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简史 第47期

引言

日本普通工人住着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平均每两户多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

中国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仅3.6平方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仍是人们追求的“三大件”，农村尚有两亿人未解决温饱。

东京商店里商品50多万种，而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

――这是让1978年走出国门的中国领导人五味杂陈的落差，“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

出访者还观察到，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社会风气还不算坏，没听说有偷自行车的，商店下班不上门板。

1978年，除了“”摘帽、小岗村立生死状、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些大事件，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领导人、考察团出访“井喷”的一年。

12位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邓小平的4次出访。他们去了东南亚，去了东欧，也去了曾经壁垒森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日本、西德高度自动化的工业生产，欧洲的高速公路网，高出中国企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越看越觉得我们落后”。

他们甚至还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好东西，比如欧洲的农场主们要想子承父业，必须经过国家认证、两年实习。

“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上层建筑非改不行”，邓小平这样说。

在改革的起点，外部世界的刺激，对于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找方向，至关重要。

今天，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30年来中国的巨变，而从一个典型的封闭型国家转变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无疑是这个历史变迁的主要特征和推动力之一。

30年前的中国，外资企业绝迹，没有外债，对外贸易额仅有300亿美元。今天，中国已成为国际资本最集中的国家之一，对外贸易额增加了50倍。

对外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1992年，邓小平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开放理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30年来，对外开放对于中国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无法以数字度量。

一个封闭的国度也可能有改革，但很难走得太远。中国改革之所以走到今天，就因为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开放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为反思体制弊端、探索改革路径提供了思想资源。

当然，开放不是照搬。中国领导人是清醒的，中国主要诉诸自己的实践探索，“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之处，不在于拒绝别人的建议，而在于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领域始终在的掌控之下。

对外开放走到今天，也遇到了一系列新挑战――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更多压力和摩擦，经济受国际因素影响增加了波动性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如何避免受制于人，在外资并购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

但正如改革不能止步，开放同样不可逆转，而且许多任务还有待完成。

回首30年的开放之路，站在60年的背景下，你会感叹封闭带来的贫乏和荒诞；站在100年的背景下，你会警醒于封闭带来的存亡之患。

“开放也是改革，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国务院总理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