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重构

摘要:十年浩劫已经过去了,但伤痛却留在了人们的心间,在反思伤痛与过错的同时,人们开始重树生活的信心,接受新的变化,面对经摧残而残败不堪的民族文化时,企图建构一种新的,具有当代意识的民族文化,本文将通过对这一转变的动态性把握,揭示当代意识的建构过程,显露出寓建构于批判的建构方式。

关键词:现代意识;批判;建构;动态性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4-0076-02

新时期文学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对以往“神圣”传统进行破坏、重建和超越的过程,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民族文化被严重摧残,民族自尊心遭以严重破坏,人们在反思之于寻求建构新的民族文化,一种紧随时代步伐,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建构。之后的“伤痕”文学淋漓尽致的展示了人受到鄙视后而带来的极可怕的人间灾难,人们开始反思历史,重新确定人的价值,重估民族文化,从而建构新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构在文学中又表现为“文化小说”的兴起,李杭育的《沙灶遗风》,阿城的《棋王》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就鲜明而又动态的展示了文化小说的兴起以及文学寻求民族文化重构的过程。

一、初具文化意味的创作

李杭育是寻求民族文化最早的起步者,他在1983年发表了《葛川江上人家》、《沙灶遗风》等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不同于一般农村题材那样写改革在经历波折后最终获得胜利的普遍模式,《沙灶遗风》以变革为背景,描写的不是表面的冲突而是一种从生存观念到生存理想再到未来建构的变化过程。《沙灶遗风》中耀鑫以“画屋师爹”而闻名于乡里,他凭借着精湛的手艺,即使在最为困难的日子里也不曾缺吃少穿,他常常借酒意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资本和富裕,他提着酒盅而自鸣得意,似乎人生就此足矣,但给别人画了那么多的屋,唯独还没有给自己画一幢屋,本也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儿子和儿媳却不愿要“画”的屋而想要不用“画”的洋楼,这对于耀鑫是无法接受的,他气闷、恼怒、叱骂,即使是如此厌恶的事情也无法改变的变成了现实,时代的变迁是无法阻挡的,耀鑫与新一代的人们不再是生活方式上的冲突,而是基于生活方式上的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时不可调和也不会僵持,而是会以一方代替另一方作为结局。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注定要选择不用“画”的洋屋,“画屋师爹”只能是自己屈从退让下来,他拒绝收徒弟,感慨的说:“眼前这许多洋楼造起来了,往后会越造越多,将来庆元讨了娘子,一样也要造洋楼的。到那时候,谁也不会请你去画屋了。连你自己也不想给自己画了。学这门手艺,岂不冤枉。”于是撂下了二百元。时代的变迁就是这样无情,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文化的替变就是你死我活的过程。作者有意从生活方式的描绘中,揭露文化的冲突和嬗变。作者也曾说:“在这种具有乡土美的民间艺术的存在形式中,可以看到一个极为广阔的背景,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历史的趋势。”“当我把画屋作为一种行将消亡的落后民族文化加以考察、分析的同时,我不能不以极大的热忱来关注,思考那些从事这门行当的民间艺人,工匠的命运。这些人都背时倒运了,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命运自然是可悲的”。《沙灶遗风》表面上看来是因为对于建屋的不同观念而导致的生活上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一种旧的文化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较量,这篇作品只是文化建构中的初露端倪,它以“画屋”这种看得见的风俗作为标志来预示文化的变化,但在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难以具像把握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形浸染,一种潜移默化,直到得到大众群体的认可,才顺理成章的取而代之,完成蜕变。

二、真正具有文化意味的创作

真正显现出强烈的文化意味的是阿城的《棋王》,他及其他的创作在1984年成为一道文学景观,因此有人称之为“阿城”年。《棋王》不论是在审美氛围、抒情方式,还是在人物描写、情节刻画方面都显示出一种强烈而又逼真的文化感觉。阿城把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全部内化为自我的感觉,并以此来对历史、人生和世间万物加以关照。《棋王》凭借特殊的文化色彩、文化风味和文化环境使人物处于一种浓烈的文化氛围之中,并通过人的行为、爱好、神态和谈吐加以表现,作品把主人公一生为人处世的“棋道”放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浩劫中,看似环境与人物安排的很不协调,但阿城不但没让这样的安排成为作品的败笔,反而却做到了让环境更好的衬托出了人物本身的气度。知青王一生一生嗜棋成痴,即使在举国动荡的“”岁月里,他也未曾对棋淡漠半分,棋就是他的全部世界,虽然他也因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他却始终平静而豁达。王一生并无任何丰功伟绩,他的生活只有下棋和吃饭,下棋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好处或改善,他似乎并不追求功名利禄,也不为物质的匮乏和地位的卑微而伤神,而是始终以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信念去面对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作为一名时代痛苦的直接感应者,他没有狂热、不平和愤怒,而更多的是平和,他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他唯一的激情所在就是下象棋,王一生似乎也并不需要别人予以理解,只企望自己能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而已。“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下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这段描写使人感觉到主人公那种与世独立,举世不迁的品格,在作品的结尾处王一生也对母亲说“妈!人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活着”这一结尾更是对主人公这一品格的呼应和强化,表明王一生他活着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一种富有文化意味的人生。作品里表现出的是一种具象化的,不留任何痕迹,连主人公自己也不曾察觉的文化感觉,生活和生活背景都淡化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只有“呆在棋里”的“王一生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主人公无意识之中被创造着,显示出王一生淡定自然,最求自我价值的生存方式。《棋王》的主人公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坚持着自己的嗜好与追求,这种为自觉与自觉的转变之间就透露出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以及新的生活态度的逐步建立,传达出一种淡定而又执着的文化追求,预示着一种既往不咎,渴望新的因素参与生活的趋向。

三、全图景式的文化创作

从上述的两种类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相对于伤痕文学来说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明显得可以看到题材发生了变化,但最主要的还是作者或者整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生活本身的看法改变了,所以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审美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令人耳目一新的韩少功的《爸爸爸》显得别具一格,它更为立体和形象的呈现出了民族生活的景观。《爸爸爸》这一奇怪的题目,让人有些捉摸不透,究竟它描写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对于这样的疑惑猜测也颇多。整篇《爸爸爸》没有年代,没有背景,亦没有明显的爱憎情感,所有的一切都模模糊糊,无头无尾。而在这“神秘”背景中的“神秘”人物竟是一个“傻子”丙崽,他既痴又呆,又愚蠢又憨厚,一无是处却又大难不死,既被人侮辱又为人所膜拜,丙崽似乎就是一种旧式文化的象征,既被人们批判又被人们无形传承。作者对丙崽这一人物的描绘极尽丑陋,除了一种动物的本能之外似乎根本不具备人的特征,他是一个只有背篓高的侏儒,额头上布满皱纹,厌恶时慢腾腾的翻动着两只无神的死鱼眼睛,肮脏的脸庞上经常挂着鼻涕,还时不时的歪着头去舔食,整个脑袋像一个倒置的青皮葫芦,头顶上还生满了脓疮,时时弥漫着腥臭,整日揪着自己的头发,以戳蚯蚓,搓鸡屎为乐,行动吃力得他,即使转个身也要画一个很大的弧,跑起步来左摇右摆,即便是最本能的吃东西,他也不能平稳的进行,吃一半洒一半,洒了再捡起来吃。在他的身上无任何文明可言,给人的感觉只有畸形,恶心和废物。他对于一切的喜恶都用“爸爸爸”和“妈妈妈”来表示,身体和思维上都始终保持着幼稚和原初状态,仿佛就是一个人类初级进化时期的远古人类,因为弱智,因为畸形,因为丑陋,所以经常遭受别人的欺负,但是每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丙崽又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灵。整个鸡头寨因为一场突变而所有的人都消失了的时候,丙崽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且被委以“你要杀了他”的重任,这是多么的荒诞情节。整篇作品似乎都在描绘一幅原始初民的生存状态,这里没有文明,只有野蛮,甚至是排斥文明的,这一点深刻的表现在丙崽妈的身上,她对于鸡头寨这篇荒蛮之地来说,是文明的化身,她心灵手巧,又聪明能干,在整个鸡头寨里出类拔萃,因而在妇女群体中树立起了威望,她不同于这里得野蛮,她不但经常洗澡,还把女人的衣裤显眼地晒在别人门口的空地上,把接生完了的胞衣作为补品来吃或者拿去卖钱,虽然她是这样的能干和精明,但在这个没有女人说话的份的鸡头寨,她的聪明才智没有得到人得赞赏反而惹来了人们愚蠢而又恶毒的嫉妒,丈夫也因此抛弃了她而一走不归,更为悲惨的是她还生下了一个畸形的傻子,仿佛给她心强命不强的人生雪上加霜,于是在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里,她死去了。丙崽娘作为文明的化身在鸡头寨被压迫致死,最终野蛮战胜了文明,文明在这里被吞噬了。韩少功将现实和历史、真理和谬误放于一炉,采用神话式的结构,意在对一种文化形态进行预言式的解剖,就像李庆西说的:“‘过去’的黯淡,‘未来’的渺茫,正是人类处于某种历史困扰中的实际境遇,尤其是当一个民族以自我的封闭的心理状态去理解自身命运,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残酷意味。所有这些,在《爸爸爸》中被用一种不三不四的口吻叙述出来,表面上看去似乎扯淡,实质上包含着真正的理性。”韩少功以此批判了民族之劣“根”,揭示了民族生存意识和特有心态生成的历史过程和具体环境,荒诞中寓有真理,批判之目的意在建构更为现代化和更为开明的生活心态和文化形态。

对于文化形态的选择与重构,离不开群体思想的主导,当历史被打破,旧有文化遭批判,势必要求建构新的民族文化,当代意识的觉醒使人们重新看待历史,审估历史,在历史的反溯中衍生出新的理性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中对文化的整体景观加以重新关照,从而升腾起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文化建构渴求。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创作层次渐进的去关照历史,破开蒙昧,为新的当代意识的建立去开拓实践,目光的焦点从单纯的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转移为文化差异的层面,动态的展示了这一破旧立新的建构过程。民族悠久的文化与落后的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让人们将目光直接放于民族之根“文化”之上进行反思,从而企图找寻出正确的解决民族落后之根本原因。这些作家个体对于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的结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性尝试,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艺术方向确立了基调。

参考文献:

[1]李杭育.化腐朽为神奇――关于“遗风”的断想.[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阿城.棋王[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3]李庆西.说[J].读书.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