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救赎背后的罂粟花

摘 要：严歌苓在200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选取“南京大屠杀”作为事件背景，回顾了日军侵华时惨绝人寰、生灵涂炭的社会状况。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十三个形象，并且她们以勇敢无畏的行为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和自我救赎。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 人性 女性 严歌苓

伴随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放映，严歌苓早在2007年出版的中篇同名小说《金陵十三钗》也被拉入了大众的视线，对其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其中，最为大众所关注的人物就是十三个秦淮河女人的形象。在此，纵观前人对《金陵十三钗》的研究，大都从文本中各类人物的角度探讨人性的罪恶与高尚，在正义与邪恶之中突出了日本士兵侵略的可耻，揭示出从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与世人通常对其理解不同的自我救赎和人性之光。本文意在从这一独特群体出发，借助以女学生为代表的“圣洁”与以为代表的“肮脏”的对比，关注不同群体的心理变化，来探讨文本中对于这一形象的描写与颠覆，以期求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 女性的弱势与的“肮脏”

自古以来，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普遍意识形态之中，女性的地位与能力远远不如男性，在远古的母系社会结束之后，人类义无反顾的走入了男权统治的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完全从绵延了数千年的男性权威中脱身而出，真正的走向男女平等。

小说《金陵十三钗》选择“南京大屠杀”这个典型环境当作小说的创作背景。在战争这个特殊背景下，男性作为力量的化身可以在战场上拼杀，而本就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则需要另一社会属性的成员――男性的保护和营救，这时，女性在充满战火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价值。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虽然描写战争与女英雄的实例也数不胜数，但就其本质来看，处于战争情况下英勇无畏的女英雄往往伴随着第二性征的退化。女性英雄的出现往往是她们有着相同于男性的第二性征，拥有同样的力量，能力与身体条件，使得他们在战争中拥有与男人相同的行动力杀伤力。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于女性形象的否定与轻视。

正是在这种男权视角下，以西方为主将女性形象被分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别，即“天使”与“妖妇”。“天使”即是在男权意识指导下，由男性以其审美特征创造出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美丽、温顺、纯洁、善良等性格特点，有着包容的胸怀，完全臣服于男性的指挥。这种“‘天使’女性一直维系着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信念、审美情趣和人性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有着极强的文化规范作用。”[1]在《金陵十三钗》中，从小在教堂上学的家境殷实的女孩子们对基督教义耳濡目染，形成了善良温顺，言听计从的品行。她们拥有着纯洁的心灵，天真的面孔，严格的自律能力，顺从的履行交给她们的每一项任务。她们不谙世事，仅仅是在教义的约束之下洗涤灵魂，她们圣洁的歌声有着极强的救赎能力，可以让“实施奸淫的侵略者失散的人性突然在此刻收拢一霎”。而与此相对的“妖妇”则是由于男性对女性厌恶惧怕心理而出现的女性形象，那些不听从于男性，坚持个性自我的女性都被丑化为“妖妇”，具有邪恶、、狡诈的个性特点。闯入教堂的十三个就是《金陵十三钗》中妖妇的化身，在基督徒的眼中，她们是依靠美貌与身体换取金钱的低贱女人，具有足够吸引男人的魅力，使得处于男权社会中的男性倍感压力，出于惧怕的心理对其进行丑化。

小说正是在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方――女学生与的矛盾前提下展开的叙述，们进入教堂后的生活完全被天使以及守护天使的男人们排斥在外，圣洁的天使们反对融入她们的生活。学生们不让们使用厕所，不允许她们同桌吃饭，在食物配给上更是大不相同，愤怒到极点时破口大骂“臭”，甚至大打出手，在教堂中的男性代表们在这种情况下所维护的是神圣的女学生，“肮脏”化身的形象则是受到了极大的否定。

二、 “圣洁”与“肮脏”的趋同

在小说中，严歌苓极度渲染学生对的厌恶与憎恶，然而在细微之处也表现出了作为女学生对于生活的欣羡与强烈的求知欲，站在人性的角度上表现出了“圣洁”与“肮脏”的趋同。

首先，作为圣洁一方的女学生在“肮脏”的入住地窖之后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私下里谈论着哪一个最漂亮，并提出不同的答案。早在闯入教堂之时，书娟等人就暗自趴在窗上好奇的张望着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并且“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场的门口”[2]。在英格曼神父的大声呵斥下，女孩们才一一缩回脖子。这种与生俱来的对于世俗中放纵的另类女性的好奇心是不可遏制，也是无法遏制的，她们这种听话顺从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束缚的最大的表现。纵使这样，还是无法压制女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她们在暗中默默的注视着们，并且不惜趴在地窖的通风口关注她们的一举一动。女学生们的心思是很复杂的，她们一方面对于的生活怀有类此向往情绪的悸动感，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工作与行为的可耻与无赖。但就在这两方观念的亦正亦邪的碰撞中，女学生们似乎渐渐的屈服于强烈的悸动感之中，对于这种自由、随便而无顾忌的生活产生了羡慕的情绪。

其次，女学生们对于“爱”的憧憬与嫉恨。这种强烈的渴望是在戴涛带领两个伤病员住进教堂之后开始的，女孩子们对这个“能把任何衣服都穿成军服的男子”充满了好奇与崇拜，书娟更是如此，在通过透气孔偷看们的生活之时，发现了戴少校与玉墨之间的眉目传情，那种少女的悸动使十三岁的书娟感到十分的苦闷。们继续鼓动玉墨与戴少校跳舞，书娟看到玉墨“不堪入目”的舞姿与戴少校眼中的男子的羞怯，便对戴少校越来越失望，认为玉墨就是“披着细皮的妖怪”。嫉恨的情绪完全控制了书娟，这时的她认为导致女学生们在这里受苦受冻，没吃没喝的原因都在于这群，这群抢走她们吃的，抢走她们必需的水，还让她们心中天神一样威武的戴少校变得这样的令人失望，在盛怒之下天使终于拿起了魔鬼的夜叉，试图将铁锨中的带着火星的煤灰撒到那“”的脸上。关于“爱”渴望引发起圣子们心中嫉妒的火苗，她们心中的纯洁的圣子与肮脏的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越来越近。

最后，“圣洁”与“肮脏”的完全重合。纵使神圣的天使们如何忍受、包容这些“肮脏”的，在她们的自我认知中，学生与之间有着决然不同的区别，一方纯洁神圣，一方下流，但仅存在在她们心中的这份坚定的自信感与优越感被们点出的一番话打击的无地自容。原来，不论是还是姑娘，不论是大家闺秀还是街头孤女，在日本人的眼中都是相同的，“原来，恐怖不止于本身，而在于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们的一番话犹如将一直自持过高的女学生们推入万丈深渊，在战争环境下，纯洁与否就如同是否穿着华丽的舞裙而非粗布大衣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与学生们被放入一个统一的概念范畴中，那就是――女人。这时，与圣子的界限不仅仅是接近，而是完全重合。

三、 的人性救赎

自古以来，在社会普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中的地位都极其低下，不知廉耻、自轻自贱等词往往适用于她们身上。在世人眼中，她们依靠身体赚钱并且以此为乐，是最应该唾弃的人群之一。严歌苓所描写的形象却对传统的印象展开了一次深入的颠覆与解构。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不似大众印象之中的都是些个不知廉耻的女子，在严歌苓的笔下，玉墨就是这样一个庄重典雅，带着些高傲的形象。她是一个，但却不自轻自贱，有着自己所坚持的高傲与尊严，有着与普通不一样的格调与气质。在红菱寻找丢失的骨牌反被学生们骂，大叫着“凭什么”时，玉墨的一番话骂愣了女孩儿们，骂呆了法比神父，却骂醒了世人――“就凭人家赏你个老鼠洞呆着。就凭人家要忍受我们这样的人，就凭我们不识相不知趣给脸不要脸。就凭我们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打了白打，糟蹋了白糟蹋。”[3]每一个字都铿锵有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们心中的的悲哀、不甘、控诉与绝望。严歌苓在文本中说的很对，“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的低贱”。

这些低贱的，不知廉耻的女人们却在战争时表现出了比男人更加果断，比学生更加坚决的人性光辉。面对三个受伤的军人，神父主张为了保护女学生中国军人不能入内，但不得不向强大的人道主义低头，以交出武器为条件让受伤军人在教堂养伤，并多次想要驱逐他们离开，另辟生路。而们对待伤兵时则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与行动，不仅腾地方让伤兵居住，还倾心照料。豆蔻是中最小的一个，是被人从灾区拐出来卖到堂子里的，她个性率真，有情有义，在小兵王浦生受伤休养时渐渐体会到了“爱”的滋味，想要弹琵琶讨饭与他和美过活。无奈王浦生受伤太重，不久于人世，为再弹一次琵琶给他听，豆蔻趁夜里跑回堂子取琴弦，却不料遇到日本兵从此与世长辞。不仅是豆蔻，玉墨也出生于书香门第，被卖后迫于生计只能依靠出卖肉体，在戴少校受伤期间，玉墨为鼓励他继续活下去给了他一个“香艳的许愿”，而在那存放着香艳记忆的头颅落地之时，玉墨澎湃而下的泪水也将她的世界冲毁了一半。面对着三个死去的军人，玉墨虽是可以爱上无数男人的，也心痛到无以复加。

在这里，们所做出的灵魂的救赎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们拯救了女学生的命运与灵魂。们的主动牺牲挽救了十三个女学生的纯洁与生命，生命无关贵贱，这种英勇的自我牺牲所代表的并不是以罪恶换取圣洁的有利可寻的交易，而是牺牲无辜血肉之躯的悲剧。她们所拯救的不仅仅是学生们的血肉与生命，也是对学生们心灵的一次洗涤，使得这些年轻的女孩也明白在们“卑微、低贱的生存表象中透出一抹人性华彩”[4]，这便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宽容与善良。第二，们对自身的灵魂也进行了一次自我救赎。她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商女也知亡国恨”，用自己的生命为筹码，使她们的人格达到最神圣的境界，使她们成为了最神圣的女人。

四、 与圣子的对话：关于人性解放

在《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刻意安排了完全相反的社会形态主体――与学生。在这两种怀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不同的社会形态相碰撞时，便出现了关于人性解放的对话与火花。

女学生们所代表的是传统男权社会中被束缚着的女性形象，而的则是代表着一种女权主义与自由抗争。纵使这些学生如何反感们，那种天性中对于自由的渴望是无从改变的。于是在们走后，学生们往往能冒出几句她们的口头禅，偶尔打起架来的时候，开始变得粗野，变得个个不饶人。神父们再也无法将她们变回纯洁无暇，不谙世事的圣子了。这看似是一场圣洁毁灭的灾难，但对于女孩儿们来说，这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人性解放。男权社会所宣扬的所谓的圣女贞洁从实质上讲则是对人性的深深的束缚，女性在这种压迫下失去了自我个性，也失去了自我价值判断的能力，完全沦为男权社会的奴隶，但这种被压迫束缚的天平一旦被打破，来自人性中的自然的力量便会奔涌而出，不可遏制。因此，在们所谓放荡的生活背后，实则是人性的自由欢歌。

严歌苓的文字有着独特的魅力，饱含着巨大的吸引力，《金陵十三钗》更是他作品中的重要之作，每一个字仿佛都会呼吸，都会说话。们在生命终点之前那最美艳的一笑将永远定格，这抹笑容教会了女孩儿们自由，教会了世人尊严，更加教会了我们什么是人性之光。

注释：

[1]阚鸿鹰 李福祥，《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第6期。

[2]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小说月报 百花奖（原创）》，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7页

[3]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小说月报 百花奖（原创）》，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10页

[4]黄玉梅，《跪着宽容世界―――解读严歌苓笔下的边缘女性形象》，《作家杂志》，2007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小说月报 百花奖（原创）》.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2]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 丛鑫.《残酷境遇中人性的审视》.《当代文学》.2009.9

[5] 黄玉梅.《跪着宽容世界―――解读严歌苓笔下的边缘女性形象》.《作家杂志》.2007年第12期

[6] 张健.《苦难与女性――解读严歌苓的》.《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

[7] 阚鸿鹰 李福祥.《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2.第6期

[8] 王美红.《结构“天使” 颠覆“妖妇”――论中的女性形象》.《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