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监管范文

信息监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会计信息舞弊；监管；博弈；推演

一、引言

历经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我国上市公司无论在数量、规模、实力，还是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上市公司通过会计信息造假，粉饰经营业绩，欺骗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中小股东，获取不法利益。接连发生的蓝田股份、银广夏、科龙电器等会计舞弊事件，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并由此引发了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股市动荡，上市公司筹资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经济规律和实践证明，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引导，证券市场亦然。由于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制度、体制、法规等的不健全与执行力不足，上市公司存在会计信息舞弊的空间与可能。然而上市公司在选择舞弊与否的同时，会顾及政府监管和惩处因素。当政府加强监管时，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降低，反之，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当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很低时，因为监管成本的缘故，政府会放松监管，同样，当舞弊盛行时，政府利益受到损害，则会加大监管力度。因此，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做出决策时，另一方会应对，一方行动之前要考虑另一方的反应及对结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对二者的博弈进行分析，寻找均衡解，并运用我国上市公司舞弊的数据进行推演是很有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从博弈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违规现象。向臻认为我国的会计实务已陷入“囚徒困境”之中。汤寿珩，何建国和何雷峰分析指出，会计舞弊与造假行为几乎不需要付出物质耗费，主要代价有：法律上受到制裁和惩罚，被吊销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停业、整顿、解散等，行为人、责任者受到各类法律责任的追究；经济上要以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给损害者以补偿，信誉受到损失。因此，建议一要加大舞弊法定成本的设定，二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舞弊的被追究率。秦江萍和段兴民认为，应加强对会计舞弊者的惩处力度并提高对会计舞弊者的处罚严格程度和检查力度，改善会计监管环境与降低会计信息的监管成本，明确监管者的职责，加大对监管者失职行为的处罚。秦江萍建议，以法规的形式确定适当的奖励系数，充分调动监管者的积极性，促使监管者积极实施严格监管，并加大对政府官员廉洁奉公的监管力度，以法规的形式指定适当的处罚系数，迫使其严厉打击会计舞弊者，抑制会计舞弊行为。然而国内学者运用博弈论分析上市公司与政府监管行为时，仅限于对模型本身的分析，几乎没有人利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推演。

三、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与监管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

1.参与人

本模型假设参与人只有两个，一是监管主体，即政府监管者，一是监管客体，即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政府监管者是信息的需求者，因远离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只能依靠上市公司向他提供信息。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确知真正的会计信息，而政府监管者却不确知或不完全确知真正的会计信息。由于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有选择性的披露或者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期限披露甚至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欺骗外部信息需求者，如中小股东，使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以获得超过正常经营状况的收益，使会计信息舞弊的产生有了可能。

2.行动方案

假定政府监管者的行动方案有两种，即监管或不监管。上市公司的行动方案也有两种，即舞弊和不舞弊。假设二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监管者和上市公司同时选择行动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即静态博弈；政府监管者和上市公司不能“串通”以谋取双方利益最大化。

3.信息结构

假定参与方的信息是完全的，每个参与方对其他参与方的行动策略都有准确了解或虽不能确定对方行动方案,但能准确确定对方的行动概率。

（二）模型构建

博弈双方都是经济人，影响政府监管者决策的因素是监管成本和罚款所得（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影响上市公司决策的因素是舞弊所得和舞弊罚款。因为政府的收益是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上市公司正常的收益也与政府监管与否无关，是固定的，为方便讨论，都假设为零。上市公司舞弊，政府监管失败，假设政府监管者的损失（如受到股民的批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为上市公司舞弊所得。

假设政府监管者的监管成本是C，上市公司舞弊所得是Y，舞弊罚款是F，政府监管者监管得到的报酬是S；政府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查处成功的概率是δ；政府监管的概率是p，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是q。得到表1的博弈模型。

（三）模型分析

1.政府监管概率（p）一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选择会计信息舞弊（q=1）和不舞弊（q=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Vg（p，1）＝p[-δF+（1-δ）Y]+Y（1-p）

Vg（p，0）＝0

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与不舞弊的期望收益无差别时，达到政府监管的最优概率。令Vg（p，1）=Vg（p，0）得：p*=Y/[δ（F+Y）]

2.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选择监管（p=1）和不监管（p=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Vsub>g（1，q）＝q[δ（F+S）-C-（1-δ）Y]-C（1-q）

Vsub>g（0，q）＝-Yq

当政府监管与不监管的期望收益无差别时，达到上市公司不舞弊的最优概率。令Vg（1，q）=Vg（0，q），解得：q*=C/[δ（F+Y+S）]

由此得到本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Y/[δ（F+Y），C/[δ（F+Y

+S）]}。即政府以p的概率实施监管，上市公司选择以q的概率进行会计信息舞弊。

当政府监管的概率p>p*时，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是不舞弊；当政府监管的概率p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q*时，政府监管者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四、模型的实际推演

（一）模型参数数值的确定与模拟计算

本文通过选取2003—2007年证监会对舞弊上市公司处罚的数据（剔除了异常数据）来对上述模型进行实际推演，以揭示各参数对舞弊与监管的影响，为政府部门制定监管策略，抑制会计舞弊提供参考依据。

从表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平均罚款额F=42.5万元，上市公司管理人平均罚款额为36.3万元。虽然我国证券法对违规上市公司的处罚规定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但从证监会处罚的案例来看，一般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管理人的罚款平均为其三倍违规所得，而对上市公司的罚款为其一倍违规所得。故可以得到Y=36.3万元。由于政府监管的成本无法获取，假设监管成本C=F/2=21.25万元。相应假设政府监管的报酬S=8万元。由于上市公司在实施会计信息舞弊时会采取比较隐蔽的做法，因此假定证监会对违规上市公司查实成功的概率δ＝0.7。将数据代入模型，得到模型的均衡解：p*=65.81%，q*=34.97%。即政府监管的最优概率是65.81%，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是34.97%，说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已超过三成，在会计造假的巨大利益诱惑下，上市公司很可能会违背法律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信息舞弊，有关部门需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至于政府监管的概率65.81%，在现实中，由于舞弊公司手段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及政府高昂的监管成本，根本无法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二）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由于模型的均衡解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政府监管成本、监管报酬和监管成功率都是笔者估计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参数进行敏感性检验。

1.监管成本C和罚款金额F

从表③可以看到，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监管成本的上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增大；随着监管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罚款数目的增加，舞弊的概率逐渐减小。当罚款金额为42.5万元，监管成本由11.25万元上升至51.25万元时，舞弊的概率由18.52%增至84.35%；当监管成本由11.25万元升至31.25万元，罚款由42.5万元升至212.5万元时，舞弊概率由51.43%下降至17.38%。可见，增加罚款金额和降低监管成本都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

2.报酬成本C和监管成功率δ

在上市公司舞弊的情况下，如果将监管成功率提高到100%，其他参数不变，在S＝48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可以降低到16.76%。政府监管报酬一定时，提高监管成功的概率就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在一定的监管成功概率下，增加政府的监管报酬就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但是注意到，即使政府监管的报酬在最高的48万元，当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0.2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还是高达83.79%；而即使政府监管的报酬最低为8万元，当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100%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可由超过100%降至24.86%，效果十分明显。可见要想通过增加政府监管的报酬来达到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概率的目标，必须以提高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前提。

五、研究结论

（一）模型均衡解的政策意义

本文通过建立两方静态博弈模型，求其均衡解，并对模型进行了实际推演和敏感性分析，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超过三成，仍需要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2.为了提高监管效果，需要加大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使其期望收益小于违规付出。如果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超额收益远大于真实披露所能获得的利益，作为理性人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势必会热衷于会计信息造假，给外部信息需求者造成损失。从对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加强政府的监管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因为处罚会使其收益减少。假如我国的信用体系完备，并且违规致信誉受损将严重损害其发展，那么上市公司和管理人将因害怕巨大的信誉风险而不敢轻易铤而走险。因此，可以尝试从加强市场管理，减少上市公司违规获利空间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着手，让上市公司自觉地遵规守法。

3.减少政府的监管成本，可以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监管成本即机构运营成本，其中人力资源成本占较大比重，若能引入竞争机制，淘汰素质低下，办事效率不高的人员，可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良好局面。

4.增加政府监管的报酬能够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但必须以提高监管的成功率为前提。在实践中，可以制定政府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5.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之中，相关法规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难免给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提供可乘之机。因此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法规出台后，应联合司法部门，严格执法，严肃查处违规现象，才能形成威慑力。

（二）研究的不足

首先，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仅是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的静态博弈，应是一个多方动态博弈的过程，参与者还应包括其他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债权人等外部信息需求者、会计事务所等。现实中上市公司违规往往是负责人策划、指使和强令会计人员进行的，其对博弈过程也将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模型表述的复杂性和数据获取的不便，本文采用的模型并不能很好地检验现实。

其次，模型参数估计的过程中，剔除了一些异常数据。另外，政府的监管成本，监管报酬和监管成功率都无法确定，是笔者估计的，没有要求其精确性，只是为了验证其对舞弊概率的影响，这对最终均衡解的计算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向臻.会计舞弊的经济博弈[J].现代会计，2003，（2）:40-42.

[2]汤寿珩，何建国，何雷峰.会计舞弊的经济博弈思考[J].经济师，2001，（8）:40-41.

[3]秦江萍，段兴民.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及其监管的博弈分析[J].经济问题，2005，（8）:73-75.

信息监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会计信息；监管；理想办法

中图分类号：F2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2-0061-01

会计信息的失真严重影响着市场经济秩序，既不利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和引导，也不能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配置。会计信息失真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也损害企业的利益。在当前会计生产方式下，会计信息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法规、准则、制度等进行规范和约束，由会计信息市场的监管者包括政府部门、审计部门、中介机构等来执行。相关部门对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披露进行适当监管，将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会计主体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频率，保证相关者的利益。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管的问题，不少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杜兴强（2001，2002，2003）从产权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决定不同利益相关者之于会计信息的各项权力的是由“企业所有权分享、会计信息管制和利益相关者道德因素”组成的稳定三角结构，肯定了会计信息监管部门的作用；彭加生（2002）对政府进行会计监管的效力进行了边界分析，认为不仅巨大的违规成本在查处率很低的情况下使无效的而且很高的查处率在过低的违规成本下也是无效的，政府必须“双管齐下”，会计监管才有效；吴联生（2003）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并分别从会计域秩序、信息不对称和人类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了这三类会计信息失真的不同成因，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对会计信息的监管的必要性。王雄元、严艳（2003）者认为政府干预的理性因事而异，过度干预使企业不仅获得了会计信息隐藏的权力和合法性，还可能会因为各种制度规则的不统一获得了会计信息故意失真的权力，因此干预或强制信息披露可能使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恶化。王玉蓉，卢方元，姜丹等（2004），李志强（2006）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监督者与做假者进行了博弈分析，认为有效的监管必须要低的监督成本，高的发现率和处罚金额。王建成等（2004）把政府和各企业间的博弈分析结合，指出会计信息失真即依赖于惩罚性失效水平，又依赖于政府的会计信息管理偏好影响、强制性影响和惩罚性影响水平。

综合当前的研究不难看出，对会计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管主要是建立在降低监管成本、提高查处概率和加大惩罚力度上。但目前，这三个方面却又是相互矛盾的，提高查处概率必定会增加监管成本，而查处概率上不去的话，惩罚力度再大也没有用。同时过度的干预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再者，从这些学者博弈方程的结果也不难看出，无论三者均衡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还是无法彻底消除会计主体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动机和倾向。并且，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大和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多样，企业的会计信息均衡失真水平也将会加大，再加上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会计信息的监管面临着困境。

一、会计信息监管面临困境的原因

由于利益的驱使、会计监督体系不健全、有关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低下以及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不合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造成了会计信息监管上的种种困难。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及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式解决解决（吴联生，2003），但是却不能解决会计信息来源和使用的社会性与会计信息生产的个体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这也就是会计信息监管难度很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会计信息从企业经济业务发生至最终提供给信息使用者，要经过两个环节：一是企业本身；二是企业外部监督部门。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人，它所要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关于它是否做假账这个问题上是不存在道德的约束的，关键看做假账还是做真账对企业有利。会计信息监督部门、投资者更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会计主体占有信息的优势，所以就又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诸多学者只是在这一前提下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前提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改变。事实上，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就是会计信息的个体生产。

经济业务不但是经营者个体的行为，更存在于相关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所产生的经济协议中。这些经济协议构成了交易联系，连接各个经营组织无数的交易联系，将社会经济活动构成了经济活动的链和网。但传统会计把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局限于个别“会计主体”的内部，不能充分地提供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会计界普遍认为，“企业的会计核算只能以企业自身的角度，来反映核算经济活动”。如此的会计信息的生产显然是个体性的。会计信息的个体性还反映在其所包含的内容上。起源于经营者的个体需求，以“会计主体”假设为基础的会计活动记录与反映的是“会计主体”的内部信息，而人为割断了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所以难以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情况。同时，建立在以“会计主体”为基础上的传统会计，在主观和理论上也不可能提出反映各个 “会计主体”之间的联系的要求。虽然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来说，提供会计信息是“会计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计信息的提供，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仅仅是权利或法律“迫使”的结果，并非出于自愿。在利益的驱使下，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难免有修饰与失真的可能。为了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传统会计建立一系列社会公认的会计准则，对会计行为进行约束。事实证明，这种“迫使”的约束不可能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经济活动的互为前提和互为条件，是对信息的真实性比较和验证的条件，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与可靠的惟一条件。依靠“会计主体”的自我监督去达到社会监督的目标，不仅是难以实现的，也是不科学的，在逻辑上更是矛盾的。经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会计信息的个体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是产生会计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也是使会计信息监管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我国现行的会计信息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问责形式单一，缺乏惩戒力度

目前，我国会计法规体系虽然已成系统，但是仍然存在着缺陷。首先，包括《会计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对于会计违规行为的追究一律采用行政责任，只有较严重者方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到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更少。由于严重依赖行政问责，忽视法律手段的运用，影响到会计法律法规的威严性，使其执行与落实的效果受到影响。时有会计违规行为因无法可依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使会计法规与实际工作出现严重的脱节。其次，我国会计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责任的规定又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针对性和具体性，许多处罚规定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弹性，执行起来不但标准不好掌控，同时也影响了法律法规的威严与公正性。

（二）监管部门过多未形成合力

目前，我国对会计信息采用的是分业监管的方式，虽然会计信息监管职能主要集中在财政部门，但是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部门各自对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会计信息进行监督与控制。按理说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监管针对性强，应有利于监管成效的取得。但是事实的情况却截然相反，由于没有统一的监管规定，缺乏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形成各个行业和单位之间监管标准不一、监管功能交叉、各自为政，出现功能重叠的现象。由于监管分工不明对同一信息很容易出现重复监管及缺位监管的现象，随之相伴的必然是出现职责不清以及出现监管问题后互相推诿的现象，从而降低了监管的效率与形象。同时由于监管政出多门，必然导致监管成本的加大，造成监管部门及被监管部门人才物力不必要的消耗与浪费。

（三）内部会计信息监管效率低

内部会计信息监管实质是一种内部控制。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是《会计法》明文规定的。内部会计信息监管做得好，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内部会计信息监管作用发挥的并不好，其效率是低下的。引起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不少单位对内部会计信息监管不重视，甚至认为内部会计信息监管是替他人做事，不应属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从事这一工作只是为了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基于这种思想不少单位对内部会计信息监管不重视，甚至在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上都得不到保证，使得监事会、内部审计部门等机构形同虚设，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此外，引起内部会计信息监管效率低下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内部会计监管独立性差，一些单位将内部会计监管部门与会计部门归属于同一机构或同一领导管理，更有甚者在机构设置上甚至将内部会计监管机构归于财务部门领导。

（四）间接监管效用不高

会计师事务所自成立以来，为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目前上市公司虚假信息仍不时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行。从近些年出现的系列会计造假事件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监管效用并不高。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会计师事务所本身是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存在成本与收入的比较，当面临竞争的市场环境时，为了争取到业务势必在价格方面做文章，如果所接受的业务价格低，必然会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缩小审计范围，无法获得充分的审计证据，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形成审计失败。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迅速，使得政府及协会只能依靠轮换抽查的方式，对其审计业务质量进行检查。业务监管力度薄弱，加之目前惩戒措施不配套，使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降低了风险意识，甚至违规执业，没有起到其应尽的社会监督作用和责任。

（五）直接监管弱化

我国直接监管部门涉及到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税务等。近些年不断增多的企事业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使这些部门审计资源出现紧张的局面，造成只能采取抽查等方式进行直接审计，无形中减少了造假被查处的机率，加上目前对违规行为处罚措施有限，使直接会计监管作用弱化。

三、会计信息监管的对策

（一）完善法规体系中的配套惩戒措施

法律的威严性体现在法规体系中配套惩戒措施的形式与力度。当前应当积极推动《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修订工作。细化这些法规中配套的惩戒措施，减少其弹性。改变过去只注重行政处罚的作法，强化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重视建立健全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机制。加大对虚假会计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强调对涉案单位的管理人员、会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认定，增加单位和个人的违规成本和违规风险，以使法律法规更具有针对性和威慑力。

（二）加大政府监管

要提高监管效率就应尽快消除多头监管的局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大政府监管力度，重点对国民经济生活中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加以监督。同时突出财政部门在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呼吁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监管系统平台，以财政部门为代表，做好政府与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同时借助这种方式加强其与审计、税务、证券监管、民间审计等部门的沟通与配合，以此逐步形成各负其责、层次分明、综合治理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监管

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政府会计信息监管的实施，鉴于当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的现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做好企业内部控制的指导监督工作，目前将监督的重点放在加强内部控制运行机制的检查上，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审计力量，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四）加强对民间审计的监管

企业会计信息在公布之前需要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往往注册会计师审计结果意味着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但事实的情况并非都如此。所以，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督有利于对被审计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再监督。若要实现对民间审计的强化监管，首要前提是倡导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多元化，在目前有限责任事务所较多的情况下，鼓励发展合伙制事务所，使行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以满足不同的民间审计需要。强化对民间审计的监督就要增加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明确划分签字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各自的审计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做好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不断提高整体素质，政府部门也应加强指导，努力改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以充分提高民间审计对会计信息的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1] 吴联生.会计信息失真的“三分法”：理论框架与证据 [J].会计研究，2003（1）.

[2] 杜兴强.契约·会计信息产权·博弈[D].厦门：厦门大学，2001.

[3] 杜兴强.会计信息产权的逻辑及其博弈[J].会计研究，2002（2）.

[4] 王雄元，严 艳.强制性信息披露的适度问题[J].会计研究，2003（2）.

[5] 王文莲.经济信息生产的社会化探讨.天津商学院学报，2004（6）.

[6] 王文莲.论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1）.

[7] 夏冬林.会计信息有用性与市场监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信息监管范文第3篇

一、标准、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满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需要，满足风险监管和预警体系评价的需要，满足银行监管透明度的需要，是“管法人、管内控、管风险、增强透明度建设”的现代监管理念在银行监管统计工作领域的反映。本文基于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银行监管统计信息平台的目标，从理念、制度和技术层面，探讨了银行业监管统计工作转轨和创新的观念变革以及充分发挥监管统计的信息、咨询和监督功能的路径。

一、统计理念：统计信息是公共产品

统计信息资源不是由政府垄断的产品，更不是统计部门的私有财产，而是为全社会共享的公共产品。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出来的信息和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都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因此是一种公共产品，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统计部门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强调银行业运行的透明度，包括不良债权在内的信息的公开披露已成为监管的一种趋势。树立统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的理念，打破对金融统计信息的屏蔽，满足外部审计和公众机构查询的需要，不仅符合先进的统计思潮、国际惯例，更是银行监管的本身的技术前提。

二、统计制度：需求多层面的整合和观念的变迁

（一）依法界定监管者与监管对象在统计上的关系。树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法律地位上平等的新观念。从行政法律关系上，银监会统计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关系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但是它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树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观念要求我们依法规范监管统计工作，加强对统计监管者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银监会行使统计调查权力应减少随意性，尊重被调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权益。有法定填报义务的调查表都要有法律根据，要在调查表中注明法律依据，并且将统计调查制度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社会公布，统计结果也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二）准确把握监管统计工作的核心。风险是监管工作的核心，揭示和控制风险就是监管的目的。监管统计工作要始终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和风险状况作为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目标，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底数、风险指标变化情况、风险的关键部位和特征作为监管统计的核心，为真实的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盈亏水平，为全面评价银行业机构发展能力和风险状况提供基础数据。为此，构建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监管实际，全面反映境内外、表内外、本外币的信息情况的监管统计体系是监管工作的基础。各项统计工作都要以风险统计为核心，必须以风险为切入点，全面反映银行业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情况以及银行自身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这不仅意味着监管统计的统计内容、重点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统计的统计方法的变化。

（三）丰富监管统计工作的内涵。现代的监管理念越来越强调商业银行的内控和治理。监管统计工作不仅仅是监管部门风险监管的需要，是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统计以风险统计为核心，特别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产质量，二是资金流动性，三是盈亏情况。这些内容也是银行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以及银行的投资者所关注的。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报送监管统计报表，也可以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资金流动状况和经营成果，本身就是进一步风险管理和经营决策的前提。对监管统计报表填报过程的信息收集和判断本身也应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加强内控的重要的手段，银行业监管统计制度也应是银行业内控的重要制度框架。这对监管统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监管统计指标和统计报表的设计要体现国际金融风险监管的最新发展要求，满足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风险评估的基本要求，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有敏感的反应。

（四）科学地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管统计制度。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提醒我们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即必须认识到实施监管也是要耗费资源的，在追求理想的监管目标和设计监管法律制度时必须有监管成本的观念。这意味着我们的监管统计制度和方法上都要坚持科学和合理的原则。在新的制度和方法制定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被调查人和社会各界的意见，科学论证，既满足监管和各方面的需求又避免繁杂烦琐，做到科学、合理、简洁、规范。要做到这一点，统计观念的改变是必须的，要有开放的先进的统计理念，既运用成熟的统计方法，又借鉴先进的统计技术成果。

（五）完善监管统计的技术平台。统计信息化的核心，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统计生产方式和统计生产模式。既要建立与监管工作相配套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报表制度，同时也要建立与统计工作相配套的银监会独立的信息化工程。信息化始终是统计工作所必须依托的工具和载体。推进监管统计工作信息化其实质就是实现监管网络化统计。所谓网络化统计，就是指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完成统计设计、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加工、储存和等统计信息的生产和管理活动。

三、统计功能：银行监管统计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常说统计具有“三大功能”即信息、咨询和监督功能。银行业监管统计的基本功能也同样是信息功能、咨询功能和监督功能。信息功能是指统计部门根据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方法，系统地采集、处理、传递、存储和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统计信息，为银行业金融监管服务；咨询功能是指统计部门利用掌握的统计信息资源，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入开展统计分析和专题研究，为各项银行监管工作提供咨询建议和对策方案；监督功能是指统计部门根据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及时准确地从总体上反映银行业体系的运行状态，对银行业体系及单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定量检查、监测和预警。

发挥监管统计的三大功能，必须从监管统计部门职能定位入手，使监管统计部门成为银行业监管的“数据库”和“资料库”，充分发挥统计的矩阵式管理功能，成为银行业监管的“信息中心”、“风险预警中心”和“信息技术支持中心”。监管统计的“数据库”是一个以描述银行风险为核心的一个有机协调的互为补充的数据集合体，针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状况和风险控制技术的发展，这个“数据库”至少应涵盖以下几个子系统：非现场监管数据系统、现场检查数据系统、风险评价预警数据系统。所谓“资料库”是相对于“数据库”的数字形态而言的，是指和金融监管统计相关的反映金融机构运行状况和风险状况的各类经济、金融情况反映和分析报告。“数据库”和“资料库”的完备是监管统计发挥信息功能的基础。“信息中心”的建立就是要通过对“数据库”和“资料库”信息资源的开发，实现统计的咨询和监督功能。建立“风险预警中心”可以充分发挥统计的监督功能，及时地向监管部门通报和反馈预警统计信息，提示监管的工作重点和切入点，起到窗口指导的作用。建设“信息技术支持中心”是用信息化推动监管统计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信息技术支持中心不仅是监管统计功能实现的技术保障，它本身也是监管统计信息化、实现网络化统计的重要标志。

四、统计信息披露：监管走向透明的必由之路

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内容、方式及管理等进行了制度的规范。这不仅体现了中央银行监管理念的变化，更为中国国内的商业银行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改革银行体制，增强透明度，提升信誉等级和在国际银行业界

信息监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监管信息；监管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48－03

一、监管信息交流和监管协调是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

从各国的情况看，主要国家或地区金融经营模式与监管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各国监管机构的分工也是不同的。如美国、德国等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英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实行的是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模式，法国、意大利等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韩国等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统一监管的模式，卢森堡、比利时等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证统一、保险单独监管的模式，加拿大等实行的是分业经营，银证统一、保险单独监管的模式。

一般而言，统一监管具有及时性、连续性、协调性和一致性，避免监管的重复和盲区，避免监管套利的优势。分业监管一般有多个监管主体，其优势在于专业性强，有监管竞争优势，但易存在监管的重复和真空，监管机构间协调难和责任推诿的缺陷。牵头监管、双峰监管和伞型监管成为分业监管模式的改进型制度。几个主要监管机构建立信息交换和磋商协调机制，明确牵头监管负责不同监管机构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明确对某一目标的监管责任，形成牵头监管模式。双峰监管是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对所有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监管，起到双重保险作用，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而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则负责对市场一体化标准、信息披露和保护消费者方面进行管理。伞型监管(加功能监管)是面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集团化综合经营，由一家监管机构进行集团层面的监管，而对控股公司经营业务的种类由功能监管机构进行主监管。如美国在1999年金融现代化促进法案出台后，金融控股公司可以从事更广泛的金融业务，美联储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首要监管者，实现在集团层面的伞状监管，州政府和其他联邦机构对控股公司所控制机构进行功能监管，美联储与这些监管机构实行监管合作。

可见，虽然各国监管体制不断变革，但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依然并存。分业监管有多个监管主体，是将按功能监管原则或按机构监管原则设置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外部化，而统一监管体制一般由一个权威机构统一负责，在其内部再进行具体分工，是将按功能监管原则或按机构监管原则设置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内部化。因此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推动金融健康发展是监管机构的共同目标。而在有多个监管主体实行分业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之间如何做好监管信息的交流、监管磋商协调就变得尤为重要，成为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

二、美国监管机构之间信息共享机制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是按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金融监管实行二元多头式，即由联邦和州共同负责。联邦一级的监管机构有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储备体系(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50个州则分别设立自己的金融监管机构。

每一家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主监管机构”，负责实施监管，并将对有关监管信息提供给其他监管部门。因此虽然监管机构众多，但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

美国银行监管体系非常复杂，美国银行机构需定期向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州政府的银行监管部门等监管机构报送有关财务状况、业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非现场监管资料，此外还需要报送其他非现场监测信息，如报送分支机构的存款报告，银行控股公司要向FED报送母公司报表、集团并表报表以及集团控股的非银行附属机构报表，上市银行要向美国证监会报送有关信息等等。因此一家银行往往需要向不同的监管机构报送大量的监管信息。

为加强各监管当局之间的沟通协调，统一监管标准，减少交叉重复，防止出现监管真空，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承担了专门负责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包括负责监管信息的标准化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安排。

FFIEC设有中央数据仓库(CDR)，先是由主管基础报表的机构(call agenty)完成数据诠释工作，包括报表格式、填报说明、检验关系等，并提供给授权的软件供应商，由软件供应商根据数据诠释开发出相应的软件并销售给各银行。银行应用这些软件，通过在线XBRL格式电子报送有关的财务状况、业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非现场监管资料，中央数据仓库直接对数据确认处理后便成为有效的基础报表(Call Reports)，并生成“统一银行业绩报告(UBPR)”，提供给各监管机构，同时在公共网站上向公众披露。基础报表是最主要的监管报表，其内容和报送频率由FFIEC决定，报表的格式和填报要求公布在FDIC的公共网站上。根据机构规模和业务复杂性的不同，基础报表的报送要求亦有所不同，如有境外分支机构的大银行需要填报25张报表、1100个项目，而规模小或业务简单的银行填报的项目相对较少。

由于信息数据的诠释、标准、格式和报送规范统一，利用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流程化加工统一，外部监管要求和银行内部管理要求统一，确保了银行与监管机构信息交换的准确和快捷，各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的共享，也减少了各银行和监管机构的重复劳动。

监管机构根据各自的监管分工，充分利用获得的各类信息，依靠各自非现场统计监测系统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如FDIC主要针对商业银行，FED主要针对银行控股公司，OCC主要针对机构和高管信息以及现场检查，识别风险点和需要关注的领域，进行早期预警，如每季各家银行的“统一银行业绩报告(UBPR)”，包括100多个固定指标和一些个性化指标，对银行经营状况进行分类比较和趋势分析；计算资本充足率，确定以风险为本的最低资本要求；识别出可能降级的银行和高速增长的银行，并分别予以重点关注；指导现场检查，确定现场检查的频度、时间和重点；根据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对银行进行骆驼评级和风险评价，并确定下一步应当采取的监管措施；FDIC还通过非现场分析进行存款保险定价等。

同时各监管机构实行信息交流共享，对社会公众信息披露度也非常高，除少数银行信托业务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信息外，汇总的数据信息和单家银行机构数据信息几乎全部在网上披露，如FDIC网站上提供了20000多页的信息，银行和公众都可以从网上看到基础报表的格式和填报口径的诠释，也可查到并下载每家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的情况，每家银行有600

多项指标和近10年的数据，以及根据基础报表生成的各类分析、统计表和图表。

三、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金融业各监管主体之间因职责界定不清晰、监管标准不统一，沟通协调不畅通，指标诠释不一致，数据信息不共享，在市场准入、业务规范、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等方面存在真空、重复或监管意见不一致。各家金融机构需要研究、理解、满足不同监管机构甚至是同一监管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的监管意图和要求，开发不同的信息系统，将各自的信息通过不同的途径向多个监管机构报送，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为此，借鉴国外良好做法，为加强监管的全面性、效率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在信息采集、加工和利用上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统一标准，分工合作，提高监管的全面性

在目前分业监管的前提下，构建好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体系和流程，法律法规要对监管的机构及其交叉的业务、交叉的领域赋予明确的职责和事权，实现从机构到功能到市场、从纵向到横向的全方位监管覆盖，不重叠不疏漏。借鉴国外牵头监管、双峰监管和伞型龄管模式，在涉及交叉经营和交叉监管时，明确一个主监管机构，其他相关监管机构密切配合，实行牵头监管；在涉及系统性安全和机构业务监管上，可实行双峰监管；在涉及综合经营上，可搭建伞型监管架构。明确监管目标和监管职责，在现场检查上互相沟通配合，在非现场监测上统一监管标准，在各监管机构之间形成有效的监管分工和合作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防止监管机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局面。

(二)统一采集，信息共享，提高监管的效率性

我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对非现场监测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形成矩阵，参照美国FFIEC模式，科学设计金融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体系，统一收集和加工标准化的信息，通过优化计算机和网络建设，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在监管机构内部以及各监管机构之间，形成充分的信息交流共享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在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信息互通系统，形成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互动机制，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大多实现了数据的集中，只要考虑统一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主要数据标准、格式和接口，可以大大提高信息收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非现场监测效率，减少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多头重复劳动。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也应架设面对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的桥梁，建立信息的披露程序，提高透明度，形成社会公众编外监管队伍，借助计算机信息系统达到“三约束”和“三公”效率，即内控约束、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建：、I公开、公平、公正的有序金融环境。

(三)利用信息，深度挖掘，提高监管的科学性

美国监管机构不仅可以对基础报表和统一银行业绩报告进行加工得到各项指标、比例、时间序列和同组分析等信息进行事后监测，同时可以对数据仓库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利用自行开发和外购的多种银行风险监测模型进行事前预警，如有识别大银行风险及变化趋势的模型、从定量角度进行CAMELS评级的模型、对CAMELS评级滞后期进行修正的模型、不动产压力测试模型、识别增长较快或融资结构高度依赖于非核心资金来源机构的增长监测系统、对一个机构的累积增长通过时间序列分析进行长期风险预警的持续增长者(Consi stent Grower)模型、识别高风险贷款机构风险贷款警报(QLA)模型、针对新注册的机构(不到8年)的年轻机构(YoungInstitvtions)模型、综合骆驼预警评级(SEERRating)模型、列出需要关注的机构名单并按季进行再检验的预警风险等级(SEER Ri sk Rank)模型、对金融机构进行总体判断的多旗(Multi－Flat)模型等等。

信息监管范文第5篇

由于利益的驱使、会计监督体系不健全、有关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低下以及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不合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造成了会计信息监管上的种种困难。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及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式解决解决（吴联生，2003），但是却不能解决会计信息来源和使用的社会性与会计信息生产的个体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这也就是会计信息监管难度很大的根本原因所在。会计信息从企业经济业务发生至最终提供给信息使用者，要经过两个环节：一是企业本身；二是企业外部监督部门。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人，它所要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关于它是否做假账这个问题上是不存在道德的约束的，关键看做假账还是做真账对企业有利。会计信息监督部门、投资者更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会计主体占有信息的优势，所以就又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诸多学者只是在这一前提下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前提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改变。事实上，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就是会计信息的个体生产。经济业务不但是经营者个体的行为，更存在于相关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所产生的经济协议中。这些经济协议构成了交易联系，连接各个经营组织无数的交易联系，将社会经济活动构成了经济活动的链和网。但传统会计把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局限于个别“会计主体”的内部，不能充分地提供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会计界普遍认为，“企业的会计核算只能以企业自身的角度，来反映核算经济活动”。如此的会计信息的生产显然是个体性的。会计信息的个体性还反映在其所包含的内容上。起源于经营者的个体需求，以“会计主体”假设为基础的会计活动记录与反映的是“会计主体”的内部信息，而人为割断了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所以难以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情况。同时，建立在以“会计主体”为基础上的传统会计，在主观和理论上也不可能提出反映各个“会计主体”之间的联系的要求。虽然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来说,提供会计信息是“会计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计信息的提供，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仅仅是权利或法律“迫使”的结果，并非出于自愿。在利益的驱使下，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难免有修饰与失真的可能。为了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传统会计建立一系列社会公认的会计准则，对会计行为进行约束。事实证明，这种“迫使”的约束不可能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经济活动的互为前提和互为条件，是对信息的真实性比较和验证的条件，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与可靠的惟一条件。依靠“会计主体”的自我监督去达到社会监督的目标，不仅是难以实现的，也是不科学的，在逻辑上更是矛盾的。经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会计信息的个体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是产生会计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也是使会计信息监管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我国现行的会计信息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问责形式单一，缺乏惩戒力度

目前，我国会计法规体系虽然已成系统，但是仍然存在着缺陷。首先，包括《会计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对于会计违规行为的追究一律采用行政责任，只有较严重者方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到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更少。由于严重依赖行政问责，忽视法律手段的运用，影响到会计法律法规的威严性，使其执行与落实的效果受到影响。时有会计违规行为因无法可依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使会计法规与实际工作出现严重的脱节。其次，我国会计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责任的规定又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针对性和具体性，许多处罚规定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弹性，执行起来不但标准不好掌控，同时也影响了法律法规的威严与公正性。

（二）监管部门过多未形成合力

目前，我国对会计信息采用的是分业监管的方式，虽然会计信息监管职能主要集中在财政部门，但是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部门各自对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会计信息进行监督与控制。按理说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监管针对性强，应有利于监管成效的取得。但是事实的情况却截然相反，由于没有统一的监管规定，缺乏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形成各个行业和单位之间监管标准不一、监管功能交叉、各自为政，出现功能重叠的现象。由于监管分工不明对同一信息很容易出现重复监管及缺位监管的现象，随之相伴的必然是出现职责不清以及出现监管问题后互相推诿的现象，从而降低了监管的效率与形象。同时由于监管政出多门，必然导致监管成本的加大，造成监管部门及被监管部门人才物力不必要的消耗与浪费。

（三）内部会计信息监管效率低

内部会计信息监管实质是一种内部控制。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是《会计法》明文规定的。内部会计信息监管做得好，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内部会计信息监管作用发挥的并不好，其效率是低下的。引起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不少单位对内部会计信息监管不重视，甚至认为内部会计信息监管是替他人做事，不应属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从事这一工作只是为了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基于这种思想不少单位对内部会计信息监管不重视，甚至在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上都得不到保证，使得监事会、内部审计部门等机构形同虚设，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此外，引起内部会计信息监管效率低下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内部会计监管独立性差，一些单位将内部会计监管部门与会计部门归属于同一机构或同一领导管理，更有甚者在机构设置上甚至将内部会计监管机构归于财务部门领导。

（四）间接监管效用不高

会计师事务所自成立以来，为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目前上市公司虚假信息仍不时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行。从近些年出现的系列会计造假事件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监管效用并不高。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会计师事务所本身是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存在成本与收入的比较，当面临竞争的市场环境时，为了争取到业务势必在价格方面做文章，如果所接受的业务价格低，必然会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缩小审计范围，无法获得充分的审计证据，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形成审计失败。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迅速，使得政府及协会只能依靠轮换抽查的方式，对其审计业务质量进行检查。业务监管力度薄弱，加之目前惩戒措施不配套，使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降低了风险意识，甚至违规执业，没有起到其应尽的社会监督作用和责任。

（五）直接监管弱化

我国直接监管部门涉及到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税务等。近些年不断增多的企事业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使这些部门审计资源出现紧张的局面，造成只能采取抽查等方式进行直接审计，无形中减少了造假被查处的机率，加上目前对违规行为处罚措施有限，使直接会计监管作用弱化。

三、会计信息监管的对策

（一）完善法规体系中的配套惩戒措施

法律的威严性体现在法规体系中配套惩戒措施的形式与力度。当前应当积极推动《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修订工作。细化这些法规中配套的惩戒措施，减少其弹性。改变过去只注重行政处罚的作法，强化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重视建立健全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机制。加大对虚假会计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强调对涉案单位的管理人员、会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认定，增加单位和个人的违规成本和违规风险，以使法律法规更具有针对性和威慑力。

（二）加大政府监管

要提高监管效率就应尽快消除多头监管的局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大政府监管力度，重点对国民经济生活中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加以监督。同时突出财政部门在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呼吁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监管系统平台，以财政部门为代表，做好政府与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同时借助这种方式加强其与审计、税务、证券监管、民间审计等部门的沟通与配合，以此逐步形成各负其责、层次分明、综合治理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监管

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政府会计信息监管的实施，鉴于当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的现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做好企业内部控制的指导监督工作，目前将监督的重点放在加强内部控制运行机制的检查上，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审计力量，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四）加强对民间审计的监管

企业会计信息在公布之前需要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往往注册会计师审计结果意味着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但事实的情况并非都如此。所以，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督有利于对被审计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再监督。若要实现对民间审计的强化监管，首要前提是倡导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多元化，在目前有限责任事务所较多的情况下，鼓励发展合伙制事务所，使行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以满足不同的民间审计需要。强化对民间审计的监督就要增加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明确划分签字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各自的审计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做好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不断提高整体素质，政府部门也应加强指导，努力改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以充分提高民间审计对会计信息的监管效率。

信息监管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会计信息；政府监管；会计监管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4. 002

[中图分类号] 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4- 0005- 02

1 政府会计监管的概况

政府对会计的监管是从外部的角度进行的，由于政府地位独立，与被监管者没有依附关系和利益联系，同时它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依法实施制裁。所以政府会计监管就是政府为了保护市场各参与者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和经济的有序发展和运转，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指导或强制会计主体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披露的行为。

2 政府会计监管产生理由

由于会计信息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作为供给方的企业，常常利用自身占有信息资源的优势进行舞弊。即使企业管理当局没有舞弊的初衷，但由于其提供的这种特殊商品比较容易为其他企业特别是竞争对象模仿，从而对企业本身的经营造成诸多不利。这时，作为手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可以凭借其自身的地位和权力，采取措施减少这种不对称，从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3 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现状

3.1 监管部门权力过度膨胀、权责不对等

政府监管部门权力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个体的权益保护重视不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其造成侵害。另外，也遏制了社会自发机制的形成，无法调动社会资源。仅凭政府监管部门的人力物力，无法对复杂的会计市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权责对等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我国立法在赋予政府监管会计市场权力的同时却没有明确监管无效时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就为政府寻求监管权力的过度扩张解除了后顾之忧。

3.2 政府监管程序不够严密

首先在监管对象的选择上，大部分监管部门并没有一套科学方法或程序来确定，往往凭监管部门的主观印象而定，造成某些行业或单位接连几年重复接受检查，某些行业或单位从未被检查过而成为检查盲点，造成一种不公平、不全面的状况。其次，在日常监管过程中，特别是在检查中，监管部门表现出的随意性更是普遍。

3.3 法律法规不完善

政府会计监管的法规性文件包括会计信息的质量控制体系和法律责任体系。我国现行的会计法规体系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会计法》中尽管规定了针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各种惩处措施，但是仍缺乏具体认定标准，重视对行政、刑事责任的追究，而忽视对遭受损害的投资者的民事赔偿，即使在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方面，处罚力度同样显得不够。

4 改善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现状的对策

4.1 政府实施适度的会计监管

4.1.1 政府对会计信息的监管要逐渐从过程监管转向结果监管

政府监管作为一种外部监管，重点在于以企业财务报告为载体的结果信息。我国政府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监管，容易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过程监管”的思路，眼睛紧盯着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会计资料以及处理这些会计资料的方法等。这样一方面损害了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自，另一方面也难以适应企业日益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业务，监管效率低下。

4.1.2 政府缩小监管范围

未来的政府监管应将监管范围缩小到国有企业以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上市公司等，其他类型的企业主要借助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来进行，政府对这些中介机构进行再监督。

4.1.3 政府不应滥用权力，而应采取适时介入的监管方式

当会计市场能够平稳运行时，政府不宜过多介入，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进行监管，而当会计信息质量或会计服务市场发生系统性信任危机或重大审计失败时，政府应果断介入，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

4.2 完善审计机制，加强审查力度

为使政府监管摆脱“监而不管”、“查而不处”的低效工作状态，必须加强监管制度建设。①完善监管责任制，包括合理设计内部组织结构，使各部门成为职能性或行动性责任中心，将完成监管目标的责任落实到个人。②按检查和惩处的工作流程设计完整、详细的工作规范，使监管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有具体程序可依。第三，财政部门在开展会计监督中，应当主动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对各单位会计工作进行全面监管的同时，避免重复检查、突出监管重点、转变监管职能、实行综合治理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专业监管的作用。

4.3 健全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

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法律环境的具体情况。如果会计法规缺乏科学性，就会为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判断带来困难，会计监督得不到有效实施，会给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因此，应不断完善以《会计法》为中心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及配套法规制度。建立惩处机制，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对违规违纪的单位及其连带责任人予以曝光，加大造假成本。其次，应抓紧修订、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及与行业监管有关的会计、证券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4.4 制定政府会计监管约束制度

根据权利对等原则，建立政府会计监管责任制，加强对政府会计监管者的约束，可考虑设立某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如设立类似于企业独立董事的会计检查委员会，其成员可由政府会计监管部门以外的人员组成，具体负责对政府会计监管部门进行再监管；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出现监管失误或寻租行为，还应追究政府监管部门及负责人的行政及刑事责任。

4.5 融合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

在市场经济中，会计市场机制实质是会计市场中几个要素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会计市场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或者是约束条件下的“条件极值问题”。一个理想的会计监管框架应该能够融合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使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会计监管和行业自律的相互融合是会计监管发展的方向。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取得约束条件下的函数最大值，是创建会计监管实施机制的最终目的和关键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郑荣臻，林志安.论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政府监管的视角[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8（8）.

[2]刘必章.论我国政府会计目标的合理构建[J].商业经济 ，2008（12）.

信息监管范文第7篇

在金融监管理论体系中，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能否达到监管目标作为衡量的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因此，有效金融监管要从金融系统的有序程度与竞争程度两方面进行评价，其综合目标应当是要达到有利于金融持续发展的最佳效率状态。在信息论的意义上、系统的有序性、组织程度与信息约束程度属于同一个概念，系统有序性增加就是组织程度加深，系统的负熵增加，信息的约束程度加强。而系统的效率由竞争的有效程度决定，竞争的有效程度又与系统的差异度成正比，也即与熵成正比，竞争的有效性加强，就表现为系统墒的增加。在刻划熵对经济的影响时，通常用信息效率E＝H／H表示，其中，H*代表系统最大熵，H代表系统实际熵，因而金融系统的竞争程度表示为F(E)＝AE，约束程度表示为R(E)＝B(1—E)，从而决定了金融监管目标的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个核心要素。在短期内，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H’可视为不变，则信息效率对有效金融监管的约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无法获得H量的信息，使监管控制不力，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降低了监管效率。第二，为了克服金融监管信息的不足，人为地抑制竞争以降低H，造成金融系统动力不足，这种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监管仍然是低效的。

进一步分析，不确定性既来源于自然因素，也来源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两个不同的金融系统中，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与分工程度相等从而H*相等，但是由于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也会导致H的不同，H较大的系统必然会使金融监管面r陆着更大的控制困难。因而对机会主义的抑制是金融监管不可缺少的环节。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的一般行为假定，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会加剧人的有限理性，助长机会主义倾向p而机会主义倾向又会导致歪曲信息或信息阻隔，进一步加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规范程度是决定环境的不确定与复杂程度的重要因素，机会主义倾向程度与信息规范程度成反比，同时也表现为干扰信息规范，加深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程度，因此金融系统的信息规范程度是制约金融系统机会主义倾向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的质上构成了对金融监管信息约束。金融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技术加强与机制设计得以提高，但是如果处于一个信息不规范的监管环境中，引入先进国家的监管手段与机制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甚至完全失效。如，采用同样的监管指标体系，在信息高度规范的社会中，其所包括的信息、量足以满足控制要求，而在低度信息规范的社会中，指标所包括信息的可信度降低，就降低了控制质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受到环境信息特征的约束。

二、有效金融监管与信息约束及信息披露的关系

从不同对象看，信息约束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从监管者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客观制约条件；第二，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一种手段。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金融系统中，一切信息应当能够完全在市场公开并为相关各方所拥有，储蓄与投资各方根据完全信息，合理调整风险预期，从而形成资金和利率均衡，此时市场机制完全起作用，不良金融机构将被驱逐出市场。但是，如果对金融机构的任何过失都将导致市场惩戒，那么这种机制反而是低效的。因此，在任何金融系统中都存在着必要的信息约束，金融监管当局代表储蓄者的利益占有信息，从而降低了社会的风险意识与风险预期，监管惩戒机制取代市场惩戒机制。信息约束不仅可以稳定金融系统，而且可以扩大资金供给。如图，

Q代表储蓄资金，R代表利率水平，S线代表资金供给，D线代表资金需求，这是一个新古典资金供求均衡模型。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完全由风险预期决定，而风险预期又由市场信息量决定。如果市场信息完全公开，储蓄方根据理性预期调整所得的平衡利率水平为RO，此时均衡水平的资金量为Q0。由于金融监管存在，通过信息约束，降低了市场风险预期，从而使5线向右下方移动。此时达到新的均衡点Q1和R1，Q1＞Q0，R1＜R0。可见金融系统可以在较低利率水平得到更多的资金。这一部分资金利益是金融系统利用信息约束所得的租。因此，金融监管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风险防范和稳定系统的功能上，而且是增加资金来源，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约束论强调了国家人为降低利率的创租行为，而金融监管可以利用信息约束创租，其意义并无区别，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定的信息约束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信息约束所产生的租应当能够用以加强商业银行的资本化，以及保证对产业的资金投入产生实际的效果。

市场信息量由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双方决定，金融监管代表储蓄方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信息要求，各种危机处理措施，如存款保险制度等的存在都可以降低市场信息的需求动力，从而决定市场信息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达到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状态能否在长期内维持下去，取决于社会的平均风险程度。即使金融监管当局不披露关键金融信息，储蓄方也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些启示。如果风险程度累积至一定程度，足以改变储蓄方的风险意识，就会改变信息供给决定预期风险的状况。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方并不能区别好银行与坏银行。根据阿克劳夫旧车市场逆向选择原理，市场会高估系统的整体风险程度，在图上，市场利率将上调到B2，资金供给量将下降到Q2。阴区域就是先期信息约束产生的租的返还。如果动态地看，租的产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分布于从1到T各期，而租的返还在瞬时间产生，由于T十1期的社会资金总量是以前T期的总和，从而在T+1期时租削减的基数很大，使社会资金供给量迅速地后退N期，N的大小由风险预期调整程度与T期的长短决定。此时由信息供给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就成为信息需求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信息约束就会从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形成租的削减。此时，为了降低过高的风险预期，必须向市场披露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以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

信息约束的这两个相反的作用可以从世界监管实例中得到反映。美国监管当局在处理储蓄协会的大量呆账时，不是积极地加以化解，而是修改会计制度，掩盖风险信息以达到信息约束，试图以此取得资金流人从而解决流动性问题。日本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一拖再拖，试图加以掩盖而继续取得租。但是无一例外过度的信息约束加大了风险预期，加长了T的期限，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租返还。因此，金融监管在利用信息约束的正效应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信息约束对金融监管逆效应，与此相应，必要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发展的必然成果。

三、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信息约束

从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末考察，我国金融监管中所面临的信息约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金融监管受到信息低效率机制与低规范度的制约。我国金融系统发展过程中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交替产生，总体来说，金融监管成本不断加大，金融风险程度加深，而对金融系统的抑制不断加强。对于低效的金融监管，可归因于诸多因素，但信息约束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从信息的角度考察，金融放开表现为系统炳的增加，如果金融监管系统不能保证获得完全信息，就只能以管制手段减少系统炳，使金融系统能够处于控制范围内。但是由于此时经济发展扩大了系统的最大炳，因而E＝H／Hx减少，从而金融系统的活力不足，信息约束导致经济约束，因此，只能再次放松管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低效监管系统与低效金融系统的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均衡所反映的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不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系统复杂程度，金融监管系统信息能力是相对不足，而我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是由社会信息特征决定的。我国是一个规范程度很低，信息高度集中的社会，因此，金融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状况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明显，也决定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与日本类似的现象与困难。第二，金融信息对社会实行高度的约束。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与日本一样，必然可以通过高度集中、高度保护的过程，形成金融信息约束，保证金融系统可以获得最大可能的资金资源。但是信息约束必然对金融监管产生反作用，监管的效率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而作为对策，日本开始注重金融系统的信息披露，强迫金融机构以SEC的标准向公众披露信息。日本目前面临的金融困境所产生的根源与中国极其相似，而日本金融监管现行措施也应当是中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因而，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必须注重：第一，提高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这包括改善信息技术条件，提高监管人员素质，理顺信息渠道等方面；第二，加强信息规范，提高信息质量，并逐步走向信息披露。后者不仅具有中国的特色，而且本身受社会习惯与历史传统等影响，对于改革而言，即十分迫切，又更为困难。

四、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约束的化解

1．会计制度的改革。信息规范对会计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来看，金融创新与会计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冲突已成为信息披露的难题，传统的财务报表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世界各国正在寻求多种方式对会计制度加以弥补。日本大藏省在1994年推行按市价计值的会计标准；在墨西哥已规定各银行采用美国的会计核算标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正在为推出报告综合收益工具而努力，将一些本来不在传统收益表内列示的项目，如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信息，纳入表中加以揭示。我国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时日未久，在实务中遇到的会计问题更多，比如，目前各银行系统尚未统一会计处理，准备金提取和应收未收利息入帐的制度规定不符合慎审性原则等。表内信息的揭示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而表外信息的透明度更低。当务之急在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会计对金融业风险与收益的揭示功能。

2．信息主体的创造。披露制度是信息供给主体与信息需求主体之间力量均衡的结果，构造合格的供需主体是制度有效性的保证。因此，首先，要界定供给主体，对信息供给形成有效的约束。从对制度的反应和行为动机这两方面来考察，管理者显然比具体操作者更关心信息对自身的影响，因此应确立信息提供单位的管理层为提供主体，并严格规定披露主体要对信息披露行为负主要责任，使其行为更加谨慎，从而减少信息阻碍。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创造合格的信息需求主体。在向市场披露的层次上，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树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债权人意识，逐步加大市场对内部信息披露的压力；在向监管当局披露的层次上，要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严格追究失职责任，提高其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在向内部管理者披露的层次上，要根据我国银行的产权特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造权责对称的约束机制，加强上层对下层的信息要求。

3．信息技术的更新。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通讯手段可以弥补人的能力的不足，为有效披露服务。不可否认，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持，大部分信息披露制度将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因此要根据程序框架设计出多层次的信息网络，采用远程通讯和大型数据库技术，在全国构建金融数据网络，保证信息的时效性，降低信息成本。

信息监管范文第8篇

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的形成与提供违背了客观的真实性原则，不能正确反映会计主体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信息失真是一个历史性、国际性的难题，其直接损害了投资者、债权人等各方的利益，导致企业亏损，从宏观上来看会计信息的失真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监管环节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有效地管理会计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就成为我国政府和各级财政主管部门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会计信息监管的必要性

从会计信息市场来看，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信息不对称。信息使用者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一定渠道获取的会计信息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并进行分析判断其真实性，最后做出决策。由于企业是会计信息的供应者，虽然法律规定了企业必须必须以财务报表、财务报告或者附注的形式向投资者、债权人或其他信息使用者提供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但是企业很有可能处于某种故意，对报表的内容进行主观改造，公布不完整的、甚至虚假的会计信息，而外部使用者很难从公布的会计信息中分析判断它的真实性，自然而然聚会处于劣势的地位。如果政府不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企业很有可能会损害这些外部使用者的利益，甚至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列有针对性、有效的措施来进行监管。

从监管方来看，政府监管更具优势。一种监管体系的构成应当具备三个基础条件：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存在利益冲突；监管主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监管主体有法定的授权和强制力。虽然目前对会计信息的监管主体还有企业自身和注册会计师行业，但与这两监管方比较而言，政府具有两大优势：第一，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监管方不具备的强制力。政府具备监管主体的所有条件，并且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更具有资源优势和权威性。因此，会计信息的失真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

会计信息失真的政府监管措施

要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笔者认为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来对会计信息失真进行有效监管。

加强和完善会计法规建设，增强违规企业的法律责任。首先，法律在赋予政府经济管制权的同时，政府也必须依法进行监管，这是监管会计信息的重要手段和法律保障。在会计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与会计信息有一定利益关系的人员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制定相应的规定来予以防范。比如现在试行中的会计人员委派制，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会计信息出现虚假的情况下，应将制裁的重点放在会计信息失真的利益获得者身上，从根源上防范有关人员通过伪造、篡改会计信息谋取利益。新的《会计法》相对于旧的《会计法》在这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前总是归责于会计人员，现在法律明确了企业负责人需要对虚假会计信息承担的责任。这就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其次，还必须尽快出台《会计法》实施细则，对违法违纪的企业及责任人加大处罚特别是民事赔偿和执行力度，并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执行的具体规范和司法解释，增强案件处理的可操作性，使违法者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使善于运用成本效益原则分析问题的企业不敢弄虚作假。

改善会计环境，控制失真渠道。改善会计环境，控制失真渠道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手段。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会计信息的失真与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政企分开的根本前提。政府不应当滥用权力，当会计市场能够平稳运行时，政府不宜过多介入，而当会计信息质量或会计服务市场发生系统性信任危机时，政府才应当果断介入。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前那种“放权让利”的企业改革方法并没有触及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端，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一些措施，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企业管理体制框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权责分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从而使企业自觉遵守经济规律，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完善公司治理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政府监管会计信息失真的前提基础。如果一个会计主体没有完善的治理机构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政府的监管的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政府就有必要引导企业下大功夫和力气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内部控制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稳固政府监管会计信息的基础工作。首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也是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构建科学的、先进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各自的职责，互相配合，协调运转，特别要重视和加强监事会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管作用。其次，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一切管理工作的前提，它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财政部先后出台了《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方式）》和货币采购、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等3个具体规范，为企业制定内部的控制规定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总而言之，各级政府及其会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措施，对会计主体反映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和有用的财务数量信息进行动态的监督和管理。通过科学的监管使会计信息能够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相符，最终达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