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权利保障的完善

摘要：法官权利保障是人民法官得以正常履行职责之基本前提，也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完善我国法官权利保障，则必须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从法官独立审判权利、法官身份权利、法官经济权利、法官特别权利等几个方面切实构建我国法官权利保障体系，从而促进法官廉洁勤政、秉公执法和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稳定法官队伍。

关键词：法官；权利保障；法官独立；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053-04

司法公正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依法治国方略日益推进的今天，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解决者、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其自身的权益如何保障，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中一个核心议题。法官作为参与司法活动的重要人员，司法公正的实现与法官有密切的关系，而实现法官公正司法，不仅要不断提高广大法官的素质和司法能力，还要从不断完善法官权利保障制度人手。必须建立法官权利保障机制，对法官，隆其待遇，保其身份，厚其地位。从制度层面上消除法官的后顾之忧，使其免受外部干扰，为法官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制度保障。

一、我国法官独立权利保障的完善

所谓法官独立，系指法官依照法律审理案件，不受任何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之干涉。德国学者包尔认为，法官独立的内容包括八个方面：法官必须独立于国家与社会间之各种势力；法官必须独立于上级机关；法官必须独立于政府；法官必须独立于议会；法官必须独立于政党；法官必须独立于新闻；法官必须独立于国民的声望；法官必须独立于自我、偏见和激情。目前国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本国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明确规定了法官职能独立原则。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法院享有独立审判权，但对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却未有相关的规定。故此，应当从以下方面对法官独立权利保障予以完善。

(一)从外部环境保障法官的独立权

我国的司法独立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依法独立。但司法实践中地方的党组织及领导人对法官独立审判的干涉屡见不鲜。因此，为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应改变法院领导班子由同级党委任免的现状，将法院党组领导班子的任免权提升一个层次，即由中央党组织负责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党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成员进行任免，省(市、自治区)党组织负责对中级人民法院的党组成员进行任免，地级市党组织负责对基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进行任免。同时，应当处理好人大监督与法官独立之间的关系，人大不能以监督的名义来干涉法官之独立审判权。对法官的职业监督应遵循审判活动的规律和价值目标原则，摒弃以当事人或部分群众是否满意为标准评判和监督法官的做法，实行对法官个人公正、高效、文明、廉洁办案方面和个案遵守程序、实体处理方面是否存在问题的具体监督标准，减少和消除对法官空泛的感情监督因素。

(二)从法院部制度上保证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级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制度沿袭行政化管理的模式，对审判工作的指导以及工作协调大都采用与行政管理毫无无区别的等级审批、领导负责的基本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对法官的独立权实现产生极大的障碍，导致法官过于依赖非诉讼程序的方式来处理案件，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地对案件进行审理。故此，一方面应当理顺法官审判职务和行政职务的关系，从内部机制上保证独立审判，关键是要理顺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的关系，严格限制院长、庭长干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独立审判。另一方面，应当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要改变过去审委会把讨论决定案件的裁判作为审委会最主要职能的工作模式，而应当将其工作重心放在更为宏观的审判方法指导及业务经验总结方面，同时还应当对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只有案情重大复杂，以及合议庭难以形成决议的案件，才应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

(三)以案例指导制度取代案件请示上报制度

在我国，法院长期采用案件请示上报制度，该制度之基本特点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而法官也因此而沦为旁观者。这不仅使得法官之独立、中立性荡然无存，并且也严重妨害了法官权利保障的实现。在这种类似于行政机关中首长负责制的请示上报模式中，庭长、院长代替法官，而成为真正的审判者，这无疑对法官群体的权威性造成严重侵害。在法治国家，基于司法独立观念，民众之所以对法官裁判予以尊重，正是出于对法官权威性的确信。在具体个案中，倘若民众知晓某一裁判并非承办法官自己独立进行的裁决，而是听命于法院各级领导的指示办案，必然对承办法官的威信心存疑虑。因此，在我国，应当取消案件请示制度，明确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如果说案例请示制度具有确保执法统一的积极意义的话，也完全可以用案例指导制度予以取代，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从众多生效案例中筛选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总结裁判规则，统一司法尺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公开刊物上向社会，供法官在办案中参阅。

二、我国法官身份保障的完善

法官身份保障，是指为了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使其免受外部干扰而依法行使职权，法律规定法官一经任命，便不能随意更换，不得被免职、转职或调换工作，只有依据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在中国，并无专门性立法对法官的身份保障予以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中只是有所表述，中国法官只享受有限的身份保障。就此而言，我国因此应从法官任期、法官免职、法官退休年龄等方面来给法官提供有效的身份保障。

(一)实行法官终身任职制

美国思想家汉密尔顿认为：除司法官员的职位固定外，并无任何其他规定更能使法官得以保持其独立性。我国对法官任期既未规定终身制，也未规定任期制。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说法官的职位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这也是法官们面临的困境，时刻都有可能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冠冕堂皇”的理由调离法官职位。因此，笔者主张应对法官规定任期保障，建议法官实行终身任职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实行终身任职制的意义在于法官无须考虑是否能够连任而迁就选民或者是相关的部门，从而有效地保证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及个人因素之干扰，并且有助于法官积累审判经验，稳定我国法官队伍，形成法律传统，保持法律的连续和稳定。

(二)实行法官法定免职程序

《世界司法独立宣言》对法官法定免职程序有明确规定，即法官原则上应当实行任职终身制，但以免职或处于法官退休年龄时作为例外。在我国，《法官法》第13条虽然规定了应该免职的情形，而未规定采用什么程序来免职。本文认为，为了给法院的法官们减轻压力，使其放下包袱开展工作，应将法官免职或罢免程序法定化，对于辞退法官的程序应当作出严格的设计并

用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可以说，建立和完善法官任免程序的法律规定，是保障法官独立的重要措施。在程序设计上，为了摆脱法院行政化、法官官僚化的特征，可以改变现在由院长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的做法，而由被任命的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由法院人事部门提出对该法官的客观公正的考评意见，而供人大代表参考，并赋予该法官对人大进行陈述的权利，由人大全体代表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来决定是否同意罢免这一法官。

(三)实行法官退休年龄适度延长制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斯纳指出，法官是一个非常需要固态智力为支撑的职业，并且，就法官而言这种固态智力往往在人到60岁后仍然增长，而不是衰落，可能会持续到80岁。事实上，由于法官职业能力，是在漫长的执法实践慢慢沉积下来的，而法官成长周期比较长、成熟比较晚，因此，法官的退休年龄应当相应延后。在英美法系国家，“被任命为法官的年龄可达到70或75岁，比政府官员的工作年龄长10年，有的任职年龄更高。如豪斯伯里勋爵任职直到93岁去世，超过霍姆斯任职至90岁的纪录。”。考虑到法官所从事的审判工作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特点，明确规定法官的退休制度由国家另行规定。笔者建议：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提高我国法官的退休年龄，规定在65岁为宜。对年满65岁身体健康尚能胜任职责，且自愿继续工作的可延至70岁。年满70岁的法官应准予退休，以维持法院的有效运作。

三、我国法官经济权利保障的完善

法官是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人，优厚的待遇不仅是对法官职责特殊性的必要肯定，也是对法官职业成本的必要回报。同时，优厚的待遇可以吸引社会上高素质者加入法官队伍，加快法官队伍精英化步伐。法官代表国家开展司法活动，代表的是社会正义，但不等于法官可以超越对利益的追求，可以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法官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他们也有生活的满足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追求，只有从制度上给予满足，才能保证法官公正、公平进行审判。为此，建立和完善法官的经济保障制度是势在必行。

(一)建立合理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

司法经费保障体制是现代司法体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司法改革的成功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我国，法院没有自己独立的司法预算，司法的经费决定于财政预算，而财政预算的权力却是完全由政府支配。在我国，各级政府一般很少考虑人民法院工作的特点，而是通常将法院作为普通行政事业机关而按照相应级别提供相应之经费。同时，由于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也导致我国司法系统内的在经费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并且已经严重妨碍我国法院工作的有效运转。本文认为，应当在我国的省级司法建立统一的预算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各类专门性法院的经费预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给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财政部门，经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批准后，由政府财政部门按预算拨款，由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法院负责分配、管理。实施省级统一司法经费预算，有力地保障了司法运作的有效运转。其优势在于：一方面，全省司法费用收支清晰。经费来源有制度性保障，而经费的使用及支配也更加有效合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保证审判工作能够独立进行。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使得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法院的经费得到有效保证，避免苦乐不均的现象发生。

(二)建立合理的法官薪俸制度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职业被赋予贵族化的色彩和高度职业化的传统，与此相应，法官在退休之后依然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工资待遇与国会议员、政府内阁成员大体相当，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的工资待遇与美国副总统相同。这样优厚待遇有力保障了司法公正和法官队伍的高素质和稳定性。反观我国，法官的工资与普通公务员并无区别，并且地方人民法院的工作经费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拨款，尤其是在我国一些相对贫穷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还不能按期支付给法官足额的工资和相关津贴，并因此而造成该地区法官经济困难，在社会上没有尊荣地位可言，更不必说会产生所谓的神圣感和自豪感了。故此，在我国应当建立省级统一的法官工资制度，取消现行的由地方财政支付，行政等级化的法官工资制度，建立独立的、省级统一的法官工资制度。省高级法院对各中院提交的法官工资预算及列表进行核查，经省级政府财政部门核准后，由省法院统一支付。省级统一的法官工资制度，可以减少依靠地方政府的有利保持法官的独立性，同时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平衡法官收入，避免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法官收益的差距，有利于法官队伍的稳定。同时，应建立略高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法官薪金制度，法官因收入过低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造成法官队伍的不稳定，更是会引起司法的腐败。虽然说高收入并不一定会避免腐败，但法官因低收入对腐败的抵抗力必定会减弱，引发腐败的机率必定会高于前者。我国应当建立一个略高于一般公务员的法官工资制度，标准位于高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二分之一左右比较合适，并以法律或者政策的形式以予确定，使法官的收入处于当地社会的中上等水平，保证法官生活无忧、足以养廉，与法官的权威形象相适应，让法官保持适度的优越感。

四、我国法官特别权利保障的完善

完善我国法官特别权利保障，是我国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建设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在我国，应当从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建立法官尊严保障制度、健全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健全法官身心健康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对我国法官特别权利保障方面予以完善。

(一)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

司法豁免制度是法官特别权利保障最为核心的内容，它要求在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的形式，主动赋予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和发表的意见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从司法的规律来看，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并不相同，法律事实只能无限趋近于客观事实，故此，法官依据法律程序探知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吻合的情况不可避免，但是对于法官来说，不是依据法定程序采信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法官只能依据证据作出判断。正如英国的丹宁勋爵所言：“只要法官在工作时真诚地相信他做的事是在他自己的法律权限之内，那么他就没有受诉的责任。法官可能弄错事实，可能对法律无知，他做的事情可能超出他的司法权限――不管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但是只要法官真诚地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内，他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对司法豁免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法》第4条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对法官享受司法豁免权的情形作出详细的规定，明确法官非因徇私枉法裁判而造成的错误。当事人只能申请国家赔偿，但是不能要求法官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法官尊严保障制度

法官的尊严保障是一个国家法官制度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正在进行的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内容之一。正如学者所言：“在较低的层面，使司法官员无所畏惧；在较高的层面，让司法官员向往尊荣。”。因此，法官的尊严受到了不当的侵犯，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法官是否受到尊重，也成为一个社会法治发展程度地重要体现，而维护法官的尊严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严格保护法官的名誉权是维护法官职业尊严的基本要求，而权利如果能够被尊重，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该权利如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法律应当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并没有对法官名誉权的保护设置特殊的救济途径，在如何保护法官的名誉权，维护法官的尊严方面，还缺少相应的制度安排。虽然《法官法》赋予了法官以控告的权利，但由于立法上过于原则且外延过窄，法官的控告权实际无法行使，一项重要的权益变得虚有。可以说，在法官名誉权受到损害时，为其提供救济途径是法官履行职责、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因此，《法官法》在明确规定法官的尊严不受侵犯时，还要处理好保障法官尊严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之间的关系，对于故意贬损法官声誉、诬蔑法官的行为，要依法处理，以保护法官的个人声誉。

(三)健全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制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类社会矛盾纷纷涌现，人民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机构，处于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的中心。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法官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各种利益对抗和矛盾激化的风险。我国法律对于扰乱法庭秩序、伤害法官的案件处罚较轻，法院对于扰乱法庭秩序的事件处理态度也倾向于保守，除非迫不得已，通常不会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或处罚。此外，法庭安全保障措施的缺乏和警力不足也是造成伤害法官案件频发的原因。针对法官人身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除了加强法官权益的刑法保护，依法维护法官的尊严，加大对伤害法官行为的处罚力度外，法院还应当及时完善相关的具体措施来预防伤害法官事件的发生，完善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

(四)健全法官身心健康保障机制

当前，人民法院审判任务日益繁重，法官超负荷运转困境背后无疑存在着令人堪忧的健康状况，近年来，法官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新闻屡见报端。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进入法院，法官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不断增大的工作风险，由于长期处于心理冲突引起的负面感情体验中，工作生活的忙碌无序，正常作息规律遭到破坏，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后紧张和疲劳无法得到及时恢复，导致法官群体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压力过大、焦虑、不安、工作热情降低的情况，有的表现为持续不断的焦虑和高度的警觉感，例如时刻担心案件出现错误或当事人威胁自身生命安全，有的表现为弥散性的非特异性焦虑，例如无法说出具体原因却总有不安感，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等不但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心理健康，也对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了影响。法官的心理健康应当是法官素质中最基础的要求。因此，应当从人权保障与效能建设的视角出发，结合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的基本特点，切实保障法官医疗保健权、身体健康权，提升法官群体的身体素质和精神健康水平，为法官正常履行审判职责而提供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