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基础含义分析

交易基础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在两个地方出现过：一是解释契约变迁的理论基础的交易基础理论，它是在改良温得夏德的前提假设基础上，由奥特曼于1921年提出的，拉伦茨修订后的理论成为通说，并于2001年在法律中正式采用，即采用了交易基础理论的债法修正案获得了通过。在此之前，实务中采用了这一概念，其含义也是明确的。二是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关于货物质量的明示担保问题，即有关货物的陈述“必须构成交易基础”，才能形成明示担保。但统一商法典没有对交易基础的含义做出规定，因而在实际运用中产生不少争议。主要争议在于买方信赖卖方的陈述是否是构成担保的要件，以及评价标准。个人认为，德国法中的交易基础概念的含义对于明确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交易基础的含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理由如下：

首先，从立法角度来看，统一商法典是普通法的成文化活动。成文法是由法律概念构建起来的，制定成文法需要借助大量的法学概念。但在普通法国家，法学概念远不如大陆法国家丰富，更无法与其代表德国法相比。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州各自独立的商法严重阻碍了美国商业活动的发展。因而美国当时迫切需要一部统一的商法典，但法律概念又严重不足，在制定成文法的过程中，制定者很有可能不得不借助大陆法的法律概念来完成这一任务。何况交易基础理论早在1921年就已经提出，拉伦茨对其的修订也完成于1936年。从时间上看，立法者可以借鉴到交易基础理论。而且美国对外国文化一向持开放态度，其法律的成文化最早就是由英国的法学家边沁建议的。

第二，从具体的立法者来看，统一商法典的主持者卢埃琳是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不仅曾经留学德国，而且在两所德国大学讲过学，对德国法和英美法都很精通。而统一商法典的编纂本身就是普通法的内容和大陆法的形式的结合，在语言的表述方面和法典的结构方面不可能不受到德国法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没有成文法典的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事实上，统一商法典中很多篇和德国民法典是相似甚至是相同的，因而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交易基础有可能是从德国法中借用过来的，其意义应该是类似的，至少是受到德国的交易基础理论影响。从这一点来看，结合德国民法典中交易基础的含义应该是推定立法者使用这一概念本意的适当方法。

第三，从两个法律概念的实际运用来看，二者的含义具有类比性，解决的都是确定当事人的义务问题。德国法中的交易基础理论主要用于解决情势变迁后合同当事人的义务问题，它涉及到整个合同中当事人的义务。在统一商法典中，交易基础的适用范围缩小了，它只适用于确定卖方有关货物的质量的陈述是否构成明示担保。但从结果上看，它解决的同样是确定当事人的义务问题。当然适用范围不同，表现自然有所不同。在德国的交易基础理论中，交易基础被分为主观交易基础和客观交易基础，只有主观交易基础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关。而在统一商法典中有关质量的陈述显然与意思表示相关，因而能够借鉴的只是交易基础理论中的主观交易基础部分。

具体到统一商法典中，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定义，明示担保是“事实肯定、允诺、样品、说明、模型等、如果是交易基础的一部分，这些事实肯定等于明示担保”。这里采用了“交易基础”一词，而不是传统英美法采用的“信赖”标准。比如统一商法典之前的《统一买卖法》，对于货物质量担保采用的是“信赖”一词：卖方的事实肯定或允诺的自然倾向如果是诱导买方购买货物，而且买方加以信赖而购买货物的，那么这种事实肯定或允诺是一项明示担保。买方信赖陈述是构成货物质量担保的必要条件。但从统一商法典来看，信赖不是构成担保的必要条件。首先，从统一商法典本身来看，第2－316条规定“凡是否认担保不能解释为与明示担保是一致的，相称的，否认就不能起作用，其理由是设定一项明示担保在买方产生期待，因此试图以合同否认将侵犯此项期待”来看，用“构成期待”来定义交易基础是合适的。从其评论来看，2－313的评述认为，从“周围的情形和客观上看，卖方的哪些陈述构成了合意的基础？如以上所表明的那样，卖方的所有陈述均构成这种基础，除非有正当理由表明情形相反。”这也充分说明立法者的本意是不把买方的信赖和卖方的陈述构成担保联系起来。当然，如果卖方有证据证明买方没有信赖其陈述，即“有正当理由表明情形相反”，则不构成担保。

第四，从被借鉴的德国法来看，定义主观交易基础同样采用的是期待和预想标准。在交易基础理论中，主观交易基础被定义为“双方当事人共同预计的能够影响当事人的意思表达的期待和预想。”在解释交易基础的含义时，多数人也认为，信赖不是构成担保的必要条件，虽然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John Murray教授的主张与德国法相似，也是采用期待和预想标准。他认为，法院应当在卖方的允诺会引发买方的合理期望的情况下，将该允诺视作交易基础的组成部分，而无需考虑买方是否对此确实产生了依赖。至于信赖在货物质量担保中的作用，他认为体现在卖方的担保否认上。他提出，统一商法典规定，卖方可以通过证明买方没有信赖其陈述来否认自己的陈述构成担保。这样，期待和预想标准虽加重了卖方的责任，但也为其提供了防御的手段。实际上最后由法院确定陈述是否构成担保。因而，此时的质量担保提供的只是一种诉权，而不是胜诉权。从明示担保的确认上看，依赖的重要性正在减弱，但期待和预想的合理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事实上，期待和预想是否合理的标准应该是通情达理的第三人在相似的情形下是否会产生这一期待和预想。这一标准是英美法中的客观标准，并且在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也得到采用，例如在确定违约后的损失赔偿数额时的“可预见”的范围时，显然应该用第三人，而不仅仅是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仅用他们的预见可能使守约方的损失得不到完全赔偿，同时也不容易确定违约方的可预见的程度，只能采用客观的“第三人”标准；另外当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条款的含义发生分歧时，法院也会抛开双方当事人而以一个通情达理的第三人的地位，看他如何理解该条款的内容，并以该第三人的理解意思为确定标准。事实也证明这一标准既比较客观，也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留下了余地，能够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而Charles Heckman教授同样认为买方信赖卖方的陈述不是构成担保的要件。但是他指出，期望标准很可能在实践中等同于依赖标准。相反，他主张卖方的陈述构成担保的原因是卖方应当受到自己允诺的约束。

对于交易基础，法典本身及主流的看法认为，首先，信赖本身不是构成交易基础的必要条件，但买方的不信赖是卖方否认明示担保的理由之一；其次，至于评价标准，采用“期待和预期”比较可行，“期待和预期”的合理性日益受到重视，“通情达理的第三人”标准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