之约束与规范而表现得恰到好处。这一定程度上即是“克己复礼为仁”,即能够使自己的情感的表现符合礼仪,使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礼即是“仁”。这是就主体情不由己的状态下,需学习外在的礼,效法礼,以外在的礼来节制自己的情。这是“效”礼的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偏重于以外在的礼来引发和突显主体的情感,使主体的情感得以充分的彰显。子张道:“祭思敬,丧思哀。”(《子张》)即主体在行祭祀之礼时,因祭祀礼之需要,被此礼以及当时的环境引发出了其内在的“敬”的情感,并使这种情感充分的表现出来;参与丧礼时,主体悲哀之情,因外在礼引发而突显,甚至于不能自止,以至哀痛之极。子游曰:“礼……有以故兴物者。”孔颖达解之曰:“兴,起也。物,谓衰也,若不肖之属,本无哀情,故为衰,使其睹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来,故云兴物。”从这个角度讲,孔子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即是强调告朔之礼仍可以引发相关情感。这即是从效法外在的礼来引发兴起内在的相应情感,使内在的情感得以充分彰显。

上面两种情况一为内在本真情感充益时,则效法外在的礼,以礼节制之,使情之渲泄保持一定的度;一为内在情感不足或不适合特定场合时,则效法外之礼,以外在的礼来引发它,使之相关的情感得以充分的表现出来。它反映出来的便是通过学习外在的礼,使之可以节制主体的情感,又可引发、彰显、文饰主体的情感,是“礼以节情”又“礼以饰情”。

通过以上对“效礼”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当主体处于“效”礼阶段时,作为一种情感性的存在的主体,其外在行为和与之相应的内在的情感始终缘礼而在。即礼是主体的参照物,是主体存在的依据,主体的一举一动,必须尊从礼、合乎礼,跟随外在的礼仪而行动,保持与礼“齐”。礼,作为主体的对象性存在,它则时时刻刻规范着、指示着、引导着主体,要求主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主体的存在,需要外在的礼来保证,“不知礼,无以立”(《尧曰》),主体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皆需要外在的礼来支撑、维护与认证。故“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总之,一切皆以外在的礼为准则,主体必须“效”礼而行。

二、觉礼

“效”之为“效”,其始终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即“礼”始终是是外在于主体的存在者,即因效礼而行礼之时,礼没有真正进入主体内部,它只是主体行为的红绿灯而已,对此,可用孔子的自述人生历程来理解:“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十五岁时便有志于学习诗书礼乐等,如前论,此时对礼的学习还处于最初的模仿阶段。“三十而立”之“立”,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三十岁孔丘就可以‘立’了,孔丘说:‘不学礼,无以立。’又说:‘立于礼,成于乐。’从这几句话看起来,所谓立就是学礼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什么程度呢?他没有明确地说。也许是已经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四目’所能够达到的程度。达到这种程度,视、听、言、动,都可以循规蹈矩,不至于违反周礼,可以站得住,这就是‘立’。”冯友兰先生的论述甚精。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冯老所谓的“学礼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本文上述的“效礼”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主体的行为,即是“循规蹈矩”,“循”是依循, “循”之对象是外在的“规”、“矩”,也即礼。故“循规蹈矩”即是我们所说的“效礼”,也就是立于礼之规矩之下,使主体外于一种对待性的存在状态。在此阶段用冯先生的境界论来说,即是主体处于一种道德境界中。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另一个境界,一个经过“不惑”、“知命”之后的“觉礼”的境界。如前所论,“觉”是觉解、觉悟,它是对对象本质生命的彻底把握,在“觉礼”阶段中,“礼”已不再是作为主体之外的存在者,它因主体的“心开目明”而完全被主体所把握、融入,成为主体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礼“礼作于情。”是缘情而生,是作为人的情感直接延伸、外显,是对人的情感和人的本质生命的彰显。而作为主体的人,在觉礼之前则领悟不到礼这一层精义、这一生命本质,因而只能始终和礼相对待而存在,只能“效”礼而立,“效”礼而生。但一旦其领悟到礼本质上是和人的生命情感本根是完全相通之时,主体便完全的、彻底的觉解了。礼不再是主体的对象性存在,而是主体生命情感的本身,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至此,礼作为主体外在的存在者而被完全消解,主体也因其外在的礼的消解而突破了个体的自我,突破了“己”的存在,而完全融入整个宇宙大生命之中,于此之时,礼即是我,我即礼,我即是自然,我即是宇宙,此即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主体的一切行为皆是本着其宇宙生命的律则而自然行为,自然而然,外在的律则作为一种自然规则已完全融入其生命本质之中,成为其生命情感的一部分,也即主体此时的一切行径,皆是秉着其生命本然而行,故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因为外在的“矩”,对主体而言,已融入人的生命的中,而人是依其生命的本然而行,已无矩可逾,此时的“矩”是“无矩”之“矩”。这种境界,便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天地境界。

由上论可见,孔子的“学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了解“礼”的过程,也不是单向度的模仿礼节或了解礼的意义,而是一个由模仿外在的仪节到以礼为行为规则到最后的完全觉解礼,纳礼入情,融礼于生命情感之中的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生命情感自觉的过程,是一个对自我超越,对宇宙生命本真的回归的过程。

[基金项目:重庆三峡学院青年资助项目,[2007-SXXYRC-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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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林: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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