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创新:谨防上演“创新秀”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加快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到了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强调一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二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三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四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五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六要健全完善政策环境。为此，政府计划在五年之内扶植起机械、电子、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的10个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2020年之前将研发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2005年的1.2%提高到2.6%。此外，中国2006年科技预算增幅已经达到19.2%，大大超出其他领域预算7%的平均增幅（日本《朝日新闻》7月20日文：“中国掀起自主创新热”，载《参考消息》）。这样，在各级政府倡导下，“创新热”在全国各地掀起。

提倡科技创新、打造企业精英于国于民自然是好事一桩，可是笔者在此却有些“杞人忧天”的想法。因为如果把这一轮“创新热”看作是又一次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那么笔者不免有些担心，“创新热”是否会有演化为“创新秀”之虞。

熟谙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和渐进性质。这一制度安排的优点自不待言，可是，这种自上而下制度安排如果形成不了“上”与“下”的激励相容，那么改革就会障碍重重。

反观此一轮创新热潮，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迹象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如果说政府强调自主创新是基于国计民生的长远战略考虑，那么企业是否也应当坚持“创新最大化”呢？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视“利润最大化”为根本诉求，那么，“创新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可以并行不悖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将在何方？我们试作一番探讨。

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中国企业：蓝海乎，红海乎？此次由政府推动的创新热潮的一个潜台词是，中国企业缺乏创新。然而在笔者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这可以从我国企业近两年来利润增长及投资回报的指标看出。

2004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3%，全年增长39%。但进入2005年以来，中国企业出现“悲惨增长”，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增长都出现增幅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大幅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明显放慢，1-2月份增长了15%，3月份增长了18%，4月份增长了16%，五月份增长了17%，上半年增长了21%。

基于以上情况，许多人估计，中国企业已经进入“红海”，这也成为主张中国企业创新的一个背景。

然而，2006年中国企业的利润增长之快却又出人意料。国家统计局分布的200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107亿元（1-7月是96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28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3%；集体所有制企业实现利润193亿元，同比增长32.2%；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3418亿元，同比增长28.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769亿 元，同比增长25.8%；私营企业实现利润885亿元，同比增长50.5%。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82.75，比去年同期提高15.6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最快，同比增幅高达99.3%。

那么，中国企业总体上到底是在“红海”还是“蓝海”，中国企业到底是创新高还是创新不足呢？回答这一问题，先要解答以下几个问题：（1）200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8%的数字是否可信？（2）如果数字是真实的，企业又是如何在石油、大宗商品、劳动力等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维持它们的利润率呢？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利润的迅猛增长是一种常态。从1996年到200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已经增长了10倍，年均增长29%。中国工业企业从1996年的1000多亿利润增长到2000亿利润用了3年时间，从2000亿增长到4000亿用了2年，4000亿到8000亿用了3年，8000亿到16000亿也是三年（今年肯定到16000亿）。这种情况可从图1直观地显示出。

经过季节调整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额则如图2所示。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企业利润增长从结构上看主要是垄断行业利润增长所致。我们观察到，2005年1至7月，中国的石化行业利润增长527亿元，机械行业利润增长468亿元，轻工行业利润增长334亿元，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302亿元，以上四个行业利润增长总额达1631亿元，占1至7月全部新增利润2150亿元的80%。如果说石化行业作为自然资源垄断行业利润率增长较快，则机械轻工等行业利润增长则能较好地反映非垄断行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因此，200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8%的数字可信。

其次，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持续提高则能说明中国企业是如何在石油、大宗商品、劳动力等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维持它们的利润率的。

2006年上半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8393元/人，增加值为19760元/人，但是工资的增长只有4%，显然工资的增长相对缓慢。人力资本上升迅速，但工资上升缓慢，剩余被资本所得，其结果表现为利润。与发达国家相比，如果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约10%，大概30年以后才能接近美国2003年的水平（17.75美元/小时）。如果按目前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也就是中国年增长6％，发达国家年增长3％，则需要100年才能赶上。当然，在这期间，我们需要考虑汇率调整带来的影响。但我们作一假设，即便人民币在2030年前升值3倍，中国与美国的工资差距到2030年仍将相差10倍。

除了劳动力价格外，中国的土地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也还没有上升到足够的地步。比如，按人均计算，美国可用于工业化发展的耕地资源是中国的25倍以上，但过去几年内虽然中国城市地价惊人上涨，直到今天仅为1200元人民币/平方米，而美国的城市地价平均约为500美元/平方米，两者相差3倍以上。而土地在中国的增值收益通常是几倍乃至数十倍。

所以，中国企业利润增长相当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占GDP增长的30%―4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而在比之产品结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中，中国企业的创新收益也为资本所得，最终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

上述巨大的生产要素成本差异也意味着未来20多年内中国仍将保持住对发达国家极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尤其是重工业转移仍将不可避免地继续。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事实上和长期内都将处于“蓝海”领域，这一趋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根本改变。

中国企业需要怎样的创新中国企业需要怎样的创新，这需要从中国企业的性质出发，需要从中国企业创新的各种约束条件出发加以分析。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走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创新之路。

首先，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企业在服务创新等领域更多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创新上。中国房地产的领军人物深圳万科公司，并不强调建造最后的房子，但在物业服务上的要求却是力求最好，并以此构建自己的竞争力。再比如，联想公司一开始从事贸工技，贸易领先就是服务创新领先，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创新领先。

其次，中国社会制度约束不同于西方社会也决定了中国企业将走与西方企业不同的创新之路。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之前，中国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成本管理的办法提升自己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采用优质服务的方式。

再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等对于创新的约束影响也不可低估。比如在产品市场，今天中国已经普遍由自给自足的经济进入市场化的经济，但是在服务上却没有相应的观念转变。盗版侵权现象的发生都将极大地影响企业创新的动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有益的结论：

结论一：中国企业将长期处于机会时代而不是危机时代。相对于西方几百年工业化的进程，在中国浓缩为几十年，因此新的机会层出不穷，很多企业有足够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机会，加之市场投资回报还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创新动力与国外企业相比自会不同。

结论二：中国企业将长期处于非规范竞争而非规范竞争时代。目前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多非规范性，企业通常舍弃通过提升服务求取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途径，而更愿意采用非规范性的服务获得自己的竞争力。企业喜欢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此外，中国企业还具有的一个特点是，对于产权及财富的保护往往信心不足，因此企业更愿意赚快钱，而不是通过创新获取收益。

结论三：中国企业将长期处于产品需求而非服务需求的时代。当工资决定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不高时，人们对价格非常敏感，对产品本身敏感，但对相应的服务不敏感，这导致了服务创新的不足。在中国，很多服务是互助型的，亲戚型的。例如，以往的时候，搬家通常是找几个亲戚朋友来帮忙而不是找搬家公司。代替市场的服务，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体现，这种传统在将来的中国社会仍将作为潜规则继续存在。

正因为如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的优势仍然是传统产业领域，中国企业的创新也将更主要地集中在制度创新、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软创新”上，而在技术的“硬创新”上更多是模仿创新，而非原始创新。

正确认识政府

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由于创新是中性的，“创新最大化”要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因此作为自利的经济理性主体，企业会根据企业实际选择具体创新行为和方式。如果出现“创新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相悖，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情况，企业很可能会作出瞒天过海、丢卒保车的“理性”选择。

对于追求地方经济绩效最大化的地方政府而言，同样可能因为与上级政府的激励不相容以及政府机会主义的存在，在创新舞台上走上一场“创新秀”，进而出现一系列空喊政治口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秀场”。

在政府主导的创新热潮中，另一个可怕的后果是，企业因为要迎合政府以赢取政府扶持等利益而采取不切实际的创新举动，这种不计成本的过低创新行为势必对企业产生极大的伤害。

因此，政府在创新领域如何“出手”就显得极为重要。

首先，政府要做正确的事。企业创新的动力根本在企业，所以政府应该更多地伸出“帮助”之手，认清当前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在“软创新”而非“硬创新”，为企业消除创新的政策体制障碍，并建立起更加健康的制度，比如税收制度、金融和教育制度。

其次，由于创新的风险性，全世界的经验是建立起政府与民间合作创新的机制、体制，因此中国也可以寻求这样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探讨一种机制，让政府承受创新的风险，但是发明出来好的技术想办法尽可能快地有效地转化到中国商业用途，等等。

最后，政府要做到政策的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不连贯、不确定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和影响。

（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