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权变因素及过程

摘要：我国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之一。大批走出原始积累阶段的家族企业遭遇治理困境，以产权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学界针对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和道路选择问题众说纷纭。本文在对影响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权变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提出应权变地看待治理模式选择的问题，并构建了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以动态地显现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变迁的动态过程，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奠定基础。

关 键 词：家族企业；治理；权变连续流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２76．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０８９２(２００6)10－０069－０5

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的家族关系契约和要素契约的结合体，是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保持拥有的一个连续分布的状态，是家族及泛家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组织行为的经济组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家族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长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中国家族企业的问题也很多。目前，我国许多家族企业陷入了“二次创业”的困境。这些陷入二次创业困境的家族企业很多缺的并不是资金、市场和技术，而是人才和保证企业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成为阻碍家族企业成长的重大障碍。

有些学者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我国家族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摒弃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用现代公司制企业普遍采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型模式。还有些学者认为，家族制企业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是有效的，并不需要改变目前的现状，于是做出目前大多数家族企业采取的业主型治理模式适合其发展的论断。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对此做出结论，应当针对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背景，权变地看待这个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影响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可以动态地显现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并以之作为分析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一个分析模型。

一、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权变因素分析

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选择，与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密切相关。影响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权变因素很多。詹森和麦克林（1976）将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认为股权结构会影响企业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创造性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收入流和市场价值[1]。股权结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企业的经营激励、收购兼并、权竞争和监督等企业治理机制有着较大的影响。德姆塞茨（1983）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应当根据以下条件来建立：劳动力、生产规模、企业所有者潜在的经营能力[2]。中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张维迎（2000）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与个人经营能力、资产和风险态度有关[3]。杨晓维（2000）提出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最终依存于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4]。结合中国家族企业自身的特点，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变迁的因素权变主要有以下一些：

1. 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企业的成长表现为一个包括创业、早期成长、高速成长到成熟等多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有机发展过程[5]。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与之相匹配。

企业在创业期，一般规模较小、产品单一、技术简单，易于协调和组织企业内部活动。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利用经验管理，经营能力和技术缺乏进入壁垒，劳动力易于监督和取代。这类企业宜采用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模式，这是保证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尽可能对应的理想状态。这种治理模式既能保证资本的有效运作、增加决策效率又能减少监督和成本。

而随着企业进入发展期，企业规模增加，内部分工复杂，横向和纵向沟通协调增多。市场环境较不稳定，生产经营中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个别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大，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并不一定拥有这样的能力。经营者和技术要素所有者要求获取更大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只有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分配，通过对他们的激励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因此企业治理模式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

当企业进入成熟期，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相对应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原则，拥有控制权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享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才能实现其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的趋同，提高企业绩效。由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两种要素对企业的贡献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企业所有权安排，进而导致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

2. 产业技术特点

在低技术和中技术产业中，技术壁垒低，劳动力成本往往是主要成本，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对资源的利用和成本的控制，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更为稀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熟，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可替代性大，而资本的投入不易流动，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着比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大的风险。因此，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集中在出资人手中是符合企业所有权分配原则的。

但高技术产业有着复杂的技能要求，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技术创新者需要持续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入。有形资产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相对下降，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和价值增长的贡献迅速上升。在这类企业中，由于技术的专业化程度加深，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从属于团队的协作，人力资本呈现出非流动性的特征，对资源的控制、利润增长的贡献、经营活动的风险都集中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手中。为了避免人力资本的流失，减少经营风险，最好选用两权分离的模式。因此，处于低技术产业的企业常采用两权合一的模式；处于中技术产业的企业多采用两权相对分离的模式；处于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宜采用两权分离程度较高直至完全分离的治理模式。

3. 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

作为微观的企业治理模式及其效率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过程中离不开要素市场的作用。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变迁的成本和风险。在一个要素市场发达、信用体系健全的社会，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相关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一系列专业化的制度安排（如专业化的信用评级机构、猎头公司、经理人市场等）和讲求“诚信”的商业文化环境来部分地加以稀释和化解。但在一个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高、信用体系缺失的环境里，由于社会交易成本过于高昂，即使企业内部最基本的职能分工也必须借助亲缘、血缘、地缘形成的信用关系网来维持，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进程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实质性的推进。

4.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约程度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变迁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推动。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制度保障程度。如果社会缺乏完善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不能对恶意侵占家族企业财产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打击，企业主就只能使用自己人来避免风险。其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政府依旧对家族企业乱摊派，乱收费，随意侵害家族企业的利益，这样会使家族企业在发展中放不开手脚，影响企业社会化的进程。最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家族企业的财产在继承中不会被均分或者分裂，靠家族自身的繁衍推动的所有权社会化转型将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其可用家族成员的减少，人力资源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却会加快。

5. 文化差异的潜在影响

在论及家族企业存在的外部环境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特别强调文化的作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高文本文化和低文本文化。所谓高文本文化是指信息的高度清晰化和非人格化，人们通过各种契约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如欧美社会就被认为是高文本文化的社会；所谓低文本文化是指信息的低清晰度和人格化，信息交流较多依靠事前人们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这些信息交流对于一位外人来说是非常含糊和不充分的。我国就是典型的低文本文化社会。T・帕森斯和E・A・希尔斯将人际关系模式分为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两种。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圈子”，“圈子”的形成主要依赖于血缘、亲缘、地缘或其他具有明显识别性的标志。一般认为，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模式下的市场交易成本高，而普遍主义交易成本低。文化的差异导致企业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进而导致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治理模式的不同。

6. 企业家的个人特质

家族企业最初的成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企业家本人的勇气、执着和创业精神。因此相对国有企业，家族企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企业家的才干和胆识。如果企业家生性喜欢集权、喜欢个人权威听不进他人的建议，由这种类型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就会抑制企业社会化，就会排斥外人，其治理模式也更可能偏向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而那些民主、对下属信任、唯才是用的企业家在其能力有限的时候就更倾向于聘请职业经理人，并加速企业社会化的过程。由这种类型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其治理模式就倾向于公众公司的类型。

7. 企业的成长与扩张机制

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早期，企业大多靠自我积累而不断成长，成长的速度不快。企业的很多员工都是跟随老板一同打天下。因此，靠自我积累而成长起来的企业倾向于集权，重要岗位由亲信担任。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长与扩张方式逐渐发生改变，兼并和收购日益成为企业的主要扩张方式，为了管理的方便，往往保留被购并的企业之前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企业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散和稀释，并逐步改变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状况。

二、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研究的权变连续流模型

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权变因素很多，再加之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很大的非均衡性，即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企业所处行业、发展阶段、技术水平以及企业家素质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可能存在可供每个企业“复制”的通用“模板”。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存在一致公认的且能为所有企业套用的企业治理模式。各个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宜的治理模式，并在权变因素发生变化时，治理模式也相应变迁。

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依据企业所有权的集中程度和企业实际控制权的转移程度，将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总结为三种典型的模式，即业主型治理模式、折中型治理模式及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治理模式。这里的企业所有权是指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这里的控制权必须是实际控制权，即经理人员不仅获得重要管理岗位，同时也具有与该岗位职责相匹配的信息权和决策权。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划分治理模式的标准并不是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态，也不论其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类型。

所谓业主型治理模式是指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实现分离，企业的主要控制权在家族成员中配置的一种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是指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建立规范的治理机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所谓折中型治理模式是指已经具备公司制形式的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用于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并初具公司制企业股权明晰化、多元化的特征，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制有机融合，介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与业主型治理模式之间的一种家族企业治理形式。

1. 家族企业治理的权变观念

企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企业资本的社会化过程，是企业资本与社会资本日益融合的过程。企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稀缺的生产要素，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生产要素需求的类别和数量也不相同。企业要提高效益，一要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配置和组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地位是不断变化的，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合理配置资本、人力、技术、信息、管理等要素，而这其中必然伴随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

置身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族企业在选择企业治理模式时，必然从效率出发。效率边界客观地反映了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和变迁的界限。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尤其是微型家族企业，不宜盲目实施两权分离，也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而对于规模稍大的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公司制和其他创新模式，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的功能特长方面与外界整合，突破家族的束缚，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2. 家族企业治理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的理论逻辑

根据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权变因素，结合治理的权变观念，我们做出一个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分析模型（见图1），由于图中的横轴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个连续的过程，各种治理模式的变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将之名为“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

图1家族企业治理研究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

从图1可以看到，家族企业治理权变连续流分析模型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企业治理载体、变迁作用力以及变迁结果横轴。分析模型的第一部分代表企业治理载体，由中间的椭圆表示。家族企业治理表现为两种形式：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者相互补充。法人治理结构，即常说的内部治理结构，是指平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权、责、利的分配，以决定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合理配置的一套制度安排。它的基础是产权理论和委托理论，其治理载体是企业本身，因而与企业治理的绩效联系最为紧密。按照委托-理论，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股东与经营层的对立，即问题，是企业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同时，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科斯世界”中，所有者和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是有缺口和遗漏的，它既不可能预料到未来的所有情况，也不可能订立和执行各种情况下的各方责任与义务，这就使得问题无法通过一个“完全合同”来解决[6]。所以在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合同非完全的委托-关系中，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模型所示的内部治理就是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的治理活动，通过设计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相互配合、协调制衡的机制，保证企业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指挥协调顺利。

外部治理则包括一般股东以及潜在股东、资本市场、股票交易所等以及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监督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7]。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补充，其作用在于使经营行为受到外界评价，迫使经营者自律和自我控制。市场竞争，特别是资本市场竞争和经理人市场竞争，在健全的法人财产制度和恰当的股权结构下，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诞生提供了辅助条件，同时也形成了完善的监督者群体，对治理结构中的职业企业家形成了有效的筛选、激励与约束机制。因为，没有竞争约束的单纯的个人财产权会形成“所有者企业家”对“职业企业家”的驱逐，不利于真正改善企业治理绩效。

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清晰的产权制度以及完善的市场竞争法则共同作用于家族企业这一载体。三者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和重要性的不同，形成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

分析模型的第二大块是变迁作用力部分，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变因素的改变，影响着治理模式的变迁。作用力可分为动力和阻力。成熟的发展阶段、高技术的产业特点、完善的要素市场、良好的法律环境、便利的融资渠道等都将推动家族企业的社会化，推动家族企业朝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方向演进。而同时与之相反的条件则把家族企业锁定在业主型治理模式。企业治理的表现形式具体处于什么位置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大小。

分析模型的第三部分则是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类型框，以控制权转移程度为横轴，由左至右依次为业主型治理模式、折中型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动态地来看，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变迁作用合力的方向和大小也不断变化。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随环境的变化动态演进。

3. 权变连续流模型的理论优势

（1）将权变的观点运用到企业治理研究中提高了其理论解释性和实践指导性

中国目前对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大多处于对西方理论的推介和应用探索阶段，这些理论并不能直接解释和指导中国家族企业，因此必须加以吸收改进。而权变治理的观点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兼顾了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大大增强了理论的解释性和实践的指导性。

（2）能动态地反映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和路径

由于引入了治理模式变迁作用力因素，因此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可根据作用力合力的方向和大小而发生改变，动态地反映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和路径。而且还能通过企业这一治理载体体现不同的治理特征。

（3）真正遵循了企业治理分析模型所应该具有的原则

综合伯格洛夫（1995）和席酉民（2001）的观点，这些原则是：第一，可以对企业治理的不同类别的制度安排做出描述和分析；第二，能说明特定企业治理安排产生的条件；第三，能说明一种企业治理安排的不同构成之间的关系；第四，能对企业治理的变迁过程做出适当的解释和描述。

（4）从理论上解决了职业经理人的形成和选择问题

根据Tricker, Robert(1984)和吴淑琨，席酉民（2001）对企业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区分及界定：前者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的划分和制衡，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行动，是企业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8]。在企业实践中，企业管理和创新的主体――职业企业家是家族企业治理层面的重要因素，职业企业家的有效产生和选择问题是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重要问题，而权变治理分析模型正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依托产权的正确界定，奠定职业企业家产生的必要条件，然后借助于市场竞争的遴选约束与激励，共同形成职业企业家产生和选择的充要条件。

三、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启示

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障碍已经成为限制其持续成长的关键。如何从原有的相对于国有企业的机制灵活优势，跃迁为适应现代市场竞争中先进的企业制度优势，是新时期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变迁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完善的外部市场约束，并具有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的条件下，现代公司所采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性治理模式是理想的选择。但在外部市场制度约束不完善的情况下，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却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治理模式。因此在现阶段，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来说，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只能是其治理模式变迁的目标方向而非现实选择。

从国内外家族企业发展的实践来看，家族企业的社会化、管理专业化是其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企业自身应当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建立规范的内部权力分享与制衡机制，逐步实现管理专业化、规范化。作为政府政策制定者，应积极改善外部约束条件。例如加强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积极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等工作，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跃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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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Jensen, Michael and William Meckling, Theory of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305-306.

[2]Achian.A .and H. Demser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2,1972.

[3]张维迎.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杨晓维.技术、市场与企业所有权安排[J].经济研究,2000(2).

[5]克林・盖尔西克等.家族企业的繁衍――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6]青木昌彦,钱颖一.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7]杨瑞龙,周业安. 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Ｍ]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8]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责任编校：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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