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房县“民办教师法制培训班”调查

曾在讲台上站了二十四年的湖北十堰市房县民办教师刘会华，于2009年2月18日，即被清退后的第五个年头，被强制参加县里的“法制班”学习，过了七天“全封闭的集体生活”。

在“法制班”的七天里，刘会华和其他被清退的六名民办教师一起学习了《条例》，听“县里的干部”念各种事关大局和稳定的文件，并最后在悔改书里承认――“不该越级上访”。

刘会华和她的“法制班同学”们都持有教师证并具备各种资质证照。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资质完备的他们本该在五年前“转正”成为公办教师，不料他们却被清退了。

在“民转公”的名单中发现多名房县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亲属后，这些曾经的民办教师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但结果却是被送入“法制班”学习。

民兵训练基地里的“法制培训”

全封闭的“民师培训基地”设在房县西北方向一栋三层白楼里。这座楼建在几十米高的土山上，用两人高的同墙和铁门将其与外界隔绝。这里原为房县民兵训练基地。

房县“民师法制班”开办于2005年3月1日，正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由于得到了不能转正的书面通知，六十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当天一早便拥到教育局会议室讨说法，有七位代表一直坚持到夜里。局里诬称他们“扰乱正常教学秩序”，于是当晚把他们拉到看守所进行“法制培训”。被培训者学习时间从八天到十天不等，培训内容竟然还包括电焊、搬砖等用以“加深巩固学习成果”的劳动。

今年2月18日晚上9点左右，新学员们被拉到基地。在小白楼第一层，给每人分配一间带有铁栏杆的单间，还配备了“陪读”，每人都有两三人陪吃陪读陪谈陪住。据多位参加过法制班的老师回忆，县、各乡镇负责、政法、教育的领导都曾在基地“视察”过。

第二天起，铁门就很少再被打开，真正的全封闭式“法制培训”开始了。上午九点，这些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师成了学生，每人手上拿着一个发放的蓝白十六开小笔记本，一支黑色签字笔，被安排坐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听年轻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下午写心得体会，可多可少但必须写，六天的时间，刘会华写了二十页。但让她更难受的是，她还被告知不能跟其他被培训的老师们打招呼，吃饭也要打回房间吃，否则，轻者被痛斥。重者延长培训时间。

即便表现得好，保证书、悔改书、申请书和担保人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刘会华的材料被认为“写得挺好，写得深刻”。她在悔过书中说，“通过学习知道不应该越级上访”，“不应到省委门前站一会”，她出来后说本来想写犯了错，但感觉自己没错，就没写。

这批受训的共七人，分别是四十五岁的刘会华(女)、五十六岁的邹正权、五十五岁的邢华义、六十岁的代明玉、四十六岁的李华(女)、五十几岁的刘大玉，以及五十五岁的金开珍(女)的爱人郭新才。“一开始说要培训十五天，如果连续参加过三次培训，就要一次培训半年到一年。”但培训人员提出只要表现得好可以先走。刘会华担心孩子无人照料，多次哭诉请求离开。2月24日，刘会华等三人“培训合格”回到家中，其余的教师继续“学习”。

结束“法制培训”的当晚，刘会华心酸地发现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自己憋在租来的房子里，已经三天没上学了，一直喊饿。离开法制班的前一刻，刘会华问培训她的人：“这里条件挺好，我能要两间吗?”面对刘会华的古怪问题，培训人员这样回答她：“你得赶紧出去，下一批正等着进来呢。”

这位单身母亲获得的低保，由2007年的每月七十元涨到了2008年的一百元。“会因为我参加了‘法制培训’而被取消吗?”她急切地问记者。

和第一次进“法制班”的刘会华不同，这已经是刘大玉的第三次培训了。前两次发生在2005年春天和2007年秋天，培训时间分别是十二天和三天。据刘大玉的妻子谢凤英回忆，每次回来之后他都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吃不下睡不着，根本不像以前那个注重仪表的乡村教师。

至少有十人曾参加过类似的“法制培训”。若以次数论，至少有两位老师已被培训了三次，其中也不乏被深夜带走单独培训的情况。

谁顶警了他们的转正名额?

1997年，国务院下发三十二号文件明确规定此前清理整顿后留任资格齐备的民办老师，都应在2000年12月31日前妥善安置，并规定了具体的安置名额。

2003年，在房县最后一批民办教师面临转正还是被清退的关口，县里上百名教师都符合转正的相关政策，然而其中大部分却被挡在了转正的大门外，不少不具资质但大有来头的人却出现在了转正名单中。

房县多位老师多次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1996年前后，共有十三名教育系统官员的亲属从商场。汽配厂、铅笔厂和印刷厂等单位安插到县实验小学、县幼儿园，甚至―些科员的司机的亲属都名列其中。

希望曾经距离这些民办教师如此之近，工资从七十代的每月四块钱，涨到九十年代的一百一十元，2002年涨到了二百五十元。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大玉抱回了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和县级年度优秀教师的奖状，转正大有希望。

据房县―位在职老师说，刘大玉和其他―百多名持证上岗的民办教师在2000年前就该转正。但在长达三十年的等待后。结果并未如期而至。2003年秋，房县全县统考，年底红色榜单就贴在了县城和各镇学校的门口。刘大玉未能上榜。其时新华社宣布十堰市的民办教师“已成历史”，房县一百七十一名教师中，“民办转公办的三十五人，办理离岗退养的二十二人”。

余下的被清退的―百一十四名教师就此与讲台绝缘。对未能上榜的教师来说，打击是空前的。五十六岁的小学一级教师龙顺先落榜后一年都没出过屋，觉也睡不好。而冯晓敏老师落榜后不久积郁成疾颅内出血。五年来，尽管负债累累，她却始终都没去领过那每年四百元的清退费。

据刘大玉的妻子谢凤英回忆，落榜后丈夫多次对她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啊”。也曾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擦干眼泪，收藏好所有的教案、奖状、证件，重新走人已经陌生的水田早地，准备接受被清退的事实，“不给国家添乱”。

据一位熟识刘大玉的老师说，因为没钱，他一对儿女在十四岁就都已辍学，而今家里装钱的破塑料袋里经常都是一分的纸币和钢，“连买玉米种的钱都没有”。

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些鄂北山中的教师们拿出仅有的积蓄开始南下武汉北上北京，“找裁判”讨说--法。他们对政策的理解渐渐明晰――他们理应是转正的一批。

面对老师们要求彻查的呼声，十堰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曾在房县水电宾馆“私下劝慰”教师们：教育局领导和职工们的亲戚进入教育系统很正常，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很大，“他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有权这样做”。

听到这，一位女民办教师大声问了句：“到底谁的贡献大?”一抹眼泪，转身离去。

“三十年的媳妇，怎么就熬不成婆”

参加过法制班的老师们除少数工龄不足三十年外，其余都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年龄大多超过半百，他们当中许多都是小学一级乃至高级教师。

他们的档案仍然被仔细地保管着，好像他们仍属于一个组织。一份材料中这样写着：“我们都有过青春年华，也曾身强力壮，是众人中的佼佼者……三十年的媳妇，怎么就熬不成婆?”

根据一份针对民办教师的调查报告，湖北十六个市县区有超过八千名民办教师被清退。很多民办教师因争取转正而放弃了农业户口。家中已无地可种。在经济萧条的当下，因为生计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到浙江、武汉和上海的工地，搬砖头、运钢筋。

记者了解到，除了一位老师在私立学校里烧饭外，二十多位老师没有一个重新回到学校。龙顺先老师开了个私人幼儿园，“感觉不太像老师，更像是保姆”。

县里三年前承诺给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办养老保险，确实让大家激动了好一阵。然而教育局拿不出一百多万的补交款，事情就搁浅了。当农村文化员，每月可拿到二百五十元的工资，这是他们眼前最可期待的一条生路。但县里却明确说只有五十六个名额，尚不足安顿一半被清退的民办教师。

进入法制班前一天的凌晨五点钟，最后一批被清退的七个民办教师，结伴来到陌生的武汉市咨询政策，正赶上个雨天，他们又坐错了公交车，又饿又冷步行了几个小时，刚好经过省委大门，就在门口站了几分钟。

接待人员出来问明情况后迅速做出安排。派专人为其提供咨询。老师们抢着发问。但得到的答案却是一样的：民转公已经不可能了。此前，他们在县里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从中午开始，他们又开始四处奔波地找旅馆，但最便宜的也要一百元一间，直到晚上。他们才终于找到―家每人十块钱的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在告别了湖北省教育厅的“和善的年轻人”之后，他们被塞上了面包车。老师们多次要求下车，但都被严厉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