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与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博弈之所以关联着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逻辑，核心在于广义交易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按照布坎南的经典说法：交易、市场及其市场制度是斯密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永恒主题，其核心机制正是讨价还价理论所揭示的内容。此时，一旦将交易概念扩充为政治经济的广义交易，社会科学的相关规律便自然呈现。

若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真实逻辑，这种逻辑应该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是布坎南意义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再现。

因为，表面上看，中国制度改革的客观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封建政治体制的暴力革命过程――如同中国建国以前或者传统东方国家几千年来的古老故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于一般民主政治的社会选择过程――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激进改革故事（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区分）。

但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外在矛盾，并不是实践本身的缺陷，恰好是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极度简化之处。或可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不同理论学派、不同政党，都是通往现代意义文明社会的同路人。就如同交通规则的“右行”体系和“左行”体系一样，彼此之间或许可以互相交流，和平相处，并不必定存在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

其中，相关的广义社会对话机制，正是讨价还价博弈的核心内涵所在。这本来也一直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题中之意。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下，特别是在原子时代的核毁灭威慑下，人们之间的理性社会对话似乎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个可爱但充满危机的蓝色星球。

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实践的一个独特标本，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创新，恰好为我们继承传统意义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方法，同时深化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实践镜像。

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是通过一种广义社会对话的讨价还价机制，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彼此不同或者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广义对话”――表现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恰当的非暴力“妥协”和“对接”。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相通，但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逻辑，如果坚持某种积极、科学的探索精神，而不是采取或者盲目崇拜权威理论，或者全盘否定既有逻辑的态度，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认清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彻底解开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和平崛起的误解，乃至消解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敌意的唯一理论途径。

当然，这要求我们对讨价还价博弈理论本身的特殊逻辑给予清晰的阐释，从而准确地理解作为对一般交易逻辑深入刻画的讨价还价博弈。其与古典博弈――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哑巴的博弈――有了很大区别而包含着人类行为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社会价值的理论伦理。

任何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常识性结论。然而，这种常识却往往超出纯粹意义的经济学语境，以至于人们在拓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时，总是将这些应该时刻牢记的常识，不恰当地遗忘。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H.博尔蒂斯在其《制度、行为与经济理论》的开篇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人的行为是语言依赖的。尽管人类社会为这种“语言依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演化成本，然而，没有“语言”的社会一定是低级的社会，高级社会一定依赖于人们彼此的承诺、威胁及相应的契约。

显然，由于制度表达的公平性质是语言依赖的，这使得基于承诺、威胁策略的公平价值，成为现代博弈论制度分析的核心论题。此时，讨价还价博弈为这种预言意义上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平台。也就是说，如果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具有上下互动、内外联动、反复波动及讨价还价等多种改革方式，那么，广义交易的讨价还价改革机制，则一定涵盖着中国改革过程最关键的实践特征和理论价值，也同时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核心所在。

《解析中国：基于讨价还价博弈的渐进改革逻辑》，童乙伦著，格致出版社2011年9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九章，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