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1

陈、唐、胡都是20世纪研究唐史的大家。他们身前死后的声名与毁誉很不同，治学风格与个人性格也差异很大，但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去审视，仍然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中看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中国学术独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旧学与现代西学的关系，只是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而已。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留下了自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先说陈寅恪。

在20世纪前期，陈寅恪所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思潮的关系问题。甲午战争以后，西学汹涌而入，“新史学”、白话运动、文学革命，都在批判传统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人否定传统，就有人捍卫传统。20年代前后就有一些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杜亚泉的论战以及“学衡派”的出现都是其表现。此时步人史学殿堂的陈寅恪，自然也要回答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陈寅恪二十多岁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哈佛博士赵元任比肩而立。但我们无须人为地拔高或神化陈寅恪，似乎陈寅恪十四岁留学东洋、二十来岁游学欧美就已经抱着如何宏大的理想和志愿，这未必入情入理。出国留学当时是读书人向往的时代潮流，陈寅恪只是“预流”者之一。至于陈寅恪为何选择梵文和佛典翻译文学、西北史地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缘际会的可能性最大。也许为晚清以来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风气所激励，也许受到海外东方学研究的影响，等等。当然，也可能陈寅恪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够博取中西新旧学术之长而补彼此之短。但是，陈寅恪在国外学的这身绝技，回国并没有“用武之地”，盖资料不足也，清华国学研究院内响应者寥寥!陈寅恪转而治中古史实有多方面原因。

陈寅恪唐史研究的名著当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陈寅恪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经典或标签。他睿智的片言只语不仅足以成为后来学者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你看，陈寅恪都如此说；而且也为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靶子，以显示自己文章的“创新价值”：你看，陈寅恪都讲错了。但是，陈寅恪真正的学术意义决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问题作出的研究结论，而在于开创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时代。更进一步说，陈寅恪通过他的中古史研究实践，表明了自己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理论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大家发现，陈寅恪论著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却很现代，而处理问题的手法则中西合璧，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陈寅恪试图创造一个扎根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那就是他总结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样的总结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论结晶。如果说前两点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是对自古以来特别是乾嘉以来传统考据学的总结、升华和超越，那么关键的第三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表现为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是一种旷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论(格义佛学与此不类)。因为，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陈寅恪运用文化史观解释中国中古历史，试图构建中古史学的新框架。所谓关陇集团，所谓胡汉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都是引进外来观念参证中古历史的尝试。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p252)这样一种处理传统学术与外来理论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使他成为时代的翘楚!

再看唐长孺。

唐长孺比陈寅恪年轻二十多岁。他的研究范围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陈寅恪先生类似。在唐长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纪40—6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家庭教养还是师承受业，唐长孺所受的都是旧式教育，但在他盛年从事研究工作时却不能不面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对于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处理好旧史料与新思想的关系是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陈寅恪那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还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唐长孺这里就特定地被教条化了的唯物史观，或者说被苏联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代。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外来理论与民族之本位的关系，是唐长孺那一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唐长孺们确实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里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唐长孺这里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实的。一方面，真诚地希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之于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觉得“学不到家”。因为唯物史观用之于具体学术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随便贴标签。唐长孺不会也不愿意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时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充分体现了唐长孺襟怀坦荡，虽然不甘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但仍忠于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收到赠书后回信对唐长孺说：“今日奉到来示与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颂尊著，辄为心折。”[2](p23)唐长孺虽然是“魏晋封建说”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并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试图总结他关于中古历史的一些理论思考，提出了所谓“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洲的特征，封建社会也带有亚洲型特征”[3](p18)，也基本上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倒是他对魏晋隋唐史的具体探索，仍然娴熟地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很少“以论带史”(“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评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丛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及其他散见的论文等，都体现了微观入手、宏观着眼的学术境界。他在这些学术论著中显示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都是对陈寅恪同时代学者所提倡的引西学人中学的研究理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陈寅恪用“心折”来表达对唐长孺学术贡献的赞赏。融新旧学问于一炉的实证研究，正是唐长孺获得中外学术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我们发现在唐长孺所处的时代，整个学术界都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笼罩，王国维、陈寅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彻底边缘化了。于是，物极必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长孺所作的传统学问。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兴灭继绝”的价值。尽管唐长孺也在学习马列著作，探索所谓亚洲型社会的特征，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却不在这个方面。

最后谈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运就不同了。胡如雷从年纪上看比唐长孺小十几岁，所受到的教育却完全不同。像胡如雷这样在北伐战争时出生，新中国成立时二十来岁的历史学者，他们大都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过很深的工夫，也确实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所震撼。在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里，他们接受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由于年富力强，所受影响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以及晚年由散篇论文结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论稿》等。胡如雷的论文选题反映了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他积极参与了“五朵金花”中土地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辈人的是，别人也许只是撰写了若干理论型论文，只有他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当然，胡如雷等对于唐长孺一辈学者的功底也是常怀羡慕之心。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史学主要是这样两代人占据史坛的主角位置，他们彼此互补，彼此推赏!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叶，重新回顾20世纪的历史学发展，就很容易看出陈、唐、胡这三代史学家的学术演变轨迹。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也许已经难以服众，但是，他圆融无碍地引西学入中学，以文化史观解读中古历史奥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却具有垂范意义。真所谓“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却“与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悼王国维语)。唐长孺自诩为陈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实证的研究业绩把陈寅恪等开创的以西学治中学的做法不漏痕迹地加以发扬光大，从而避免了陷于50年代风行的教条主义的泥淖。

至于胡如雷的贡献则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评价陈、唐、胡等先贤学术论著及其贡献的意义所在。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张弓．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师沦著笔记[A]．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2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从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诗因其真实广阔的直陈时事，多用来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也真实反映出当时人对杜诗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们眼里，杜诗已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志抒写，而成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史实纪录，若想描述当时历史面貌，完全可以将杜诗视为确实的史实材料。杜诗具有史的功能，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也就成为史了。孟綮所载真实反映了当时杜诗的接受情况。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3

【关键词】汉唐古典舞；风格；审美；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J7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125-01

一、汉唐古典舞的历史背景

汉唐盛世，百姓富足，政治安定清明，实行修生养息之策，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得君臣关系和谐，民族和平稳定。因此，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给予了汉唐舞蹈独特的灵魂。汉代文化艺术基础相对于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当时“太乐”和“乐府”两个音乐机构对汉代音乐和舞蹈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现在的舞蹈审美风格和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唐古典舞教研室2001年在北京舞蹈学院正式成立。至今，汉唐派古典舞体系已走过了十多年风雨。在孙颖教授二十余年的理论思考、创建筹备和严谨考察中，从文化体系切入进行研究再到实践，以多种学科作为建设基础，发展起极具中国特色的舞蹈――汉唐派古典舞。

二、汉唐古典舞的风格特征和审美观

任何艺术都是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所折射和反映出来的，通过简单的生活特征，表现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情感。“舞蹈是艺术种类之一，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们按照艺术规律、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对社会生活进行客观的总结、提炼、升华、想象，体现出一种创造性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种习惯会直接影响到大家对于每个舞蹈的审美和评定。在物质生活丰富、社会安定的汉唐时代，舞蹈呈现并留给大家的印象是轻盈快活、优美俏丽。舞蹈《踏歌》就通过轻快优美的风格，体现了汉唐时代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和谐安定的闲适生活，展现出了汉唐乐舞的基本面貌和舞蹈风格。本文就以《踏歌》为例，说明汉唐乐舞的艺术风格。

（一）“袖”出轻盈柔美

在舞蹈艺术中，“袖”是最具特色的一种舞蹈表现形式，它不同于手绢花、扇子等道具，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形状和类型来使舞蹈更加丰富，使舞台效果更加理想。《踏歌》的表现形式主要为舞袖，其中包含很多舞袖的技巧，例如：搭袖、拂袖、振袖、翘袖、抛袖、打袖等，塑造了舞蹈的基本形态且丰富了舞姿的多变元素。“袖”作为一种舞蹈形式，它是身体呼吸的一种延伸，融入在动态中，舞蹈整体动作就起到了“抑扬兼用，缓急相容”的作用，使舞蹈给人一种轻疾如飞、柔美舒畅的感觉。舞者通过袖的运用，其鲜明特色和具有一定难度的顺拐磋步把整个舞蹈的流动性完全突显出来，自然而然的队形变化也丰富多样了，让舞蹈表现出时而流畅、时而飘逸、时而灵巧、时而顿挫的特点，通过身体一扬一顿、一抛一洒的流动，宛如行云流水般尽情挥动自己的衣袖，由此“袖”出了轻盈优美的舞蹈。

（二）“韵”含婉约俏丽

舞蹈《踏歌》在孙颖教授精心编排下，把汉唐女子的行为举止作为重点，少女内心的情感作为一种延伸，又十分贴切地通过舞蹈动作表现出了古代少女特有的矜持，最后一气呵成的动作在唱词“但愿与君长相守”中完成，俏丽中又感受到了一点点的温存和婉约，足以呼应了“舞蹈来源于生活”这句话。舞蹈《踏歌》的审美风格主要以柔媚婉约为主，其中“韵”包含着少女的俏丽羞涩，流露出了她们淳朴的情感，让观众深入感受到汉唐女子既优雅美丽又热情奔放。

总之，汉唐乐舞从创建到现在可以说是绚丽多彩，从舞蹈《踏歌》中表现出“心无旁骛，悠然自得”的闲适神态，让我们感受到汉唐盛世的太平氛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舞蹈审美系统的开放性，审美风格的唯美性去解析《踏歌》的特征，会发现舞蹈展现出了汉唐舞风的淳朴，它并没有震动人心的技巧，只是反映了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特征，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蹈作品。此外，汉唐乐舞在服饰、舞姿、动态、音乐上都大幅度反映出那个时期的印迹，和我们现在很多舞蹈的服装、舞姿、音乐等都有不小的差异，所以，汉唐舞以它独有的特点，在舞蹈世界里发展着，等待更多人的欣赏和喜爱。

三、结语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4

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同，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首先，从文明的主体属性上看，政治文明是由历史上不同的政治主体创造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级性与民族性。我们不妨将创造政治文明的各类政治主体通称为“政治人”，他们具有特定的身份属性，或为贵族，或为文臣，或为武将，凡此不一。其次，从文明内涵上看，政治文明是指那些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出来的各种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及政治活动等各项成就。这些成就连同创造它们的主人——“政治人”共同构成了政治文明的主体要素，狭义的政治文明指的就是这些政治主体要素，它们是政治文明史研究的对象。

政治文明史研究兼具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属性，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主要致力于研究政治主体要素的发展规律，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史、静态的制度史及动态的政治以及政治主体史等分支领域。其中，静态的制度史研究着重于探索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的发展规律。动态的政治史研究则侧重权力的产生、运行以及权力主体因素的变化。毫无疑问，在诸多政治主体要素中，“政治人”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历史上灿烂多姿的政治文明现象的直接创造者，并且总是由少数精英人物组成的，是他们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换言之，政治是一种由人演绎的行为，它最大的特征是能动性，研究政治主体面貌特征有助于弄清政治的演进规律，也是提高政治文明史研究学科性的必要途径。因此，关于政治主体的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科意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政治文明史的发展理路，进而认识政治的本质规律。在未能取得广泛的研究共识之前，我们不妨将这方面的研究笼统地称为政治主体史研究，它构成了政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而也成为政治文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笔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研究便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范畴。

笔者之所以持有上述这些主张，主要是基于考察历史后得出的如下理论假设：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例如大家熟悉的二十世纪的前苏联苏维埃制度，由于操纵制度的政治主体的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所谓列宁与斯大林模式。所以，研究政治史不能不首先关注政治主体的异质变化。历史上，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发生国家政治主体变异，这种变化不仅会发生在朝代鼎革或改朝换代的时候，也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不同阶段。以中国历史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唐宋时期的政治面貌不同，究其根本原因不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在两个时期政治主体的异质结构，这种政治主体的异质决定了各自政治面貌的差别，前者呈现为贵族政治的主体形态，后者则为文人政治主体形态。所以，欲要理清中国政治文明的演变轨迹，理想的途径应该是在考察国家政权结构与制度演进的同时积极关注政治主体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

然而，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偏重于静态视角的组织原理及结构的制度史考察，而忽视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下的政治主体结构变化的客观事实，于是立足静态视角的制度史研究便显得不那么具有活力，胶柱鼓瑟的制度史研究缺乏应有的历史穿透力和思想张力，甚至与现实人们的需求不相适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政治史研究对当代人的吸引力，历史学在二十世纪日益沦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过去，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活跃的“政治史”研究又多是对单个政治事件的孤立研究，并不着眼于对政治主体变化的系统考察，所以以往“政治史”的概念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文明史”，它无法全面含盖“政治文明史”的丰富内涵。

令人可喜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立足动态视角的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充满活力的政治主体要素上，历代政治主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大大提升了中国政治文明史的学术地位，增强了人们对这门科学的认同感，同时也为建立中国政治主体史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了弄清中国政治史演进的规律，人们日益重视立足动态视角对历代政治主体做纵观或断代的考察，这类研究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显著趋势，有关的研究活动方兴未艾，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针对历代官僚士大夫的研究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关于中国政治主体的历史考察在华人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开端，早先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一批华人学者如何炳棣、萧公权、杨联陞、张仲礼、许倬云、余英时等对中国古代政治精英及明清两代地方缙绅的研究开创了有关中国政治主体史的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古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个政治精英阶层，拥有知识、参与政治是这个精英阶层的显著特征。确如海内外学者普遍认识到的那样，文治化特征是中国古代政治主体的最主要特点之一，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政治的主体发展规律。再以唐朝政治主体史的研究为例，近二十年来海外学者对此间政治主体的动态研究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美国学者戴维·麦克马伦及包弼德这样出类拔萃的研究者[1]。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古时期的政治主体做了动态的历史考察，出现了许多研究的精品力作。

唐朝政治主体史之所以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原因正在于它所处的中国古史“分水岭”的特殊地位。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一个阶段，封建政治主体的机质性变化无疑是此间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然而若问唐宋政治主体面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迄今学术界似乎缺乏应有的概括。以往，国内许多学者习惯从静态角度“由理论到理论”地概括历史的主体面貌，人们习惯运用所谓“后期封建社会”或着“强化了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概念指称唐以后包括政治史在内的中国历史，这种简单化的“以论代史”的做法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研究视野，使得我们无法认清隋唐以来中国政治的生动面目。这些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唐宋时期业已变化了的政治主体机质的特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几乎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唐朝政治主体史的研究方面，人们习惯停留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缺乏进一步的微观考察，因而有关唐宋时期政治主体面貌的宏观概括不够创新。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中国封建政治主体到唐朝发生了一次机质性的巨变，这一变化导致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机质走向性的改变，即由汉魏以来的封建“贵族政治”向唐宋以后的封建“文人政治”转化，陈寅恪先生发现的唐朝“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便是这一转化的具体表现。由于贵族政治的瓦解，唐朝政治的主体面貌出现了空前的文治化倾向。拙著《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便是笔者有关这种变化的初步研究成果。

笔者之所以用“贵族政治”和“文人政治”的概念指称唐朝其前其后的中国政治主体演进，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从中国古代政治主体的机质成分上看，传统的“官僚政治”概念不能准确地揭示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政治主体面貌。唐朝以前也是官僚政治，只不过那时的封建官僚多为贵族成分，因为那时的选官标准体现了贵族专政的性质，在政治主体面貌上呈现为典型的“贵族政治”。 “文人政治”的概念不仅可以避免传统“官僚政治”概念内涵上的上述局限性，更能贴切地描述唐宋时期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认为：政治制度史与政治主体史有着不同的研究范畴，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理论加以概括，进而建立各自不同的理论，以便丰富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内涵。

研究中国政治主体史，必须关注历代选官制度，这是我们能否科学地开展政治主体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还须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演进置于儒家文治思想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人政治”是以儒家封建论为思想前提的，这个前提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始终不曾发生动摇，自周秦以来这个前提始终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原则。儒家的这个理论前提强调的是君权至上和天下一统。周秦以来人们用贵族血统论来维系这个前提与传统，于是出现了恩荫、郎选及“九品中正制”等各色各式属于“贵族政治”范畴的选官制度。在唐朝，儒家这个前提被赋予了文治精神，强调人文价值。受这一精神的支配，唐朝的选官标准强调文学与才能，政治主体机质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呈现出崭新的文官执政的局面，中国封建政治主体面貌由此打开了新的一页，文人政治局面形成了。

唐朝的文人政治首先体现为一种以择官标准的更新为内容的思想变化，进而演变成为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唐代文人政治强调国家高级职官必须以文化才能作为进身升级的基础，舍此之外的血缘、门第、官亲等传统的身份条件开始让位于新的标准，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于是魏晋以来贵族政治时代的那种人品舆论渐渐淡出了唐朝择官用人的标准之外。文治精神是唐人治国和立身的思想核心，成了朝野上下普遍持有的政治理念。对此，唐人有自己的表述，正如刘肃在《大唐新语·总论》中所说：“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这里强调的以人为本、以文为先的理念，正是唐人新树立的政治价值观，文教治国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以人为本则是唐朝文治的本质所在。尽管中国文治思想的萌芽很早，而将文治主义精神确立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则是唐人的一大历史创新。有这样一个文治主义的政治理念，加上科举制度的制度保障，唐朝造就了一个富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统治阶级，造就了空前繁荣与发达的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的文人政治否定了先前形形色色的以血统论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机质，是开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新纪元的显著标志，“文人政治”因此成为唐宋时期新的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

除思想变化之外，唐朝文人政治在主体构成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如传统“士”阶级的身份变迁、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的解体、进士科的兴起等等，这些无疑是唐代文人政治主体结构的历史性变革的具体表现。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儒学地位的沉浮等方面感受到某种唐朝文人政治的政策气息。根据《资治通鉴》记述，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1]改封孔子嫡嗣褒城侯为文宣公，[2]突破了汉、魏以来历代仅封孔子后人为褒城侯或褒圣侯的规定，整整将孔子后人的爵位提升了一级，这件事情表明了唐朝实行文教治国的历史性决心。

唐玄宗则在册封孔子为文宣王的同时，唐玄宗将孔子儒学提高到了“弘扬王化、启迪含灵”的政治高度。也在这一年中，唐玄宗命令天下各州县大兴文教，将学校建到了乡里一级最基层的单位。[3]唐玄宗时期接连发生崇儒兴学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它们标志着唐朝文治局面的形成。

勿庸讳言，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唐代文人政治的面貌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工程，需要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寻找若干恰当的契入点，是揭开唐朝文人政治面纱的关键。在这方面，前辈学者牟润孙先生曾从官制史的角度选择了唐初中书省职责的变化及中书舍人遴选对象的变化为突破口，对唐初文人政治的形成做了颇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尽管牟润孙先生未能在概念上明确界定“文人政治”的理论内涵，但是他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文人政治”一词，详见牟先生所撰《从唐初期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一文[4]。岑仲勉先生没有明确使用过“文人政治”的名词，但他对唐朝郎官石柱题名以及翰林学士壁记所做“鞭辟入里”的考订和注补无疑为后人研究唐朝文人政治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新史料，岑先生的研究成果收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他出版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中。

如上所述，揭示唐朝文人政治必须从政治主体的研究入手，但是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职官制度史的研究套路，而应恢复职官作为“政治人”的能动的本来面目，从分析他们的身份构成到考察他们的行动作为，从中寻找政治主体史的演进规律。

古代中国的文人阶层真正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在封建政治主体结构发生巨变的隋唐时代，确切地讲这种历史变革发生在封建文人政治开始的唐朝。大唐帝国的高级官僚明显具有文人的身份属性，并在王朝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产生于此时的“学士”官是一个重要标志。唐代学士的身份已经从魏晋以来的门阀贵族身份向新的学者型官僚转变，正如美国学者包弼德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使人成为士的三种最重要的身份属性是文化、出身和官位。[2]唐代学士官身上便具有这三种身份属性，他们既有门第的身份属性，又有学者的身份属性，属于典型的学者型官僚。造成古代“士”的这种身份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贵族政治自然瓦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推行科举制度的结果，唐朝的文人政治因科举制度而兴，自唐初开始日渐成为新的政治传统，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盛唐时期朝野间“大臣以无文为耻” 的政治共识便是明证。

唐人的文治理念被此后的宋人所继承，宋代有学者总结了知识文人与王朝政治的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治乱，在夫人才之盛衰。国家之废兴，系于贤者之出处”。[3]

曾经何时，在去唐不太远的南北朝时代，人们还生活在贵族政治的笼罩之下。那时盛行血缘决定人生的政治法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普遍被政治上血统论宿命论的思想束缚着。《南史·范缜传》记述了一位王公贵族与出身贫寒的知识文人范缜的对话，当时范缜说出了如下这段名言：“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

何处？”范缜是一位不信鬼神的思想家，但他对因果之类的学说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页。

[2]（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6页。

[3]语出宋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

似乎并不反对，身处贵族政治时代的他面对现实有很多的无奈，人生如同游戏，他无法从理论深处认清贵族政治的本质。

隋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推行了空前公平的科举制度，更在职官设置与选拔上建立了有利于普通文人施展才能的机制，文学成为了选官的新标准，进士成为人们青睐的科举项目。盛唐以后，政府在进士等常规科举考试的基础上，还面向朝廷文官专门设置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书判拔萃等“科目选”，[1]旨在选拔更优秀的文官。这些由吏部主持的科目选每年录取的人数只有三名，却成为朝廷高级官僚的来源。晚唐时期，至少在白居易时代，帝国的文人政治局面已达成熟，朝廷高级官员的选拔遵循着白居易总结的路线：

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薄、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2]

这是唐代文官仕进的理想途径，其中处在最低位置的秘、著、校、正、畿赤薄尉等文职职位通常授予科举考试得中功名的新进士或明经，品秩虽然不高，却是前途无量的士林清选，一向为文人器重。

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翰林学士的出现，那些由科举入仕并做到相当级别的文官大多从充当学士官而升任宰相，这几乎成为盛唐及宋朝宰执官升迁的一种仕途公式。唐代学士来自于朝廷职官中有文学才能者，他们充当着皇帝政治顾问的角色，入为近侍，出为大臣，或制礼定乐，或运筹出令，在王朝政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唐朝形成的翰林学士制度是中国封建文人政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开展对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历代政治的生动面貌，而且有助于丰富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内涵，不失为一条构建中国政治文明史的有效途径。 转贴于

[1]《韩昌黎集》卷十六

[2]《白香山集》卷四十六。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5

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解喻和恢复人类过去的历史．这项工作固然需要依靠各种各样的史料，但史料决不等于史学。无论史料多么完备，它都难以等同历史．赋予史料以生命而使我们能够依据史料恢复过去历史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以他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即历史观去理解和解喻史料和史实。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学术思想界取得主导地位，在历史研究中，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性质取代了历史事实与过程的性质，愈来愈备受人们的关注。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

唐宋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中外学者对唐宋史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骄人的进展。这其中，唐宋历史观起到了主导作用。本文拟对二十世纪的唐宋历史观作一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最早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历史作全面分析并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是日本学者。19lO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湖南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历史发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是：第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也就是说，六朝至隋唐为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宋代则代之以君主独裁；第二，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第三，在官吏的选拔上，贵族时代行九品中正法，选举权为贵族左右．隋唐开科取士后为科举制所代替。官吏选拔由配给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第四，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之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第五，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第六，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第七，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依据这些变化，内藤湖南总结说：“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由此，他提出了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唐宋历史观．

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赞成其说者不乏其人，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围绕唐宋变革论， 日本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这场论争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开展。宮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五六十年代，宫崎市定首先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东洋古代的发展，是由春秋时代的割据经战国时代至秦汉帝国的统一；中世以后，则形成三国魏晋南北分裂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表面之大一统时代，中唐以后割据势力再抬头，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王朝统一后迄明清时代，大致维持统一之局，是为近世。他还说，从世界史的观点看，最早进入近世的是西亚，其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最后才是西洋．东亚受西亚的影响．西洋受西亚、东亚的影响才进入近世。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唐宋时代的变化。其分析侧重于经济变动方面。第一，宋以后，中世庄园之隶农(部曲)获得解放，代之而起的是佃户制。所谓佃户制，其本质是自由农民与地主间所缔结之自由的佃耕契约关系：第二，经过唐代三百年较和平的统治，人民私有权逐渐发达。两税法实行后，人民土地私有遂获得国家正式的承认，人民劳动力也获得自由。简言之，从唐中叶以后，土地倾向于私有化、贷借化：第三，入宋以后，因科举制度而新兴出一批官僚阶层，就文化上而言，他们属于读书人；就政治上而言．他们是官僚：就经济上而言，他们是地主、资本家．他们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之场所，从事生产、买卖、交易。同时，产业之经营已商品化、分业化．故宋代以后，经济之发展已脱离家内工业的阶段，走向了近世的资本主义式的大企业经营；第四，中国所谓庄园，实际上是中世的土地经营方式．它起源于汉，盛行于南朝，继之于唐。此种私家经营的庄园，随均田制之崩溃而衰落，继之而起的是近世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决不是一般所说的均田制崩溃和庄园制继之代起；第五，中世庄园崩溃后，近世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发达，都市的形式为之一变．宋代的都市，已几乎成为“商业都市”——以分业为基础的大企业(例如纺织业、制陶业等)与合股经营的大企业发达，科学知识亦进步：第六，从经济观点看，宋代可谓是运河中心时代．所谓运河中心时代，是以运河从事交通、搬运的事业发达，故运河时代也可谓商业时代。中国的商业，到宋以后，面目一新，对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大影响：第七，唐玄宗时代，政府兵制为募兵制，实为近世兵制的特色。在募兵制下，军人成为一种职业，兵员系从农民分化而来，这与近世产业分工的发展，同为近世社会的特征之一；第八，宋代在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为近世的文化．火药、印刷术、罗盘针的发明，早于西洋几个世纪。煤的使用是燃料的革命，煤、铁的大量使用正是近世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占有先进地位。此外，宋代已有独立的逮捕、讯问、裁判犯人的机构，加以诉讼学发达，起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审判机构的进步，也是近世文化的特征之一；第九，世界近世史上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勃兴．唐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周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昂，例如晚唐时期的突厥与回鹘，在西方影响之下，制作自己的文字，这是游牧民族自觉和先声，东亚世界近世发展的起点。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第一，从唐到宋，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是贱民的解放。在唐代，贱民指奴婢与部曲，奴婢即奴隶．部曲属于奴婢与自由民之间，如西欧中世的农奴。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部曲获得解放，上升为佃户，或曰“佃人”：第二，从部曲到佃户的变化，反映出唐宋间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以后，佃户完全变为自由人，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订立租田契约之际，完全具有选择权．因此，宋代以后，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庄园闭锁经济已告消失；第三，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在独裁君主之下，万民平等，打破了古来所谓“身份制”．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宋代的佃户，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如地主，这是事实，但对第三者而言，并未失去对等的地位，这与唐代的部曲对主人以外的良民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不同的。宋代的佃户固然是一种“身分”，但这种身分等差是临时性的，如佃户将田地退还给地主，佃户立即可以恢复本来的自由民地位：第四，宫崎接受柳田节子的意见，承认宋代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后进地带”在大地主庇护下的佃户性质，实际为中世的部曲，而非近世的佃户。但他指出这只能适用于“后进地带”；第五，在均田制时代．中国确曾出现过有如西洋式的庄园制，中国若有农奴制，便是在此时代．但宋代以后的庄园，与西洋之庄园完全不同，故其佃户亦不得视为农奴：第六，中国的社会，宋代以后，贵族、官僚、富豪的家族，无法持续长久，不象六朝隋唐的中世贵族社会，绵延不绝．宋代以后，广泛实行着“社会流动”。因此，宋代以后的社会，实为唯才是视的时代，这是近世社会的特征，决非所谓的“封建”的固定社会。

对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历史观，前田直典率先进行了批判。1948年，他在《历史》第]卷第4期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文中．他设想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具有平行法，以这一基本构想为基础，前田反对唐中期为中世和宋代以后为近世社会的说法。他主要根据加藤繁的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主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盛行的大土地所有论，提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这虽然没有明确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却开了此说的先河．稍后，石母田正依据加藤繁、周藤吉之有关大土地所有制研究的成果，认定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将此后形成的庄园制视为隶属性的佃户制。他说，佃户尽管在身份上是自由民，但在现实阶级关系中尚未成为农奴，而是接近奴隶形态．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宋代处于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农奴制过渡期的位置．同样，仁井田升也根据加藤繁、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视农奴制为中世封建制，又视地主佃户关系为农奴制，从而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

五六十年代，针对宫崎市定的学说，周藤吉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强调：第一，宋代佃户的身份隶属于主户，没有迁徙自由，或称为“随田佃客”：第二，地主对一般佃户的生活作某种程度的保证，但佃户对地主须负责重租，重役，双方形成一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第三，宋代的佃户与农耕奴隶不同，农耕的奴隶完全依附于主家，而佃户可独立经营生计。佃户与“佃仆”、“地客”类似．宋代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从奴隶耕作转移至佃户耕作的阶段；第四，宋代以后，豪族(即官户，或谓形势产)的土地增扩，而从事庄园的经营。在庄园耕作的，即佃户与奴隶，或雇佣．此种庄园，从唐末至宋代之间，大为发达。根据这些特征，周藤认为宋代开始实为中国的中世社会。另外，崛敏一指出，从唐代古代国家和均田农民的生产关系向宋代个人的生产关系(地主佃户关系)的转化是封建制的形成，他把均田农民的分化视为中国中世社会的起点．柳田节子也非常重视均田制崩溃后地主佃户关系形成这一事实，但在某些方面，她似乎折衷了宫崎和周藤之说。她强调，宋代及其后的“地域差”的重要性，认为在“后进地带”的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地区，佃户的身份隶属性强，而在“先进地带”的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是一田数主，佃户有较高地位．不宜一概而论．在宫崎市定八十年代所发表的成果中，显然部分吸收了柳田的观点。

八十年代，渡边对唐代古代终结说和宋代中世说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均田制下分田农民对上级土地所有者即国家而言，劳动过程、所有权等方面不存在充分的独立性，可以被看作国家奴隶。两税法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可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因此，渡边把唐宋社会变革视为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除上述两说外，还有一种观点视唐宋变革为封建制的再组成，即封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五十年代，池田诚指出：均田制是以土地为媒介分配生产物的关系，本质上不是奴隶制。唐宋变革，是由于均田农民的解放而形成的地主佃户关系的过程．他与宫崎市定不同，将宋代的地主制视为封建制，并指出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的小农的存在以及超经济强制。因此，他认为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便是封建制的再组成．六十年代后期，佐竹靖彦在吸收日本领主制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把唐宋间庄园制向地主佃户制转变理解为从大经营开始的小经营的自立过程．进而，他论述说，形成宋代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同地主土地所有相结合成立的封建性村落规范和由明确权力构成村落行政的过程。佐竹以私人的生产关系为视点，把唐宋变革看成从封建制前期向封建制后期的转化过程．

此外，在五十年代的论战中，浜口重国强调唐宋及其以前，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和一般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唐宋期间没有变化，次要的生产关系是从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变。这种观点事实上基本不承认唐宋有所谓社会变革．在七十年代的讨论中，小山正明把中世封建制的成立期界定在明末清初．并据此确定唐宋社会变革是古代国家形态的延续，将唐宋社会看成是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连宋代社会也看成是奴隶制社会。

二

欧美学者比较集中地视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将唐宋社会看成是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他们注意到来代中国文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台湾出版的{来史研究集》序言概括道：大部分符合所谓“近代”意念的中央官制至宋已成定型：分政教、商业、住宅区的城市之形成在宋；地方特产品如徽墨、端砚，以及各大名窑、名瓷，其发展至宋而臻于最高峰：火药、印刷、造船、指南针等使世界文明改观的重要技艺的发明与发扬在宋；文学新体裁的产生，由禅宗与儒家学说相互影响而演变成的理学，出现于宋：第一部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和第一部颇具现代规模的考古学书({宣和博古图》)亦成于宋……所有这些，标志着宋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种认识，是日本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欧美的学者，过去比较“普遍接受”内藤学说。对唐宋社会变革或转型的理解．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以科举制为基础或途径，平民兴起，成为时代新的标志；经济史方面，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商业特别是商税收入在宋代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唐代由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为私人土地市场所取代。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非士族家族的私人财富积累得到承认和合法化．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文化史方面，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宮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与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而唐代士族政治衰落后，却出现了君主独裁。①

近二十年来，这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②一文所述，主要变化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近世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据此，欧美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唐宋转型作了新的诠释．包弼德概括道：在社会史方面，将唐宋转型看成是一个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确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包弼德本人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③一书中，就曾详细分析了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变过程：经济史方面，传统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与此有关：政治史方面，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对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三个转型的显著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其次，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④

在唐宋何时转型的问题上，多数认为从宋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刘子健认为变化发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⑤一书中，刘子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但是，“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他特别强调：“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紧接着，他说：“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在书中，刘子健重点剖析了从北宋到南宋文化和政治的转变。他总结道：“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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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7月。

② 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③ 该书中译本．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④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⑤ 该书中译本．赵冬梅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三

在我国，古代即有人注意到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在陈邦瞻的变化论中，显然包含了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历史观念。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也觉察到来代的变化。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 ①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在剖析中华历史演进时，同样注意到来代的变化和它的历史地位。王国维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而金毓黻在撰著《宋辽金史》时，又讲道：“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他们均从揭示历史发展变化本来面目的角度，论说了唐宋时代的变化。

真正从科学历史观的高度对唐宋社会的变化给予全面的分析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国学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唐宋社会的变革。侯外庐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0年为又一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这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从文中的论述来看，唐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变革时代。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均田制破坏，庄园经济继之兴起．随之而来，立基于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在开元、天宝间也就跟着破坏。此后不得不采用召募的雇佣兵制，以至于宋代的广募流民为禁军的制度．同时，依据均田制而制定的租庸调法，也大受破坏，两税法终于代替了租庸调法；第二，封建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在唐代进行了再编制。唐代，九等户制确立，九等分户制的转变和确立过程，在地主阶级内部来说，表现了官品贵族、豪族和庶族势力的消长，也表现出庶族势力一升的过程，从而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同时，客户的人身权和社会地位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荫附户转为封建国家的纳租户，最后进一步把客户编入八、九等户中，使之制度化，也反映了农民的地位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三，农民的人格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地租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以两税法的实行为标志，封建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转向实物地租形态．农民则从豪强的“私属”中解放出来，人格隶属关系得到国家的承认：第四，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也反映了社会的重要变革。唐代一连串的党争，其实质是旧门阀豪族与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虽属地主阶级内部之争，但也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的差异：第五，结合作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以及{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两文(均见{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唐宋时期，农民战争有了重要的变化。前期，农民战争的矛关主要指向封建苛政和繁重的赋役，农民要求人身权和生存权．后期，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利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要求土地和财产的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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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衡杂志》第13页，上海中华书局。

② 《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商务印书馆长沙本，1940年版。

③ 《金明馆丛稿》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该文收入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胡如雷持同样的观点。他在1960年{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了《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胡如雷说：“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时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来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这种演变是“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从而使两个朝代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特点。”具体说来，第一，阶级斗争发生了变化．从秦汉至隋唐，几次著名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反对的打击地主经济本身，但纲领性口号中始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地主阶级政权。从北宋开始，农民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的旗帜上．阶级斗争的这种变化使地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某些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代以前，对农民进行赈贷的基本上是地主政权，义仓、常平仓的设置即与此有关。宋以后，“州里富人”对农民进行“赈济”的记载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农民的人身依附发生了由严重到缓和的变化趋势：第二，地主政权与地主间争夺剩余劳动的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唐朝到宋朝，是隐漏土地与检括田亩的斗争由缓和趋向尖锐的关键阶段．宋代以前的田制，都有限制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的性质。但是到宋代，地主政权同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空前地激化了，统治者不再是限制地主侵占官荒，而是直接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南宋“公田法”表现尤为明显；第三，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了重要发展。宋代以前，．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土地所有权还不十分巩固．均田制破坏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地主的称谓以及其对农民的剥削均发生了变化。文中他还强调，将隋唐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或者以安史之乱、两税法、唐末农民起义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都不妥当，而以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为断限划分历史时期比较合适．

漆侠也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第一，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衰落，进入宋代，土地私有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北宋的土地占有制中，国有地不过5%，而私有地则占95%；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显著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自唐中叶，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势力已彻底跨台，新兴土地势力(即武将以及所论有力者、富商大贾)则扶摇直上，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均田制破坏后，均田制下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耕农：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渐居于支配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第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流一朝消散，思想得到相应程度的解脱，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主要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儒家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儒家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及其弟子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在排佛的同时，大力宣扬周孔之道。经学沿袭汉儒章句之学的路子，日益陷于烦琐哲学．唐代中中开始，一些人从大的纲领去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不过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自我推移，但从上地国有转为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这些变革适应了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唐中叶经五代十国，直到北宋，是我国封建制时代经济突出发展的时代，到宋代达到最高水平。”①但在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上，漆侠认为是从唐代国家农奴制转向宋代地主制。②

王曾瑜在研究宋朝阶级结构时，发现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以对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并强调：“自唐迄宋，地主和农民作为主体的阶级成分，似很难证明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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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題》，《宋代经济史》代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③ 王曾瑜著《宋朝阶级结构》第1编第1]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四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在如何认识唐宋社会的变革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观。既有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终结，宋代为近世的开端的观点，又有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终结，宋代是中世的开端的看法，还有不少人认为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即封建制的再组成，也有人认为唐宋社会均为奴隶制社会，极个别的学者还认为唐宋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对唐宋社会的总体认识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种观点，不同的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特征的分析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在日本学术界，同样主张宋代近世说的学者，有的认为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平民地主的兴起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有的则重视地主与佃户的相互关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唐宋社会变革程度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学者主张发生了质变，如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就作如是观．有的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在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主张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大部分学者即持这种看法。还有的学者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动很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则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中世终结和宋代近世开端说的影响最大，是一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当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目的论有关，这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叙及。这里仅只指出，鉴于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内藤湖南不太主张将唐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尽管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但它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微之著的过程，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时，可以将唐宋作为一个时期，并且这样做，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唐宋社会的变化。

在对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学者更强调土地制度的变革，甚至认为变革是由土地制度的变化引起的．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商业的影响，甚至说唐宋社会发生了商业革命。这主要是他们生活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揭示。但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宋代以后中华帝国体制的独裁，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没有持续按照一种走向现代性的方式发展，这种现代性就像西欧和美国的历史所界定的那样。”①而其他很多日本学者从土地制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小农的人身地位的变化来论述唐宋社会的变革，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人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去理解和解释唐宋社会的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历史观在唐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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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束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唐宋历史观问题，巨大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唐宋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从全球史的高度对唐宋史作了分析论说。中外学者多用“古代”、“中世”、“近世”对唐宋社会作定性研究。所谓“古代”，指奴隶制时代：“中世”指封建制时代；“近世”则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完全是基于全球历史发展总结而出的。用这些概念研究唐宋史，重要的前提之一是要假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将唐宋历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去分析．同时，也使人们在研究唐宋史时，非常注意将其与西欧、东亚、西亚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扩大了唐宋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唐宋史的特质；第二，它将唐宋史置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作了把握。唐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了说明唐宋历史的性质，必须将之与唐宋之前和唐宋之后朝代的历史作比较．事实上，各种历史观的学者正是在将唐宋史与此前或此后朝代的历史比较中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是将唐宋史置入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其有机联系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从而避免了断代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而缺乏全局观的问题；第三，它唤起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热情和兴趣．由于中外学者长期围绕唐宋社会变革问题进行论战，所以，唐宋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内藤湖南等人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甚至是世界近世的开端的观点，，更吸引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因为，关注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二十世纪全球普遍感兴趣的课题。正基于此，在法国，著名汉学家狄纳．巴拉兹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在美国，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而言，唐宋史的研究者最多。包弼德说：“我这一代对唐宋转型和宋史感兴趣，大概起初都是由于这一时期被说成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发展，而对现代性之目的论挑战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想辩护。”①对于这三点，张其凡在评价日本学者“唐宋变革期”学说时作了一些分析论证。我以为，这完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情况。第四，唐来历史观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对唐宋史作了系统研究。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整体性变化．为了说明唐宋的社会变革，必须对唐宋史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研究。这是二十世纪唐宋史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国际学术界历史观的逐渐变化和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诸种唐宋历史观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第一，西欧中心论的动摇严重地冲击了唐宋历史观。上面我们说到，唐来历史观是将唐宋史置于全球史的高度作分析论说，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解释和说明唐宋历史。特别是在解释宋代为近世开端时，主要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揭示宋代近世的特征．“西欧中心论”的色彩极为明显。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巨大突破，以及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各具特色，没有统一模式。由此，西欧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样，以西欧中心论为背景的对唐宋历史所作的分析当然难以立足。

第二，正如包弼德所言．传统的唐宋转型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他在对唐宋转型学说进行反思时分析道：持宋代近世说和宋代中世说的学者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学派都持有一种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近年．由于受后现代标帜下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逐渐拒绝历史目的论②。由此，人们自然会对过去那些传统的解释产生怀疑．

第三，近二十来关于封建制研究的成果也冲击了传统的唐宋历史观．中外学者不论是将唐宋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还是笼统地定性为中世或古代，其实都是用大家所理解并认可的那种封建生产关系模式去解构唐宋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封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对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所谓封建制，只是在西欧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局部地区出现的制度，不具有普遍性．在对中国封建社会作具体研究时，不少学者逐渐放弃“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改称“传统社会”③．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无疑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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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②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③ 傅衣凌：《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第四，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使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出现某些矛盾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为平民社会，具有平等性，但有的学者又强调宋代及其以后的君主独裁．有的学者强调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又指出它的自然经济特征．诸如此类，都使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可以说，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唐宋史的研究呼唤新的历史观。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的唐宋社会变革论时指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框架转变很大。由于战败，反省战前的中国史研究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日本学者拟定了克服中国停滞论这一最重要的课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相继而起的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拟定出围绕封建制的问题．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为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这不仅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场的学者，而且也是站在文化史观立场的学者共有的认识．”又说：“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战后中国史研究与封建制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封建制的问题在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与日本中国史研究整体动向和轨迹完全一样。然而，‘基本法则’的运用并未成功，专制国家的存在和领主制的不存在常常阻碍着‘基本法则’．不但如此，现代中国的形势足以让研究者在价值观方面把社会主义相对化。这种状况不管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还是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新倾向，即把中国社会理解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的社会(多系统发展说)的倾向。这种情况明确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现在，唐宋社会变革论从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上退出。与此同时，在研究中成为指南的方法论正处于摸索新的展开的阶段。”①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唐来历史观牵扯到人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牵扯到西欧中心论、历史目的论， 以及封建社会的有关理论。这些看似与唐宋史研究无大关系的问题，实则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这说明，历史研究不单是对史料的一种简单解释，它更是一种理论的剖析和人们思维的活动。同时也启示我们．即使是研究断代史和具体问题，也应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历史研究只有有理论指导，才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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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游彪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尽管异彩纷呈，但归结起来，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基于历史发展的法则提出的。这种历史观，是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正如上面我们所言，这种历史观越来越受到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唐宋时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总结出新的历史观。我们将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为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相比，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是从既有理论和概念出发，再以事实加以论证。这难免削足适履，与历史事实不符：而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论从史出，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的束缚，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变化。转贴于 五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变革的程度、变革的主要特征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变动。因此，研究唐宋史，我们要确立起变动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要以变动的观点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乎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两税法是唐代非常大的变动，上自皇宮天子，下至穷乡百姓，都感受到了它的变化。但为什么要实行两税法呢?原因是，在两税法之前，社会已经是“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不休，人们更感世道之乱．安重荣居匀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②天子的地位都受到威胁而不稳，世刘之乱可以想见。北宋统一，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乱，但人们仍然感賀世道很乱．苏洶将世道之乱概括成“五怪”。说：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划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较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摩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续，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续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入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县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宄法以为奸，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③

对此，与苏洵大约同时的石介深有同感，他说：

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臬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誑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士亡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官有游食则不禁，衣服逾制则不禁，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权要横暴则不禁，贿行于上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④

《三山志》则具体记述了福建一地的怪现象：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戴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襤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又其称呼，士人非实读书，不称秀才：豪门大户，爹呼父，娘呼母，其婢仆或在己下，呼之曰郎君，曰娘：农贩下户，罢呼父．呼母，其党类及在己F，呼之曰叔伯，曰嫂，锱铢甚严，虽骤富骤贫，不可移易。故其名分素定，岁时揖逊俯伏，井井可观。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称呼亦反，是非旧俗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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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②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③ 苏洵：《嘉祐集》卷6，《衡论下·申法》。

④ 石介：《石徂徕文集》卷下，《明禁》。

⑤ 《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

上述唐宋人所感受到的变化，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这些变动打破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社会状态．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无疑是一种变革．换言之，变是通过乱体现出来：表面是乱．实质是变．这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点。

当然，仅仅注意到唐宋社会的变动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究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引起唐宋社会的变革的呢?

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推进，生产越来越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这就必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在商品经济业已存在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埏先生尝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运动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的退却…。伴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①。原来建诸于其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同样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以其固有的分化性，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从前引《旧唐书·杨炎传》的记载来看，两税法这个重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升降已非旧第”。早在数百年以前，司马迁就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奴，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②即，财富力量的崛起必然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组合原有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经济引起了唐宋社会的变动。

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与自然经济的凝固性、封闭性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所引发的唐宋社会的变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这些特性．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庶族地主靠什么打败了手中握有世袭特权的门阀士族，靠的就是手中的财富。由于财富力量的崛起，庶族地主成为社会上最大的財富拥有者，这样，原来富贵一体的体制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是“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③，富与贵发生严重分离，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唯其如此，靠富贵一体而长期家世不坠的门阀士族自然难以赓续。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亡，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它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在古代那样的等级社会中，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就连在民族政策领域，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下层市井文化兴起。这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总之，唐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这一系列变化．日本学者宮崎市定和欧美部分学者将唐宋时期称之为一个商业时代，言其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并非全无历史依据。所以，研究唐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从根源入手，我们主张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它对唐宋社会的影响。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历史观，这应是唐宋史研究今后进一步拓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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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六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经过中外学者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唐宋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以新的历史观，进一步推进唐宋史的研究，也非常必要。以商品经济的历史观研究唐宋史，简言之，就是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商品经济冲击下原有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研究商品经济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点，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路径。鉴于政治领域的研究较深入，这里拟就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研究略谈一点看法。

在社会层面，应重点研究唐宋社会的流动．对此，已有学者作了一些探讨．例如，张邦炜发表了《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①一文。文中，他将两宋的社会流动概括为：(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并指出：“两宋的社会流动以中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唐宋之际发生的变革所促成．”社会流动“不仅使得人们的门第观念相对淡化，而且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某些生气．宋朝素称‘积弱’，其所以同时又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著称，无疑与社会流动有关。”但目前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主要限于等级制度方面。应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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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流动，它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宋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举例言之，宋代社会租佃契约关系占据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这应是唐宋社会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要素流动组合的结果．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宋人朱熹描述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产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①对此，我们过去强调朱熹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剥削佃农辩护。但这段话使我想起了明清苏州纺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二者相为生存”的生产关系。以往，对后者我们过多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它与宋代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何其相似。都是商品经济下的一种劳资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以此理解宋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就可得到新的认识．据《水浒传》的记载，宋代佃客往往拥立庄主。共同反对官府的统治。对这一现象，按传统的阶级学说，很难加以解释。因为，既然庄主剥削庄客，那么，庄客不应该拥立庄主，而是要反其道而讨伐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业师李埏先生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他说，庄园内部存在矛盾，庄园与外部也存在矛盾。庄客拥立庄主共同反抗官府统治是庄园与外部即官府矛盾激化并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结果．这种解释，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占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见。但如果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依存关系去理解，那么，原因应该是：由于地主与佃户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他们在经济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向反对官府的统治。这应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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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

在经济层面，应充分重视产权制度的确立及其效应。商品经济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交换要求经济主体对产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不断排挤土地国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加以承认．顾炎武曾说：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的占有者称为“豪强”或“兼并之徒”，而入宋以后，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表明土地私有在社会上已得到合法认可。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往，我们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没有上升到产权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叶适论述道：“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②北宋人苏轼也强调：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③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从佃农方面来说，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确立，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而从地主方面来看，因其经济地位和利益受到承认与保护，也具有生产的积极性。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地主不劳而食，其实，它也有关心生产的一面。上引史料说地主向佃农提供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和叶适说到的富人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由此而来，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工具的进步，不如说是来自制度的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力巨大地释放出来，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有力证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对宋代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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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③ 苏辙：《栾城集二集》卷8〈诗病五事〉。

产权制度确立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包弼德强调．宋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地方精英的形成，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精英阶层就是社会中的富人．如果没有富人这个阶层出现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主角，就不会有精英阶层的形成。由于富人阶层的形成，社会財富大量向富人阶层集中，相比之下，国家財力就没有汉唐时期那样尤其集中统一．宋代的所谓“积贫积弱”，当与此变化有关。

在思想文化层面，应重点探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財富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求富欲望的膨胀，传统的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包弼德将北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作了对比，以揭示两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差异．据包氏的分析，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士家大族，重家族传统和声誉，推崇文化之“学”，而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宋代庶民地主则从人的实际行为出发，注重实效和伦理关怀．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当时，价值取向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为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反对道学家空谈性命，志存经济，主张经世致用．叶适曾明确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①朱熹斥责他们“专是功利”，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②功利主义学派产生于南宋的浙东地区，这并非偶然。这里，商品经济发展，“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③从功利主义学派兴起的环境来说，它强调功利，无疑就是商品经济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因此，陈亮曾提出“农商相补论”，叶适一反千年传统，从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农抑商的思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商品经济思想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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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23。

② 《朱子语类》卷122。

③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们主要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这种研究，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价值取向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廢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它甚至可以将社会导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本不可能。①“唐宋特别是宋代，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体现了人性的要求，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学术文化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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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列汉诺夫选集》第2卷。第273页。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从商品经济的历史观解构唐宋史，并不是要强调这种历史观的唯一性和正确性，而是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和途径。假如本文所述能够对唐宋史的进一步研究有一点启发作用的话，那么，就多少达到了本文写作的目的。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6

【关键词】贞观之治 盛世 治世

中国封建社会，以唐朝为极盛。而唐朝最有光彩的时期则为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之下的贞观年间。唐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将自己时代定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即“贞观之治”。作为历史事实的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统治下出现的政治局面；作为政治概念的贞观之治，则是被贞观以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不断阐发的治国理论意义上的一个理想，是被“层累地造成”的历史。

本文以开元时期吴兢修订完成的《贞观政要》在贞观君臣在治国实践中所运用的政治概念为中心，探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的治世与盛世的历史概念。进而分析“贞观之治”本身如何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并进入到传统的概念系统之中。

一、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依托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概念体系，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拟对历史上的治世与盛世进行界定。所谓治世，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所谓盛世，指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

二、贞观之治的历史面貌

“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先从历史角度，探讨一下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究竞处于何种局面。回答为什么“贞观之治”是治世而非盛世的问题。

最早对贞观时期的治国状况进行总结的是唐玄宗时期的史臣吴兢，他在《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的局面有一段概述，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民心所向，新皇帝得人心。尽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成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老百姓并没有把灾人祸归怨于最高政权，他们替政府着想，替政府承担着灾害带来的后果。而这种信任无疑来自唐太宗本人的人格魅力和贞观君臣共同努力营造的良好政治风气。用吴兢的话说，就是“帝成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

其次政治清明，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唐太宗的掌权来自一场，但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当初的政敌，一律加以重用。唐太宗注意严明吏治，“有枉法受财者必赦免。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再则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犯罪率低，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 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的描述都是着眼于政治风气和社会稳定状况的。而不是指经济和文化繁荣局面。并且“贞观之治”的成绩虽大，但并非始终如一，前后期判然有所不同。现在让我们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的下疏中看看前后不同的事实。在这篇上疏中，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前十余年和近年来的不同。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观念，常常因为某一件具体事情，而想着把另外一类事情办好。好心里装着老百姓，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在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能够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严惩贪官污吏。他有着大政治家的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地加以重用，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上。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的这些表现，才有可能出现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很快稳定，至少当时和后来的很多史臣都是这样认为的。此外，房玄龄、杜如晦等操劳国务，魏征、王 等坚持进谏，并且能够站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深刻认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保证了贞观时期国家治理的高水平。

三、小结：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治国传统中的历史地位

唐朝史臣吴兢所修《贞观政要》这部书集中地记载了唐太宗君臣的“嘉言懿行”亦即表现出唐太宗等总结了过去封建统治的经验，集过去封建统治经验的大成。因此，不仅唐世帝王要祖述它，后代帝王也将此奉为圭臬进行讲述讨论，师法奉行。贞观君臣和他们开创的贞观之治，逐渐确立了在历史进程中的典范地位，总结贞观之治的《贞观政要》，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贞观之治”是以其特有的内涵进入传统政治的概念体系，进而成为新的典范。在贞观政治实践中，已经将古代治国理念具体落实为治国方针和施政措施，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帝道王道的具体落实。对后人来说，贞观之治方略比帝道王道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晔：《 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吴兢： 《贞观政要》，（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3]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4]王溥： 《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董浩： 《全唐文》，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7

1陕西体育文化的概述

由于陕西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划分习惯，陕西被分为陕南、关中和陕北三个地区。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致使陕西各地存在着不同风格的体育文化项目。

1.1陕西体育文化的特征

汉唐时期，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形成了灿烂的文化，首都长安在公共建筑、祭祀礼仪、学术艺术与歌舞竞技等各个领域中都展现出它的文化风貌及文化成就。它所具有的雄伟辉煌的帝京气象、兼容并蓄的博怀及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等特征，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有历史借鉴作用。由于陕南、陕北、关中地区体育文化特征存在差异，从而总结出陕西体育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发展的状况和规律。可见不同区域体育文化发展的不同形态和不同的发展状况，展现了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差异。

1.2陕西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独特的体育文化。通过选择不同的体育文化因子，对陕西区域内各地区不同风格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解陕西体育文化“刚健有力”的人文精神所在。体育是一种诉诸情感支持的活动，往往具有非功利性和超现实性。这样的运动具有调节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氛围的积极意义。而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人是万物之灵，从以人为中心观点出发，主张人可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从而达到人的智力和身体的和谐，两者都包含浓郁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人格的塑造，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对民族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机能文化区陕西体育文化的研究

陕西传统体育项目的收集多是利用史料、地方志等资料对陕南、关中、陕北区域内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的时段确定在清代及以后陕西境内的传统体育项目。明清时期，陕西的基本行政区域确定，凭借详细的文学资料和更多的本地历史，更好地促进了陕西体育传统项目的收集。由于体育是“舶来品”，在对传统体育项目整理时，主要是指健身养生项目、军事训练项目、游艺娱乐项目等具有身体锻炼价值的项目。

2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概念的界定

汉唐时期，对“体育”的概念并没有准确的界定，虽然不断的在争议这一问题，但大多在方法、目的和概念上有着不同的见解，很少会有人跳出这一模式，从整体上整理我国的体育概念。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其中既体现了南方民族文化、草原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特点和其运动内容，又有盛行在民间民俗和宫廷中的各种形式的体育项目。在中国古代体育发展过程中虽然很多时候都面临着挑战，但最终都传承了下来，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生命力。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界定由陕西地理范围即陕西陕北、关中、陕南地区的地域风情不同有着不一样的体育活动形式存在，因而对于体育的概念也有着不一样的定义，由于陕南、陕北和关中地区的体育活动分布的不同，随之发展的体育形式也各有不同。

3汉唐时期陕西特色民俗体育分析

民俗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件瑰宝，发展民俗体育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和建设全民健身体系的重要内容。陕北民俗体育文化是建设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上，在南北交界线上具有鲜明特殊的地域文化的体育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具有鲜明的黄土高原文化的特性。

3.1汉唐民俗体育与民俗的关系

民俗体育与民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俗体育是历史传承的结果，是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游艺赋，它是中国古代赋体文学的重要题材门类之一，其中蕴藏着大量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文学研究与体育研究的学科门类有别，再加之赋体文学大多文字古奥，导致长期以来对古代游艺赋缺乏系统研究，对于其中所蕴藏的体育文化内涵更是缺少深入发掘。汉唐民俗体育总是和特定的民族精神相联系，是一个民族独具特色文化的历史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朝夕相处的文化精髓。

3.2古代民俗体育项目的发展

民俗体育是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中脱颖而出发展成的体育活动形式。现在的一些体育项目也是由古代的民俗体育发展而来。汉唐时期的民俗体育基本有以下几种：（1）射箭、骑马和射击等。在古代中国，这些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和体育项目，更是一个重要的战争技能、生存技能。在古战场上，弓箭手精准的一箭很有可能出其不意、克敌制胜。这也就是在汉唐时期骑射运动在陕西体育项目中被人喜爱的原因之一。（2）蹴鞠、马球。在唐代宫廷中，蹴鞠和马球都是深受王公贵族喜爱的竞技运动，唐代也是我国马球运动发展旺盛的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大都“以此为乐”。汉唐时期的关中就因这一运动的兴起，不管是在宫廷中还是在平民间都广受大众人们的喜爱。（3）田径里的跑、跳、投，在我国古代史籍上就是跑、跳、掷。由于地域限制这些项目有着不同的开展方式。陕北地区偏北方，冰类项目大多分布在这里，是陕北人民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而水上项目则在陕南地区被更多的发展运用。这些项目在汉唐时期也被广泛用于军队作战和训练方面。（4）舞剑是在唐代兴盛起来的。杜甫舞剑器行描述公孙大娘舞剑绝技：“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搜索盛唐时期，剑不仅是装饰品和防身所必备的武器，同时，也是宫廷歌舞节目不可缺少的道具。这也就反应出舞剑这一运动当时被注重和喜爱的程度。（5）古代摔跤有着很多名称，如相扑、掼跤、摔胡，角觝、布库、厄鲁特、角力等。因为多民族的语言不同，摔跤的方法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名字。摔跤在古代属于徒手搏斗项目，是军事作战的一种方法技能。

4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分析

汉唐两个封建王朝都致力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的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都十分重视体育的发展。在汉唐时期的陕西，各类体育项目在陕北、关中和陕南都开展的很好。在汉代的体育项目中它们没有明确的划分，这里将其粗略地分为舞蹈类项目、武术类项目、蹴鞠类项目、百戏和游戏类项目、田径类项目五种。

4.1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开展方式唐代西域文明之所以汇集于长安并产生巨大影响，与流寓长安的西域人有很大关系，他们将西域诸国的各种习俗带入中国，并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当时的长安城来说，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更加优越的传播条件，陕西体育文化道路发展的好，也加快了陕西体育文化对外的延伸。在汉唐时期的陕西存在的体育文化多种多样，陕北传统体育活动历史悠久，从绥德、秘制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亦有投壶、狩猎以及骑马、射箭的画面。龙舟赛在陕西南部更为普遍，五月端午节赛龙舟的概念成为一项传统活动。观看龙舟竞渡成为陕南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活动形式。除此之外，也有武术、游泳、骑射和举石锁等其他项目。

4.2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传播

汉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陕西民俗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民俗体育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发展积淀和创新，形成了许多丰富多彩、风格迥异、颇具观赏性的体育文化形式。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西方的交通要道，一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安息、中亚和欧洲诸国的丝绸之路得以开通，大大加强了汉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汉唐政府先后与亚、非、欧等70多个国家开展了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基础上，陕西地区的体育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陕西地区也纷纷学习外国和其他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精神，不仅使当时的体育文化流向世界，同时也把更多的外国体育文化吸纳进来。

4.3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汉唐长安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形成了多样的体育文化。武术、骑射、摔跤、举石锁等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倍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在西域盛行的体育项目“马球”也在这时候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流入到陕西地区。有关马球的起源，至今尚有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马球运动一度流行于小亚细亚、中国、印度次大陆，也就是说，马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体育活动。不管是竞技性体育还是娱乐性体育，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体育项目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总有些项目人们对其热衷程度日益下降，使其走向了衰落。古代体育出现这一现象也正是陕西庞大的封建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不仅与古代社会更替、风俗演变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是民族人格的发展变化的一种反映。因此，从社会某些角度对汉唐时期陕西竞技运动的发展、演变做以探讨，或许可以从体育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上找到答案，得出一些更为切实的结论。

5结束语

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发展因地域、民俗习惯和开展方式不同，使得陕西传统民俗体育在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多的交汇融合，多样的民俗体育开展方式和多样的传播形式让汉唐体育文化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汉唐时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出现，更是加速了陕西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丝绸之路的出现使独具陕西特色的汉唐体育文化能够与世界诸多国家多样化的体育文化进行相互的交流，多类型体育文化的交融汇集更加完善了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发展构架，增加了汉唐陕西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项目，丰富了体育文化的内容。尽管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遗失了一些经典的体育文化，可是也传承下了很多更具代表性的体育精华。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篇8

【关键词】历史题材纪录片；叙事特征；《大明宫》；《风追司马》

近年来，央视纪录片频道及各大地方卫视轮番上映各种题材的纪录片，适时地对中国影视市场娱乐化泛滥倾向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2012年的中国影视业俨然呈现出一片纪录盛景。今年的《风追司马》、《黄帝》、《舌尖上的中国》、《大鲁艺》等纪录片热播，纪录片兴盛于银幕世界与网络传播，甚至由纪录片衍生出一系列网络用语，而且就商业运作而言，制作精良、文化底蕴深厚的纪录片开始扭转过去纪录片衰败零落的局面，从而在影视播放平台中抢占了一部分黄金时段的收视率。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纪录片领域的一大分支，真实地还原历史事件、塑造历史人物，向观众重塑逝去的岁月，近年来伴随着众多历史题材纪录片的问世，对这一领域最新发展状况的理论研究便显得尤为迫切。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印证着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展现过往历史事件和人物生平的同时，对我们当今社会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非凡的指射意义。

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叙事表征方面，叙事更加人性化，去除了过去呆板陈列的套路。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欧美思想界兴起的一种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①20世纪末，随着新历史主义思潮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更多的西方纪录片工作者转向回顾历史的“新纪录电影”的制作，如朗兹曼拍摄的《证词》。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并逐步渗透到纪录片创作中，推动了中国“新纪录片运动”。②受其影响的新纪录片通过一种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对过去的纪录片进行了反思，运用长镜头、过程叙述、未经修饰的画面、开放性和未知性的故事结构，带给观众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和亲切感，因此具有空前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当纪实的表现方式本身成为纪录片创作者追求的唯一目标时，越多的人缠绵于个人情怀，沉迷于个人化的实验，却忽视了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注。

沿袭中国人喜闻故事情节的传统，采用传播学的观点来探究，中国普通大众长期以来养成的观影心理，注重作品的观赏性、娱乐性多于其深层意旨表达的观影习惯，对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叙事在中国来讲，被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基本素养，对于影像文本来说，同样如此。历史题材纪录片要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历史，使影像和声音相互作用传达一段历史，难度远超过对现实的记录。所以历史题材纪录片应该怎样真实再现一段历史？怎样处理影像、文字资料？以及影像该如何表达历史？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在历史题材纪录片叙事创作的考虑范畴之内。

关于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同其它题材纪录片一样，首先关注纪录的真实性问题，而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对于“真实”的态度已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复制还原，某种程度上来说，“搬演再现”替代了原先的“简单复制”。对于挖掘历史、传达历史原貌的工作，无论是纪录片工作者通过影像方式表现历史，还是其它的文本作者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历史，都存在着选择，“这种选择不管是有意识的抑或无意识的，不管他承认或不承认，都是他的观点的表现”。③可见，以影像的方式讲述历史和书写历史一样，都不可能完全是对历史的复原，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受到时代背景、立场和视野的限制，我们当今的人看历史总是带着今天的视角。认识历史题材纪录片和历史的这种关系，可以使我们在分析历史题材纪录片文本的叙事特征时，有一种比较客观和理智的视角。

而近年来如《法门寺》、《大明宫》、《玄奘之路》、《风追司马》、《黄帝》这类优秀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叙事特征既不同于“新纪录片运动”中过分追求个人化、现实化的影像运动，也不同于早期历史纪录片的概念化宏大叙事，而是借鉴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和“新纪录片”的一些理念，抛弃了历史主义的叙述方式，通过转换叙述者、叙述方式，营造侧重以“人物”带动事件呈现的方式，采用一种“细节化”、“口述体”和“情景再现”的方式重构历史，以达到“还原历史”的目的。

一、叙述者

历史题材纪录片叙述者的角色转换与创作者为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叙述者在叙事学中被划分为第一人称或限制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或全知叙事。新世纪以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出于还原已知的事物，多为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这种叙事角度，容易使作品趋于平淡，一切按既定的叙事轨迹进行，而限制叙事充分地把握住了人类心理，对世界的认识、感受和理解更加全面透彻，限制叙事抓住观众的思考状态，把观众的参与积极性调动起来，一步步带领观众接近被还原的历史事件，接近历史人物的生活。在世界纪录片发展史上，画面加解说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采用的便是全知视角叙事方式；而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直接电影”的创作理念主张摄影机应当像“墙壁上的苍蝇”一样记录拍摄对象，不干预、不介入，对表现对象不做解说、不做评论，便是一种限制性视角的叙事方式。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叙述者的角色设置上更加注重观看效果，更多地体悟观众的反应，历史题材纪录片是经过多方资料搜集，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但历史不可能被完全搬演，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全部并不能为人所了解。所以，历史题材纪录片中运用限制叙事可以体现创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和认真负责任的态度。由著名纪录片导演金铁木执导的史诗纪录片《大明宫》，籍由大明宫兴建到衰败的两百多年历史来讲述大唐王朝的兴衰史，从限制性叙事的角度来向世人再现大唐王朝的鼎盛与辉煌、衰败与完结。叙述者把大唐历史的发展走向设置在大明宫的各处宫殿楼阁之间，以历史中典型事件为模块，叙述各个时期居住在大明宫中重要人物的命运走向，叙述者并未对历史人物作过多笔触是非功过的评判，以展示和介绍说明为主，由制作精良的画面和精心设计的再现剧情吸引观众，这种对待叙事的中立性作风和公正性追求是典型的限制性叙事。

二、叙事特征

以《大明宫》、《风追司马》、《黄帝》等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作品，在叙事特征上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这里主要以《大明宫》和《风追司马》为例。

（一）突出“人”的主题

史诗纪录片《大明宫》以大唐帝国的权力中枢大明宫为载体，还原其建造、辉煌到毁灭的历史过程，讲述了大唐帝国三百年来荣辱兴衰的历史，更通过大明宫跌宕起伏的命运，探讨了大唐盛世的诞生背景，揭示了大唐帝国衰退覆灭的历史根源。《大明宫》在重现了唐朝一座雄伟宫殿原貌的同时，还原了一个两百二十二年的动人时代，这个时代拥有最浪漫的皇帝、最妩媚的女人、最杰出的诗人、最惊世骇俗的爱情……在数字三维镜头中不但完整再现了大明宫昔日的巍峨宫阙，更展现了36位风云人物的命运脉络，在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中有：李世民的雄才伟略、武则天的非凡魄力、李隆基的励精图治、李白的旷世才情、杨贵妇的柔情似水、黄巢的冲冠一怒……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都在《大明宫》里留下了或辉煌或孤寂或优美或落寞的身影。他们使《大明宫》中唐朝的历史和大明宫殿的历史面貌鲜活起来。

《大明宫》开片由唐太宗李世民为夺取皇位杀害兄弟，并为父子之间种下嫌隙，从而引出大唐王朝需要建立大明宫开始，“公元632年的夏天，当李世民出长安城避暑的时候，父亲却不愿意同行。大唐代隋而立，仍旧以隋帝国建造的太极宫为皇宫。但是，太极宫并不适合居住。”“玄武门之变一直是李渊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苦。因为争夺权力，儿子们相互残杀，父子之间也形同陌路。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不愿意目睹父子反目为仇的是非之地。当李世民邀请父亲前往九成宫避暑的时候，李渊拒绝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叫马周的官员建议，在长安城为太上皇营建一所避暑行宫。马周认为，这件事可以昭告天下，以表达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对父亲尽孝。帝国日新月异，国库也逐渐丰盈。唐太宗听从了马周的建议，决定为太上皇修建避暑行宫”。这就是大明宫建造的由来，后“李世民真心希望，‘大明宫’可以成全自己的一片孝心。”《大明宫》由唐王朝宫殿的建造源起一步步推进历史的演绎，在片中塑造了唐朝开国皇帝与唐太宗的父子纠葛，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在太宗演员的设置上起用著名影视演员刘长纯饰演，人物表情动作“真实”具体，使观众愰如步入电视剧的情境中。应情节的需要，片中注入少许演员台词，使其不同于以往历史题材纪录片演员只是历史人物行为和动作的替代者，使纪录片中故事性情节性更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如扮演武则天的女一号李翠翠在片中就有不少简短台词，“李治在端汤送药的时候，看见了风姿绰约的武媚娘，涉世未深的太子被深深地打动了。‘你是武才人？’‘回禀太子殿下，我叫媚娘。’”在武皇后替高宗皇帝坐朝处理政事时：“波斯王驾崩，王子返回，吏部侍郎裴行俭护送。”“西国路远，一路珍重。”登上帝位从洛阳回到大明宫的一代女皇对这个高宗始终念念不忘的宫殿发出感慨 “三十八年了。”如此种种台词使《大明宫》的叙事风格较以往同题材纪录片更加丰富、鲜活，在表现历史事件、塑造历史人物过程中更加贴近影像体叙事的表现传统。

（二）叙事视角的转换

事件呈现于一定的范围内，对待事件和人物总有一定的角度，然而，每个人的视角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局限性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且会影响到作品的表现方式和内容。

在《风追司马》中，“公元前110年，司马迁三十五岁的时候，汉帝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这一年，豪情万丈的汉武帝开始筹备封禅大典，在历史上，唯有三皇五帝这样的圣贤才有资格进行封禅，自舜、禹以来，只有统一六国，开创了大秦的始皇帝，举行过封禅大典。武帝认为，自己的文治和武功都超越了秦始皇，完全应该通过封禅来彰显他史无前例的成就。”这段解说词，从历史的大环境中展开说明，介绍历史发展的阶段及其呈现的境况，后段有历史人物个人心理视角的表现，从主客观两方面的转述介绍了武帝举行封禅大典一事。如此在叙事视角中的转换，把观众带入了事件发生的情境现场，让观众领略事件发生时主要人物的感受，增强了对历史内容的认知。

还有，在筹备封禅大典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劳累过度而一病不起，当他自知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时，对侍奉床头的儿子交待，希望将毕生的事业托付给儿子，片中以司马谈的口吻叙述：“我们的先祖在周代就是太史，一度掌管天事，后世一度衰落，我死之后，祖业难道就此断绝吗？你一定要继续做太史，不要忘记我一直挂念的论著。”“继承祖业，做太史，撰写史书，这是父亲的遗命。”把观众放置到司马迁的视角，倾听父辈的遗命。其实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有关历史片段的叙述，都可以归结到片中某个人物的视角。这种方法其实是把我们今天的视角转换为片中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的视角，以那个历史人物的视角来展示当时的历史，就营造了一种情境感、亲切感和新鲜感。通过这种视角的转换，实际上是通过模拟具体历史人物的视角，通过他的视角和我们今天视角形成的对照和反差，把历史的内涵细节化，从而使历史的气氛、细节形象地为我们所知，历史也由此变得更加生动，也看得见摸得着。

关于这种个人视角化叙述的方式，可以归避宏大叙事大而宽泛的缺陷，宏大的历史背景不再成为叙述的中心，而是通过历史的细节和事实予以展示，这种方式突出了前面提到过的有关人的主题，使历史题材纪录片更加亲民，不像以前被装饰的神圣不可触摸，历史题材纪录片开始变得有血有肉，观众看到的历史是像平日里的普通生活一样，感受到的历史也是曾经的普通生活。

三、叙事策略

（一）细节表现

近几年来历史题材纪录片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更加注意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历史细节，寻找一些观众没有见过或很少看过的历史典故、历史秘闻，并努力从既有资料中挖掘历史细节，通过新形式新手段来加以演绎。在事件展示、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从细枝末节入手，表现历史的张力，寻找历史接洽的缝隙，将陈封的历史鲜活化，通过充满悬念的好看故事或场景呈现历史事件和人物介绍。往往在为人所不知的部分拾取创作的精华，善于发现观众的兴趣点。

在《大明宫》中，巨细无遗地讲述了唐王室的历史和秘闻，无论官方或是坊间，秘闻不问出处，皆有收纳。

从唐太宗病榻前太子李治遇见风姿绰约的武才人，“李治在端汤送药的时候，看见了风姿绰约的武媚娘，涉世未深的太子被深深地打动了。‘你是武才人？’‘回禀太子殿下，我叫媚娘。’”

“唐太宗死后，才人武媚娘被迫成为尼姑。青灯作伴，武媚娘似乎只能在孤独中度过余生。寂寞的武媚娘用一首情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武媚娘希望这首情诗能够拯救自己的命运。她无法忍受如花的生命在寂寞中枯萎。武媚娘知道，只有那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才能拯救自己。”这是一代女皇在如花岁月中步上权力之路时与太宗皇帝的际遇。纪录片中的呈现与电视剧情发展颇为相似，拍摄手法近乎电视剧般生动传情，引人入盛。

纪录片《大明宫》以大明宫的建筑群来结构全片，整部纪录片通过各个时期起重要作用的宫殿来串联起历史的脉络。在讲到女皇武则天时期，唐帝国皇宫生活的华丽时有这样一些叙述，“麟德殿是皇家举办宫廷宴会的场所。这是大唐等级最高的宴会厅，只有那些地位显赫的人才有资格来到这里。公元七百零二年，武则天在麟德殿诏见一个叫论弥撒的吐蕃使臣。‘陛下，小臣出生边远偏僻之乡，从未聆听国宫廷乐府。’‘今日亲眼目睹，还望陛下恩准小臣近前观看。’巨大的宫殿、华美的舞蹈、艳丽的服装、高高在上的女皇，边陲之地的吐蕃人从未见过如此景象。论弥撒和吐蕃使团成员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大唐的风范只有亲眼目睹才能够感受。女皇的一生代表着一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女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一场宴会彰显了唐帝国当时的鼎盛繁荣，细节化地呈现出唐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强大的号召力和友好态度。

在《大明宫》第五集“繁华如梦”中，选用了杨玉环解唐玄宗围棋之困一事，“杨贵妃不仅姿色超群，而且善解人意。唐玄宗喜欢围棋，经常与自己的兄弟比赛。每当局面对皇帝不利的时候，贵妃总能及时解围。‘皇兄，恐怕你要输了。’（画面中，杨玉环故意让宠物狗搅乱棋盘）‘今日胜负不分。’对于年届花甲的唐玄宗而言，杨贵妃正是那个自己需要的女人。作为女人，杨贵妃几乎是完美的化身，她天生丽质，又聪慧异常。”一个小动作交待了杨玉环的聪明伶俐。“唐玄宗喜欢丑角，经常在梨园化妆成普通百姓的模样。一国之君扮演丑角，无论如何有损于大唐的帝国形象。为了遮掩皇帝的尊容，特意设计了一块白玉挂在脸上，这就是中国戏曲史上丑角脸谱的来历。”不但交待了中国戏曲中丑角的来历，同时呈现出杨玉环与李隆基之间真挚的爱情，类似细节的设置增添了纪录片的观赏性，很容易吸引观众对历史的兴趣，也使得历史真实可感，并带有美学化意义。

（二）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即被采访者在镜头前直接叙述故事。近年来，纪录片大量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介绍一段历史或事件，历史题材纪录片因所叙述的事件或人物年代久远，只能借鉴有关历史学家、研究人员、有关历史区域相关人或历史后人的论证来有力地还原逝去的岁月。这种通过口述者个性化的语言、独特细腻的视角对历史人事细节化的描述，往往能牵引观众走入历史现场，给观众真切的历史现场感。

《风追司马》中选用众位学者来口述介绍司马迁的生平，因为他们皆是研究司马迁历史的学者，对历史的把握较普通人更为准备真实，历史经由单个人口述表达出来，使观众更贴近历史，更能感觉到历史的存在。学者们眼中的历史，并不是单纯的陈述自己的想法，而是着眼于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观众负责任的态度，将历史上不能再现的事件转化为“口述历史”，纪录片中的“口述历史”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访谈”，它具备特殊的人文历史价值性，拍摄好学者、见证人、知情人士的“口述历史”并恰当的合理利用，能够提高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可观赏性、真实性以及历史文献价值。要指出的是，口述历史者可能不够权威，但正是通过他们的讲述，生动地还原了历史，观众在倾听讲述的过程中自我地还原了历史，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了大致的轮廓。而且“口述历史”话语式的介绍历史，使观众易于接受，对于史学知识的传授大有裨益。

现如今，大量历史题村纪录片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讲史，许多其他题材的纪录片也根据自身需要借鉴使用，相信在纪录片大发展的环境下，“口述历史”的形式会更加完善，发展会更长远。

（三）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是指事件发生时，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体会的现场实录资料，事后根据创作的需要，采用补拍、扮演等方式把当时发生的事件模拟重现出来。在历史和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中，当代不少国际纪录片大师也都采用过搬演、扮演、模拟演示等多种表现手法，这种手法在遵循真实性的大前提下，极大地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力。

由于历史材料受时空的限制，历史题材纪录片不可能对过去的事件与人物进行现场记录，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与有限的影像、图片进行创作，情景再现能够连接历史的断点，营造一种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感，使叙述更加流畅且生动。它为尘封的历史、逝去的人物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用全新的思维丰富了电视语言；结合纪实性与艺术性的多元化电视语言，利用独具特色的音乐和音效、主观镜头、再现表演、场景模拟和光影造型，拓展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表现手段，激发观众收视热情，补充了历史和叙述的断点，使观众真正接触到一段段曾经遥不可及的历史。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能够带给观众最直观的、形象生动的视听享受，情景再现能够为创作者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听觉空间。

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情景再现”所追求的效果，并不是演员逼真的表演，也不是一种历史场景简单的还原，而是一种意向性的表达，是一种历史时空、历史氛围、历史心境的营造。它不是形象素材的简单罗列，而是运用镜头语言在叙述，在抒情，在追思过往历史。

情景再现弥补了文字图片资料缺乏的遗憾。“情景再现”的这个作用是最为明显的、直接的，由于年代久远、技术限制，许多逝去的事或人无法找到其在屏幕上表现的依据，而“情景再现”便弥补了这方的空白。如《大明宫》中介绍安禄山讨好唐玄宗一处，“胡旋舞是一种来自于西域的舞蹈，以快速旋转为特征。据说，安禄山曾经在唐玄宗面前表演胡旋舞，高超的舞技使唐玄宗非常愉快。”片中画面是安禄山向唐玄宗进献舞技的场面，人物扮演角色，场景设置完全尊重史实记载，唐风唐韵的展示形象逼真。

历史题材纪录片是一门影像艺术，如同其它纪录片一样，不仅要真实纪录历史，还要有艺术上的表现力，在对待史料素材的加工中可以灵活选用多种艺术方式，但前提是真实性的刻画。对于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特征，主要抓住完整呈现历史面貌的主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艺术表现方式多种多样的讲史。在对历史的还原手段上，近几年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手法多样，数码技术将大多数历史情景还原出来，历史史实通过真人演绎、口述历史、细节呈现的方式作了基于史实的全新阐释。相信在今后艺术表现手段不断丰富、科技力量更加雄厚的条件下，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将会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张宗伟.新历史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J].艺术评论，2007，（12）.

[3]（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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