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冲突

摘 要：《牡丹灯记》在“剪灯”系列小说中以其主题的模糊性，别具一格。但小说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冲突，重“情”的个人话语的代表符女、乔生敢作敢为，令人同情；重“理”的社会话语的代表邻翁、魏法师、铁冠道人等，则给人以虚伪做作的观感。个人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激烈冲突，对于深入挖掘小说文本寓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也有利于领会作者瞿佑真实的创作意图和人生态度。

关键词：瞿佑；牡丹灯记；个人话语；社会话语

《牡丹灯记》在瞿佑《剪灯新话》的人鬼相恋小说中，属于特别的一篇。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文本寓意具有模糊性，正如乔光辉在《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中分析的那样，“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的主题却极其模糊，很难寻觅到文字表面以下的深意”，“作者的叙述非常客观，超然得几乎让人看不出他的是非判断”。[1]显而易见的是，《牡丹灯记》中存在激烈冲突的矛盾双方，符女、乔生等代表着重“情”的个人话语，而邻翁、魏法师和铁冠道人则代表着重“理”的社会话语。挖掘潜伏在冲突背后的文本寓意，有利于探究作者的真实意图。

一、个人话语暂时领先于社会话语

乔生乃丧妻之人，恢复单身，尽管无聊，可社会主流意识中的专情观念使得他在元夕灯会这一晚自觉“不复出游”[2]，但“倚门伫立”使其并未完全断绝与“出游”的关系。门外是热闹的灯会和实现与人交际的机遇，而门内代表的是清心寡欲、专情于亡妻的要求。乔生不出门外，也不愿完全与外界隔离，可见内心颇为挣扎。“倚门伫立”，乔生的视野完全处于门外，在内心渴望的激励下，人的聪慧狡黠得以施展。

十五日夜三更时分“游人渐稀”的冷清凸显了美人登场的惊为天人，“韶颜稚齿，真国色也”。在美人面前，乔生的“自抑”变得不堪一击，于是尾随美人而去。爱美之心占据上风，乔生果断出门。“女忽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诗经・墉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美人以诗经中私奔幽会之典故作为开场白。在古代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子如此，或有勾引乔生之嫌，正如瞿佑《剪灯新话》序中所言，“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3]。然而，美人并不是有夫之妇，单身女子在元夕灯会有如此举动，诲淫之嫌有待商榷。美人自述“故奉化州判女也”，“止妾一身”，又由后文湖心寺寺僧所言可知，美人乃“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时年十七”，再到后来的符女供词“伏念某青年弃世”，可见美人英年早逝，并未婚配，那么欲与乔生共谱恋情，并无不贞之嫌。并且乔生鳏居，尾随符女在前，符女迎合乔生爱意在后，当属单身男女自由恋爱的范畴，符女勾引之说理由并不充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官宦人家小姐的魂魄，勇敢追求生前未曾体验过的爱情的形象。

乔生和符女勇于追求爱情的行为，标志着个人话语在社会话语面前暂时取得了领先地位。

二、社会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初次压制

社会话语要维持自身的主导地位，决不允许个人话语长久处于优势，于是冲突开始激化。乔生与符丽卿恋爱将近半月，邻翁的出现促进了矛盾的产生。在乔生眼中，符丽卿乃国色天香的女子，而在偷窥的邻翁看来，符丽卿是一个粉妆骷髅。古往今来，狐仙鬼魅幻化人形，摄人心魄，为害一方，是社会话语中流传甚广的传说。以此观之，乔生鬼迷心窍，当局者迷，当以邻翁所言为是。然而，孰是孰非，小说文本给人以暧昧之感。邻翁寻访乔生下落，于湖心寺觅得符丽卿的棺椁，请寺僧开棺，此刻，“女貌如生焉”，与先前他所见到的粉妆骷髅相去甚远。在劝说乔生时，邻翁扮演的是卫道士的角色，代表了主流话语，与男子私通的女子伤风败俗，何况是离世多年的鬼魂，其实质自然是邪祟之物。而在人鬼相恋的小说语系中，为情可死，为情可生，正如瞿佑友人桂衡在“剪灯新话”诗并序中所言，“世间万事幻泡，往往有情能不死”[4]，在寺僧的见证下，邻翁眼中的符女不再是骷髅，而与生前相貌无异。社会话语中的符女，先是骷髅，后是美女，前后矛盾，其可信度令人生疑。个人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悖离，就体现在符丽卿的不同形象之中。

乔生与符女自由结合，欢爱将近半月，并无不妥之事发生。然而人鬼殊途，主流话语体系下，万事万物当各安其分，所以人鬼相恋在邻翁眼中就是大祸，“一旦真元耗尽，灾眚来临”。但同样是人鬼相恋，在《牡丹灯记》的前一篇《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滕穆与卫芳华则谱写了一曲美好的人鬼恋歌，两人相敬如宾，三年之后，芳华主动离开，并无灾异出现。两相对照，人鬼殊途的主流话语不得不引起人们反思。为了躲避所谓的灾祸，乔生还是听从了邻翁的劝谏，又在魏法师符篆的法力下，使得符丽卿“果不来矣”。到这个阶段，以乔生、符女的分离为标志，社会话语完全占据了上风。可是乔生的隐秘欲望并不会因此衰歇，在访友酒醉之后，他的欲望终究战胜理智，“都忘法师之戒”，在湖心寺与符丽卿重逢。此时，以理智为代表的所谓社会话语遭受了冲击。丫头金莲对乔生的态度是“何一向薄情如是”，符丽卿也责备乔生“薄幸”，在重情的个人话语中，乔生之前躲避符女的行为被解读为忘恩负义。此时的乔生始终没有解释，也许这是对他薄情的惩罚，作者刻意取消了他为社会主流意识辩护的话语权。符女认为“今幸得见，岂能相舍”，与乔生同入棺柩，乔生死于柩中。对于乔生的死，表面上看，是符丽卿造成的。但推根溯源，邻翁和魏法师的干涉，拆散了相爱的双方，符女要维护自己的爱情成果，既然不能与乔生同生，只有让乔生与自己同死。所以，社会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冲突，造成了乔生死掉的结局。

三、社会话语压制个人话语的强势与虚伪

乔生死掉之后，人鬼相恋变成了鬼魂之间的爱情，“自后云阴之昼，月黑之宵，往往见生与女携手同行，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可是冲突没有消解，反而来得更加激烈。“遇之者则得重疾，寒热交作”，先前的人鬼恋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这种行为“伤风败俗”。如今的鬼魂之恋却给其他人带来了灾祸，“荐以功德，祭以牢醴，庶获痊可，否则不起矣”。妖邪作祟，百姓遭灾，百姓舍弃钱财，僧道方来驱邪，邪祟被压制。最终受益的不是妖邪，而百姓也付出了代价。那么为何鬼魂要来为害一方，作出对自身也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呢？百姓的疾病有没有可能是巧合，或是心理作用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即使疾病确由鬼魂所致，那么符女和乔生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

“乔生供曰：伏念某丧室鳏居，倚门独立，犯在色之戒，动多欲之求。不能效孙生见两头蛇而决断，乃致如郑子逢九尾狐而爱怜。事既莫追，悔将奚及！”乔生认为自己错在犯色戒，爱上了符女的魂魄。

“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弃世，白昼无邻，六魄虽离，一灵未泯。灯前月下，逢五百年欢喜冤家；世上民间，作千万人风流话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符女招供，身为鬼魂，爱上了乔生，是缘分注定。

“金莲供曰：伏念某杀青为骨，染素成胎，坟垄埋藏，是谁作俑而用？面目机发，比人具体而微。既有名字之称，可乏精灵之异！因而得计，岂敢为妖！”金莲作为随葬器物，自当伴随主人。“岂敢为妖”，金莲觉得不曾为妖。

三份供词都是在暴力胁迫之下得来，铁冠道人召来符吏，未曾问明原由，已然“以枷锁押女与生并金莲俱到，鞭挥扑，流血淋漓”，然后迫使其招供。“屈打成招”后的供词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向社会话语屈服，但他们丝毫不曾谈到自己给百姓带来灾祸。由此可知，符女、乔生和金莲并没有为害一方的主观意图。

主流话语的权威代表――铁冠道人，如何判罪呢？“惟幽明之异趣，乃诡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故大厉入门而晋景殁，妖豕啼野而齐襄殂”，铁冠道人点出妖邪鬼魂“不利于人”的罪过，并以《春秋左传》和《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典故为例。但这两个典故看似支撑着他的观点，实则所起的作用却有些微妙。晋景公梦见恶鬼大厉而死。齐襄公打猎，见到妖彘，坠车伤足，后来被杀死。表面上看，妖邪鬼魂的确给人带来了不祥的灾祸。但究其缘由，晋景公杀害赵同、赵括在先，大厉控诉其不正道在后。齐襄公先与鲁夫人私通，再命彭生杀害鲁桓公，又杀彭生以谢鲁。齐襄公可谓集、凶残、狡诈于一身。佛道宣扬因果报应，晋景公和齐襄公都是自种恶因在前，后尝恶果。由此可见，所谓“谦谦君子”的人类未必然，所谓“不利于人”的“幽明”、“诡怪”未必不尽然。

“乔家子生犹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贪淫，生可知矣”，照铁冠道人的逻辑，只要生前存在过错，死后也不足怜恤；死后存在过错的话，生前必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佛家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再者，就像由邪入正一样，同样也存在由正入邪的可能。社会主流话语中存在如此逻辑不通的判词，作者瞿佑对其真实态度可以略知一二。

对于所谓“驱鬼辟邪”事业的正义性，文本也给人模糊的观感。魏法师的符篆为何“止能治其未然”，治标不治本呢？或许他学艺未精，法力有限，因而给百姓指点了另一位高人。看来，驱邪的事业也有分工，有的治标，有的治本。邻翁举荐魏法师，魏法师举荐铁冠道人。驱邪的事业也离不开宣传工作，一环连一环。围绕利益分配、职责分工和宣传渠道这一系列问题，驱邪事业就类似于一个产业，而所谓正义与妖邪的冲突成就了这个产业。与其说妖邪所代表的个人话语在反抗社会话语，不如说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利益既得者――社会话语在放纵然后绞杀个人话语。文本中道行最高的铁冠道人，一开始并没有将“驱鬼辟邪”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而是极力想要置身事外。“山林隐士，旦暮且死，乌有奇术！君辈过听矣”，也许是铁冠道人谦虚，得知魏法师举荐之后，推托不得，又说，“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饶舌，烦吾一行”。言下颇有责备之意，似乎也不情愿。施展法力后，召来符吏，铁冠道人，却又换了一种口吻，“此间有邪祟为祸，惊扰生民，汝辈岂不知耶？宜疾驱之至”。这跟他先前“拒之甚严”的态度截然相反，免不了给人留下一个虚伪做作的印象。

文本的结尾，符女等三人被将吏“押赴九幽之狱”，个人话语最终被迫屈服。但社会话语的代表又有怎样的结局呢？铁冠道人拂袖入山，众人再去拜谢，已不复可见，魏法师则“病不能言矣”。魏法师的“病”，究竟是技高一筹的铁冠道人惩戒他的“饶舌”，还是魏法师泄露天机，天命所为？无论如何，一个还算尽本分的法师落得哑口不能言的下场。而文中道行最高的铁冠道人不复可见，作者是要体现他的仙风道骨，不恋红尘吗？那么，此地再有邪祟之事，谁人来救天下苍生呢？又或者作者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体现对社会话语权威代表的不满。个人话语在社会话语面前无疑是弱势的，但在小说文本中，小说作者还是可以通过社会话语的最终缺失，来体现出自己对社会话语强势和虚伪的疏远。

“瞿佑《看灯词》作于《剪灯新话》问世之后，‘谁教误向灯街见，断送痴人死未休’当是针对乔生而言，其中可见元夕灯会启发了瞿佑的创作。”[5]瞿佑的诗作，对于理解他对《剪灯新话》中人物的态度也有借鉴意义。“误”、“断送”、“痴人”等字眼体现了诗中对乔生的态度，并不怎么认同。诗基本都扮演着正统文学体裁的角色，相对小说，更要求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因而作诗之时，瞿佑会更多地考虑到社会主流话语的审美取向。可在作为一家之言的小说文本中，限制就少了许多。因而，《牡丹灯记》以它主旨的模糊性，在《剪灯新话》中显得尤为特别。瞿佑好似铁冠道人，诗歌与小说创作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许是以此自嘲，孰是孰非留待后人去评判。但无论如何，在瞿佑的创作中，个人话语与社会话语的激烈冲突，的确彰显了别样的艺术张力。

注释：

[1]此处参见：乔光辉.论《剪灯新话》中的爱情题材.见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0，第102页。

[2]本文《牡丹灯记》引文均见：明・瞿佑著.瞿佑全集校注[M].乔光辉校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3]见瞿佑.剪灯新话序，明・瞿佑著.瞿佑全集校注[M].乔光辉校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654页。

[4]见桂衡.剪灯新话诗并序，明・瞿佑著.瞿佑全集校注[M].乔光辉校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657页。

[5]此处参见：乔光辉.“剪灯新话”的素材来源探微.见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0，第84页。

参考文献：

[1]明・瞿佑著.瞿佑全集校注[M].乔光辉校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0.

[3]王瑾著.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高玉.论中国古代的“个人”话语及其本质[J].思想战线，2004，（5），99-102.

[5]张学焕.《牡丹灯记》在日本江户文坛的两种接受方式[J].名作欣赏，2011（20），159-164.

[6]司志武.中日三篇“牡丹灯记”的对比分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3），115-122.

作者简介：朱猛，东南大学12级硕士，中国古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