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总体来说，作者在利用考古发现进行稽考的过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学，努力寻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现的特定空间，尽力还原唐代文学得以产生的原生状态。始终做到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并重，重视利用传统金石学所积累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可靠材料进行整合研究，最终做到从史料实证上升到学理概括，已达到运用出土文献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较高境界。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核心，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选题广泛、新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但研究的热点较集中于大作家。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注重实证，深入细节，工具书的编纂和作品的翻译、整理卓有成果，关注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唐文学的特别关注尤为引人注目。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多研究综合性的问题，视角新颖，较为关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叙事文学。

【关键词】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台港澳地区/日本、韩国/欧美国家

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

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台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由郑骞、潘重规、饶宗颐、王梦鸥等一批民国年间的前辈学者奠定的，他们培养了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在大陆学术中辍的

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却有长足的进展。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异彩纷呈，既有夏敬观《说唐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这样传统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中外文学》1975年第12期）、姚一苇《李商隐诗中的视觉意象》（《文学论集》，书评书目出版社，1974）这样很现代的研究。张叔香《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一书融汇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李商隐诗的艺术表现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在杜诗研究中，有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杜诗加以探讨，如王三庆《杜甫诗韵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诗句法举隅》（台湾中华书局，1973）、黄启原《杜甫诗虚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在诗体学研究方面，席涵静《唐人七言近体诗格律的研究》（昌言图书公司，1976）、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当时大陆学者较少涉及的题目。

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台港澳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年谱和作家评传、研究类的著作较多。前者主要有杨承祖《张九龄年谱》（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王梦鸥《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艺文印书馆，1973）、刁抱石《唐张文昌先生籍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马起华《韩文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张达人《刘禹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罗联添《白乐天年谱》（中华丛书，1989）等，仅元稹年谱就出版了两种：薛风生《元微之年谱》（学生书局，1977）、张达人《唐元微之稹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后者则有杨慧杰《诗中的李白》（东大图书公司，1988）、杨文雄《诗佛王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8）、尤信雄《孟郊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罗联添《韩愈研究》（学生书局，1977）、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92）、王基伦《韩柳古文新论》（里仁书局，1996）、杨宗莹《白居易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刘维崇《元稹评传》（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范淑芬《元稹及其乐府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李卓藩《李贺诗新探》（文史哲出版社，1996）、方瑜《中晚唐三家诗析论——李贺、李商隐与温庭筠》（牧童出版社，1975）、汤承业《李德裕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吕武志《杜牧散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等。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学海出版社，1986）收入中晚唐作家独孤及、韦应物、张籍、刘禹锡、李翱和司空图6人年谱，多筚路蓝缕之功；论文集《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9）收有关唐代诗文的论文22篇，对唐代古文、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料作了广泛的考证研究，尤其注重材料的正本清源工作，结论平实而通达。

纵观台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专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关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谢海平《唐代文学家及文献研究》（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等少数几种，后者对大历十才子集团之成因及诗人钱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诗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而期刊论文涉及的课题则较广，比如皎然研究有姚垚《皎然年谱稿》（《书目杂志》1979年第2期），许浑研究有陈修武《全唐诗中所收的杜牧集和许浑集》（《书目杂志》1967年第3期）、《全唐诗杜牧许浑二家诗集互见诗篇考》（《书目杂志》1967年第2期），姚合研究有王梦鸥《唐武功体诗试探》（《东方杂志》1983年第12期）、邝健行《姚合考》（《中国诗歌论稿》，新亚研究所，1984），裴度和舒元舆研究有吕武志《裴度的文学观和散文》（《中国学术年刊》1992年，总第13期）、《舒元舆散文析论》（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等，这些论文都比大陆的研究早出多年。另外像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东大图书公司，1984）、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天山出版社，1994）、李丰㮊《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凌欣欣《初唐诗歌中季节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欧丽娟《杜诗意象论》（里仁书局，1997）这样的研究课题也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大陆迄今尚未见有研究专著出版。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东大图书公司，1997）由6篇论文构成，由唐代诗歌与禅学的关系入手，关注唐人宴坐诗及王维、白居易、齐己诗禅世界，是继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之后又一部值得注意的专著。穆宏燕的《唐绝句与波斯四行诗之比较》（《中国国学》1994年，总第21期）详细比较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并推论其可能的联系，是唐代文学研究

中少见的中外比较论文。

综合性研究一直比作家研究要少，但90年代以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不少是综合性研究的课题，近几年内也许会出版一批专著。现有的成果，散文方面则有黄春贵《唐代古文运动探究》（汉京出版社，1980）、郑子瑜《唐宋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赋有简宗梧《试论唐赋之发展及其特点》（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93）、邝健行《唐代律赋对科举考试的粘附与偏离》（《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胡楚生《韩柳赋之比较》）（《兴大中文学报》1993年第6期）等论文。1993年辞赋专家简宗梧教授指导的两部博士论文马宝莲《唐律赋研究》（文化大学）、白锡承《初唐赋研究》（政治大学）完成，这是唐赋研究寥寥可数的成果，值得注意。小说有王梦欧《唐人小说研究》（艺文印书馆，1971～1978），20年来享誉学林，是治唐代小说者必读的经典著作。近年王国良研究唐代小说文本的一系列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开拓。古添洪《唐传奇的结构分析》（《中外文学》1976年第8期）是较早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唐传奇结构特征的论文，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很给人启发。9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位论文取材于唐代小说，从主题、类型的角度对唐传奇的内容和表现作了全面的探讨。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是台湾唐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可以说是20世纪唐代诗学研究出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深受学术界重视。他的《唐〈诗人主客图〉试析》（《中央日报》1985年3月21～28日）也是一篇有见地的论文。杜松柏1976年出版的《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从禅宗各门派参禅机用的不同阐发严羽以禅喻诗之旨，对禅影响唐宋诗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独到发现。此外还有黄美玲《唐代诗评中风格论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2）、许清云《皎然诗式辑校新编》（文史哲出版社，1984）、萧水顺《从钟嵘诗品到司空诗品》（文史哲出版社，1993）、曹愉生《唐代诗论与画论之关系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等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诗学作了探讨。黄景进、陈晓蔷、王润华（新加坡）、陈国球、杨松年（新加坡）等学者也发表了关于王昌龄、皎然、韩愈、司空图及明清唐诗学研究的论文，在此不再胪列。

敦煌文献是台、港地区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领域，自潘重规、饶宗颐等前辈学者以降，黄永武、罗宗涛、郑阿财、雷桥云、林聪明等学者对敦煌文献的文学文本作了广泛的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煌煌135巨册，将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分藏的敦煌写卷汇为一编，影印出版，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便利。其目录订正前人著录之误数千条，并考出数千张首尾残断而无名的卷子，将敦煌写卷的著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在此基础上编撰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增添俄藏部分，成为迄今最齐备的敦煌文献总目。关于唐诗，他专门编撰了《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一书，梳理了唐诗卷子的问题，与罗宗涛《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林聪明《敦煌文书学》、《敦煌俗文学研究》、雷桥云《敦煌儿童文学研究》、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校证初稿》等著作一道，共同构成了台湾敦煌文学研究的强大阵容。

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

在唐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之外，日本无疑处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文本翻译、注释、考订还是在作家、文学史研究上都占有领先地位。

作为与自己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外国文学，日本学者对唐代文学倾注了最大的研究热情，出版了许多唐代文学选本和别集的全译详注本。这些译注本在文本校勘和注释上的成果，足可为中国学者借鉴。丰田穰受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一文启发，1943～1944年连续在《斯文》发表《全唐诗纠谬》5篇，订正《全唐诗》作者、小传、题目、文本各种错误38则，可以说是海外学者整理《全唐诗》的前驱。日本学者还十分重视资料建设工作，对工具书的编纂投入了很大精力。平冈武夫自50年代起就主持编纂《唐代史料稿》，由《东方学报》刊出8篇，博得学术界的一致称赞，惜迄今未成书。他主编的《唐代研究指南》12册也是一套非常实用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工具书。小川环树主编的《唐代的诗人》（大修馆，1975），由32位学者合作完成，汇集传、墓志、序跋、随笔杂记等各种资料，注释翻译，将现存唐代诗人的传记资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有功学界匪浅。如果我们检阅一下日本学者的著述，就会发现，不少学者都是从编索引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如安东俊六《陈子昂诗索引》、花房英树《李白诗歌索引》、《韩愈诗歌索引》、丸山茂《张籍诗歌索引》等，这种工作为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日本学者的作风绵密而细致，很少仓促成书，总是选择一个作家或一个问题，一步步地解决问题，深入下去，最后形成一个集成性的研究成果。老一辈学者如铃木虎雄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学术界早有口碑。当今学界对唐代大作家的研究也出了不少厚实的力作，如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早稻田大学，1959）、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汇文堂书店，1960）、《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入谷仙介《王维研究》（创文社，1976）、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三省堂，1976）、武部利男《李白的梦》（1982）、内山春夫《杜牧研究》（汇文堂书店，1985）、太田次男《中唐文人考》（研文社，1993）等。铃木修次的论文集《唐代诗人论》（凤出版，1973）讨论了15位重要诗人的生平与创作，是日本唐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所有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由于和日本文化史的独特渊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据丸山茂统计，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关白居易的书籍多至78种（不包括再版），比中国大

陆和台湾出版物的总和（65种）还多。1993年勉诚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等编集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学者为主，有其他国家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参加，集数十人之力，从资料到问题，对白居易研究作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日本的学术传统一向以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词曲研究不太受重视，除有关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论外，近年出版的论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见两位通论唐宋词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词人，户仓英美的论著涉及唐词的时空观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唐代小说研究，应该说日本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是前驱之一。但有关小说研究的论著远较诗文为少，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木耳社，1977）、近藤春雄《唐代小说研究》（笠间书院，1978）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近年则有竹田晃、小南一郎、富永一登、增子和男、松崎治之、川口秀树、黑田真美子等学者致力于此。文学理论也是日本研究较少的领域，但《文镜秘府论》因属日本古典之一，格外受到重视，到40年代就发表了内藤湖南、铃木虎雄、中泽希男、加地哲定、吉田幸一等学者的论文近40篇，1948～1953年小西甚一出版《文镜秘府论考》三卷，在文本校勘、材料溯源、内容阐述、版本梳理各方面都做得很精致，成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此后中泽希男、兴膳宏、清水凯夫、古川末喜等学者仍不断有拾遗补阙和讨论声病学说的。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筑摩书房，1986）可以说是集几十年研究之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研究，以森槐南《二十四诗品解》和岩溪裳川《二十四诗品举例》最有特色，高松亨明《诗品详解》（弘前大学中国文学会）为集成性著作，船津富彦《唐宋文学论》（汲古书院，1986）中所收关于皎然《诗式》、《诗议》、托名白居易《金针诗格》、司空图“酸咸之外”说及唐传奇创作论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其他论文则有太田兵三郎《诗的风格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汉学会杂志》1935年第2期）、赤井益久《关于中唐的意境说》（《国学院杂志》1995年第4期）、兴膳宏《皎然诗式的结构与理论》（《中国文学报》1995年，总第50期）、林田慎之助《唐僧皎然的诗论》（日本中国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论文集，1998）、川合康三《唐代对文学史的思考（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98年，总第37期）等。

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除受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考订方法的影响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重视唐诗的诗语和意象研究，通过唐诗常见的诗语和意象类型，作语义和意象分析，并从文化和文学传统阐释其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内涵，在这方面，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等老辈学者都有一些杰出的论文，前野直彬《风月无尽》（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松浦友久《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研文社，1981）二书则是较集中地加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口语是日本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早在江户时代伊藤东涯《秉烛谈》、释大典《诗语解》、释六如《葛原诗话》、津阪东阳《夜航诗话》等书中就有考究，1933年铃木俊发表《关于唐代文学中口语运用的一个考察》（《历史教育》1993年第8期）一文，丰田穰《唐诗俗语考》（《汉学会杂志》1941年第1、2期）、《关于唐诗的助词》（《斯文》1940年第12期）和入矢义高等续有发明，盐见邦彦《唐诗口语研究》（中国书店，1995）一书汇集增订中日有关成果，是一部集成性的著作。二是重视佛、道二教文学的研究。关于唐代佛教与文学，大谷大学的学者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专著有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的研究》（朋友书店，1978），对李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以及讲唱文学、小说与佛教的关系作了细致的探讨。佛教文学作品选有滋贺高义编《唐代释教文选译注》（朋友书店，1998）。对唐代诗僧的研究，发轫于市原亨吉《论中唐初期的江左诗僧》（《东方学报》1958年，总第28期），河内昭圆用功最勤，先后发表《〈澈上人文集序〉管窥——诗僧灵澈的生涯》（《大谷大学研究年报》26卷，1973）、《关于诗僧灵一》（《文艺论丛》1975～1976年第5、6期）、《〈皎然集〉与赞宁》（《大谷学报》1993年第1期）、《诗僧皎然的佛教》（《文艺论丛》1994年，总第42期）等论文，对中唐几位重要诗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论著，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第三章第二节“道家的色彩”是首先应该举出的成果，作者将李白诗歌本文与《老子》、《庄子》、《列子》、《列仙传》、《抱朴子》、《神仙传》的文字相比较，从古注、神仙、白色等角度论述李白对道家的接受，非常有意义。此外，尚有森濑寿三《李贺诗道教的侧面》（《日本中国学会报》1976年，总第28期）、深泽一幸《杜甫与道教》（《言语文化研究》1990～1991年，总第16、17期）、《步虚词考》（《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李商隐与〈真诰〉》、兴膳宏《初唐诗人与宗教》（同前）等论文。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从文体学和类型学的原理出发，注重从文体的表现机能和范式的演变来把握作家的艺术特征和诗史的阶段性，这主要体现在松浦友久及其学生松原朗等的研究中，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1986）二书及《中国诗文论丛》所载松原朗《六朝离别诗的形成》、《李白〈梁甫吟〉考》等系列论文为其代表。

统观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唐文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所刊论著也最多。1990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的“中唐文学会”成立，曾被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目为“中国文学研究新的胎动”。他们的宗旨是加强横向联系和合作研究，多学科、多角度地考察中唐文学和文化。他们的论著更专门化，常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钻研一个问题，或建立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形成个性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川合康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终南山的变容——中唐

文学论集》（研文社，1999）所收22篇中唐文学论文，能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把握中唐的特质，在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作家、具体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同寻常的深度，而那些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反过来又充实对中唐文学的宏观认识。他研究韩愈文章的叙事、白居易诗的语言、李贺诗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学表现的核心，深入阐述作家作品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特征，体现了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学术特点。此外如赤井益久的中唐诗歌主题研究，市川桃子的植物意象研究，浅见洋二的诗画关系研究，加藤国安的杜甫研究，高桥良行的刘长卿研究，下定雅弘、神鹰德治、丸山茂的白居易研究，松本肇、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研究等，都作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开拓。他们在《创文》杂志（第346～352期）发表系列论文，表达自己对中唐文学的总体看法。松本肇、川合康三编《中唐文学的视角》（创文社，1998）一书作为其群体智慧的结晶，既有文学史的观照，又有关于题材和表现技巧之开拓方面的探讨，还有社会政治、文人生活和艺术观念的研究，无论涉及的对象和内容如何，背后都有一种整体的文学史眼光和综合性的多元视角支持，体现了新一代学者在融合传统与当代学术思潮中形成的作风细腻而又视野开阔的特点。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个重视唐代文学研究的国家。老辈学者如车柱环等学识渊博，在多方面取得成就，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论著涉及诗论、古文、词曲等方面，发表有《云谣集考释》（《幼狮学志》第18卷第4期，1985）、《云谣集的性格问题》（《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司空图的诗观》（《亚细亚研究》第8卷第2期）、《中国文学和古文运动》（《中国学报》，1991）诸文。中年一辈学者如柳晟俊对唐诗的研究也很深入，论文涉及的研究课题包括初唐崔融到晚唐皮日休等众多诗家。根据有限的资料看，韩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诗歌，关于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的论著占了最大的部分，代表性的著作有柳晟俊《中国王维、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0）、《王维诗研究》（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李锡浩《李白和道教》（集文堂，1981）、李丙畴《诗圣杜甫》（文贤阁，1982）、李章佑《韩诗的古诗用韵研究》（岭南大学，1981）、洪寅杓《柳河东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明文堂，1991）、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6）。散文研究则集中于古文运动的问题，李章佑、洪寅杓、吴洙亨等发表有论文多篇。小说有张基槿《传奇小说研究》、丁镇范《唐代传奇研究》两种，金铉龙《朝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对唐传奇给朝鲜小说的影响作了比较研究。有关文学批评的研究，主要是几篇论司空图诗学的论文；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则集中于变文。由于语言的隔阂，韩国的研究目前还很少为大陆学者了解。

欧美国家的唐代文学研究

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起步于翻译，早期的学者都是翻译家，他们虽然为唐代文学的传播作出不朽贡献，但初步的评述往往有许多误解，这经常成为促使后代学者重新审视唐代文学的一个诱因。比如翟理斯于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曾全文翻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称它是表现道家思想的哲理诗，在欧美学术界影响深远。直到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的翻译与研究》（莫斯科，1916）出版，才还其诗论的原貌。

和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广泛和细致相比，欧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作家和人们关注较多的问题。如李白诗和传记，德国就出版了10多种翻译本。冯·扎克·艾尔文全译李白（未完成）、杜甫、韩愈诗集，被认为是德译唐诗最辉煌的成果。而作家研究，英国有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伦敦，1949）、《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伦敦，1951），麦克姆伦《元稹与早期古文运动》，赫伯特《张九龄的生平与著作》；德国有沃伊奇《白居易研究》，察赫《杜甫》，顾彬《杜牧诗集试释》（韦斯巴顿，1976），高泰涅《唐诗中的明与暗的意象》（法兰克福，1990）；法国有雅热《唐代诗人及其环境》(1977)；美国有克罗尔《孟浩然》（特维尼，1981）和查尔斯·哈特曼《韩愈研究》（普林斯顿大学，1986）；苏联有费什曼的副博士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1941)、《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莫斯科，1958），谢列勃里雅科夫《杜甫评传》（莫斯科，1958），贝京《杜甫》（莫斯科，1987），达格丹诺夫《王维创作中的禅宗思想》（新西伯利亚，1984）、《中国中世纪文化中的孟浩然》（莫斯科，1991）。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有不少是华裔学者完成的。尤其是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芝加哥大学，1962）、《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芝加哥大学，1969），对美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有草创之功。梅祖麟、高友工用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法研究唐诗的意象、语义、结构，并与西方诗歌相比较，提出许多富于启发的结论，在欧美的唐诗研究中独树一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的魅力》(1989)集结了他们的成果。此外还有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台北，1966）、程纪贤《唐代诗人张若虚诗歌的结构分析》(1968)、余宝琳《王维研究：象征主义诗人》、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1994）、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1984）、陈月桂《寻隐者不遇——唐代的隐逸诗》（法兰克福，1985）等。

唐诗是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学用功最勤的领域，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从老辈学者傅汉思到中年学者斯蒂芬·欧文，都为唐代诗歌研究贡献了许多精彩的见解。他们的论著显示出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和良好的理论素养，其历史眼光的敏锐和观察问题角度的独特每给人启发，这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1994)可以窥见一斑。其中斯蒂芬·欧文是唐诗研究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他对中国诗歌有着极好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他的博士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耶鲁大学，1975）一出版就受到学界重视，以后他接连出版了《初唐诗》（耶鲁大学，1977）、《盛唐：中国诗歌的顶峰》（耶鲁大学，1981）、《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学，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哈佛大学，1986）等著作，都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富有启发性

的问题。尤其是《初唐诗》，作为第一部整体研究初唐诗的专著，能摆脱学术界现有的成就，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不但迥别于以前西方学者的学风，也比中国学者更早几年作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究。另一位在叙事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是倪豪士，其《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南天书局，1995）以独特的视角考察唐代的叙事文学作品，往往结合时代思潮加以探索，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的开拓上给人启示。

在诗歌之外，其他文体的研究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成果，其中麦大维的古文及其理论研究、康达维的《文选》学和唐赋研究是很引人注目的。文学理论有阿列克谢耶夫的《诗品》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欧文近年也开始结合唐诗研究中国的传统诗论。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代文学；研究空间；学术史补阙；学术蠡测

唐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众多、成果丰富，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之重要，自不待言。此朝文学研究之理论方法、格局范式、价值取向均与他朝互通互动，亦为学界之共识。如何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或者说如何进行创新，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解决此问题之基础又在于我们对创新的认识：一是何谓创新，二是如何创新。

第一个问题，可以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话来加深认识。程先生曾说：“创新有三种情况：一、前人所未涉及或未论述过的东西，你论述了，这叫创新；二、前人已做过一些研究，但做的还不够充分，有继续补充和扩展的必要，或是前人解释尚不够圆满，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和重新解释，也是一种创新；三、就是前人对某一问题已有涉及和论述，但其论断并不正确，需要加以修正，也是一种创新。”[1]129-130在这简短精辟的论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前人”，共5次。这启发我们，无论哪种创新，都须有对前人成果全盘考量的基础才有现实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如何创新，实际上与我们对创新的认识密切相关。陆机云“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之未振”，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此皆为文之要。文学创作如是，文学研究亦如是。然而，解决“启夕秀”、创新语的关键还是“朝花”和“陈言”。用程千帆先生的话来说，前者是我们所需的创新，后者则是创新的基础，即“前人”的工作。因此，我们认为，解决文史研究创新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鉴往知今，正如季羡林先生告诫我们的：“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2]序

正是基于此种共识，研究者采取年鉴、总述、通论、集成、丛书等形式来整理前人成果，并以此深化对已有工作的认识。特别是世纪之交，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讨论，编著出版了各种具有学术史价值的专书。比如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傅璇琮、罗联添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都是与唐代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的集大成性质的专书。各种综述文章更如雨后春笋，对上述工作进行补充完善。无疑，这些工作是琐细的、辛苦的，对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有裨益。然而，时代在前进，对已有成果的整理和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鉴往”的补阙和“知今”的蠡测。

一、“鉴往”补阙

上述三种著作的共同立足点是“鉴往”。杜著前言说：“只有我们对前人的学术成果了然于心，才能找到新起点；了解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才能尽可能地避免曲折。”[2]12而《二十世纪唐研究》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研究史，但对于所有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基础工具书，该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总结。”[3]《集成》8卷10册，分时段摘编1949年至2000年的论文和著作。傅璇琮先生曾指出其“鉴往”之性质，“不仅在于对五十年来中国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将这些材料放到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学术分流与互通的大格局下加以审视和整合，从而为学术文化的汇通和交融，为二十一世纪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这些成果，对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可谓功莫大焉。不过，我们高度肯定的同时，也应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缺漏。整体来看，唐代文学研究“鉴往”之补阙有两方面：历时补阙和未版补阙。

（一）历时补阙上述诸书出版虽然都在2000年之后，而其所整理和总结之内容则全截止于2000年。从二十世纪末至今的文学研究，无论是视野的拓展还是方法的更新，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对唐代文学研究整体透析就必须在原有基础上，补入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历时补阙，原本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由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的两个著名刊物《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基本对每年的新成果进行了评介。除此之外，各种综述文章屡见书刊。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补阙意识的不足。《唐代文学研究》是一部论文集成性质的书，仅仅收录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唐代文学年会的与会论文。《年鉴》限于体例，也难以收录全部文章，而只能做简单的评介。两者都难以反映整体全貌。

利用网络资源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期刊网几乎收录了所有国内中文刊物，但我们还是要强调补阙意识。这是因为研究人员在利用资源时，容易产生两个极端，要么不顾现有研究成果，自言自语，要么只利用电子图书和刊物，忽略纸质成果。因此，增强历时补阙意识，其实质是文献利用问题。

（二）未版补阙充分利用中文期刊网虽可解决历时补阙问题，但于真正把握学术前沿动态而言，实则远远不够。众所周知，唐代文学研究从业者人数，可以说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最多的。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恐怕也是最多的。因此，单从期刊网上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著作很难窥测研究动态。由于人数的增多和受时代风气的左右，很多研究生的论文难以公开发表，又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学位论文作为著作正式出版者比例也不大。而这些未发表未出版的论文，正是我们需下大力补充的部分。因为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研究生个人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的反映，而且也是专家学术积累的展现。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笔者参加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唐代文学年会时，葛晓音先生曾感慨，现今的研究好比刨土，东一锄西一锄，前人刨过后人接着刨。这种重复劳动的出现，大部分由于信息不畅所致，有时甚至出现几个人选同样题目的现象。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台湾地区学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好例子。台湾各大学报在每年度的最后一期将一年来学位论文选题全部录入，并作相应的索引，每五年或十年又作分类汇总。这样就真正地为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降低了选题的盲目性。

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做，从网络资源中的学位论文检索可以看到，有些高校已经开始实施了。但只靠几所高校图书馆，恐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葛晓音先生曾经建议到国家图书馆，将近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抄录出来。我们深切地期望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图书馆联合起来，编制历年学位论文索引。

二、“知今”蠡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唐代文学研究创新在“鉴往”方面有所突破并不十分艰难。不过，我们应当看到仅有前人成果资料汇编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缺少梳理，就很难在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毫无疑问，已有成果是学术史料，对史料的利用，仅以“史”的眼光去看待，无法充分利用，就像燃料不充分燃烧一样，造成浪费。这就需要以“史”为基石，站在“论”的高度对它们进行分析、提取，找出研究演变轨迹，以便对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预测。

预测应具宏观视野，不宜过细。世纪末总结性的论著不谓不夥，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5]，张忠纲《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6]。论文方面，大视野的文章有:叶帮义《1949年-1980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7]，蒋寅《二十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8]，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9]等。另外，还有陶文鹏、胡明等学者关于唐诗百年回顾，陶敏、陈尚君等人关于文学史料、文献学方面成果的汇总等等。这些论著，或点或面，或述或评，大都具有真知灼见，对于未来唐代文学研究之影响不容低估。但我们应同时看到这些论著述多评少的局限。

鸟瞰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史，发现学术轨迹的演进实与观念之更新密切相关。而观念之更新，又无法超越时代环境。二十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环境较为自由宽松，文学研究逐渐摆脱旧传统闲散特性，而成为一专门学科。研究者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意识逐渐明确，只有这时候文学研究才谈得上独立自觉。而只有独立自觉才谈得上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建设，也只有独立自觉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唐研究领域中的大师级学者，如陈寅恪、闻一多、岑仲勉，都是这种学术风气和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五十年代至结束，学术界受左倾思想影响极深。学术由天下之公器一变为天下之“工具”，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是其著例。不过，沉寂时期亦是积累过程，长时期的能量积聚，一旦找到突破口便势不可挡。从结束至上世纪末短短的二十年间，我们看到火山爆发式的宏伟场面。因此，才有了学术规范的建立、理论的拓展和方法的创新。

面对传统和时代大环境，研究者无不处于顺应与冲突的重围之下。从理论上来说，顺应传统，就是对传统学术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认同；与传统发生冲突，在观念上表现为力图冲破藩篱，创造新的格局。顺应时代环境，学术视野表现为世界视野，积极接受新鲜事物新鲜思想，重视国际交流合作。与时代环境冲突，则表现为理性的批判，强调本位回归。唐代文学研究，正是在传统和现代，冲突和顺应中不断推进。在这样的“文理”之下，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思维方式的新变。面对浩瀚的前人成果，如何才能推陈出新？是拾遗补阙，还是系统建构？所有这些表征于文学研究，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其本质体现于寻求新的切入点。我们以戴伟华先生《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为例来论证。唐代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视角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归纳起来大致有六个层面：（1）以本贯、占籍为切入点；（2）以隶属阶层为切入点；（3）以南北划分为切入点；（4）以文人的移动路线为切入点；（5）以诗人群和流派为切入点；（6）以文化景观为切入点，等等。那么，面对这样丰硕的成果，要从诗歌自身来讨论地域文化问题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以诗歌创作为本位切入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可能会更贴近唐诗的实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戴著从唐诗创作地点切入，在花费大量时间创建的两个数据库，《唐文人籍贯数据库》和《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的基础上，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10]由此可见，探寻新的视角，必须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思维方式转变能力，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拓展研究空间。

其二，研究格局的变迁。二十世纪学术史告诉我们，上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格局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但至上世纪末，它的总体布局可归纳为作家作品论与文学史研究、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作品选注与文化普及、敦煌文献整理与敦煌文学研究等几个层面。不过，在看似平静的格局之中已蕴涵新的学术生命力。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辈学者开创的“社会—文化—文学”新的研究视域。从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到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再到戴伟华师《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展示出一幅清晰的演进图。如果再往前推，这幅演进图中依稀可见闻一多、刘师培、陈寅恪等大师的垂范之迹。其嘉惠后学之功已逐步显现，新世纪文学研究格局已发生全新变迁。单从论题上来看，“与文学”的结构范式，就是很好的明证。举凡政治制度、传统思想、社会思潮、社会群体(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团等)、科举、幕府、音乐、绘画、民俗、交通、文馆制度等文化层面，皆成为“与文学”范式下的研究主题。

其三，研究方法多样。与格局和范式变迁相呼应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注意在文史哲相关学科和其他交叉学科的联系中探索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心灵状态和社会处境。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寻求理论突破和思维转型。这种交叉研究的特质：一是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二是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往往因为其它学科知识的缺少而遇到困难。因此，交叉研究也正处于方法的尝试和工作规范建立的摸索阶段。

其四，研究手段现代化。古籍数字化和网络的发达，给文学研究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信息化时代的研究手段具有多种选择可能，其典型特征是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达到资源共享的最大限度。利用现有数字化成果，我们可以轻松地完成许多纸质时代费时费力的工作，比如古籍整理、辞书修纂、统计分析、古书辑佚等等。文史著作的图文并茂在过去是理想，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则并非难事。但是，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那就是过分依赖数字检索逐渐滋生我们的惰性。更为严重的是，研究中所必备的“问题意识”也由此渐次被吞噬。[11]现代信息技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犹如“双刃剑”，因此，坚持古籍数字化“工具”本位显得相当重要。

其五，交流合作与个性化研究并重。传统的唐代文学研究偏重于个性化，其私人性质及门派分隔，多由信息闭塞所致。而在科技日益发达之现代社会，重视交流合作成为良好学术风气，互通有无的途径渐趋阔大，往往通过学术机构、团体、刊物、会议等各种形式加强沟通。而同时，研究的个性化特色并未由此消解。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全球化”大环境之下，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具个性的才越具价值。

可以预测，未来研究将在上述诸种力量的合力指引之下前进。

综上所述，唐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基础之一，是前人的劳动成果。我们认为，在尊重前人工作的同时，还应增强补阙意识。应具备发展眼光和与时俱进的心态，一方面要注重历时补阙，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学位论文空白点的填补。进一步拓展文学研究空间，不仅要有学术“史”的意识，更要有高屋建瓴“论”的感知预测。宏观通照，未来发展轨迹，是思维方式突破、格局范式变迁、方法手段现代化、交流合作与个性化并重诸种合力的结果。高瞻远瞩，扬弃刨土式的思维来展望，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之路虽不乏坎坷，而前途终归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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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赵小华.〈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座谈会纪要[j].江淮论坛，2005(2).

[5]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m].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1.

[6]张忠纲.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7]叶帮义.1949年-1980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8]蒋寅.二十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4).

[9]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10]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中华书局，2006.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文化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古琴乃文化之器，其文化内涵深厚。近几年文化视角下古琴的研究日益趋多，且涉及面广，学者们站在文化的高度阐释古琴的文化深蕴。文化视角下的相关唐代琴人的研究有著作1本、学位论文1篇、期刊论文1篇。

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孙正夷：《唐代琴文化初探》，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张娣：《论中国古琴艺术之“禁”的观念》，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中国古琴艺术》从文化的角度对古琴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其分为《上篇·理论钩玄》和《下篇·历史钩沉》。上篇中的 “琴趣：古琴文化雅趣”部分把古琴与帝王、官宦、侠士、女性等四类受众面相联系并分别叙述，唐代琴人李世民、李隆基、薛涛、李冶等人被提及，此章内容对古代古琴受众面的界定及分类具有启迪性。下篇则是琴学资料的收集及梳理，其中《中国琴艺纪年》匡补部分记载了从先秦至2002年古琴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也提到了王通、赵耶利、王绩、董庭兰、樊氏、路氏、雷氏、岑参、曹柔、薛易简、白居易、陈康士等唐代琴人。

《唐代琴文化初探》是一篇研究唐代琴文化的硕士论文，其中“斫琴与斫琴家”部分介绍了唐代的制琴工艺和著名斫琴家；“学琴与琴师”部分则阐述了唐代诸种习琴方式，其中并介绍了以赵耶利、董庭兰两位琴师为核心的琴艺传承；“用琴与琴人”部分叙述了琴在宫廷和民间的概况，内容如下：琴在雅乐及清商乐中的使用、琴在梨园及其他宫廷娱乐中的使用、琴待诏、帝王作曲与帝王问琴；乐伎与僧人、琴与僧人、琴与妇人、藏琴与赠琴。文末附录三为唐代琴人简表，将唐代弹琴人清晰罗列并说明了出处，具有一定的参考性。此文内容全面、简明，为研究唐代琴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宽阔的视野。

《论中国古琴艺术之“禁”的观念》一文对古琴艺术中的“禁”进行了全面阐释，其主体内容包括“琴禁观念释义”和“琴禁观念溯源”两个部分。“琴禁观念释义”部分主要对琴音和琴人之禁作了具体阐释，其中琴人之禁只要是指弹琴人在道德品性和技术实践两个层面上的“禁”。古琴之“禁”是研究琴人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女性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古琴受众面中的女性群体是琴学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部分。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观误导着今人的观念，认为古代女性“有德便无才”。殊不知古代女性善琴棋书画者甚多，抑或是修养的体现，抑或是身份的象征，抑或是谋生的手段。女性视角下的相关唐代琴人的研究有著作3本。

修君、鉴今：《中国乐伎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石鸣：《色艺琴心》，重庆出版社，2008。斋藤茂著、申荷丽译：《与文人》，商务印书馆，2011。

《中国乐妓史》是极为少见的关于乐妓研究的专门论著，其以叙事的手法记载了各朝代代表性乐妓的生平及音乐才能。全书将古代史分为九个时段即九章，其中第五章隋唐五代时期，其所记乐妓中的薛涛、李冶均为唐代女性琴人。除此，亦提及到了唐文言小说中的乐妓人物。

《色艺琴心》一书，以叙事的手法对赵飞燕、苏小小、红拂女、李娃、霍小玉、薛涛等古代几大名妓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李娃、霍小玉、薛涛均为唐代名妓，只是李娃和霍小玉为唐传奇中的虚构人物，但也反映出了唐代乐妓音乐才能的突出。虽提供的女性

琴人资料有限，却展现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女性视角。

《与文人》是以和文人关系为研究主体。在中国古代，和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其相关研究少之甚少。该书的内容包括主要的含义、起源、分类、技艺、日常状况以及其与文人、诗歌、小说、戏剧、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关联。古代不少都有着过人的音乐才能，其受教育方式、教育目的以及最终用途都与文人有着一定的联系。唐代琴人里包括女性琴人，而在女性琴人中占有一定比例，《与文人》一书给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宗教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由于古代宗教领域人员的来源和宗教本身理念与古琴审美的共通，古琴音乐在宗教领的流行是不可忽视的，其传承和发展甚至有着自己的特色。宗教视角下的相关唐代琴人的研究有学位论文1篇、期刊论文3篇。

朱江书：《道教名山宫观中的琴人》，载《中国道教》，2001年第5期。《历代道教琴人述略》，载《音乐探索》，2002年第2期。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及其琴学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7。《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载《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4期。

朱江书的《道教名山宫观中的琴人》、《历代道教琴人述略》均是以道教琴人为研究主体。《道教名山宫观中的琴人》介绍了崂山宫观和青城山的道教琴人，主要包括两山道教琴人系统形成的过程和代表道教琴人。早在唐代就有了关于崂山宫观道教琴人活动的相关记载。《历代道教琴人述略》一文分为以下五部分：一、先秦神仙方士琴人；二、两汉魏晋南北朝道教琴人；三、隋唐五代道教琴人；四、宋元道教琴人；五、明清道教琴人。每个部分都是以介绍该时段代表性道教琴人为主体，“隋唐五代道教琴人”部分中详细介绍了唐代道教弹琴人李白、司马承祯、张氲、刘商、任新庭、李守中、卢藏用、鱼玄机、李冶等。

《中国古代琴僧及其琴学贡献》是唯一一篇以琴僧为研究主体的博士论文。全文分为上下两篇即上篇·琴僧群体研究、下篇·琴僧代表及其对琴学的继承与发扬。在上篇·琴僧群体研究内容中对唐代的琴僧做了简要的介绍。

《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从文化层面对古代琴僧现象进行了探讨。文章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一、唐宋以来禅悦之风的兴起；二、僧人的“文人化”；三、僧人的艺术修养。这也是作者对中国古代琴僧这一现象为什么出现并得以发展的缘由所进行的归纳。对本文研究中琴僧部分提供了一些参考。

四、文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古琴乃文人音乐，它与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人在古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现已有的琴学研究中，文学视角下的研究比例较大。文学视角下的相关唐代琴人的研究有学位论文3篇。

张建萍：《唐代古琴诗探析》（硕士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10。邓婷：《唐代古琴诗研究》（硕士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0。孔一昕：《琴与唐代诗歌》（硕士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1。

《琴与唐代诗歌》通过对唐代琴乐器发展的探讨来研究唐代诗歌的独特之处。文中“唐代琴人的新动向”部分对唐带琴人的群体、社会身份的变化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包括僧道琴人的兴起发展、女性琴人的传承与发展、文人与琴人的就留与交融。该文末处的三个附表：唐代琴僧列表、唐代道僧列表、女性琴人列表更是作出了清晰的罗列。此文对唐代琴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对唐代琴人群体的层次划分提供了参考。

《唐代古琴诗探析》和《唐代古琴诗研究》均是以唐代古琴诗为研究主体的硕士论文。《唐代古琴诗探析》将唐代古琴诗分为“对琴曲品艺的歌咏”、“作者情致的书写”两类，并展开研究。《唐代古琴诗研究》中“唐代古琴诗中的古琴概况部分”不仅对唐代古琴“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流行情况和“蛮僧留古镜，蜀客寄新琴”的发展概况进行了阐述，还叙述了古琴在唐代出现的具体场合即国之大典、宴会酬宾、陋室书斋、闺房绣户、山寺僧房等。这两篇硕士论文虽是研究唐代古琴诗，但从文学的角度让笔者进一步了解了古琴在唐展的整体状况。其出现的具体场合更是给唐代琴人分类及研究提供了资料。

五、唐代文人琴与艺人琴的相关研究

文人琴与艺人琴是现代学者提出的有关古代琴人分类的一个分类法，它根据古琴的功能属性将古代琴人分为文人琴和艺人琴。这也是目前为止琴学研究中对古代琴人分类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分类法。有关唐代文人琴与艺人琴的研究有学位论文1篇、期刊论文2篇。

陆涵丽：《唐代琴论与古琴美学的发展》（硕士论文），2010。刘承华：《文人琴与艺人琴关系的历史演变——对古琴两大传统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载《中国音乐》，2005年第2期。冯灿明：《论白居易的文人琴思想》，载《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唐代琴论与古琴美学的发展》是对唐代琴论而展开研究的，其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三部分：一、唐代琴论对此前功能论的继承；二、唐代琴论对审美论的拓展；三、演奏论的崛起。旨在说明唐代琴论由先唐的功能论逐渐开始演变为审美论和演奏论。在“演奏论崛起”的末尾部分，唐代的文人琴和艺人琴的交融现象被提及，并说明唐代古琴的审美论主要是由文人琴所推动的，演奏论则是由艺人琴所推动的。另外，该文亦是对唐代琴人琴学造诣方面的梳理。

《文人琴与艺人琴关系的历史演变——对古琴两大传统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对文人琴和艺人琴的形成以及两大琴统的历史演变和交替发展进行深层的阐述。文章指出文人琴与艺人琴的关系在历史演变中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周代——分化形成期；汉唐——交替发展期；宋代——双峰对峙期；明清——交汇融合期。此文对古代古琴演奏群的划分提供了依据，其中汉唐为两大琴统交替发展期的说法对唐代琴人研究有导向作用。

《论白居易的文人琴思想》是在文人琴和艺人琴的两大琴统划分之下对白居易的文人琴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摘要中提出唐代“艺人琴高度发展而文人琴颇为沉寂”这一说法有待考证。对于白居易文人琴思想的研究，该文把琴在白居易生活中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自娱怡性、托思寄情、抒怀感世。这几点归纳不仅反映了白的文人琴思想，同时也侧面说明了琴对于文人阶层的功能性意义。

六、其他

除以上5个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之外，涉及唐代琴人的研究还有著作2本、学位论文2篇、期刊论文1篇。

许建：《琴史初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毛水清：《唐代乐人考述》，东方出版社，2006。刘佳：不应被忽视的古琴史料集——周庆云《琴史补》、《琴史续》研究（硕士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王蓉：《唐诗中的古琴艺术研究》（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苗建华：《琴与士同在——对古琴命运的历史考察》，载《音乐研究》，2003年第2期。

《琴史初编》对中国的琴史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其通过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方法将先秦至现代分为十个时段即共十章，且每个时段的研究内容都包括“琴人”这个部分。其中在第五章隋唐的“琴人”部分，介绍了赵耶利、董庭兰、薛易简、陈康士、陈拙等唐代琴人，其内容包括弹琴人的生平、琴学造诣等等。 《唐代乐人考述》记述了唐代多位著名乐人，采用个案写作方式，涵盖声乐、舞蹈、乐器等方面。其中记述乐人中包括的唐代琴人有吕才、王维、李隆基、董庭兰、杜山人、仲濬、裴隐、颖师、白居易、薛涛、裴淑、赵秀才等，且均有史料证明，有凭有据，为研究唐代乐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唐诗中的古琴艺术》是以音乐学的视角对唐诗中的古琴艺术展开研究的。该文收集了唐诗中的琴器、琴曲、琴人、古琴指法和琴谱，其研究基于“古琴形而下为之器”。作者把唐诗中的琴人分为以下几类：专业琴家、文人琴人、僧道琴人、隐逸琴人、其他身份的弹琴者五部分，并分别展开研究。

《琴与士同在——对古琴命运的历史考察》对琴与士的捆绑关系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士乃古琴这一乐器的主要演奏群体，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则是因为古琴作为乐器本身的定位以及其作为道器的功能性，士阶层弹奏古琴更多的是为了展示其内心世界。琴作为士阶层的精神寄托，最后随着清代士族的消亡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最终衰落。

通过以上述评，可以发现唐代琴人的研究多出现在唐代古琴诗研究的范畴之中，其研究最终服务于唐诗研究且内容浅显。音乐学视角下有关唐代琴人的整体研究至今尚无。在唐代琴人的分类研究中，文人琴人研究较多，且多是在文学视角下进行研究的。而唐代宗教琴人、女性琴人的具体研究至今尚无。纵观现有的唐代琴人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其研究深度是不够的，大多研究都趋于记述的形式。琴作为文化之器，其功能性意义、传承方式、教育方式、各人群审美的区别等研究内容都极少涉及。唐代琴人作为唐代琴音乐与琴文化推动的主体，其研究意义甚大。

参考文献：

[1]邓婷：《唐代古琴诗研究》（硕士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0。

[2]冯灿明：《论白居易的文人琴思想》，载《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孔一昕：《琴与唐代诗歌》（硕士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1。

[4]陆涵丽：《唐代琴论与古琴美学的发展》（硕士论文），2010。

[5]刘承华：《文人琴与艺人琴关系的历史演变——对古琴两大传统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载《中国音乐》，2005年第2期。

[6]刘佳：不应被忽视的古琴史料集——周庆云《琴史补》、《琴史续》研究（硕士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10年。

[7]毛水清：《唐代乐人考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8]苗建华：《琴与士同在——对古琴命运的历史考察》，载《音乐研究》，2003年第2期。

[9]孙正夷：《唐代琴文化初探》，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

[10]石鸣：《色艺琴心》，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1、12]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及其琴学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7。

[13]王蓉：《唐诗中的古琴艺术研究》（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

[14]修君、鉴今：《中国乐伎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15]许建：《琴史初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16]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17]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边塞诗作，从《诗经》时代即已有之，经过汉、魏乐府诗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在诗坛蔚为大观，“入唐以后，边塞诗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的时代算起，直至隋代，现存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边塞诗即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特别是到了盛唐，出现了边塞诗空前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高适、岑参、李白、王维、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盛唐著名的诗人，创作了大量达到一流水平、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作品，使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与王、孟山水诗派一起，成为盛唐最主要的诗派之一。”[1]

然而，建国以来学界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尽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该诗体的继承、影响，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备，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偏狭和单一，对此，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2]

而任文京先生的论著，正是借鉴了傅先生的观点，采用了“历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维视角，对唐代边塞诗歌高潮加以宏观审视，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开拓了边塞诗研究新的理论境界。

通观其论著，理论体系完备而内涵充实，既挖掘探索了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诸如历史意识、英雄意识、忧患意识，又有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研究，还对边塞诗的战争与和平主题、闺怨主题等深入加以探讨，虽属宏观研究，但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可谓“宏观着眼，细部阅读”，理论创新点亦随处可见。

比如作者从唐代边塞诗人精神世界中的“汉代情结”出发，去探索边塞诗中的历史意识，就超越了前人仅把边塞诗中的汉代人名和地名作为“以汉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简单认识，而探究到了其本质内涵：

唐代边塞诗人具有浓厚的汉代情结，这是由他们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意识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诗人时代责任感的鲜明体现。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一历史所持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代情结是唐代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观照和对理想的追求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主体精神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唐朝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气度，它更需要从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寻求符合时展的精神营养和力量源泉。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过去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实际上，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是他们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是唐代对汉代军伍文化承传的结果。汉代情结通过诗歌反映不能认为是语言现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边塞诗人的历史意识，继而探寻由此生发出来的英雄意识，“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英雄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们在诗中充满深情地赞美和歌颂英雄；二是他们以英雄为榜样，付诸行动，渴望建功立业，济世经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时代的熏染或亲历边塞，唐代边塞诗人心中的英雄以军伍英雄为主。事实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识的不仅仅是诗人，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而整个时代崇尚英雄的风气，又是唐代边塞诗人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同时，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承继，当这种意识转化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时，就会对诗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3]并且，作者透过对大量唐代边塞诗具体作品的分析，把这种历史意识和英雄意识，视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理论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该书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过对于大量唐代边塞诗作品的细致梳理，认为地域文化不仅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亲身出塞有促进作用，也对于诗人形成开阔的地理视野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论问题――“北方的尚武之风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民风民俗与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带，由于临近边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强悍勇猛、崇尚武风。……隋唐时期，北方这种尚武之风仍然炽烈。……整个社会弥漫着尚武之气，也在强化着军伍精神。在如此浓烈的社会氛围之中，诗人耳濡目染，被文化浸润，受风气熏染，于是尚武慕侠，投笔从戎，也就必然成为他们所要选择的人生之路。”[3]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不囿于传统，而有大胆创新之处，书中大量借鉴了数理学科的图文列表、数据统计等计量方法，能够更加直观清晰的说明问题，如天宝初十大节度使经略兵马配置统计表，元和年间吐蕃犯边的统计表，中唐诗人李益边塞诗中反映“汉代情结”的语词统计等，均在占有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得出的结论客观、真实可信。

本书的作者任文京先生，现为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兼任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河北省“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称号，责编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并获得了多项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图书奖和优秀畅销书奖；多年来主要从事唐代边塞诗研究，并在《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博士阶段师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一书主体即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系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曾获得诸多唐代文学专家的认可与好评。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会推动着今后唐代边塞诗研究，向着更高要求、更深层次、更新角度获得理论延伸！

参考文献

[1] 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2] 傅璇琮.《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李新（1980―），男，河北保定人，保定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蒋原伦在这里给批评文体下的概念简短而明了。另外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将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比较来谈，说：“批评文体和批评方式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批评文学的体裁样式说，是文体；从批评话语的表达角度说，是方式。这意味着，一定的批评方式总是通过一定的批评文体来表现的。”［2］320童庆炳教授还在本书中提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人们创造了批评文体的多种形式，如论文、点评、诗话、随笔、评传、序跋、书信、对话等等。”［2］320可见童庆炳教授给批评文体下的定义比较详细而深刻。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有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游记体、祭文体等。苏轼丰富多彩的批评文体既是继承前人智慧的成果，同时也是苏轼本人创造性思维的结晶。苏轼多样的批评文体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苏轼批评文体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本篇论文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苏轼批评文体所具有的文体学意义：一、苏轼批评文体在宋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二、苏轼的文体自由、“文备众体”对当今批评文体带来的启示。

一、苏轼批评文体在宋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苏轼对文学艺术具有很深的造诣，对文艺发表过很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一生写的评论文章内容之丰富，文体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苏轼具有很强的文学天赋，因此才能写出如此之多批评文章，但苏轼在批评文体方面也继承了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首先谈论一下他的论诗诗。若论论诗诗的渊源，早在春秋时期，《诗经》中就已经有了论诗的句子，六朝时期文人诗中更是有不少的论诗诗句，虽是片言只语，正可见论诗诗体式发展之过程。唐代论诗诗特别兴盛，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七绝体论诗诗成体的标志；除七绝体论诗诗外唐代论诗诗有各种各样的体式，有五言、四言、六言，也有古体与律体，特别是五言古体论诗诗，比七绝体论诗诗更得风气之先，在唐宋时期一直很兴盛。在论诗诗发展史上，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具有特殊的意义，杜甫过后，七绝体论诗诗犹如涓涓细流而为江海，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苏轼的论诗诗无疑受到杜甫等前人的影响。由于在宋代之前就产生了论诗诗，唐代的论诗诗发展非常兴盛，北宋离唐代相隔不是很远，并且苏轼是宋代最有名的诗人，因此苏轼很容易受到唐代文风的影响，运用诗歌来评论诗歌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苏轼的批评文体虽然相当丰富，但苏轼的这些批评文体在苏轼之前已经非常盛行。书信体和序跋体在汉代已经是主要的批评文体，如序跋体有著名的《毛诗序》、班固写的《离骚序》、司马迁写的《太史公自序》等；书信体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等。到了魏晋时期批评文体更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批评文体除了书信体与序跋体之外还出现了用骈文写的批评文章如《文心雕龙》、用赋体写成的批评文章如《诗品》及用论写的批评文章如《典论·论文》。到了唐代除了新出现的论诗诗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墓志铭。此外在唐代，书信体与序跋体更是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这时期主要的批评文体样式了。到了北宋前期，欧阳修创立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诗话。苏轼的书信体、序跋体、祭文体、游记体等批评文体样式都受到了前人创作的影响。因为这些批评文体在苏轼之前已经存在，并且发展已经很成熟，苏轼运用这些文体来进行批评无疑受到前人的影响。然而苏轼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这首先表现在苏轼采用了多样的批评文体样式。在苏轼之前的文学家们大都使用一到二种文体样式来进行文学评论，而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丰富多彩，苏轼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有论诗诗体、序跋体、书信体、记体、墓志铭体等。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不像其他文学家的批评文体那样非常单一，而是多种多样。其次，苏轼的论诗诗体式多样，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体式。在苏轼之前，论诗诗比较流行的体式是杜甫的七言绝句体式,当然唐代还出现了五言、四言等形式，但苏轼以前文学家们很少有运用多样的批评体式，而苏轼的论诗诗体式是很丰富的，他的论诗诗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第三、苏轼的记体批评文体比较多。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可知，在苏轼之前没有一篇是用记体来进行文学评论的。然而苏轼却运用这种文学文体来进行文学评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苏轼创作了形式多样的批评文体，苏轼创作的形式多样的批评文体无疑对其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苏轼写的许多批评文章最先对北宋及南宋文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苏轼的批评文体及批评思想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他的弟弟苏辙及弟子黄庭坚。如苏辙写的一篇较有名的评论文章《上枢密韩太尉书》就显然受到苏轼写的书信体批评文章的影响。再如黄庭坚在宋代也是一名著名的诗人及评论家。他也写过很多评论文章，但他主要采用的批评文体是书与记。如他的有名的书信体批评文章有《答洪驹父书》和《与王观复三首》，他写的记体批评文章有《大雅堂记》等。无论是他写的书信体批评文章还是记体批评文章都受到了苏轼写的类似文体批评文章的影响。到了南宋，许多有名的文学大家也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一生写过很多批评文章并且批评文体也较丰富、形式多样。他的批评文体有墓志铭体、书信体、游记体、诗歌体、序跋体等，陆游写的这些批评文体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如陆游写的一篇有名的序跋体批评文章《跋东坡七夕词后》与苏轼写过一篇跋体批评文章《跋张希甫墓志后》在文体上和文章命名方式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在用词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南宋除陆游之外，还有很多文学大家受苏轼的影响，如还有著名山水诗人杨万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轼的影响。杨万里写的批评文章主要采用的文体有诗歌体、有序跋体。这种批评文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轼的影响。总之苏轼的批评文体既继承了前代文学家的传统并且又有所创新同时他的批评文体对其以后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苏轼的文体自由、“文备众体”

对当今批评文体带来的启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3］320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从而使中国传统因素大多已经丧失。西方文论主要特点是：理论讲究系统性、思维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话语具有相当强的客观性。西方文论的这些特点给西方评论文章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影响。如行文具有很强的程式化、语言非常枯燥、思维太过于讲究逻辑性从而使文章丧失文学色彩。由于在西方文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文论向着严密的逻辑性、思辨性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而中国古代诗性传统文论特征几乎不再存在。这就使得当今评论文章理论色彩相当浓厚，从而导致这样的评论文章语言显得干瘪、格式呈现出很强的程序性并且很单一、使读者读起来感到枯燥而无味。在这种追随西方文论的氛围里，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其演变历程为西方文论思想文化所规范，而且其理论体系、思维模式、文论话语都是西方文论所提供的。“中国文学理论自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诗性传统。”［3］6

中国的文论应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不应该完全西化从而丧失自己的传统特征。中国的文论如果要想在世界文论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和对世界文论圈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应当建立起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像当今大多数学者那样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如果中国文学批评家们一味模仿西方文论模式，那么中国的文论将会完全丧失自己的传统，也将会在文论界迷失自己的方向。中国文论自古就有自己传统特色，所以当代文论家们应该找回中国的文论传统。但要找回中国文论的传统就应该重新注重文论的“诗性特征”。什么是“诗性”呢？“狭义地讲是指‘诗歌的特性’，广义地说是指与逻辑性相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3］6苏轼作为古代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写的批评文章具有很强的诗性特征：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的美文化、风格的抒情化、思维方式的直觉性。苏轼的批评文章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特点。他的批评文章采用的都是感悟式的批评方式及优美的文学语言，文章结构如行云流水、写的酣畅淋漓，就像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一样，使读者读起来如痴如、沉浸在如诗如画的优美意境之中。苏轼在进行文学评论时篇幅比较短，不像当代大多数批评文章那样长篇巨制，苏轼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文学现象论述的生动透彻。另外苏轼在进行论文评述的时候使用的是生动形象富有很强审美意蕴的语言，运用的是各种生动的修辞手法，采用的是感悟性的思维方式，因此苏轼的评论文章给人带来一种审美愉悦感，而不会让人感到索然寡味。苏轼的这种诗性的批评文体对当代规范化格式化的文论语言和枯燥干瘪的批评文体给予了很大的启示。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一批学者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自觉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整个90年代，学位论文中的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论文作者的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从学位论文的女性研究对象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陈瑞芬的博士论文《两汉隋唐妇女闺怨诗研究》（文化大学1998），对一千多年的妇女闺怨诗细加搜寻，然后加以分类，归纳其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手法。同年李镇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两性意象研究》（中央大学）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两性的社会文化处境，次则叙述唐诗中所呈现的两性意象，并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以建构唐代诗人的两性观。王怡芬《〈花间集〉女性叙写研究》（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讨论了《花间集》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做出分析和研究。另外，象陈雅玲《唐代研究》（台湾师大1995，硕），吴碧贞的《唐代女仙传记研究》（政治大学1998，硕），林岱莹《唐代异类婚恋小说之研究》（中兴大学1998，硕），赖pèi＠①如《〈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研究》（东海大学1997，硕）等，在探讨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

从研究队伍来看，台湾不仅有一批女性学者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形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群体。其中的骨干既有中文系学者，如钟慧玲、梅家铃、洪淑苓、郑毓瑜、胡晓真、徐照华等，也有外文系的学者，如曾珍珍、张淑丽等，一批老一辈学者如林文月、叶嘉莹也有一些女性方面的研究和观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钟慧玲主编的《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2000）、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台湾大学洪淑苓、梅家玲等六位女教授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廖美云《唐伎研究》（学生书局1995），郑志敏《女伎与唐代文学艺术》（文津出版社1997），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89），叶嘉莹《论词学中的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词学》11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刘纪蕙《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中外文学》18卷1期），郑华达《“敬顺”与“悔嫁”——唐代闺怨诗的社会意识》（《大陆杂志》97卷期），王雅资《唐代宫廷女诗人初探》（《中兴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集》3期1998），洪素香《唐代宫女入宫原因及其工作生活探析——以〈全唐诗〉为例》（《高雄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8期1998）等。一些男性学者对此也有所研究，如游志诚《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中外文学》1988·6），马森《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烈女传〉的意义》（《国魂》500期），鲍家麟编著的《中国史论集》一集、续集、三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1993）有关女性文学的探讨等。另外，还有上述的一批学位论文，使这个女性文学研究群体，有着很强的后续实力。

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也占较大的比重，以唐人小说研究为例，不但有这方面的专著，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中关于唐人小说的例举等，而且多自觉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刘燕萍在《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序言中称：鉴于历来的唐人小说研究多就人物情节加以分析，不能别出机抒，故而采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对《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扩展出另一研究视野”。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中的《爱情的炼狱》则尝试从人性论来解析《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深层结构。单篇论文也是如此：康韵梅《莺莺传里的情爱世界》（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45期1996）从两性关系来探索这篇小说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传与茶花女比较》（《传习》15期1997），廖玉蕙《〈夷坚志〉中异类婚恋故事的几点观察——兼论与唐代异类婚恋故事比较》（《东吴中文学报》3期1997），邓静蓓《叙述话语与艺术建构——唐人小说〈尼妙寂〉、〈谢小娥〉的一种解读》（《中国文化月刊》207期1997）等则分别采用比较文学、语言分析等方法，力图对唐人小说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读。1995年8月，东海大学为配合“国际妇女年”，召开了“妇女与文学研讨会”，就有关女性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是台湾首次对女性文学的专门研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台湾学术界女性意识的形成，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4月在淡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则是20世纪结束前范围更大的女性文学研究盛会。会后结集成《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学生书局出版(2001)。会上还组织了一场研究生会，向海内外学术界展示了这方面的后续实力。专门研究女性、性别的“性别／文学研究会”也于1995年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专门研究女性文学及性别关系的学术组织。

第二、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结合弱势论述和解构论，对所谓实证性的现实和未经验过的男性历史都采取质疑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符具的游离、意义的模棱性和历史的断裂等，也许是蛮能符合某些女性主义者口味的”。（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5页。）该理论引入台湾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模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绪，有意识地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对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的重点则集中在“思妇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人望远之作，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1995年12月，在东海大学召开的“妇女文学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和重新解读，论文集结为《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于1997年出版。其湾大学中文系梅家铃的论文《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汉晋以来“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衍变情况，并对相关的两个问题：传统社会的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念、诗学传统以及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魏晋以后，表现女性以写已婚妇女为大宗，因此对“思妇文本”的研究，应首先关注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随之而生的“性别角色”规范；建安以后的思妇诗，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为文人“拟代”之作，而“拟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筛拣、认同后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思辨色彩。张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和《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皆是对《老残游记》中的逸云、白妞、屿姑等几位女性进行重新解读，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寻神话的理论分析”，再以“古典文学‘遇仙’的传统审察其叙写模式”（注：分别见《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1996；《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391页。），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许丽芳《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则用比较的方法从书写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女性自觉时的矛盾与痛苦。作者指出：女性书写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男性，“传统书写之价值依据往往来自书写者对外在环境之关怀与贡献，至于个人怀抱，则往往较为忽略，甚而形成书写者本身之自我约束与焦虑来源”，“相较于男性书写者之意识，女性书写者往往另有自我怀疑之矛盾或焦虑，即书写活动似与个人应有之作为有所冲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书写活动所呈现之特质”。至于产生这种书写价值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写作空间和传统中的定位有关：女性书写的“写作时间往往零碎片断，与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为毕生职业所寄有所差异”；“女性书写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谓‘才’与‘不才’之挣扎，主要来自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自责或内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扬己，亦在于道德价值之判断，主要为对全体环境之负责，而非仅限于家族”。胡晓真的《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两部弹词小说《金鱼缘》和《笔生花》为诠释文本，从性别自觉的痛苦与解脱以及性别错位等角度，对女性书写者创作心理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矛盾有更为细密的体察。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在创作弹词小说时，“展现的也是一种极为暧昧及摆荡的姿态：她们一方面欣欣自得，执着不悔；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时藉机解释自己的行为，强调并无逾越礼法或有碍妇职之处”，而且通过夹插自叙的方式，强调其书写是在妇职中“忙中拨冗”中实现的。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他们笔下的后花园，充满了隐秘和矛盾：一方面，花园是压抑和禁锢的围墙，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私会、释放的场所，而园中的花妖树怪，更是对的。至于其“欲望的公开和私情的消解”，作者认为在弹词小说中是通过“女扮男装情节”来实现的。胡晓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文学博士，近年来一直着重于明清代女性叙事文学尤其是弹词的研究，著有《女作家与传世欲望——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自传性问题》（《语文.性情.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4）、《晚清前期女性弹词小说试探——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女性文学想象与晚明变局——论〈天雨花〉中父女传承》（《传统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文集》2000）、《凝滞中的分裂文本——由〈梦影缘〉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叙事》（《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2001.7.23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阅读反映与弹词小说创作——清代女性叙事文学传统建立之一隅》（《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之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等，并主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等。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借用了容格等的“性心理学”和德希达的符号学理论（由于其学历出身，她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毋宁说更多地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我姑且称之为新索引派，因为旧索引派着重于对书中人物和本事的考索，而她则重在对书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图解与解读。

另外，这批研究者的女性研究意识也较为明确，往往在前言或结语中对此加以强调，或与传统的研究意识加以比较，以突出其不同。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意在探讨文学与世变之间的关系，但书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作者中也有几近一半的女性。主编在“导言”中对此种研究方向和选择还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女性与世变关系，往昔的讨论多数着重于描绘妇女在乱世中的受难角色：或飘零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躏；或者宁死不屈、捐生守贞。至于妇女本身对世变的思考及主动参与，或者女性价值在世变中的意义等，则或者由于研究资料未被发掘，或者受限于研究者的视角，很少受到重视。本书中有多篇论文关怀女性问题，弥补了这项缺憾”（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导言”，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4页。）。蔡瑜在《从对话功能论唐代女性诗作的书写特质》的“前言”中对传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提出批评，她说：唐代虽被公认为是诗歌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但“这一切在印象中似乎也是由男性诗人打下的天下，在有限的诗史或诗学史的册页中实难得见女性诗人的身影。因此该如何重读唐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探寻不同的意义，来和以男性为主的诗学建构形成对话，实是唐诗研究必须开拓的新视野，更是研究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环节”。（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81页。）钟慧玲则从女性角度强调研究“思归诗”的重要。她认为“思归诗”不同于男性作者写的“思妇诗”或“弃妇诗”，也“显然不被男性作家所青睐。可能是这类的题材并不符合以夫权为主的婚姻传统。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内在的声音反而可以不受干扰，清晰地呈现出来”。（注：《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清代女作家思归诗探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128页。）许丽芳在《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的“前言”中强调研究女性书写的动机与价值：“相较于一般士人对于从事书写活动之认知与自我约束，传统之女性书写者则另具有不同之书写认知与个人之自省批判，其人不仅受限于传统之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加之性别与地位之相对差异，对于书写之认知较男性书写者更为复杂与多元”。作者说自己的研究目的即是“藉由分析历代对女性书写活动之认知、女性自身之书写自觉及实际作品表现，以期对于传统女性对于书写活动之意识与反省”。学者们的这种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对年轻的研究生们当然会有影响，成功大学陈玉萍的硕士论文《唐代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之虚构意义》(1998)，不仅对《全唐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的描绘手段、意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诠释，而且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期待：借由男性论述下的唐代小说文本，来探究男性观点下的女性形象，并从中理解唐代男性投射在他界女性角色上的恐惧等种种心理。辅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王学玲在《古典诗歌中“”形象的运用及转变——以李白为例的讨论》一文中指出：在近五万首的唐诗中，有关的篇章就有250多首，“可见形象的运用构成了唐诗中极有风韵和魅力的一部分”。但“在男尊女卑、礼教为重点传统社会中，‘’向来遭受鄙视和轻忽，尤其是自命清高的文士大夫总是视之为妖魔祸水而痛加挞伐。奇诡的是，她们往往又是文人骚客喜闻乐道的话题”。（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9-2,12,111页。）作者通过对李白在咏妓诗上的贡献的肯定（即将以色艺供人娱乐的变成抒发个人情志的女性）来批判传统的两性观。

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

女性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时不再是以传统的标准和男性眼光，而是改为女性的角度来看待历代男性作家书写的两性关系和妇女问题，并对历代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发掘和重新评估，不但视角新颖别致，而且在价值判断上发生扭转。东海大学中文系的钟慧玲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钟是东吴大学的博士，曾任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对台湾的女性文学研究有较大的推动，本人的研究领域则在古典文学方面，尤其是清代女诗人研究，著有《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金川诗草百首鉴赏》（合著，文史哲出版社1997），主编有《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等。她的《吴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从“翠袖”、“依竹”的象征意义，“性别自觉的痛苦”和“男装的意义”等独特的考察角度，来发掘这为清代女诗人在性别意识觉醒时的痛苦与困惑，对其诗作的价值做出重新评估。钟慧玲有关唐代文学的女性研究有《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东海中文学报》10期1992）、《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东海中文学报》11期1994）等论文，也同样以研究位置的转换为其特色。过去研究杜甫的家庭生活，总是从杜甫的视角来肯定他独喜幼子、关爱老妻，甚至同李白的家庭观念作比，来突出杜甫浓厚的家庭观念。《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却专门讨论杜甫妻子杨氏的情感世界，体察她在离乱和贫困中的思念和忧愁。这与探讨杜甫的内心世界的通常做法，在研究位置上发生了置换，可以说是体现了女性文学及其研究者的典型特征。《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分析了元稹在《莺莺传》中赋予张生形象的几个重要特质：守礼不乱、诱惑者的角色易位、炫耀与审判的双重心态，并以此来分析元稹的感情世界：对爱情充满了不信任，眷怀旧情的矛盾心理，指斥莺莺是“妖孽”又比拟为“仙女”——对莺莺无法定位。如此的感觉与体察，恐怕也只能来自于女性学者。张淑香的《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则从女性角度来观察刘鹗，解析他的创作动机。她认为“刘鹗似乎是有意突破传统，为女性打造新形象，表示他对女性的重视和认知”。（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第390页。）东华大学外文系的曾珍珍从女性文本出发，对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进行了重新解读。历来谈到陶渊明的乌托邦乐土，总是以《桃花源记》为例。曾珍珍认为大家都忽略了《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作者认为该诗所启示的是母权乐土，是“以阴阳两仪并立、开创多元共荣的结构原则”在“这组诗文本两性化”中的体现。至于大家都忽略了《粲粲三颗树》中母权乐土想象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女性观点阙如”。（注：《粲粲三颗树：论六朝诗赋文本两性化的表现》，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年，第316页、317页、340页。）这种研究位置的转换，也导致她对阮籍等人的六朝诗赋作出独特的理解。她认为：魏晋风流可能与男同性恋有关系，“说六朝诗人独具双性想象，应非妄议”，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二，即“是以古喻今歌咏男同性恋的”，而且这种双性想象是屈骚传统的流被。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了体验神灵宇宙的阴阳相生、浑然一体，巫者必备雌雄同体的双重身份。《离骚》中的屈原挪借巫者身份，自然或男或女，六朝诗人的双性想象正源于此。梅家铃在研究“代言”、“拟作”这类古典诗词时，也从女性角度确立新的界定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她的论文《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兼论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等皆作如是观。在后一篇论文中，作者对拟作、代言现象以及女性价值观重新作了分类，并试图以新的判别标准勾画其发展流变线索。她认为“拟代”之作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纯拟作，如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纯代言，如曹植《七哀诗》、徐干《室思》、张华《情诗》以及二陆的代妇赠夫等；兼具拟作、代言性质，如《楚辞章句》中所收的汉人骚体辞赋，一方面代屈原立言，另一方面又模仿《离骚》运句遣词的方式。但无论那种方式，所表现的都是男人的视角和社会、家庭主体者的心态。欧丽娟则认为《红楼梦》中的“五美吟”，不同于阮籍、左思等传统的咏史、咏怀诗，是“开显女性主体意识到咏叹调”，“一阙歌赞女性价值的颂歌”。诗中被“指斥、痛讥、鄙弃的英布、彭越、汉元帝、石崇和杨素等人，正是俗世之中到处张扬横行的浊臭男人的代表，他们或贪或莽、或庸俗或鄙吝，或目光浅短或昏聘无能，在虞姬、王昭君、绿珠、红拂等才性焕发的女子对照之下，都显得多么卑微，龌龊和渺小”。（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0年3期，第6页、121页。）

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学术界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女性文学的研讨会，如1995年12月，东海大学中文系发起召开“妇女文学学术会议”。钟慧玲、梅家铃、洪淑铃、徐照华、曾珍珍、张淑丽等16位女学者参加会议，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古、现代女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进行探讨与研究。其论文集《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则由里仁书局出版。1999年3月13日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召开“水＠②＠②——女性形象学术对谈会”，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胡晓真与南华管理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淑娟，就“中国古代诗词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进行对谈。同时还进行史学和当代影视方面的对谈。同年4月30日，淡江大学举办“中国女性书写研讨会”以及“女作家座谈会”和研究生会；2001年8月20至22日，“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国际学术会议”，主要围绕“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隐、私、密、情等概念的核心意义”、“应循何种途径与策略，探讨明清女性或私人性作品，如闺秀日记、日记、游记中所表现的对个人私密世界的兴趣与经验”？“五代至宋在原本男性威武文化中有文弱化和女性化倾向，此时之男性情感世界别开生面，如何从文人画和笔记小说中窥一究竟”等问题展开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澳、中、德、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150多名，另有50名观察员参加旁听。会上发表的26篇论文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文学研究，如日本学者青木敦的《地域与国法：南宋女子分法与江南民间习惯关系再考》，英国爱丁堡大学BonnieS.Mc-Dougall＜Revealing to Conceal: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Republican China＞，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后、伯克莱加州大学Paola Zamperini＜In and Out love's Market-place in late Qing Fiction＞，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静贞《私情？公义？——孟姜女故事流传探析》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程念祺也在会上作了《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与私情》的发言。紧接其后的8月23至2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又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中心召开“近代中国的妇女、国家与社会”研讨会，集中讨论1600--1950年间性别与国家、性命、法律、社会，妇女与美感、教育、文艺、家庭，以及性别与战争、跨文化的妇女等女性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胡晓真、华玮、吕妙芬、蔡瑜、周慧玲、前山加奈子、Susan Mann,Joan.Judge等3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这两次研讨会皆是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开始时的盛大聚会和军力的检阅。另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胡晓真、衣若芬、刘苑如三位女学者主持的长达两年的“世变中的文学世界”主题计划，如前所述，亦多从女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题材亦多是女性。这些海内外研讨活动的开展，自然扩大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推动了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展开，除了上述的女学者主观努力外，更是台湾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支持和扶植的结果。淡江大学就专门有个女性文学研究室，上述研讨会就是由她们与中文系联合举办的。而会议的第一场主持人则是当时的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张双英。提供经费支持的除了教育、科研单位和行政部门外，联合报系的文化基金会、淡水镇公所也提供了赞助。上面提到的本世纪开始时的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前者是由“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举办；后者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由“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财团法人纯智文教基金”提供资助。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文学的接受选择离不开时代的文化背景、地域的社会风气和作家的主体思想等文化导向问题，因此接受研究不只是简单梳理一下某一作家作品的接受史或地域分布，同时还要关注其接受的文化本质倾向，要从文化哲学的理性高度审视文学接受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原因，这样才能真正透彻地对文学接受进行深入研究。如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有些章节很注重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文化心态研究，如从遗民文化探讨了清初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时代情况。但这种文化哲学的探讨并未贯通全书，如对金圣叹的《水浒传》接受研究，尽管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金氏的接受情况，却未揭示金氏“腰斩”《水浒》的文化成因和主观目的。任何文学接受都有其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主观目的，作为文学接受研究应该对此作深入挖掘，这样才能凸出读者接受的意义，而不仅仅关注于文本的传播。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相信经过学界的总结、反思和创新，会有新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创新；提高；信任；负责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博士阶段的学习仍以论文为中心，早在入学之初，恕诚师便为我设定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论文选题。这一选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已故程千帆先生在与老师的通信中所提出的唐代外患在文学上的反映问题。后来老师虽然因事务繁忙，未能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但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经过长期思考，老师认为在纷纷复杂的唐代外患之中，吐蕃问题最为关键，唐诗中有关吐蕃诗歌也占到全部民族题材诗歌的主体。抓住吐蕃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实际上即可将其他一切相关民族联系起来，并且还可以有效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零散的弊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8年早春，在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以及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多以后，乌鲁木齐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与又在各地制造混乱，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恕诚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并以其向来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如果能将包括汉藏两大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梳理出来，论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则将会有力回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所编造的各种谣言。这是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这一选题又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2011年年初，恕诚师以“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论证中详细申述了选题的多方面意义。当年5月，选题获批，这本身就说明选题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认可。

能够参与“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课题，协助老师进行研究，并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这对我而言既是荣誉，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尽可能完成预期的目标，起初同样是忐忑的。读博的三年中，围绕这一课题，我的确做了大量工作，其间甘苦无需一一备述。然而更令我感动的，却是老师一直在身边的默默支持与鼓励。由于这一课题牵涉甚广，有很多问题超越了我已有的知识储备，所以经常需要老师的点拨提醒。为了尽可能保证论文质量，老师也毫无保留地贡献了他的全部智慧与力量。2010年6月底，我交了一份讨论大诗人杜甫有关吐蕃诗歌的稿子给老师，两天后，老师把稿子送还给我，在肯定题目可做的同时，也严肃指出了稿件所存在的问题，提示我重新调整思路，再拟新稿。于是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我留守校园，终于在8月底完成了《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一文，投给《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并最终刊发于该刊2011年第5期上。回想起来，2010年的那个暑假应当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日子，夏日的芜湖，酷热难当，绝大多数同学都已返回家中消夏，而我却得留在宿舍枯坐，孤独地面对着电脑。我所住的这一层楼，曾经一度只剩下我一人。夜深人静，偶尔开门透风，竟发现长长的楼道漆黑到了阴森恐怖，以至于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幻觉之中。但是我毕竟是年轻人，再怎么艰苦也都是可以熬过去的，而老师则不顾精力大不如前、亟需静养调理的现实，花了大量时间修改我的论文。两个月间，围绕这篇稿子，师生之间竟然往还了八次。后来我翻检这批经过老师修改的稿件，发现有七八十页之多，几乎每一页上都布满了老师密密麻麻的批语、意见。如果没有老师的倾心斧正，文章不会形成最后的成熟面貌，也就不会赢得编辑们的认可，更不会正式刊发出来。感念之余，我也充满着欣慰，从2006年至今，我已经累积下近百万字经过老师批改、留有老师那圆润字迹的文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文稿记录着我成长中的蹒跚前行的足迹，更浸透着老师所付出的心血。我常常会把这些文稿打开，沉思良久，我想这是我从老师那里所得到的最珍贵的财富。无论时空怎样变迁，无论人世怎样浮沉，这些文稿都将会被我永久地珍藏。因为这些文稿是我们师生之间心灵相通、情感相系的最直接见证者。这些文稿的背后，饱含着一位教师的求索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