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蝶变的“重组”动力

在2015年6月的一次研讨会上，重庆市长黄奇帆抛出了一串发人深省的数据――

一台电脑，如果产值是500美元，其零部件、原材料一般占整个产值的50%，就是250美元；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从全世界运到中国沿海，又运出去，整个的物流运输、仓储、销售环节占100美元；然后，品牌商的研发以及售后服务，一般占75美元；所以，500美元中在中国沿海只留下75美元的总装，占产值的15%左右。

“而在重庆，我们留下了70%的产值。”黄奇帆说。

从15%到70%，重庆是如何做到的？

产业重组――创新发展加工贸易模式，构建产业大集群。

水平分工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全球经济低迷期，重庆却发现了危中之机――全球电子产品一片凄凉，唯独笔记本电脑销量不降反升。

其时，重庆汽摩产业一业独大，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近40%。

城市产业结构单一，意味着城市承担的风险极大。

汽车城底特律就是例子――其80%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汽车行业，最终也因汽车产业不景气而破产。

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于是，重庆定下目标：把IT业打造成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

当时，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区，随着沿海地区煤、电、土地等成本的提高，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将加工贸易转移到内陆。

但是，沿海地区20多年来都是采取原料和销售在国外，加工在国内的两头在外水平分工加工贸易模式。

这种加工贸易模式有两个薄弱点。

第一，产业链短。

一台电脑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最终留给加工的成本很少，产业链上丰厚的利润更多地集中在“前头”的研发和“后头”的销售，中国参与加工环节，赚的只是“打工者”的微薄利润。

第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由于笔记本电脑加工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加工完了销售在外，所以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存在着大进大出的物流结构特点。

“产业转移可以，这种贸易模式要不得！”黄奇帆很清醒。

况且，从沿海到重庆，还有2000多公里的“冰山”成本。

“冰山”横亘其间，如何破题？

垂直整合

2008年5月的一天，黄奇帆率团抵达美国洛杉矶。

此行，黄奇帆一行人要拜访惠普公司总部。

作为世界级的电脑公司，惠普此时也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生产基地，以扩大产能。

黄奇帆说明来意：希望惠普落户重庆。

但是，惠普高层也抛出了问题：物流成本太高。

传统加工贸易模式是品牌商下单，代工商组装，全球零部件供应链供应。

但是，在黄奇帆看来，按此逻辑，物流成本极高，违反经济规律。

内陆要搞加工贸易，必须创新。

如果笔记本电脑的各种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庆生产，那么，从零部件运到整机厂，运输成本小，在这个意义上就能一下子跳出两头在外的模式，大幅降低物流成本。

黄奇帆抛出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实现80%的零部件本地造，让物流成本归零。

“延伸产业链，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黄奇帆说。

观念一出，惠普立即来了兴趣。

“你怎么做到80%本地化，现在又没有零部件厂。”时任惠普公司总裁马克・赫德问。

“如果你给我4000万台，零部件厂商就会蜂拥而来，而且我们的组织效应能够使他们2―3年出产品。”黄奇帆说。

“如果三年内达不到零部件80%本地化怎么办？”马克・赫德问。

“高出的物流成本我们财税补贴。”黄奇帆说。

如此，重庆对加工贸易价值链进行了垂直整合，重组其组织模式。

惠普公司应声而来。

重组集群

有了惠普这只“母鸡”，2009年2月9日，黄奇帆又直奔台湾拜访郭台铭。

作为全球最大电脑零部件供应商、代工商，黄奇帆瞄准了富士康这只“小鸡”。

“我不是来招商，而是给你送一单生意。”黄奇帆进门说了第一句话。

郭台铭立即来了兴趣，叫来公司所有副总，会议室瞬间挤满了人。

原定半个小时的会晤，变成了三个小时。

双方一拍即合。

2009年8月，重庆和惠普、富士康同时签约。

短短几个月时间，重庆又以惊人的速度先后和英业达、广达签约，在重庆设基地。

惠普这只“母鸡”就这样吸引了三只“小鸡”――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富士康、英业达、广达，并形成了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加工的生产线。

富士康、英业达、广达同时也是“母鸡”，吸引了一大批配套厂商。

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电池生产商新普来了，台湾最大材料供应商维鲸来了……

IT零部件供应链日渐丰满，大群“小鸡”又将另一只“母鸡”吸引了过来。

2010年12月1日，宏带着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入驻重庆。

而宏作为新的“母鸡”，又立即邀约仁宝等四大代工商入渝。

就这样，新一轮“母鸡效应”拉开帷幕……

于是，笔电产业在重庆实现重组，形成了“5+6+800”的电子产业集群，实现零部件、原材料80%在本地生产。

“250美元中的200美元”落地重庆。

2010年12月30日，重庆开通了离岸金融结算账户。

于是，销售结算也留在了重庆。

“这样加起来有350美元了，就占到了500美元的70%。”黄奇帆说。

举一反三

2013年1月的一天，美国密歇根州首府兰辛。

重庆直升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完成了对美国恩斯特龙直升机公司的收购。

这注定又将成为重庆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0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

“通用航空产业空间10万亿元都不止。”中国直升飞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说。

得知消息，重庆立即行动。

2012年7月，重庆获批成为中国第二批、西南第一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城市。

于是，通航产业开始复制笔电垂直整合产业发展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重组、利用航空领域的各类优势资源，通过并购、合作等手段，引进先进技术、优秀人才，面向国内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说。

收购恩斯特龙只是重庆迈出的第一步。

随后，重庆开始吸引零部件等配套企业。

一方面，重庆加强招商工作，吸引核心零部件企业落户。

另一方面，加强与本地变速箱、发动机、机载电子等企业横向联系。

于是，皮拉图斯、高原国际等整机项目先后落户重庆，霍尼韦尔、曙光航空等配套商和延伸企业也纷至沓来。

短短时间，重庆聚集航空相关企业40多家。

一条集通航研发、飞机生产、运营服务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重庆汽车产业也“重组”推动，形成了“1+10+1000”的产业集群。

如今，电子信息、汽车、装备等“6+1”支柱产业集群发展迅猛。

优进优出

2013年10月，韩国大邱。

一条20多公里长的单轨线路似游龙般贯穿城区。

很少有人知道，大邱的这条单轨线“婆家”是重庆。

六年前，韩国大邱市市长到重庆考察，看到重庆轻轨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立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城市风貌和重庆类似，坡地不少，同时拥有270万人口的大邱也准备修建轻轨。

当时，重庆还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日本日立公司。

重庆第一条轻轨――较新线项目单轨客车生产技术便是从日立公司引进的。

日立既想获得订单，又想保住技术，便提出要求：凡联合开发中使用的技术，20年内不能到国外使用。

意思很明显――别想跟我抢生意。

于是，重庆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短短几年，效果不菲――

建成国内领先的跨座式单轨整车生产基地，具备年产500辆整车的生产能力。

形成整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单轨列车整车和主要系统及总成部件成功实现自主开发，车辆国产化率达95%。

…………

此时，重庆跨座式单轨产业已形成从系统设计、工程施工、技术研发、设备生产、营运管理到维修维护的千亿级轨道产业链。

经过两年谈判，大邱情定重庆。

于是，重庆顺利签下轨道交通跨出国门的第一单。

产业集群，让重庆更具竞争力，使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

“优进”即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优出”即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

于是，重庆乘胜追击，整合重庆轻轨交通建设公司，为其他城市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巴西圣保罗和印尼万隆、日惹等城市的单轨交通工程都留下了重庆印迹。

截至2014年，国内外城市有意向建设单轨线路的总长度超过10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