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青少年团伙犯罪研讨会综述

2008年6月8日至11日，“中美青少年团伙犯罪问题研究”研讨会在浙江警察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美国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浙江警察学院、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浙江警察学院承办。通过本次研讨会，构筑起了中美青少年团伙犯罪问题研究的学术平台，启动了“中美青少年团伙犯罪问题”研究计划。来自国内外十余名青少年犯罪问题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美国专家分别为：美国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维森特・韦布(Vincent．Webb)博士、赵继宏(Jihong Salomon Zhao)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暴力预防与社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查里斯・凯茨(Charles M．Katz)博士、美国大学司法、法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爱德华・麦格尔(Edward R．Maguire)博士。中方专家分别为：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导赵国玲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徐建教授、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肖建国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姚建龙博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樊荣庆副处长、浙江警察学院金诚教授等。

一、青少年团伙犯罪的概念

对青少年团伙犯罪概念及内涵，中美双方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肖建国教授认为：“在中国，团伙犯罪不是一个法律用语，而是公安机关在实际工作中习惯性使用的概念，同时由于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习惯等原因，团伙犯罪很自然地被社会所认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步的犯罪研究中，人们常将青少年这一特定年龄人群所形成的团伙犯罪称之为青少年团伙犯罪。但由于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年龄认识不统一，法律又缺乏明确的界定，因此很容易将已经成年的青年人与尚未成年的未成年人混淆起来，所以，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司法机关的犯罪统计，还是学者的专题研究，已经不再笼统使用青少年团伙犯罪这一概念，而是将成年人团伙犯罪与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区别开来，将纯粹由未成年人构成或者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组成的三人以上纠合成松散型的组织形式实施共同犯罪的称之为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对此，樊荣庆副处长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主张“可以将未成年入团伙犯罪的概念界定为三个以上未成年人自发地纠合在一起实施危害社会、触犯刑法的行为，并且应受刑罚处罚的共同故意犯罪。”以上两位学者对青少年团伙犯罪内涵的界定，主要是基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以维森特・韦布博士、赵继宏博士为代表的美方学者认为：青少年团伙犯罪应定义为“青少年行为异常(区别于正常)以及行为不端(错误或者违法)，青少年进行的可能触犯法律的某项活动。例如，行为异常包括：喧闹的舞会、不服从老师的管束、没有经过父母同意逃学等。行为不端定义为违法活动，例如偷窃，学校斗殴等。”美方对青少年团伙犯罪内涵的界定相对比较宽泛，并不是基于刑法，而是基于犯罪学的理解。

关于如何界分青少年的年龄问题，由于两国的法律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经过协商，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中拟将青少年的年龄定义为年龄从12-24岁。一般分为两个部分：未成年，即未满18周岁，青年即18-24岁。

二、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研究方法

在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研究方法上，中美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根据与会学者的介绍，目前在中国，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展开，研究方法也趋于科学和规范。

赵国玲教授介绍了由她主持的一项青少年团伙犯罪的实证研究项目。课题组查阅了2000－2006年间全国法院审理青少年犯罪的大量卷宗，并选取了一些少年管教所进行抽样调查，采取问卷、访谈等形式，开展实证研究。姚建龙博士以广州“黑龙会”案件为例，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详细分析了“黑龙会”组织体系，阐述了当前社会帮派对校园渗透是原因及特点，以点带面，归纳出当前我国新型青少年团伙犯罪的趋势及防范对策。樊荣庆副处长长期从事刑事司法实务工作，他通过大量的案例展开未成人犯罪的实证研究。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我国犯罪统计文献资料存在不公开性，这对实证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使犯罪学研究的数据来源缺乏科学性和权威性。

实证研究已经成为美国犯罪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在本次研讨会上，美方专家介绍了在目前青少年团伙犯罪研究中国际上所采用的通行研究工具，即国际自我犯罪问卷调查表(ISRD－2)。荷兰文献研究中心首先邀请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等11个国家参加这项具有可比较性的试验性研究。从1990年开始，(ISRD－2)这份问卷调查表已经在欧洲很多国家被用来检验青少年犯罪的发生概率的普遍性工具。在全球的“全世界犯罪和司法的报告”中，ISRD被描述成一个收集全球青少年犯罪数据的可选择性的有效方法。而国际自我犯罪问卷调查表ISRD－2则从ISRD－1中提取核心部分，同时也将扩大许多能够考虑到的因素，包括被害人经历，少数民族的地位、家庭变量、学校变量和生活方式以及业余生活相关的变量，自制力的范围以及关于生活主要活动、对待暴力的态度、学校、邻里的问题。国际自我犯罪问卷调查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已经得到了证实，并且受到相当多的好评。

三、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点及趋势

关于当前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点及趋势问题，学者专家各抒己见。徐建教授是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的资深学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对我国青少年犯罪活动规律进行了分析和系统地梳理，并介绍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发展历程。肖建国教授认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显示出严重化的发展态势，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数量居高不下，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比例长期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一般占50％，个别年份和局部地区甚至高达70％以上；二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类型几乎涉及所有的刑事犯罪，其中主要的犯罪类型为抢劫和盗窃犯罪，近来未成年人团伙实施的严重暴力性犯罪有所增加；三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成员的组织形式松散、作案动机大多非常简单，但形成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很复杂。”

樊荣庆副处长从刑事司法实务的角度，介绍了当前上海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的主要特点和趋势：一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数量呈高位运行。近几年，上海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在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005年占74.4％、2006年占73.3％、2007年占73.4％，年平均数约占73％左右。二是盗窃、抢劫、抢夺等财产型犯罪占绝大比重。近三年数据显示，未成年人抢劫团伙犯罪平均占30.2％，未成年人盗窃团伙犯罪平均占21.7％，共同实施财产性犯罪在各类团伙犯罪中占了首位。三是网吧成为滋生犯罪的重要场所。四是犯罪主体趋向低龄化。五是外来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率已超过上海市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率。六是作案手段日趋现代化。

姚建龙博士以广州“黑龙会”为例，阐述了当前社会帮派对校园的渗透趋势。姚建龙博士认为：在以前所发现的绝大多数校园“帮派”的共同特点是由中小学生自发组成，其领导者和

骨干成员也基本上是中小学生。相对而言，这种类型的校园“帮派”虽然有不少在形式上也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式特点，但绝大多数的组织形式还不是太严密、模仿影视中的黑社会组织色彩较重，大多只是在校园内从事一些欺凌同学、破坏教学秩序的活动，除了极少数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被公安机关摧毁外，大部分在被发现后经教育强行解散，或者因为学生的毕业等原因自行消亡。而“黑龙会”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帮派组织的领导者和骨干均为校外人员，并有组织、有目的地向中小学校渗透。

赵继宏教授介绍了美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现状，他认为：八十多年来，青少年团伙犯罪问题的研究一直倍受犯罪学家的关注。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的青少年团伙犯罪已经转移到了小城镇。由于青少年团伙犯罪经常与暴力和犯罪有关，无论是对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而言，如何有效地控制青少年团伙犯罪已经成为当前首要任务之一。在研讨会上，他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美国犯罪学界关于青少年团伙犯罪研究的主要理论，还指出了当前美国青少年团伙犯罪研究所忽视的一些领域。

四、青少年团伙犯罪的成因

关于青少年团伙犯罪的成因，与会的国内学者选择了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基本上属于宏观层面。樊荣庆副处长将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的原因归纳为传统的四个方面：即未成年人的自身特点、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及社会因素。肖建国教授则从纵向层面揭示影响当前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不可回避的四大因素：一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哥们义气”的封建行帮思想在青少年中盛行。二是以独生子女占主流的特殊人口构成因素。三是特定社会变革环境下外来人口流动现象。四是严厉的刑事打击态势下导致单独作案向团伙犯罪转变。

美方学者在解析青少年团伙犯罪的成因方面，沿用犯罪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多采用犯罪学的相关理论来检测青少年团伙犯罪的行为，重在揭示青少年团伙犯罪的行为轨迹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美方学者认为，社会契约理论是在所有犯罪学理论中一个最常被讨论和检验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因为社会对个体的约束被弱化或是被破坏的结果。自制能力低下不仅预示着犯罪，而且还有其它类似的行为(如：过渡的抽烟、酗酒)，而低下的自制力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在孩童成长时代无效和不完全的社会化造成的。美方学者建议使用日常行为理论来检测学校和社区的氛围与青少年犯罪和被害的相关因素有关。研究者已经发现由于与失足青年交往及没有监管的社交活动而导致犯罪的可能性是环境影响犯罪最主要的因素，例如社区和学校的氛围。在青少年团伙犯罪的成因方面，美方学者认为：朋友的角色以及多数犯罪行为的集体作案倾向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研究还发现：团伙犯罪成员比起没有团伙的同龄犯罪来，它们被捕的更多，自己主动交代的犯罪的数量也更多。此外，美方还注重对青少年违法犯罪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已经证明：青少年违法犯罪和被害通常都是紧密相连的。美国以青年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表明：美籍非洲人、男性、惯犯的被害率居于榜首，其他的调查也证实青少年暴力犯罪人自身也常常成为被害人。此外，美方还针对青少年犯罪轨迹的尺度：比如参与性、频繁度、易变性、严重性及初犯的年龄等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五、青少年团伙犯罪的预防及对策

尽管中美对青少年团伙犯罪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存在着差异，但在青少年团伙犯罪的预防与对策方面，却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所谓殊路同归。

肖建国教授认为：未成年入团伙犯罪既不同于个人单独犯罪，也有异于严重的集团犯罪，而是特定历史发展背景下的特殊犯罪的组织形式，因此，对中国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应当实行更加科学有效的综合治理对策：一是对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实行标本兼治、立足之本的根本战略；二是对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早期预防体系；三是对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实行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樊荣庆副处长认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首先要努力构筑法制保护屏障，其次是要形成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体系；第三是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一条龙”特殊司法保护体系。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查里斯・凯茨教授认为，当今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存在着青少年团伙犯罪问题。因此，美国各执法部门都想方设法阻止青少年涉足犯罪。在过去的若干年，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们都在探讨如何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结构、采取有效的运行战略来应对青少年团伙犯罪。维森特・韦布博士认为，美国对当地青少年团伙犯罪问题应采取综合治理。这一点与我国的犯罪预防措施惊人相似。韦布博士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美国通过在社区实施数种不同的战略来应对青少年犯罪，这些措施包括预防、控制和干预等。以前，在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上，一些社区通常只采取以上三种措施的其中一种，并非所有三种措施同时被采用。然而，近年来更多的综合治理措施已经被运用到青少年团伙犯罪的防范与控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