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文人的漫游之风

摘要：唐代文人的漫游建立在唐的疆域广阔、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物质文化较为发达的基础之上，大多数文人都有过漫游经历。文人漫游主要有宦游、边塞游、隐游与闲游等形式，他们的漫游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唐代文人；漫游；边塞

一、文人漫游之风形成的文化背景

历代唐皇统治下，唐代疆域广阔、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物质文化较为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诗人和诗作。唐代的文人主要是指那些熟悉经史、能作诗赋的人，文人腹中有诗书、下笔能成章。而文章要做得好，一是要多读书，二要多游历。游历从而成为唐代文人，特别是初盛唐文人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选择。游历可以结交更多的有学问、有见识的人，与他们切磋学问。游历可以师法自然，从名山大川中吸取无形的养料，养己之气。孟子就说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这个“气”就是从广袤的自然界，从名山大川中取得这样一种无形的能使自己增长精神气质的“气”。王勃在《越州秋日宴山亭序》[1]这篇文章里提到：“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屈原的作品之所以写得那么好，与他生长在南国，目睹秀美的山川不无关联。由于游历可以助长文气，由此衍生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法。从做文章的角度来看，游历是文人天生就应该具有的秉性。同时文人的希望在仕途，文人的理想是成为位极人臣的宰相，文人的这种理想促使文人出门奔走，去游走、去见世面。而这种奔波、游走，不是一时一处就能够见效的，所以就有了游历。游历就是指游走的时间段比较长、地域比较广阔。所以在唐代，文人群体性的漫游形成了一股非常汹涌的风潮。

二、文人漫游之风形成的条件

唐代士林游风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漫游需要社会秩序稳定。唐前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极其辽阔，其东南皆濒于海，西越葱岭，全国大部分时间总的来说还算太平。远行之人无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担忧。据《通典》记载，“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杜佑《通典》）。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漫游风气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

漫游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唐代的交通非常发达，这与当时的贸易商业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城市与城市之间都有四通八达的大道连接。据《唐六典》记载：“全国驿路总长将近五万余里。东边到汴宋，西边到岐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据《册封元龟》记载：“千轴万艘，交通往来，昧旦永日。”（《册封元龟》）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加上广通渠、新漕渠等运河，以及各条天然河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网络。水陆交错，四通八达，为人们出行提供了舟楫之便。

漫游需要社会经济繁荣。从初唐到盛唐，农业有长足的发展，据史料统计，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全国有六百一十五万户。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增加到了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户。五十年间平均每年增长七十多万户。人口增加促使耕地相应地扩大。据元结的诗文集《元次山集•问进士》中描述：“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四海之内，哪怕是高山绝壑，也都有耕种田地者在。粮食产量，《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各地粮仓储备的粮食达到九千六百零六万余石，九千六百零六万石，其中仅是含嘉仓的储粮就达到了五百八十三万多石。所以经济繁荣对漫游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出行不带粮食，只要有钱，到哪个地方都会有口饭吃。

由此得出，特殊的身份使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使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使文人能够漫游。

三、文人漫游的方式

文人的漫游方式一般有宦游、边塞游、隐游与闲游等等，其中以干谒求官期间的漫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也最具有浪漫色彩。

宦游也可称游宦：“是反映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专有名词，意思是做官前为入仕奔波各地，做官后异地为官，迁转不定，概括了文人士大夫宦海浮沉的人生经历以及游宦过程中游山玩水活动”。[2]系文人为晋身仕途而游，以期培养关系，提高声望，找到一条入仕的门径。李白，白居易等人早年的游历就带有宦游的色彩。孟浩然是最为典型的宦游文人，其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是他眼望风景，心想朝堂的真实流露。“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岁暮归南山》），是他做官不成而只能游山玩水的离骚之语。《全唐诗》中涉及“宦游”的就有45首，较为有名的诗句如王勃的“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德裕的“人事升沉才十载，宦游漂泊过千峰” （李德裕《忆金门旧游奉寄江西沈大夫》）等等。唐朝士大夫的宦游表面看是出于完成帝王之命，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交友纳贤的作用，宋之问在《蓝田山庄》中所说“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宋之问《蓝田山庄》）和徐铉在《送许郎中歙州判官兼黟县》中所说“大抵宦游须自适，莫辞离别二三年”（徐铉《送许郎中歙州判官兼黟县》），正道出了宦游的真正目的。

边塞游：唐帝国从建立之始，边塞地区时有战争发生，许多志士仁人投身开疆拓土，巩固边防的伟大事业中，毅然走向边塞，走向大漠，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和英雄主义，“功名只向马上取”一度成为他们实现抱负的理想途径。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人人投募，争欲征行”，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一种盛况。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当年征高丽的时候，“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司马光《资治通鉴》）文人们随军征战，在雄浑的战场上感悟更高境界的人生，在空旷的大漠中抒发更富感染力的游兴。欣赏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奇景，过着“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的生活，表现出了一种对边塞向往和立功沙漠的这样一种豪情。王昌龄在《出塞诗》中写到：“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王昌龄《出塞诗》）流血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是那样的痛快淋漓。边塞游既为那些有报国热情的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同时也宽阔了他们的视野，更成就了文学史上荡气回肠的边塞诗。

隐游与闲游：隐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文人喜爱读书山林，寺庙的清幽景致与师从得道高僧的诱惑使得寺庙与俗家的读书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唐人读书的山林，其基本的含义是指建在山林中的佛寺和道观，当然也兼指山中的别墅或者是居住在山水之间的人家。他们以游山玩水、休闲村野为乐。这既与他们天性中不耐世俗，只喜逍遥休闲有关，也与他们人生不得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闲游是唐代知识分子在闲暇时的出游玩赏。他们往往信步山林村野，观赏田园风光。柳宗元可谓闲游的一个大家，他被贬永州时，为境内奇峰幽谷，寒潭急湍所折服，“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永州的山山山水给了柳宗元无限的激情，他把自己的游观见闻和感受形诸文字，成就了著名的《永州八记》系列散文，创造了记游体的散文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四、文人漫游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唐代知识分子在漫游中既陶冶了情操，也创作出了大量文学作品，既有诗词，也有文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观察学习、体验，面对一个复杂的客观存在。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许多令后人追慕不已的不朽篇章。边塞的壮丽风光，使他们豪情顿发；他乡的奇风异俗，使他们情致丛生；民间的辛酸痛苦，使他们心潮滚滚；遍地的历史陈迹，又使他们感慨系之。如李白笔下“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孤帆远影碧空尽”的长江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上乘之作，这些数量宏富的旅游诗作是他们长期饱览壮丽河山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的漫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唐代文学创作的思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与背景，同时也拓展了唐代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因此，旅游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扩大文人创作诗歌题材方面的影响：唐代的交流特别兴盛，不仅有中西交流，而且有中东交流；不仅有中南交流；而且有中北交流。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既要和周围国家交流，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应加强多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加强团结，增强凝聚力，谋求自身的强大。这些内外结合的交流，给诗歌创作提供新素材，增加新养料，给社会增添新活力。例如:“青薯裹盐归桐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鹤毛御胎缝山局，鸡骨占年拜水神。”（柳宗元《柳州恫氓》）“市易杂鱿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刘禹锡《莫摇歌》）唐代文人一改过去统治集诩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态度，在贬官迁徙中，注视少数民族的生活起居，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给中国古代诗坛增加了新题材，给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在思想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

对扩大文人知识面的影响：唐代知识分子在漫游中，对自然景观固然留心欣赏，而对人文景观也潜心研求。这后者不仅能扩大文人的知识面，而且常常能激发文人做更高层次的思考。

结语

唐代文人漫游与唐代文人诗思的深化和诗歌题材的开拓关系至为密切，文人的漫游推动了唐代文学风格流派的形成。文人的漫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唐代文学创作的思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与背景，同时也拓展了唐代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因此，漫游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彭定求.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04）

[2]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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