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技术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各种观点，探讨了“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以及“协同演化理论”，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互不决定论 互相决定论 协同演化理论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把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

凡勃伦、阿里斯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观点

凡勃伦与阿里斯都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也是“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1964）。

凡勃伦在指出了技术决定制度创新的观点后，同时又描述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旧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制度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创新。“在凡勃伦的讨论中，通行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像其他所有活动一样，技术活动是从文化上嵌入的，进而又受到制度框架中的成见和目标的影响”（卢瑟福，1999）。

与凡勃伦不同的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里，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他认为，由于制度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度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抵抗变革。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技术创新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却从哲学的高度上解释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变迁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因而技术创新比制度变迁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具有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同时，制度和制度变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则会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共同作用，协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即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虽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但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新古典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同时与制度主义有着共同的一面，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资源配置并非在新古典所谓的无摩擦的世界中展开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从而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时，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最优；另一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对私人进行激励，鼓励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即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发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变迁，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使得技术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新制度经济学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充分论证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若产权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经济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位学者是国内制度决定论最著名的代表。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之谜”时认为，近代中国在工业革命后衰落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朝鲜和韩国50年来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也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坚持“制度决定论”，但是也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技术创新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来看，诺斯认为，首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技术创新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其次，技术创新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或从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某些外部效应为资源资质所内部化，有些则没有，这种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诱致政府干预经济这种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

演化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演化经济学倡导从进化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在技术与制度的的关系上，认为技术与制度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环境会对有机体施加选择压力，而有机体则不得不去适应其环境，一种寄生物的环境是其宿主或寄主，而对于寄主来说，寄生物又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当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试图利用寄主的时候，寄主同时也会在演化过程中防御甚至拒绝寄生物，于是，这两种生物就在相互斗争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生物界典型的共生演化。在经济系统中，这种协同演化也是比比皆是，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框架，即“变异-选择-保留”。这种演化过程包含着联合演化，在这样的共生演化中，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 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然而与生物界中的联合演化不同的是，技术与制度并不存在类似于生物界的那种对抗。它们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技术的创新导向需要支持性制度，同事也会对其制度背景形成某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也会束缚技术的改进，或者决定哪一种技术可以在经济系统中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

纳尔逊强调，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在纳尔逊看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 （工作）的知识。这样，技术就不再是先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技术，还包括社会技术。纳尔逊进一步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而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相互协调，这就需要社会技术来支撑，使得成员间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因此，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

“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

上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协同演化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折中的提法，主要有拉坦提出的“互不决定论”和一些学者提出的“互相决定论”。拉坦指出，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不仅产生的原因非常类似，形成技术和制度供给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因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共同或类似原因引起的两种不同过程和结果，并不存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谁决定谁或者说谁更根本的问题。可见，拉坦主张一种互不决定论。国内学者袁庆明（2002）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种动态的和分层次的观点，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同层次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有所不同。顾凤琦（2001）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运作，不但能保障和强化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而且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互动式”的提升作用，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出“两个创新”、“乘积”关系般的叠加效应。

评述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问题的讨论上，无论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虽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也都难免片面和极端之嫌。拉坦的互不决定论似乎给出这个两难问题的新答案，但是，能否因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原因的相似性便断言技术与制度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呢？这难免有点牵强。交互决定论中和了两种对立的论调，但是这种不分时间和空间同时强调二者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事实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抑或是互不决定论交互决定论，其理论归根到底都从属于一种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突破了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需要一提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虽然也同时强调技术与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但这与“技术-制度互相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技术和制度动态辩证的表述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揭示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向因果链条，强调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协同演化论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它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和制度变迁互为选择力量。选择力量只是技术变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不决定技术变迁。同一制度条件下，完全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甚至机遇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技术和技术变迁轨迹。类似的道理，同一技术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路径。因而，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协同演化模式和协同演化结果。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月刊，1999(10)

3.顾凤琦.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融合匹配机制的探讨.中国科技产业，2001(7)

4.雷明，董菁，于东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原理.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7)

5.杨勇华.基于演化范式的技术与制度关系探要.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