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朗州窑”考略

唐代，武陵有个“龙阳窑”。龙阳，现名叫“汉寿”。据《汉寿县志》记载：“汉寿古属索县，以祈汉朝长寿，东汉时取名汉寿。三国吴改为吴寿，赤乌十一年立县，日龙阳。后县名屡易，于民国元年复名汉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的北部，洞庭湖之西，境内大部分为滨湖平原，沅、澧水由此注入洞庭。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唐平萧铣后，遂改隋武陵郡为朗州，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再改为朗州。故唐代习惯称这里为“朗州武陵郡”，或单称“朗州”。唐朗州辖地同隋代，依然是武陵和龙阳二县。唐代越州窑、婺州窑、寿州等名窑均以窑址所在的“州”取名，因龙阳位于朗州，故取名“朗州窑”。

愚酷爱收藏高古陶瓷。近20年来，汉寿县经常发现众多硕大彩绘陶瓷。据笔者所藏，其中包括：

唐漩涡纹彩陶瓮(图1) 该瓮高37．5厘米，口径19厘米，最大腹径40厘米，底径12．6厘米。小口，圆唇。腹形鼓圆，其上饰两周凹弦纹。圆饼底。胎色紫灰。这件彩陶的图案装饰，先用淡红色化妆土在泥质陶瓮的颈部和上腹部，涂(浸)三个圆斑块，其上再用褐彩绘制三个旋转的圆涡纹。彩绘施于罐的肩和上腹部，向下俯视可以看到彩陶瓮的全部纹饰(图2、3)。它那流畅自然的线条，仿佛会产生流动的节奏和韵律，让人感到有无数的涡纹在眼前周而复始地旋转。高大的陶瓮，底部仅十余厘米，估计当时很可能把下腹没绘彩的部分埋入地下，将重量部分传递到地面，由此而保持大瓮的稳定。关于“漩涡纹”，众多彩陶研究专家将这种纹饰依其形状命名为“水波、漩涡、鱼网纹”等。李进兴《彩陶漩涡纹释疑》则认为，彩陶上古人绘制的漩涡纹饰可能并不是“表现水波、漩涡以至水中的渔网”，而是具有一定抽象的意义，如“漩涡”代表“复活”等等。

五代彩绘盘口瓶(图4) 该瓶高30厘米，口径9．9厘米，底长9．8厘米。口作盘形，束颈细长，深腹鼓圆，平底。肩部饰围栏一周，下腹作围栏垂幔，围栏均作镂空状。腹部素胎上涂白色料浆粉，再用酱色彩釉绘花，外表不再罩釉。整个画面虽草草几笔，却颇得写意画之妙。该器造型优美，图案舒展流畅，是盘口器中的精品。据周世荣《湖南陶瓷》考证，这类盘口瓶，“约相当唐末五代”时期。

五代彩绘梅瓶(图5) 该瓶高29．2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9．6厘米。圆口，卷唇，短颈，腹微鼓，领部和腹部各饰凹弦纹一周。平底。红褐色胎。肩部及腹部涂淡红色化妆土，然后再绘酱色缠枝花卉图案，外表不再罩釉。此梅瓶的胎质较粗，光洁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要烧出艳丽的彩瓷，就必须在胎上涂一层化妆土，以弥补上述缺陷。因为化妆土可增强胎的致密度。在化妆土上绘花，更能衬托彩釉的成色，达到釉色美的预期效果。

唐粉斑高颈罐(图6) 分二式。该类罐的共同特征：圆口，折沿，高直领。溜肩，鼓腹，腹下敛收。颈部和肩部涂淡红色化妆土，腹部浸三个呈“品”字形的圆块状粉斑，并与肩部相连。一式高31厘米，口径9．6厘米，最大腹径25．1厘米，底径14．8厘米。饼足。三大圆块斑用宽线条串连。外罩黄色釉，大部分釉已脱落。二式(图7)高29．8厘米，口径9．7厘米，最大腹径25．5厘米，底径15．2厘米。平底。腹部饰凹弦纹两周。外罩黄色薄釉。圆斑彩画是朗州窑最常见的；以化妆土绘成大块不规则的圆形、桃尖形于器上，纹饰虽粗简，但色调配置得当，具有简朴大气的艺术魅力。

唐粉斑瓜棱形罐(图8) 该罐高16．5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7．6厘米。圆口，卷沿，束颈。腹作十瓣瓜棱形，肩部和腹部各饰凹弦纹一周。两侧饰对称化妆土大圆斑，外壁罩酱色釉，饼底。这是朗州窑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唐酱釉线条纹罐(图9) 该罐高15．7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7．6厘米。圆唇，短颈，溜肩，鼓腹，饼底。从肩部到腹部饰八组线条，每组五条，用白色化妆土装饰。红褐色胎，施酱黄色釉。此种装饰实属罕见。

唐酱釉四耳瓜棱形盖罐(图10) 该罐通高约35厘米，口径17厘米，最大腹径24厘米，底径11．6厘米。敞口，斜直领，溜肩，腹微鼓，饼足。肩部和下腹各饰凹弦纹一周。肩附两两对称之环耳4个。褐色胎。罐身呈九棱瓜瓣形，涂白色化妆土，外罩酱色釉，釉不及底。此器硕大、庄重，展示了大唐“以肥为美”的风韵，惜盖已残。

唐带盖瓜棱形双口坛(图11) 该器通高22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8．4厘米。内口微敛，外口檐口略矮。罐身呈八棱瓜瓣形，腹中部饰凹弦纹两周，外涂一层白色浆料。褐色胎，饼底。双口坛也叫“双唇罐”。据汪庆正《简明陶瓷词典》记载，此类罐为汉、晋时期流行的一种罐式，与今泡菜罐相似。朗州窑出土唐代双口坛，仅见。

上述列举的朗州窑产品，仅九牛一毛。综合考察这些产品，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点：其一，朗州窑的胎质坚硬，敲之发金属声，瓷土一般不带砂或少带砂。胎色瓦灰、赭灰或作猪肝色，少部分呈褐红色。陶瓷器胎壁上都涂有一层淡红色或白色底粉，即化妆土，又称陶衣，然后彩釉绘花，或施釉。其二，釉色除青黄色透明薄釉外，彩釉以深浅不同的褐色为主。褐色中浅者油黄、浅棕，深者呈板栗壳状或酱黑。白粉除作底色外，有时也作釉下彩装饰。其圆斑装饰多使用强烈的对比色，如瓶、坛、罐等。其三，朗州窑的器物一般硕大，其造型往往使用多种优美的曲线。绝大多数器物的腹部都饰一周或两周凹弦纹，给人以庄重而优美俊俏之感。其四，在装饰上，主要表现为釉色的变化与装饰手法的不同。其中后者包括釉下彩和素地彩绘等。釉下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釉下彩绘花，习见于瓮。第二种是在深色素胎上用白色涂料绘花，外表再罩一层透明薄釉。花纹随手而出，图案以平衡、均齐为度，而不严格地强求对称。属于该型者，器壁上均隐约可见块状图案。但外表也有施不透明厚釉者，因而花纹要等釉片剥落后才能发现。素地彩绘与上述装饰不同，它是在做好的坯体上，直接用彩色釉料或白色料浆在器表绘花，或在胎体上涂一层白色化妆粉，然后再彩绘。它既不在釉下绘花，绘花的表面也不再罩釉。

朗州窑出现的“圆斑”装饰，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朗州窑彩瓷中的圆斑不仅见于长沙窑，而且更多地见于和类似于四川邛崃窑。据史记载，长沙窑，又称“铜官窑”，创烧于唐，晚唐至五代是极盛期，五代以后衰落。产品以青釉为主。器物以罐和壶的形式最为多变，短嘴多角壶是其典型器。釉下彩是唐代长沙窑新创的一种瓷器装饰工艺。早期为彩斑装饰，即在瓷坯上用铁或铜料涂上斑块，烧成褐斑或绿斑。例如：李效伟《长沙窑》所载青釉褐斑双系执壶(图12)、青釉褐斑方耳罐(图13)、青釉褐斑壶形灯(图14)等即是。但邛崃窑与朗州窑更为接近。邛崃窑，又称“邛窑”，在今四川 邛崃瓦窑山、什方堂、尖山子、大鱼村等地，古属邛州，故名。所产以青釉、青釉褐斑、青釉褐绿斑和彩绘瓷为主，与长沙窑产品有相似处。耿宝昌主编的《邛窑古陶瓷研究》收录了许多邛窑古陶瓷藏品。其中，邛窑与朗州窑产品的装饰效果极为相似的有：

唐彩绘六耳罐(图15)　该罐高46厘米，口径22厘米。圆唇，短颈斜直，溜肩，鼓腹，平底。肩部附六系，褐色胎。肩部及腹部涂米黄色化妆土，并浸四个半圆弧与之相连，其上再绘酱色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的图案。关于这种技法的使用，邛窑与朗州窑极为类似。

唐绿釉瓜棱形罐(图16) 该罐高6．8厘米，口径5．2厘米。褐色胎，浅颈直口，圆肩，瓜棱形腹，饼底。颈部及肩部施绿色釉，腹部涂(浸)三个呈“品”字形圆块状绿斑，简直和朗州窑的装饰一模一样。可以说，这是朗州窑对邛窑风格的“克隆”。

唐褐绿彩斑瓜棱形双耳罐(图17) 该罐高11厘米，口径8．5厘米。敞口，卷唇，圆鼓腹，饼足。灰褐色胎。肩部附对称双耳。腹身呈瓜瓣形，饰两两对称的褐绿色圆斑4个。这种装饰与朗州窑产品十分相似。

唐彩绘四耳罐(图18) 该罐高15．8厘米，口径6．8厘米。圆口，折沿，短颈，鼓腹，饼足。红褐色胎。肩部附两两对称的桥形耳4个。颈部和上腹部涂米黄色化妆土，其上再绘酱色草叶纹图案。此种装饰方法与朗州窑也相同。

唐三彩执壶(图19)该壶高12厘米，口径4．9厘米，底径5．4厘米。褐色胎，喇叭口，束颈，短流，平底。施以褐、绿色条斑作装饰。此种条斑装饰在朗州窑中也可见。

纵观两窑，应该说朗州窑和邛崃窑的产品是十分相似的。其中，素地彩绘和圆形大斑块装饰，很难看出两者有什么差异。除长沙窑外，同时代的其他诸瓷窑产品中皆不具备这些特点。在朗州窑陶瓷品种中，高温彩绘瓷最为突出，可与四川邛窑相媲美。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两窑都生产高温釉下彩瓷；彩绘装饰多圆形大斑块；普遍使用化妆土；装饰多以彩釉绘花为主。两窑胎质、釉色与装饰风格，基本上一致，可以看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朗州窑并非邛崃窑，两者又各自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差别主要表现在：

①邛崃窑产品采用窑柱、垫板和多种圆饼形垫圈，产品往往残留很明显的支钉痕。朗州窑采用匣钵装烧，烧成的陶瓷几乎不见支钉痕。

②邛崃窑产品装饰题材较丰富。常见的纹饰有花草纹、云纹、散点纹，或圆形、桃尖形斑块纹，并有少数使用文字装饰。朗州窑产品彩绘装饰除漩涡、直条纹之外，多为花草，题材比较单一。

③邛崃窑彩绘装饰中的圆形大斑块既有酱褐彩，也有绿彩。朗州窑所见圆形大斑块装饰全部使用淡红色或白色化妆土，而不见酱色和绿色彩釉。

④邛崃窑产品种类繁多。计有罐、壶、瓶、灯盏、碗、盘、炉、盂、杯、钵、枕、器盖、砚、玩具等。目前朗州窑产品仅见瓮、瓶、罐、壶、坛、盂等，其品种相对较少。朗州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同时代长江上游邛窑及中游长沙窑的双重打压，其产品没能发展到应有的高度，其销售范围也仅限于湘、资、沅、澧流域。

通过对比分析，朗州窑与邛崃窑的关系，应该是“源”与“流”的关系。邛崃窑是“源”，朗州窑是“流”。据考证，邛窑始烧于东晋，发展于南朝，成熟于隋，兴盛于初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结束于南宋中晚期，共经历了约9个世纪。朗州窑没有文献记载。参照长沙窑和邛窑产品，笔者认为始于唐中期。朗州窑的突然崛起，与安史之乱，以及北人南迁和南方经济文化的兴旺发达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朗州窑的兴起，大致相当安史之乱之际。至五代，朗州窑产品趋向粗放。南宋时期已趋向衰落。关于这一点，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长沙南宋墓》中有记载。南宋以后，就已经见不到朗州窑陶瓷器的踪影了。

朗州窑源于邛崃窑。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与湖南毗连，而且江水潆洄相通。邛崃窑地处长江上游的岷江两侧，而朗州窑则位于长江中游的沅水入口处。两江之水，涓涓汇入长江，东流大海。据《邛崃县志》记载，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邛、嘉、简、眉各州彝人起事”；“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起，南诏、吐蕃多次进犯西川，临邛均当其冲。”为了躲避战乱，处于战乱核心地区的邛窑工匠们，南迁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他们被迫离家，四处流浪。据笔者推断，他们中有些人辗转千里，渡过洞庭湖，逃到了湖南汉寿。他们在汉寿建窑兴业，继续“以陶业为利，赖以谋生。”可以说，他们为朗州窑的开发和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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