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大众化

摘 要 艾思奇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理念，并为实现这一理念付出了诸多努力。艾思奇先生为实现哲学思想能够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思维当中提出了哲学大众化的命题，并编写相关书籍以实现哲学的大众化。其中国化、大众化的思维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任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艾思奇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与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艾思奇同志逝世于1966年3月22日，同年3月同志称艾思奇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实战士”。1974年是艾思奇同志逝世八周年，曾亲笔题写“艾思奇同志永垂不朽”的铭文。2007年总理也曾专门参加艾思奇的纪念追悼会。这些题词与称谓充分论证了艾思奇同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大众化进程中的领军人物。艾思奇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不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

1艾思奇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1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于1938年10月首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此时的并未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进行详尽论述。然而，此前艾思奇为应对当时哲学发展混乱、相关理论胡乱套用的现象，其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1938.4）一书中就已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联系当时抗日战争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的背景，艾思奇认为通俗易懂的哲学语言较为容易传播，并且这一时期的命中的文化程度都较为低下，难以理解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为使人人能懂、能用一点哲学，所以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最大限度的使哲学融入日常的社会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需要应对诸多社会问题，处理复杂多变的阶级矛盾，这就不可避免的需要相关理论的正确指导，以此来助力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成功，艾先生能够依据当时的社会革命情况适时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彼时的革命进程极具指导意义。艾先生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首先需要对该理论进行分析探析该理论的可行性程度，将相关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社会大背景所融汇，唯有如此方可实现中国革命的成功。

1.2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极高的理论水准，并且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叶青、陈立夫、阎锡山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的斗争。他批判了叶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理解，驳斥他只是假借这一称谓却没有分析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目的性。通过对此的批判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R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中曾明确表示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坚定性与灵活性，也即坚决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其社会发展规律理论，同时又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性即会因国家、地域的不同而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差异性。

艾思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他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原则上不外乎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2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2.1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艾思奇于1936年编写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性的但更为通俗易懂的《大众哲学》一书。他认为用中国人的语言与思维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使更多的贫苦大众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使更多的劳动人民坚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为此他编写了具有大众化特点的《大众哲学》，该书中的内容通俗易懂，例如“果树林里找桃树”、“岳飞是怎样死的”、“追论雷峰塔的倒塌”等都是人人所耳熟的，这样就将使得哲学的神秘性大为降低，得以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李公朴在给《大众哲学》写的序中写到：“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花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接着指出“这一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那他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大众哲学》的出版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有了一个指路明灯。广大青年积极热烈的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大潮中，通过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可以快速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相关理论成果的学习坚定了广大青年的革命信心和革命道路。

2.2促进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加以宣传

艾思奇先生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同志的哲学思想，甚至还秉承着艾先生的部分理念，而这在后期的学术代表作中都有反映。在延安时期搜罗研读了诸多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这其中就包括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作品，头脑中存在着诸多的思索与考虑。恰逢此时艾思奇正被调往延安工作，毛艾二人得以相见并加以多次深入交谈，在这一过程中毛艾两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也为后期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意义上的思想基础。

1939成立了以艾思奇为主要成员的哲学小组，小组成员就组织探讨了《实践论》、《矛盾论》，就给出的讨论意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艾思奇与两者在身份上的不同必然导致两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艾思奇是一位哲学家更注重理论层面的研究，但是是革命事业的指挥棒进行着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积累了诸多的实践经验，加之不断地阅读学习并掌握了马列主义重要的理论基础，实现了实践经验与革命理论的结合，就此逐步形成了思想。艾思奇对思想加以研究并用文章加以宣传如《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问题解答》、《从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等，还提出了要学习所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刻做到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2.3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全国虽然解放了，但是在干部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我国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教材问题，我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一直采用苏联的教材，这是难以长久发展的，因而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及时编写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60年Q定编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胡绳和艾思奇负责编写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于1961年11月正式出版，不久之后再版多次印刷就售出九十多万册，到之后又有多次印刷发行总数超过200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广。艾思奇作为该书的重要编写人员无论是从编写原则，还是到制订写作大纲，甚至到最后的文稿修订与定稿，这中间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渗透着他的精血。

艾思奇提出的四条编写原则即：“第一条力求内容的相对稳定性，既要反映理论的进展和中国党的经验，又要体现教科书的特点；第二条是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阐述哲学思想适当地结合起来，既反对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反对乱贴标签、空谈发展；第三条是适应教科书的适用对象，便于我国干部及高校师生使用；第四条是贯彻学术百家争鸣的方针，既不轻易写不同意见，又为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留有余地。”这四条原则实际上阐述了艾思奇关于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在这一教材的编写中艾思奇先生将中外哲学史中的部分资料作为了编写基础，同时还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吸入到所编写的教材当中，这一教材的编写展示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运用和发展。

3艾思奇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启示

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正确的思想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艾思奇先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不断地实现其中国化与大众化，不仅在革命时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样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的实现就需要致力于实现基础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际上就包含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同时也包含着它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

改革开放将满40年，这些年来我国在各方面虽有所成绩，但改革之路尚未完成、尚需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面对各种艰难困境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民大众加以引导，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向艾思奇学习，化整为零化难为间，转变说法，采用通俗可懂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空泛的语言多了，针对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

4结语

艾思奇将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事业，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位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走在不断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上，一生都在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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