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是否真的“娱乐”了观众

［摘 要］ 电视娱乐节目以娱乐为其核心功能，也因其娱乐功能在当今中国为自身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然而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面临着发展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其创作者的“娱乐”制造存在着对观众内在娱乐需求的漠视和偏差。本文在肯定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以接受理论为讨论出发点，分析了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制作中存在的强势话语和市场利润双重裹挟下的娱乐实质，以求纠正节目创作观念中对“娱乐”意义的理解偏误，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关键词］ 电视娱乐节目；接受理论；娱乐需求

在艺术理论的研究历程中，人们在经历了以社会生活、作者、文本为考证核心的过程之后，直至接受理论出现，人们对文本的接受者的意义和作用才予以应有的关注。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顾中外艺术理论之发展的时候，不难发现，就艺术的四要素（社会、作者、文本、接受者）而言，对接受者这一维度的研究恐怕仍是最为薄弱的部分。学界对文艺活动中受众的接受之维的探索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英国艺术理论家科林伍德曾有感于艺术理论传统对接受主体的忽视而指出:“我们因袭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它从18世纪晚期对天才的崇拜开始，持续贯穿整个19世纪，这个传统是不利于合作的。”当然，科林伍德马上又充满信心，肯定了新的艺术探讨的取向：现在，“艺术家们不像他们所习惯的那样喜欢摆架子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比过去更愿意把观众看成是合作者了。”［1］

的确,“在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关系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相反，一部文艺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2］。同时，对接受者的重视这一研究重心的转移也是近现代艺术较之于古典艺术进一步走向民主化、大众化的一种体现。

当我们把电视娱乐节目的讨论置于接受美学理论视野之中时，我们发现作为大众文化艺术的重要领域――电视娱乐节目，其接受者更需要受到重视，关注和研究节目受众对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普遍存在对受众接受需求重视不足的情况。遍观当前学界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现状的评价，几乎处处是对其庸俗化低俗化的驳斥、无序化抄袭化的痛心、功利化审丑化的悲哀，然而因袭千年的对接受者一维的忽视使人们难以抓住问题的症结。笔者认为，症结在于电视娱乐节目制作者和研究者对受众的认识不足、理解偏差。或者说，这被冠以“娱乐”之名的电视节目是不是真正意义上娱乐了观众？因此，从接受视角对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现状展开客观评价，分析节目制作者的创作观念与受众的真正娱乐需求所存在的错位，是找到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困境之症结的关键。

端正电视娱乐节目发展思路的首要问题是正确理解“娱乐”的内涵。古汉语中，“娱乐”有“使愉悦”的意思，现代汉语中这种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使人获得愉悦的意思一直沿用。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满足、愉悦并不仅仅是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人内心需要的满足。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有不同层次的需求：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在此基础上的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人内心的愉悦的基本前提正是生理需要之上的安全、爱和归属、尊重、认知、自我实现等多层次需要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也部分地点出了“娱乐”的品格――“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的亲昵的交际”［3］，是一种精神自由自主的、全民共享的愉悦，其源于一种自主生命的自由表达。

在此，我们回归对“娱乐”的全面认知，看到“娱乐”是人的必然需求，人需要在“娱乐”中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证和由此带来的精神的满足。因此，我们对以娱乐为核心功能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理解也须围绕人的基本需求。人在娱乐的过程中获得的是生理和心理的充分尊重与肯定，而这也正是电视受众在电视娱乐节目中所真正需要的。

然而，虽然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电视娱乐节目以现场观众和热线电话甚至网络等方式在技术上打破了传统的电视传播主客体无法沟通的局面，为提倡接受者主体性地位的接受美学思想找到了技术落脚点。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调整能否从实质上令观众获得真正的娱乐享受,这才是解决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问题的关键。

当我们拨开表象、深层探讨的时候，发现在貌似互动参与下，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仍存在着对受众的内在娱乐需求的漠视情况，创作者的“娱乐”制造与观众的真正娱乐需求存在偏差。

强势话语安排的“娱乐”

约翰・多克曾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认为20世纪出现的电视与欧洲的狂欢有很多可比性，是一种由室外转向了室内的狂欢活动。电视观众在所谓高扬娱乐精神的电视娱乐节目中被唤起了久违的“酒神意识”。这种狂欢品格使人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对僵化的秩序有着解构的作用，体现了人们对精神自由的自主追求。但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缰绳”并没有放松，有着“狂欢”外在形态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与巴赫金的“狂欢”存在着内在区别。

中西方“狂欢”精神的内在区别根源于中西方“狂欢”精神形成的社会语境的区别。在向市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虽然也体现了人性解放的强烈趋向，但不同于西方的对宗教神圣化的彻底解构，中国社会只是部分地消解了准宗教化的政治集权教化。虽然在精神文化层面体现出相当程度的娱乐功能的强化，但仍没有摆脱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纠葛，并没有争取到真正独立发展的空间。具体体现在中国的文化传播事业中，政治意识形态长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电视节目承载了过大的意识形态导向的任务。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发展进程推动了传播领域的产业化发展，电视受众获得了一定的基于市场效益的文化消费空间，相对促进了电视文化领域娱乐功能的强化。然而，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桎梏成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难以承受之重。

当然，随着经济中心地位的强化，强硬的意识形态话语导向在电视娱乐节目中确有渐趋弱化的趋势。但是以制作者意图为主导的节目制作思路和惯性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仍不时地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中看到以节目制作者的主观意图为导向安排节目的情况，如主观操控节目内容、掌控节目发展方向、预定节目结果、在节目现场强制添加娱乐气氛等情况。现场观众作为广大电视观众的代表，被迫“硬做狂欢”，台上台下皆是演员，使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得到的不过是虚假的笑脸和预先形成的想法。这种无视观众内在娱乐需要的结果只能使节目朝着与正确道路渐趋渐远的道路上发展。

所以，娱乐需要摆脱对于“教”的依附性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当然，这种“去政治化”的娱乐取向能够暗合大众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需要，张扬其人性的需求。但是目前在主流话语和严肃政治理性话语的影响下，如此娱乐取向也必然引发争议，仍需理性斟酌以防矫枉过正。

市场利润裹挟的“娱乐”

1992年开始的新闻媒体改革使电视从主流意识形态运作向商品化接近和移植。相应的，取得消费主体地位的电视受众也相对获得了自主文化消费空间的可能，而更加强化娱乐功能的电视娱乐节目因其与观众需求的内在迎合而赢得了电视观众的追捧。然而，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从勃兴至今，“庸俗”“低俗”“恶俗”的批评性字眼如影随形。可见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自身的“娱乐”观众的取向没有错，其存在和发展也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娱乐节目的“低俗”责任并不在“娱乐”本身，而在于是否真的做到了娱乐观众。

如前所述，中国电视媒体的产业化发展带来的是对作为文化消费者的重视。这表面上是对观众的主体地位的强化，但这是以谋求市场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的。以此为运作出发点的结果恰恰是失却了对观众真正意义上的关注与关怀。

依照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的观点，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商品”，与普通的物质商品不同，它生产出来的是观众，而广告商才是最终的消费者。所以，电视产业的当务之急就是“生产”出商品化的观众和“生产”出观众的利润。这也就是电视产业所谓的“重视”观众的真相，［4］观众在这里成了商业利益追求的工具。以商业利润为根本出发点作为电视娱乐节目的创作宗旨，其结果必然是用“观众数量”本位取代“观众本位”。这毫无疑问是对观众内在娱乐需求的背离。

以获取最大利润为根本目的的电视娱乐节目运作思路指导下的节目制作，其直接结果便是尽量吸引最大数量的观众的眼球。但是观众并不是一个单纯个体或同质的整体，而是异质性的、多层次和多维价值取向的群体。于是，讨好观众的“平均口味”，使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简易密码”便成了最有效的做法。而这种“简易密码”正是生理层面的感官刺激。于是在节目中出现窥探隐私、追逐绯闻、暴露欲望等现象，盲目追逐“低俗”“恶俗”的低级趣味的情况便在所难免了。

西方传媒政治经济学流派中的“受众商品化”观念指出：有什么样的节目就有什么样的观众。这正说明了长期趋于低俗化的电视娱乐节目将会使文化发展和个体文化发育进入恶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的和正当的关注十分必要。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中，因商业利润的驱使导致的矫枉过正，使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失却了对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将“以观众娱乐需要为本”误读为“以经济效益为本”。这是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存在低俗化、庸俗化、恶俗化现象和倾向的一个深层原因。

另外，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多元性质逐渐形成，电视业也进入了“分众时代”。对于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而言，正视和重视观众的内在娱乐需求还体现为转变貌似公允实则主观武断的“雅俗共赏”的创作思路，把握和研究不同观众群的娱乐心理和娱乐取向，根据不同对象特点，有的放矢地制作有针对性的娱乐节目，变“服务大众”为有的放矢的“服务小众”，使不同的观众群有更为深入和熨帖的满足感和被尊重感。而电视娱乐节目制作者也在以多元节目满足观众的多元需求中真正意义上赢得自身健康发展的空间。

对于尚属摸索阶段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固然存在一些观念错位、操作不当的情况，但绝不能质疑其发展的宏阔前景，相信经过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辛勤探索，端正认识、多元拓展，定会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走上一条包蕴时代精神的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英］科林伍德.艺术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19.

［2］ ［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69.

［4］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苏雅娟（1978― ），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硕士，河北北方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理论及大众文化;（1979― ），女，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北方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