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怎样学会爱国的(上)

当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掠夺、中国精英群体企图带领国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时，他们不无沉痛地发现，中国人历来缺乏国家意识，爱国精神甚为淡薄，因而对于国家利益也缺乏敏感

屈原沉江，之后有了端午节。晏子使楚，于是有了“橘生淮北为枳”之说。

郑国牛贩子弦高，以17头牛智退秦师，这是中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商人爱国故事。

这些爱国故事已成为千古美谈，也证明了在中国战国时代就曾经发展起了爱国主义。

可是，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周边没有文化水平和政治建制相对等的国家做对应物。国家观念在国人的心中日渐淡薄，天下观念却日益发达。《礼记》描述君子的志向和职责，不以治国为终点，而是直指天下。国家只不过是人类分群的一种组织模式，天下则指全人类的人文存在。

西方人教会我们爱国

早在十六世纪，来华传教的利玛窦就敏锐地发现，中国从来不以国家的名义跟周边社会打交道。那些小国来进贡，中国朝廷赏赐大量的财物作为回报。用西方贸易的眼光看待，中国颇为吃亏，可是中国的“贡赋贸易”体系本不是一种“国际交易”模式，而是一种“天下交往”模式。后来的一些西方学者更是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文明。中央政权跟它的臣民及众多藩属国组成一个文明体系。

这跟中国近代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梁启超在《爱国论》等许多著作中都表述过这个意思，且颇有无奈之感。当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掠夺、中国精英群体企图带领国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时，他们不无沉痛地发现，中国人历来缺乏国家意识，爱国精神甚为淡薄，因而对于国家利益也缺乏敏感。

在备受的近代史上，满清权贵一直没有把国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上。他们把中国看作他们的狩猎场，各族人民始终是他们的最大对手。他们在惨遭失败之后，不得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就是把汉族等猎物让出―部分给西方强盗。满族也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他们的心态，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中国民众国家意识的匮乏。

由于近代以来反复遭遇西方列强的欺凌，―部分中国精英通过反复思考，逐步建立起了国家观念，滋长起强烈的爱国激情。“一战”爆发后，梁启超、梁士诒等主张通过参战改变中国孱弱的国际地位。可是世界霸主英国坚决拒绝中国参战。在英法联军战局失利的情况下，才应允袁世凯当局派劳工到法国从事后勤工作。145万华工为协约国牺牲了两万多，中国因此成为战胜国之一。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竟然没有权利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青岛等领土，世界霸主们决意将德国在中国的权利移交给日本。

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受到这般，激发了国民强烈的爱国心。1919年5月，由中国学生、工人、商人、市民共同参加的游行、罢课、罢工、罢市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众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觉醒。

以梁启超为先驱、以为标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完全是在殖民帝国的长期中，激发起来的自卫反应，我们不得不被迫爱国。

爱国之前人类爱过什么?

每个生命不可能不自爱，也不可能不爱自己的群体。从蚂蚁、猿猴再到人类，都是这样。由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是很晚起的事物，所以，爱国主义是人类精神文化中一种比较新生的思潮。

那么，爱国之前人类爱的是什么?

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成年以后被猴王或狮王驱赶的雄猴和雄狮，可以单独游荡，也可以融入到其他群体中。甚至可以在那个群体中抢占王位。这说明哺乳动物的游群组合原则已经包含着超生物的社会性。

人类氏族社会出现以后，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原则更加坚实。每个氏族跟通婚的其他氏族组成部落，但也可以接纳其他个体作为氏旗成员，可见氏族和部落已是超越生物关系的社会共同体。氏族时代所有的采集和狩猎所得，由全体人员共同享用。他们的全部利益和生命价值都只能通过氏族和部落的认同得到体现。每个成员都理所当然地成为“爱氏族主义者”。

氏族不但是生产共同体，也是军事共同体。美国学者摩尔根说，一个氏族跟本部落之外的其他氏族，在理论上永远处在战争状态。只要某个氏族中某个人觉得需要到其他氏族中掠夺一些东西，并能纠集到几个好汉同行，一场厮杀马上就可以“合法”地开始，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人道主义顾虑。氏族是所有人共同的社会依托，如果氏族遭遇强敌的屠杀，幸存者就将沦为强敌祭坛上的祭品。所以，每个人都会自觉地捍卫自己的氏族。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爱氏族主义”，比后起的“爱国主义”要强烈很多倍。

随着一些氏族和部落的强大，他们所能征服的人群越来越多。强者不需要亲手抢劫，而是规定那些被征服的氏族定期进贡。如果后者拒绝进贡，就必须“依法”惩罚。氏族之间这种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抢劫。这种制度性抢劫促使氏族、部落之间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等融合越来越广泛，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越来越―体化。

酋邦的控制者雄心勃勃地率领被征服的氏族对其他酋邦发起征服。于是，原先被征服的氏族与酋邦控制者终于成为利益共同体。于是，人们不再局限于站在氏族里边对抗其他氏族，而是站在酋邦里边对抗着其他酋邦。对其他酋邦的征服和抢劫越是成功，越是能够加强本酋邦成员的相互认同。

于是，超越氏族和部落的共同体逐步出现。中国大地上良渚文化时期的酋邦，地中海地区雅典、斯巴达等城邦，都是规模远远超过氏族和部落的政治共同体。于是，“爱氏族主义”发展为“爱酋邦主义”。

随着人类的交往范围越来越大，社会组织也越来越细密，作为人们社会依托的政治实体也就越来越大。氏族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氏族，于是“爱氏族主义”成为主流。酋邦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酋邦，于是“爱酋邦主义”成为重要的人文价值。

有学者指出，一万年前。地球上类似于酋邦的政治实体可能有十万个。经过漫长的发展，今天的世界，由大约两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相应地由酋邦发展为国家。人们赖以生存并给自己身份定位的第―个事物，就是国家。最近北美爆发甲型H1N1流感，中国政府派专机到墨西哥疫区将几百人接回国，中国政府和同胞之所以最关心这几百人的生命安全，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跟我们具有民族和国家认同。

在这样的人类分群模式中，国民将国家看作与自己生命和利益相关的人文价值之―部分，乃是顺理成章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个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每种发展到极致的人类品质都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点，也难免出现一些悖谬之处。各种集体(无论是氏族、酋邦、城邦还是国家)也像每个人一样，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如果过分追求自身利益，就难免对他者的利益构成伤害。

一个氏族成员从另一个氏族劫掠的财产越多，就越是被本氏族奉为大英雄。可是对于被劫掠民族来说，他却是―个恶魔。成吉思汗对于汉族人、斯拉夫族人来说无疑是杀人魔王，对于蒙古族来说却是空前的英雄。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是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奸雄，一个是罪恶的刽子手。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都是国家的功臣。华盛顿、杰弗逊对于美国来说是立国圣人和英雄，对于英国来说是叛徒。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则是施行种族灭绝的大刽子手。

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仅看他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

西方国家的爱国主义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首先兴起了民族国家理论，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蓬勃发展，并在其他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

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将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看作一个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共同体，自觉地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尊严和利益。对于其他国家的态度，取决于对自己民族国家之利益与尊严的考量。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描述和阐释，也是从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出发。

以来，我们许多人生怕自己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目假设所崇尚的西方知识精英都是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普世主义者，而绝不会是爱国主义者。

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西方社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但大有市场，而一直是他们人文学术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二战以后他们常常将整个欧美看作一家，使得早就十分发达的白人种族主义继续繁荣，但是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无论西方世界怎样企图融为一体，“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维护他们国家的利益与尊严，甚至为此不惜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几百年来一直是他们国民的一种本能。

美国学者布尔斯廷写过一套名叫《美国人》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殖民地历程》。就题材和主题而言，这本书必须讨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种族灭绝。可是，这本书根本不谈欧洲殖民者是如何入侵印第安人家园，一步步将他们赶尽杀绝的，而是不断谴责后者如何反抗入侵。作者充满正义地控诉印第安人的残忍和凶恶，说印第安人是“出洞的狼”，说他们对侵略者的进攻是“魔鬼的袭击”。他嘲笑印第安人没有读过格劳秀斯的《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和瓦特尔的《国际法》，骂他们不懂得欧洲人“文明战争”的规则。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印第安人从来没有赶到欧洲给他们的家园投射一根箭镞，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过自己的日子。这究竟违背了哪一条国家法?难道欧洲人的国际法就是规定欧洲人可以杀光全世界居民，将整个地球都占为己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