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重组

过去三年，这座城市经历了一场让世界惊讶的奇妙旅程。

美国《外交政策》说：“重庆的发展将是世界的标杆。”

英国《金融时报》说：“重庆将成中国未来都市范本。”

法新社说：“重庆已成中国城乡统筹领头羊。”

一种突破传统桎梏的“重组”动力，推动着这座城市，像山脉般隆起。

大开放观

策划大师王志纲说：认识中国要从认识重庆开始，因为重庆“非常中国”。

直辖十年，重庆经济虽得以长足发展，但GDP仅占全国1.7%，只有上海的1/3。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村面积和人口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4倍和2倍，人均GDP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80%。对外依存度只有13%，多个区县外贸出口为零。

“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大工业与大农业同在，集移民地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于一体，这让重庆成为中国的缩影。”王志纲说。

重庆向何处去？这不仅是3200万重庆人下一个十年的命题，更是未来中国的参照。

这，正是中央为重庆量身制定“314”总体部署的重要原因。

这样一个“非常中国”的地方要实现“314”总体部署，势必要作出思路突破。在2007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上，市委书记首次完整地阐释了构筑我国内陆开放高地的思路：只有通过扩大开放，把重庆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吸收世界的资金、技术、经验，才能在更宽舞台、更高平台上参与竞争，分享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实现城乡、区域、内外协调发展。

在2008年7月召开的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上，这一思路被升级为《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

“城乡统筹、区域联动、内外并进”的内陆开放型经济探索之路，在中国西部华丽启幕。

重组前奏

横亘在重庆与东部海岸线之间的，是漫漫2000公里距离。地处西部，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等生产要素成本低，15%的所得税比沿海低――但这“三低”并不足以使重庆在“对外竞争”中脱颖而出。

“高昂物流成本抵消了‘三低’优势。”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说，重庆到上海，每标准集装箱的水运成本为3700元，铁路运输成本为5622元，这是投资者不能不考虑的。

如何抹平这2000公里距离，这是重庆能否推进内陆开放的关键所在。

海不过来，我就过去――重庆策动了“变平战”。

第一战：申请保税港区。

2008年11月12日，一个喜讯从北京传到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获批。

“有了保税港区，我们在重庆就能跨出国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甘罗说，从保税港区设立的这一刻起，对重庆而言，世界变平了。

第二战：打通国际贸易大通道。

打通“一江两翼三洋”国际贸易大通道，即通过长江和兰渝、渝昆这两翼铁路，连通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让重庆出海再无地理之堑。

“大通道打通后，重庆的物流成本将确保与沿海持平。”市长黄奇帆说，“沿海地区货物要出口欧洲，反而要到重庆来中转。”

第三战：构建两江新区。

2010年6月18日，重庆两江新区挂牌。

“国家将在土地、金融、财税、对外贸易等领域赋予重庆先行先试权，这将使重庆成为西部地区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的政策洼地。”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说。

赢下这三战，重庆获得了重组动力。

产业重组

汽摩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高达30%―40%，一业独大的格局，使重庆无法担负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重任。

必须寻找一条转型捷径。

“IT产业不但是装备制造业升级换代的传动器，而且能耗低、产出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工业。”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说，重庆将目光聚焦在IT产业上。

但现实无比残酷：2000年才起步的重庆IT产业，虽经过八年追赶，与武汉、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相比，依然处在下风。

撬动IT产业腾飞的支点在哪？

几番论证得出结论：汽摩产业正是因为整车厂的存在，才带动了成千上万的配套企业，形成坚不可摧的体系，IT产业也必须引进“整车厂”。具备“整车厂”效应的，只有电脑整机。

正在此时，惠普要新建笔记本电脑基地的消息传到重庆，但基础薄弱的重庆，怎样才能打动惠普？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黄奇帆说，“重组就是改变条件，条件改变，事物运行轨迹就会变化。”

运用重组理论，重庆创造了垂直分工模式。从全世界采购零部件运到某地组装，这叫水平分工。采用这种模式，重庆与沿海相比没有优势，只有采用垂直分工，将整机、零部件都集中到重庆生产，才能高度节约成本。

这一全新的模式，打动了惠普。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花落重庆。转过身，重庆又以惠普为“饵”，与其代工商富士康、英业达、广达进行谈判――见“老大”惠普欲入渝，它们自然愿跟随而来。

而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同时又是东芝、苹果等笔记本电脑的代工商，它们入渝，又将4000万台产能带入重庆。

垂直分工一举缔造出7000亿元产业集群，再造了一个重庆工业。

如法炮制，重庆又对金融、国企等进行了一系列大重组，多个产业迅猛崛起。

“圈翼”重组

重庆城乡统筹现状，很像一座“孤岛”周围，点缀着几十处“盆景”。

产业重组，虽让“一圈”强势崛起，但“孤岛经济”隐忧日显：2006年，“一圈”人均GDP与渝东南、渝东北之比为3∶1.5∶1，大于全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落差。

“重庆仅靠主城这匹快马，已拉不动八万平方公里这架大车了。”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说。

缺乏次级区域中心城市的拱卫，使得“一圈”产业向外辐射时找不到有效的中转站；而在“两翼”，大量资源要素又找不到凝聚点。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依托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点，再通过这些点向周围辐射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崛起。”李勇说，“重庆需要多个点的突破。”

“圈翼”重组的第一战应声打响：构建区域中心城市。

把万州和涪陵、江津、合川、永川、黔江培育成重庆第二大城市和五大区域中心城市，让“大主城带大农村”变成“多城市带大农村”。

“区域中心城市的构建，让‘一圈’产业向外辐射找到了中转站。”李勇说，这为“圈翼”联动打下了基础。

第二战：“圈翼”联动，结对帮扶。

“一圈”21个区县与“两翼”19个区县进行结对，从产业联动、人才交流、融资支持等八个方面建立帮扶机制。

2009年，“圈翼联动”初战告捷：“两翼”GDP增长17.7%，比“一圈”高出4.5个百分点。这是直辖以来头一遭。

第三战：农村改革，唤醒土地。

“‘圈翼’联动虽风生水起，但对‘两翼’农村影响还是有限。”李勇说，要振兴“两翼”，必须进行农村改革。

于是，市委三届四次全会决定对农村改革实行两大突破：林权改革和土地流转。

“沉睡的土地苏醒了，我们既可成为养殖大户，又可在养殖场打工，还可得到土地流转金。”万州河马村村民程地明感叹，“我们致富的日子来了。”

重组，就这样改变了重庆的基因与气质，一条城乡统筹、内陆开放的发展之路，开始向世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