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孔子论管仲刍议

春秋五霸，是在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衰败、各国矛盾冲突不断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兴起的。关于五霸的说法很多，但是齐桓公作为首霸，则是公认。而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固然与齐国的地大人多有关，但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有管仲的辅助。

管仲在历史上是极其有名的人，在论语中与子产、晏平仲、臧文仲一同作为贤臣的代表出现。在《孟子》中，与伊尹、吕尚、孙叔敖等圣贤一起出现。辅佐齐桓公称霸，联合诸侯，尊王攘夷，管仲在保护周代礼乐文明，减少各国冲突纷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管仲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扬，与许多名人一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自孔子批评管仲“器小”，到孟子“无道齐桓晋文之事”，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对管仲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在后世尤其是今人看来，辅助君主建功立业扬名千古，实在是功莫大焉，歌颂尚且不够，怎么会得到批评。

管仲在论语中凡四见。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q宪问》

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于沟渎莫之知。《论语q宪问》

问管仲。曰：人也。夺骈氏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q宪问》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仲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q八佾》

1.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夺君主之位，公子纠失败被杀，召忽随之自杀，管仲不肯死，被囚禁，后来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子贡子路就请教孔子管仲不死，是不是没有做到仁。可见彼时一致赞同召忽，批评管仲。公子争位，召忽、管仲参与其中，辅助公子纠，希望他能够成为齐国君主。各为其主固然无可厚非，但绝对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情。孔子多次明确反对兄弟相残、父子相残，而赞扬那些不为权位所动，坚守自己高尚节操的人。孔子多次称赞泰伯“至德”，因为其“三以天下让”，不争权位，只为群众谋福利。

反观公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至于兄弟相残，与泰伯仲雍、伯夷叔齐相比，差距何止千万。当然在春秋之r，这种争夺自然不少，生于乱世不能盲目要求君主德行高尚才能出仕，做到伊尹或者柳下惠般的“圣之任者也”或者“圣之清者也”，划清自己和君主的界限，是十分明智和必要的。但做帮助君主为了争夺权位手足相残之事，实在不是什么美事。何况于失败后，又以生命相陪。

2.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称“如其仁，如其仁”，是称赞管仲，还是贬斥管仲呢。后人看法向来不一，持否定论者以为管仲私德不好，难当仁名，如有三归、官事不摄、树塞门、有反坫等。但是，我们认为从《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自承三战三走是有老母需要奉养来看，他还是能得到孔子肯定的。作为执政者，管仲能够做到通财积货，让群众在国家发展中获得实利，而不是使得统治阶层独享利益；能够与俗同好恶，能够与民同乐、与民同恶，顺应民心推行各种政策，民众认可，行之有效；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关注民生，这和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管仲是一个爱民的执政者。

自周幽王身死国灭，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实力一落千丈，对于诸侯的感召力也今非昔比。中原各国纷争不断，而消灭西周的北方少数民族和崛起与崛起南方的楚国威胁了中原的礼乐文明，正是在这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情况下，太公之国的齐桓公顺势而起，成为霸主，尊王攘夷，维护了周代礼乐文明。功莫大焉。

3.管仲知礼乎

管仲知礼乎？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是因为管仲僭越，国君树塞门，管仲也树塞门，国君有反坫，管仲也有反坫。如此看来管仲是真的不知周礼。

但是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管仲知礼的例子。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史记管晏列传》

周天子为了表示对于霸主的尊重，对齐国的下卿管仲格外优待以上卿之礼，这是违背礼制的，管仲并没有依赖霸主辅弼的资格安之若素，而是谦卑地拒绝了，坚持接受符合自己身份的下卿之礼。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是知礼的，但是他的知礼仅仅表现在知道，但是不能坚守，尽管他已经认识到周礼对于维护贵族特权和华夏文明的重要性。他只是顺着时代的潮流前进，不管这潮流是不是对。

5.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有三归之家，家臣众多，又树塞门，设反坫，聚敛财富，厚养小臣，并没有节用财物、爱惜民力，这是管仲的大缺点，是道德的缺陷，不容忽视。他对于桓公的行为，虽然有劝阻有纠正，但是更多是迎合是掩饰，桓公奢侈，自己也奢侈，将骂名归于自己，掩护桓公。这种行为虽然对于君主来说很受用，但是有害。君主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会继续甚至变本加厉。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也是桓公死后，诸子争位，齐国实力下降，对于诸侯的号召力下降的原因。齐桓公的霸业，盛极一时，但很快衰败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首先恢复周礼拯拨乱反正，引导社会向善，逐步经由小康社会实现大同社会。春秋之初，礼崩乐坏刚刚开始，社会秩序虽然混乱，但远不止于百年后的不堪。当此之时，以齐国之强、桓公之信任、诸侯之向心，不仅霸业可图，恢复三代王道也相对可行。而管仲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未能及早恢复，当孔子时恢复小康远不可及，当孟子时乱世更甚，恢复无望，把五霸当成三王的罪人。

管仲德行有缺陷，而且在建立事功的过程中，没有注意修身的重要性。也许是知道，但是做不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未能把握时代命运。因此虽然建立了事功，辉煌一时，但没有德行仁义的支撑，只能是聚沙成塔，转瞬即逝。

管仲，世所谓贤臣，而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这番评价正是切合孔子的本意。

参考文献：

[1]陈书仪：管子大传，齐鲁书社，2008。

[2]谢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3]胡天生；管子治国思想的前瞻性，管子和谐治国理念与当代科学发展观战略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