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重构试论

摘要：随着现代旅游的兴起，民族文化旅游接踵而至，由此引起了人们对民族文化保护的关注。本文从文化的产生与变迁的角度，以贵州布依族为例，讨论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C122. 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066-06

OnReconstructionofEthnicCultures

――Taking Buyi Minority in Guizhou as an Example

YANGChang-ru

(Guizhou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Guiyang,Guizhou55002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ourism, tourism on ethnic cultures springs up like mushrooms, which cause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cultures. Taking Buyi ethnic culture in Guizhou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ethnic cultures protection issues from an angle of the generating and the changing of cultures.

Key words: ethnic cultures； cultural chang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选择了工业化。工业化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人们在充分享用工业化带来的物质财富之后，陡然发现人类与自然产生了相当的距离。于是，人们需要适时逃避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和拥挤嘈杂的环境压力，产生要返回自由，到宁静的大自然环境中去的追求。具有现代意义的旅游活动便应运而生了。

随着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交往时代的到来，人们从旅行家的传记中发现了他民族和他文化，于是，利用便利的交通工具，远足他乡，进一步认识和求证报端、网络介绍的他民族、他文化，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厚自己的生活经历。民族文化旅游便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

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从匆匆而来的旅游者的身影当中发现了民族文化的价值，当然也从旅游者的言行举止中看到了异文化。为了适应旅游者的需要，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不遗余力地挖掘、甚至创造“某种”民族文化，以招徕更多的旅游者，同时，在适应潮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下，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也在调整自己，以便使自己的生活城市化，东施效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化病态。面对这种情形，学者们从静态的和动态的角度探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问题，认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内容和落脚点，是如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并掌握合理开发的“度”。[1]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化创造是人们根据旅游者的需求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创造的；人们追赶主流文化的潮流是国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同要求所致。因此，研究民族文化的重构问题需要众多的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投以极大的热情和聪明才智，引导人们正确的理解并发扬民族文化需要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付出较大的努力。

文化是人的活动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也是人类社会的实质，是社会的人的真正奥秘。从广义的角度上看，文化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方式。它包括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内隐的和外显的行为、行为方式，行为的产物及观念和态度。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适应环境，遵循客观规律改造环境的工具。人类通过劳动使自己的主体意识客体化为一些对象，也通过劳动使客观的物质符合自己的主观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同时也创造了自己，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文化最为突出的特征或最具有根本性的内容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意识方式，概括说来就是人的活动方式，而在这种活动方式中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

依据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的发生与变迁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文化生态学研究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人类集团的生存，即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2]（P304 ）这一理论已经被学术界广泛地接受，并作为一种基本的原理在实践中加以应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一种文化的发生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上的，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可能生成什么样的文化。同样，当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变化，就可能导致文化的变迁。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文化生成的基础，一种文化的发生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在文化创造中具有的主动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多样选择性。相同的环境由于文化选择的方向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认为：一个民族在这样无穷的可能性当中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作为自己的文化模式，选择的内容可以包括对待生、死、青春期及婚姻的方式，也可以包括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各个领域的规矩和习俗。[3]由此我们看到不同的民族在加工自然环境、加工工具和能力方面呈现出差异，体现了人的创造性。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民族文化是一条流淌着的河流，它在不断地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民族文化是该民族的人民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

当下人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话题――“原生态文化”。有些学者把民族文化封闭化、静态化，把民族文化差异绝对化。他们的研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民族文化是一种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他们所理解的原生态文化是某个民族专有的、初始状态的、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从文化发生与变迁的机理上说，所谓原生态文化应当理解为某一民族或族群迁徙进入某一地区后，在那里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形成的文化。它是某一民族为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本能选择。事实上，民族文化在持续的构建过程中，通常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文环境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已经成为民族文化持续构建的一种既定的存在。

布依族是贵州的一个世居民族，聚居在河谷或靠近河谷的村寨里，住房有楼房、半楼房和平房数种。楼房和半楼房（后半部是平房，前半部是楼房，或左（右）半部是平房，右（左）半部是楼房）的建筑，是布依族传统建筑形式。楼房上层高，住人，下层低，圈牲畜，古称“干栏”，或称“麻栏”。它的结构简单，形式美观，适用于南方山区的地形特点。在房屋格局中，堂屋正中设有神龛供奉祖先，左右两侧分隔成灶房、寝室、客房。室内设有火堂，供一家人取暖炊薪。黔中一带，由于地产石头，从基础到墙体都用石头垒砌，屋顶也盖石板，称为石板房；另外石砌的寨墙和山顶的石砌古堡，形成典型的石头建筑群。黔中布依族的石板房就是人们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的一个范例。这种石板房建筑影响了前来贵州屯军的汉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屯堡汉族的建筑样式与布依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六盘水市一带的布依族，其服饰文化与彝族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也许就是受到彝族服饰文化影响的结果。

布依族的婚俗在与汉文化的互动中，一些地方把婚姻缔结设计为“开口亲”、“订亲”、“结婚”三个层次。先由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一般须往返数次，需所谓“三回九转”才能成功。媒人第一次到女方家求亲时，勿须提及求亲之事，只要将礼物放在女方家神龛上，说明礼物是某家送的，闲聊一会即返。如过几天女方不退还礼物，媒人可第二次登门求亲。获得同意后，男方就备办一些礼物。礼物多由女方家按地方风俗定数，糖点按女方家族亲戚的户数准备，每户一封（块），公鸡一般三至四只（以双数为吉），一壶酒，一肪猪肉，衣料两套。男方邀请家族中的老人、青年人和自己的亲戚，同媒人去女家吃订亲酒。这种仪式，称为吃“开口饭”，花溪一带称“吃鸡”，长顺县一带称“吃鸡腿”，有的地方称为“插毛香”。第二次由男子带酒若干壶、公鸡若干只、猪脚肉一只、猪肉若干斤（或整猪一头）、鞭炮、红烛二对、聘礼若干等到女方家，此称“订亲”。安顺、紫云、长顺一带称为“吃大酒”，贵阳花溪一带称为“更客（吃羊）”，一些地区称为“更老尼（吃小酒）”或称“更甘（甘是认定的意思）”，一些地区叫“接八字”。名称虽异，其内容是接八字和议定聘礼。男方接回女方八字后，就取得了婚姻的主动权。男方确定婚期后，预先请媒人通知女方，女方准备陪嫁的嫁妆，届时各自备办酒席，宴请亲朋。吉日早上，男家请的八仙（即吹唢呐的）和接嫁妆的青年，随同戴花挂红的新郎、陪郎、拉雅娘等前往女家接亲。新郎新娘三天内不得同宿，婚礼第二天，新娘要拜见翁姑及男方亲戚。婚礼第三天早上，新娘挑水或到厨房看一看，同汉族的“下厨”相似。此礼行毕，新娘即起程回娘家，谓之“回门”。布依族村寨的婚礼，远近的青年们都可以赶来听歌唱歌，有的地方唱到七八个昼夜。有些地区还盛行“姑舅表婚”和“兄终弟及”俗称“填房”的婚姻制度。流行“不落夫家”，或称“坐家”的习俗，女子往往要结婚二三年后，甚至七八年后才长住夫家。从史书记载看，布依族在明代以前婚姻是自主的，明代以后，由于各民族的交往频繁，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广为传播，布依族才逐渐改变了婚姻的礼俗和方式，婚姻从自主变成了父母绝对包办。据乾隆《独山州志》记载，“聘资用牛只，或一二只，或三五只，每牛挂角银二两。”同一时期，开州（今开阳县）“仲苗婚丧渐习汉仪”。清乾隆爱必达《黔南识略》三卷和十二卷记载：“荔波方村等地，娶必求姑之女，名曰要回，其聘礼或以牛或以银。”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婚姻需凭媒说合，聘资用牛或银，已出现父母包办的情况。然而许多地方，直到民国初年，仍有“婚姻多自主，男女……互通情愫，自相择配后，始通媒妁。”（民国八年《关岭县志访册风俗》）。

民族文化的变迁取决于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创新与组合就是文化变迁。具体说是“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重构。”[4]（P354 ）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文化的重构过程。因此，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时，应当研究如何将有用的某些文化因子置入该民族固有的文化体系之中，使该民族的文化结构和运作功能得到革新，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认为，做好民族文化重构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认识民族文化重构

民族文化重构是其发展的必然，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民族文化。首先，对待民族文化，既不能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全盘否定；也不能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偏颇，全部收下。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东西。既从传统和习俗中发现民族的精神，发现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成份，发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发现民族生存的根。也要从这些传统和习俗中，从民族生存过程中去发现民族发展中的缺陷，发现民族的劣根性，发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在对民族文化深刻认识的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继承其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摒弃其落后的内容。一方面，民族文化资源是千百年来该民族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积淀，尽管有些内容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但有相当多的文化资源在当下和今后都会发挥积极作用。既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增强本民族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先进科技文化知识来促进少数民族群众的市场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使之得到有机的统一。同时，又要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注意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是重构民族文化的根本。另一方面要坚决摒弃民族文化中与时代相悖的内容。

其次，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解决好保护问题。我们观念上要澄清一些认识，一是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保护，不是保护落后，而是为了促进民族的发展进步。还应该看到，保护民族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存人类文明的结晶，保存历史，留住人类创造的足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将其保存下来，就等于为后人留住了一段历史。二是保护要内涵和外延并重。保护民族文化，仅仅保护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也就是其载体和象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只是民族文化的外延。民族文化的内涵是扎根于民族社会实践中，反映该民族生产生活上的心理素质、精神理念、价值观念等，这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源头。脱离了民族社会实践和该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保护民族文化不仅要关注其外延，更要注重其内涵。三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当务之急。民族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积淀的巨大财富，而且还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资源，民族文化多样性应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我们要特别注意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信仰，在东西方文化互融互补的交流进程中，坚持创造和发展民族文化自身的特色，格外审慎地对待各种并存的民族文化，既要积极地引导民族文化向着现代的统一目标迈进，又不要使这种文化失去民族性和多样性。民族形式的多姿多彩，正是民族地区的一种独特的优势和文化资源，如果破坏了这种多样性，就破坏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等待我们的可能不是文化的现代化，而是文化的沙漠化。尤其是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民族文化尤为独特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如果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只是一味地单纯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民族文化多样性生态的保护，那么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且还将丧失我们最有竞争能力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更为严重的是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将导致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退化和丧失。

2．重构民族文化必须打破封闭

文化结构的严重封闭性是制约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历史上一些民族及其文化严重封闭，与外界少有物质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较少受到文明文化的辐射和浸润，不仅民族现代意识发育迟缓，而且使民族文化结构严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和现性因素，严重制约着民族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在进行民族文化重构时，必须打破封闭，加强与他民族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与他民族文化形成互动关系。

从学理上讲，民族文化是一条流淌的河流，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转型在所必然，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发生文化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它只有与他文化广泛地接触交流，才可能获得丰富的营养来滋润和发展自己。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现代传媒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达到空前，各种传统文化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也都达到空前的程度。社会发展，产生和滋养文化的大环境发生变化，文化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要致力于文化结构的改革和重构。少数民族文化落后的方面既表现为内容的单一，又表现为结构功能的退化和老化。布依族是农耕民族，其文化是建立在稻作农耕这个物质基础上的，原始宗教是其文化的精神层面的根基，布依族信仰祖先和多种神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井有井神，村寨建有土地庙。一些特定的宗教仪式，要供奉神竹。有的还供奉雷神、门神、灶神、龙王等等。在中国社会广泛推行无神教育的背景下，一代年轻人放弃了有神论，放弃了原始宗教的观念，从而动摇了布依文化的根基。许多文化的功能退化了，已经不具有约束的力量，使得某些文化事象处于一种混乱状态，甚至正在逐渐地消失。比如，青年男女的交往，过去在神灵的统驭下，青年男女们在一种自由而有序的状态下交往，充分展示了人性的美好与友善。当人们不再相信神灵的力量之后，这种自由而有序的状态被打破，朗绍朗冒（系布依语音译，“朗绍”意为会女朋友，“朗冒”意为会男朋友。）成为年轻人放荡的代名词。又比如，布依族的情感渲泻方式――唱歌，过去在布依族社会里，不会唱歌就等于没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要努力地去学习唱歌，乡野处处弥漫着优美的歌声。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人们可以通过卡拉OK的方式渲泻情感，没有人再指责那些不会唱歌的人，也没有人去赞赏那些会唱歌的人，于是，这种文化越来越边缘化，已经呈现出消失的迹象。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在当下的语境下理性地分析与思考，必须对民族文化进行结构性的改造。

我们认为，民族文化的重构，一是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民族意识的启蒙，使之看到自己的差距，明确本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改变对传统的盲目崇拜和依赖的心态，振奋民族精神，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变，使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二是必须不断与时代精神结合，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活力永存，就要从不断变化的民族社会实践中汲取鲜活的营养，调适与时代的关系来发展自己。另外，随着世界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任何民族想完全保持“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文化而闭关自守都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能否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总之，只要是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新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的先进文化，都应当吸收和借鉴。

3．重构民族文化必须以“我”为主

如前所述，文化是人的内在规定性，它包括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内隐的和外显的行为、行为方式，行为的产物及观念和态度。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适应环境，遵循客观规律改造环境的工具。因此，文化重构的意义在于是否符合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如果仅仅只是满足他文化借鉴意义的需要或者满足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化重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直白地说，这种文化重构就是制造伪文化。

文化重构要充分尊重该民族成员的意愿，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执行者和文化的享用者。从调查中我们看到，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主观上是向往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成员，他们从电视上、电影上看到现代化的生活样式，在与城市人交往中体会到现代化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于是城里人的生活样式成为一代年轻人追求与仿效的蓝本，只是由于经济发展条件限制而缓慢一些而已。假如我们站在“他者”的角度从猎奇或所谓保护农耕方式多样性的角度出发，要求少数民族放弃现代文明，依然是按照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样式去生活，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4．重构民族文化必须突出标志性文化

民族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种象征符号，象征人类学认为：文化不应当被看作特殊存在的社会事实的集合物，而应当被看作人类交往的系统、传达形式的体系。[5]（P374 ）文化是一种象征符号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他们把现行的或者历史的现象视为一种符号，事实上，人们就是依据文化的符号性来辨别与认同民族的。

在民族文化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应当选择那些具有象征与符号意义的能够代表民族传统的文化符号，即标志性文化，使之升华成为民族成员认同的标志。明跃玲撰文赞赏居住在湘西地区的瑶族对标志性文化的确认与做法，在湘西地区有一个被称为瓦乡人的瑶族群体，他们世代与汉族、苗族杂居，其文化特征已逐渐消失，但根基性的民族认同意识仍然存在，凭借着盘瓠神话固守着自己的族群意识。他们把盘瓠神话作为标志性文化，重修了盘瓠庙、辛女庵、重构了辛女宾馆、盘瓠酒厂等标志性建筑，以此彰显出文化的异质性。⑤虽然我们没有到实地去感受和体验这种标志性文化带来的个性，但可以肯定这种标志性文化特征可以起到强化族属意识的作用。正如我们到云南的西双版纳看到小乘佛教的寺院，通常会把它与傣族联系起来，因为小乘佛教的寺院已经成为傣族的某种外显的特征。

如果我们能够在物质层面、制度（行为）层面、精神层面标识出布依族的一些标志性文化特征出来，把一些外显的标志性文化做成某种文化符号，不仅保留了一段历史，而且对于民族意识的培育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对贵州持续高涨的民族文化旅游也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总之，在当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语境下，市场使各民族的接触更加紧密，民族文化变迁的向度会趋于同质化，其变迁的速度会加快。如何结合本地区和各民族的实际，研究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将有待我们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 赵扬．近年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保护问题研究综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

[2] 黄淑娉，龚佩华著．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黄欢译．文化模式[M]．华夏出版社，1987．

[4] 罗康隆．族际关系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5] 黄淑娉，龚佩华著．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 明跃玲．神话传说与族群认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