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不能容忍肮脏的空气

文明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个民族的精英阶层做出表率，于个人是生活方式的调整，于企业是技术进步的追求，于政府是多管齐下的整治之策，于社会则是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让中国呛声连天。石家庄500，长春639，济南700，北京900，各地PM2.5指标屡现新高，17省市遭遇“十面霾伏”。微博上众声喧哗，有痛不欲生者，有跺脚大骂者，有逃之夭夭者，各种表情相当丰富。

毋庸置疑，这是严重的公共环境事件，遭受侵害者为各个城市的居住者。但遗憾的是，你找不到对此负责的对象。政府、企业、个人，到底谁将为此负责？元凶可以归咎为机动车尾气、燃煤，但也可以追溯到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人。

北京有个绝好的参照对象，那就是60年前的伦敦。其时我们领导者梦想的“烟囱满城”就是伦敦的现实，英国是其时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雾都伦敦是一种工业化的象征，直到1952年12月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伦敦烟雾事件”，才击碎了英国人对于工业进步的幻象，之后出台的《清洁空气法》以近乎苛刻的条律来保卫伦敦的天空，20多年后英国人才得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工业时代的每一次进步，事实上都伴生着另一种产物，对环境的破坏，对传统的颠覆，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英国人并不回避这一事实，在去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中，他们将之前的烟囱、烟雾再现，既展现了工业革命带给英国的进步，也直面这一进步给环境带来的破坏。当然，他们最后显示的是能够认识到局限所在，并加以改进后的英国是如何的优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否定之前的一切并不能带来改变，你不能让北京500多万汽车拥有者再回到步行时代，因为那里还有等着排队摇号购车的100万人；你不能让最初的城市规划者重新来过，每一座城市里都已经遍地是人，在城市外拥挤着等待进入的人群多达4亿之众。因此，每一种进步都应该包含有自我的反省与认识，也包含着对现实的考量与调适，更应该有对未来的规划与行动。

用社会进步的显微镜来观察雾霾这个病灶，显现的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病”，同时暴露出的还有都市人群的“文明病”。这些病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等。“美丽中国”的提出，就是新一代领导者面对现实、着眼未来的一个宏伟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整体社会的进步。涉及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议题，都需要人们做出改变，发明家、企业家应该致力于技术进步与商业创造，科学家、文学家应该引导人们重新树立环境观念，而政治家、艺术家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改变生活方式。

污染何时休？

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难道环境污染有小草一般的韧性，哪怕是“法律制裁”这把大火都难以烧尽？笔者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之所以能如此顽固，主要在于中国的法律制度给环境污染滋生了繁殖的空间。

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对污染企业设置的罚款数额偏低，最低只有几千元，对于一般排污企业根本不足以形成制约与震慑。且现行的补偿性赔偿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污染企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可能太大。

污染企业宁愿承担较小的事故预期成本也不愿负担较高的预防成本支出。因此，众多的企业才会对环境污染有恃无恐。然而，截至目前，具有威慑、遏制效果的惩罚性赔偿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仍然只是一个议题。

虽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污染环境罪，但是，可以借用某媒体的说法来透视该刑事责任在环境污染事故中的尴尬境地——“环境污染事故很热，‘破坏（污染）环境罪’”。该媒体还指出，“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却几乎成了棉条棒子。每年以‘破坏（污染）环境罪’”定案的极其罕见，中国司法在环境领域近乎失效，岂非咄咄怪事！”

为什么污染企业能够如此猖狂？

主要原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凡是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基本都是规模大、效益好的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它们与政府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地方环保部门有时候形同虚设，监管失责的身影也就频繁出现在环境污染事故中。

导致徽县血铅超标的肇事企业，十年来一直超标排污却安然无恙；导致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的企业，未经过任何环评就擅自开工，却被市政府列为“挂牌重点保护”单位；污染的发生虽然由不可抗力引起，但是其违反环境安全的要求将污水储存池建在可能发生洪水的古河道里面，却通过了环保部门的审批；曲靖铬渣露天堆放20多年却未曾引起环保部门的“注意”。

十提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力图建设美丽中国。然而，新年伊始，“没有想到”的山西苯胺泄露事故就给美丽中国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平的疤痕，三十多个城市连续多天雾霾锁天更让百姓无法自由呼吸。我们期待着中国的环保事业能够以此为戒，从“没有想到”转换为彻底地整顿和治理，提前采取有效行动，将环境污染消灭在曝光前！

政府忽视环保？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其成就举世瞩目。到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2年中国GDP为519，3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8%。加之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与西方世界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被国内外部分学者总结为“中国模式”。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中国模式的说法甚嚣尘上。

中国模式最大的威力，莫过于让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发展经济的竞争。各地经济竞争表现为：每个地方的党委书记就象企业的董事长，而政府首脑象是总经理；GDP就是每个地方的销售收入，而财政收入和政府收费成为每个地方的利润。

中国模式显示威力的结果，形成了中国独特的“GDP崇拜”。“GDP崇拜”的副产品，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然忽视环境保护。根本原因在于，环保对于GDP来说，在短期内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而地方党政官员的任期有限，为了GDP政绩，出于自利选择，只能忽视或牺牲环保。

不难理解，在中国模式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然引发环境问题甚至环境危机。

2013年1月，由国内外环境领域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和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专业团队联合完成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报告列举的重要事实是，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首次全球空气污染调查报告显示，1100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杭州位列第1002名、北京列第1035位。

至于淡水被污染的程度，一点不亚于空气污染。中国的河流有一半受到严重污染，不适于饮用。再加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问题正在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年，空气污染在中国导致40万人过早死亡，7，500万人哮喘发作。在河流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癌症死亡率和孕妇流产率都在上升。

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

北京市卫生局曾公布过一个调查研究结果，2000至2009年，北京肺癌发病率增长56.35%，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患者。过去10年，肺癌已成北京市民的“头号杀手”。

2013年1月，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与2011年12月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惊人的相似，且2013年1月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

用愤怒和谩骂对待空气污染于事无补，清洁空气不会自动来到。理性地调查研究空气污染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才是建设性地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开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曾面临与中国今天类似的空气污染危机。洛杉矶、伦敦等城市常常经历短期空气污染飙升，以及同样危险的平时污染物排放的不断走高。由于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过于严重，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重视，逐渐掀起了环保运动。

美国政府吸取教训后，针对国内各种污染源采取了严格、广泛而永久性的控制措施。从1980到2010年，美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减少过半，而同期美国GDP翻番。德国和英国与美国有类似的经历。

从短期看，防治污染、保护环境需要支出成本。从长期的角度计算，污染环境会导致更为高昂的成本。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GDP的1.2%，基于消费者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以2012年中国GDP519，322亿元为计算基数，空气污染的疾病成本为6，231亿元，空气污染的消费者支付意愿估算成本达19，734亿元。空气污染再加上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正在承受着环境成本的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