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方式创新驱动社会发展

摘 要：本文借中国接入互联网服务20周年之机，总结了互联网技术创新给信息传播业、传媒业、政府治理和民间社会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提出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是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互联网技术创新改变了信息流动的方式，重塑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开放式的信息流动促进了传播领域的更新换代，破除了传统传媒业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传播业的开放倒逼了政府治理的公开透明，信息化建设提高了政府施政的效率。互联网的网状结构培育了强大的自组织能力，释放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呼吁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促使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正向循环。

关键词：互联网;信息传播;创新;政府;社会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3-0022-03

2014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二十周年。当我们回顾中国二十年来的发展，会发现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创新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开放性的信息传播对人和媒体、人和政府、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重塑，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促进了权力和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重新分配，释放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带动了个人潜能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形成了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正向循环。

一、互联网技术创新重塑信息传播格局

信息是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基本元素，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人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事物，得以认识和改造世界。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技术的驱动和权力的控制一直和信息的传播如影随形。

语言的产生使人摆脱了千百年来的蒙昧状态，成为和动物相区别的智慧生物。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语言传播获得了确定性，人类由此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思考活动，为之后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印刷机的发明使大规模、低成本的复制成为可能，信息得以冲出上层社会的狭小圈层，进入更为广阔的市民社会，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广播、电视的诞生使人类进入声画合一的电子传播时期，强烈的现场感和冲击力使“环球同此凉热”，地球缩小成弹丸之地。

和信息自由流动、无远弗届的天性相反，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者都曾致力于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从中国古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十八世纪欧洲的书报检查制度，特权阶层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对传播渠道的控制，制造和下层民众的信息不对称，以维护自身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信息沿着权力阶层规定的渠道流动，一些信息被有意识地阻断和遮蔽。“我想让你知道什么你才能知道什么，我想让你知道多少你才能知道多少，我想让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才能什么时候知道”成为集权时期大众传播的重要特征。更进一步，通过对信息有意识地控制和引导，传播者甚至可以做到“我想让你思考什么问题你就会思考什么问题，我想让你怎样思考你就会怎样思考”的程度。

通过对进入流通渠道的信息在性质、数量、时效、传播方式等方面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传播者顺利地实现了对广大受传者的操纵。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从多个角度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格局。

（一）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结构加速了权力的崩解

按照分布式结构设计的互联网拒绝中心，反对权威。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成为信息传播大网中的一个节点，开放的网状传播结构使信息四通八达，信息不再沿着单一的垂直型管道流动，对信息的控制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信息的自由流动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金字塔底的大众被信息技术赋权，方便地获得信息和发出声音使他们变得有力量，昔日垂直式的权力结构正加速扁平化。

（二）互联网的去中介化功能提高了传播的效率

在传统社会，众多行业中都存在着依靠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来进行营利的中介机构。通过在商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建立壁垒，中介行业以损害用户体验的方式谋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互联网有着强烈的去中介化效应，通过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建立起连接，使得信息更加透明化，缩短了供应链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效率，改善了用户的消费体验。寄生在供需产业链上的中介行业如果不能为用户创造出增值效应，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

（三）互联网信息的丰裕削弱了传播的效果

在信息稀缺的时代，拥有传播媒介本身就意味着某种霸权。由于受众对信息的极端渴求和传播的缺乏竞争，媒介的传播常常可以产生类似“魔弹”一般的强大效果。如今，互联网免费的信息提供模式使人们进入了信息过剩时代，用户的注意力成为人们竞相争夺的稀缺资源。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受双方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媒介从高高在上的信息者变成了提供信息、等待用户挑选的内容生产者。媒介设置议程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在下降，而受众在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中权重上升。

二、大规模信息流动挑战传统传媒业

大众传播事业的开端拜印刷技术所赐，大规模的复制形成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逐渐形成了职业的传播中心。对印刷机、电视塔等大型生产资料的拥有赋予了传播者的垄断优势地位，对信息进行严格把关的传者和沉默接受的大量受者从此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前者凭借信息优势占据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而后者由于缺少信息沦为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弱势群体。

传统传媒业是作为信源和受众之间的中介出现的。而今，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第一代互联网通常被称作WEB1.0模式，在传播领域的代表就是门户网站。它打破了不同媒体割据信息场的局面，打造了信息交融汇流的大平台，丰富的符号形式和宽广的传播渠道构成了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景观。由服务商免费提供的大量信息打开了受众曾经被传统媒体禁锢的视野，多元化的开放信源解构了传统媒体的职业性把关行为，光速的传播瓦解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信息开始了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自由旅程。进入21世纪，以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WEB2.0技术异军突起，无数的个人和组织开始通过网络平台发声，传受双方的角色分工被彻底打破，亿万网友的手持终端成为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全天候不间断的摄像头和麦克风。借助于社交媒体等公共平台，传者和受者可以方便地直接展开对话，传统媒体的传播中介地位正岌岌可危。

2013年8月，举世瞩目的一案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无数媒体的记者们从世界各地奔赴济南。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审理的所有信息均由济南中院的官方微博独家。千里迢迢从各地赶来的记者只能守着审判大厅外的一台电视拍摄微博。济南中院的微博粉丝数量从审理开始的6万多飙升至审理结束时的54万多，仅仅四天时间增长了7倍。这个事件意味深长，标志着信息传播平台的划时代转移。所有机构和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受众发声，传统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更进一步，由于丧失了信息的垄断地位，传统媒体不仅无法再把信息掌控于股掌之间，在舆论引导方面也正在丧失曾有的优势。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在网络意见领袖对下层草根网民的争夺之下，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引导正遭受来自网络自媒体的强烈质疑和挑战。2014年初春，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东莞色情业的一组常规报道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舆论风波。网民们集中谴责的对象并非、等违法行为，反而是担当曝光揭丑角色的央视。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平台，央视最近几年屡屡陷入这种困境，造成传播的逆反效应。传播说到底是“谁先说”和“谁说了算”的问题，如今，在这两个问题上，传统媒体都面临重大挑战。

在世界范围内，传统新闻业的衰落命运似乎已无可避免。美国、德国、英国一些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著名报刊在网络浪潮冲击之下纷纷倒塌，而来自社交媒体的第一手公民报道则不断登堂入室，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信源和丰富内容。我国独有的新闻体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传统传媒业，延缓这场革命的到来，但随着受众不断向网络空间迁移，传统媒体如果不革新求变，其影响力将被抽空，沦为体制内自娱自乐的文宣工具。

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 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在2015年，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步伐将明显加快。

三、传播业变革倒逼公共治理的公开化

建设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而信息的高度开放和透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最近这些年，在传播业变革的冲击之下，政府治理正逐步走向公开化、透明化。信息公开的领域在不断增加，媒体和个人言论的自由度在不断拓展，权力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从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机制正在常态化。这既是党和政府顺应世界文明潮流做出的努力，也是开放的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推动的结果。

最近两年，网络反腐和监督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亿万网民手中的手机成了360度全天候全方位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监督着权力的廉洁有效运行。2012年8月，原任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因为一张在延安交通事故处理现场微笑的照片而进入公众视野，后被网友人肉出拥有多块名表。

在媒体、网友持续不断的监督压力之下，陕西省撤销了杨达才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最终，杨达才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获刑14年。在新一届政府的持续高压和民间自下而上的监督举报之下，党风政风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吃大喝的少了，滥用公车的少了，官员发言行事更加谨慎了，突发事件中掩盖、撒谎、推诿的少了，公布真相、真诚道歉、承担责任的多了。网络正在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推动力。

互联网搭建了政治对话的平台，各级政府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直接向民众发声，提高了政策传达的效率，避免了多层级传播中政策的走样和失真。高层还可以通过互动平台直接了解民生民情，民众亦可通过表达意见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的《2013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政务微博客账号数量超过25万个，较上年增长46%[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编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政务微信发展总量已达5043个，全面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4]。政府和官员通过社交媒体主动回应和参与热点事件，形成了有效的政民沟通平台，推动了当前社会“公共协商”机制的形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网络助政实质上是社会治理主体运用互联网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互联网时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未来的十年，互联网技术将和广大网民一起，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政治文明的发展。

四、互联网的自组织能力释放了民间社会的活力

组织是指系统内的有序结构或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过程。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Haken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5]。

由于历史路径的制约，中国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在国家大家长的呵护下，自身能力始终没有得到发育，甚至产生对国家的依赖，这反过来又不得不通过强化国家功能来解决社会自身功能不足，这种因果关联进而又影响了社会自身的发展，形成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结构[6]。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他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在实现国家整体的目标上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但随着人们自主意识的发展，自我的意愿可能与组织的意愿相背离，导致个人与组织的隐性对抗，反而会降低组织的效率。自组织则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性格、兴趣和价值观一致的人们借助某些交往渠道互相了解，进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一些大家都认可的目标。由于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目标高度一致，通常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互联网技术创新不仅推动了更加开放的信息传播和公共治理，还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自组织功能，培育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近8万人滞留机场。外企员工王璐目睹了首都机场的窘境之后，通过自己的微博发出了一条试探性的邀约：“望京有没有愿意义务去机场接被困兄弟姐妹的？”一个小时内，这条微博被转发10950次，300余辆素不相识的博友驾驶私家车，参与了这场自发的救援行动[7]。

2011年，在郭美美事件导致传统公益模式备受质疑之时，由知名媒体人邓飞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起的“免费午餐”行动却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低廉的募捐门槛激发了众多草根网友的参与热情，项目的透明高效赢得了捐赠人的信任，截止到2011年9月，短短5个多月募集善款1690余万元，为77所学校的1万多个孩子提供了免费午餐。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免费午餐”公益行动的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成为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

另一方面，由互联网释放的民间活力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最近几年，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民众上街抗议当地建设化工项目所导致的。事件的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信息，形成舆论，进而发起线下抗议行动，行动的现场又通过社交媒体面向全国全世界直播，形成大量不在场者的网络围观。通过网络平台自组织起来的民众抱团取暖，改变了官民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获得了与当地政府的谈判和议价能力，加剧了事件处理的难度。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本身就不会一帆风顺，正如汤因比指出：“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互联网通过技术创新，释放了个体的传播能力，撬动了传统社会的权力格局，眼下虽意味着挑战，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理念变革和制度创新，创造性地回应这种挑战，从长远来看必将推动社会管理的升级和政治文明的发展。

五、结 语

20年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互联网的技术创新在20年内颠覆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如今，互联网的创新正方兴未艾，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为我们开辟更加美好的生活前景。也许，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技术浪潮中，中国人能够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原创性贡献？我们该如何进一步破除制度的壁垒，促进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正向循环？

参考文献：

[1]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N].人民日报，2014-04-23.

[2].强化互联网思维 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N].新华社，2014-08-19.

[3]2013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EB/OL].新华网，2014-04-08.

[4]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EB/OL].人民网，2014-06-26.

[5]自组织理论简介[EB/OL].百度文库.

[6]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EB/OL].经济观察网，2010-12-22.

[7]央视纪录片《互联网时代》第四集解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