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路在何方?

外资回归本土，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比低端产业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国家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1817年，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倘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能获得利益。直到今天，比较优势理论仍然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中国30年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也印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无论是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社保成本，还是资金成本，特别是资源成本以及人力成本一直较市场合理水平偏低，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相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样，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从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全球化之下的产业转移中，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球资金聚集地，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到中国投资，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也促成了中国以远超世界各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发展的步伐。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03～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4%。2003～2010年，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45%，是拉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4.2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7倍；资产总计达到67.6万亿元，增长3.6倍；利润总额达到6.1万亿元，增长9.6倍，主要工业产品规模扩张迅速。

如今，中国的许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中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比例也已经超过20%。根据美国一研究机构的数据统计，2010年中国汽车产量1826.47万辆，超过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25%；船舶产量占世界41.9%；工程机械占世界43%。中国还为世界生产了68%的计算机、50%的彩电、65%的冰箱、80%的空调、70%的手机、44%的洗衣机、70%的微波炉和65%的数码相机。除此之外，从日常用品到家具、玩具、纺织品产量中国都在世界独占鳌头。可以说“中国制造”已是无所不至。而在同年，中国制造业产出也超过了美国，一举抢占制造业世界第一这一宝座。这一切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客观上拥有的比较优势。

但恰恰是这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推动力的制造业如今却遇到了麻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制造业PMI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50枯荣线下滑至49.2，低于上月0.9个百分点，创下了9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汇丰银行编制的8月中国制造业PMI更是降至47.6，创下41个月新低点。

PMI走低的势头，折射出了制造业增长乏力的现状。

2012年7月18日，阿迪达斯中国总部发表消息称，将于10月份关闭苏州生产基地这一在华唯一直属工厂。

而值得关注的是，阿迪达斯并不是惟一一家关闭在华工厂的跨国公司。早在2009年3月，耐克就叫停其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惟一鞋类工厂。据耐克公司的年报数据显示，2001年鞋类产品生产中，中国工厂占了约40%，排名全球第一，2005年这个数字降至36%，2010年则进一步下滑至34%。相比之下，耐克在东南亚的产能却一路高歌猛进，从2001年13%发展至2010年37%。

据统计，阿迪达斯公司在缅甸工厂工人平均月工资是130美元，折合约800多元人民币，而在苏州，大约是3000元人民币。

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可以说是造成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等报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正是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

长期以来，中国依赖固有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高速发展，但这种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迎来终结。不可否认，PMI的下滑不足以动摇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但这也向中国提出警醒，虽然未到，但或许已不久远。低成本所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已经在逐步减弱，之前所有的一切发展条件开始发生改变，“低成本”时代即将结束。似乎中国的制造业将要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冷静地看待这一变化，其实并非所有的结束都是坏事，有些东西就该结束，有些阶段必须跨越，中国不能靠“低成本”过一辈子。

底特律全球产业公司执行董事克里曼曾经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关键因素是依托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模式让中国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将经济的发展作为唯一目标，劳力成本的提升体现出人民对生活水平的要求在提高，资源环境成本的提高也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视，成本优势丧失可以说不可逆转。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庄建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的中国制造业必须与节能环保相接轨，以往那种高污染、高消耗的老路不可重走，这种老路最终也已经证明是得不偿失的。

事实上，几乎所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制造业从最初的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转到成本更低的德国及欧洲各国，再转到美国，最后再转到亚洲的日本以及跟随着的台湾及韩国，直到如今的中国大陆，低要素成本制造业为最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随后随着要素成本的提高每个国家都难以躲避瓶颈的到来，唯一能够突破的途径便是产业转型，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从依赖低成本优势向依赖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转移。低端制造业也将从本土向拥有成本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这也是国家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移的途径。

可以预见，随着要素价格的提高，对于那些依赖生产要素低成本发展的企业将会形成极大挤出以及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向产业链高端转移，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提升自身品牌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而经受不住新的竞争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

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与韩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变革。根据日本的经验，在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