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监管范文

信息监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会计信息舞弊；监管；博弈；推演

一、引言

历经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我国上市公司无论在数量、规模、实力，还是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上市公司通过会计信息造假，粉饰经营业绩，欺骗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中小股东，获取不法利益。接连发生的蓝田股份、银广夏、科龙电器等会计舞弊事件，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并由此引发了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股市动荡，上市公司筹资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经济规律和实践证明，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引导，证券市场亦然。由于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制度、体制、法规等的不健全与执行力不足，上市公司存在会计信息舞弊的空间与可能。然而上市公司在选择舞弊与否的同时，会顾及政府监管和惩处因素。当政府加强监管时，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降低，反之，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当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很低时，因为监管成本的缘故，政府会放松监管，同样，当舞弊盛行时，政府利益受到损害，则会加大监管力度。因此，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做出决策时，另一方会应对，一方行动之前要考虑另一方的反应及对结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对二者的博弈进行分析，寻找均衡解，并运用我国上市公司舞弊的数据进行推演是很有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从博弈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违规现象。向臻认为我国的会计实务已陷入“囚徒困境”之中。汤寿珩，何建国和何雷峰分析指出，会计舞弊与造假行为几乎不需要付出物质耗费，主要代价有：法律上受到制裁和惩罚，被吊销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停业、整顿、解散等，行为人、责任者受到各类法律责任的追究；经济上要以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给损害者以补偿，信誉受到损失。因此，建议一要加大舞弊法定成本的设定，二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舞弊的被追究率。秦江萍和段兴民认为，应加强对会计舞弊者的惩处力度并提高对会计舞弊者的处罚严格程度和检查力度，改善会计监管环境与降低会计信息的监管成本，明确监管者的职责，加大对监管者失职行为的处罚。秦江萍建议，以法规的形式确定适当的奖励系数，充分调动监管者的积极性，促使监管者积极实施严格监管，并加大对政府官员廉洁奉公的监管力度，以法规的形式指定适当的处罚系数，迫使其严厉打击会计舞弊者，抑制会计舞弊行为。然而国内学者运用博弈论分析上市公司与政府监管行为时，仅限于对模型本身的分析，几乎没有人利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推演。

三、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与监管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

1.参与人

本模型假设参与人只有两个，一是监管主体，即政府监管者，一是监管客体，即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政府监管者是信息的需求者，因远离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只能依靠上市公司向他提供信息。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确知真正的会计信息，而政府监管者却不确知或不完全确知真正的会计信息。由于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有选择性的披露或者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期限披露甚至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欺骗外部信息需求者，如中小股东，使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以获得超过正常经营状况的收益，使会计信息舞弊的产生有了可能。

2.行动方案

假定政府监管者的行动方案有两种，即监管或不监管。上市公司的行动方案也有两种，即舞弊和不舞弊。假设二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监管者和上市公司同时选择行动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即静态博弈；政府监管者和上市公司不能“串通”以谋取双方利益最大化。

3.信息结构

假定参与方的信息是完全的，每个参与方对其他参与方的行动策略都有准确了解或虽不能确定对方行动方案,但能准确确定对方的行动概率。

（二）模型构建

博弈双方都是经济人，影响政府监管者决策的因素是监管成本和罚款所得（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影响上市公司决策的因素是舞弊所得和舞弊罚款。因为政府的收益是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上市公司正常的收益也与政府监管与否无关，是固定的，为方便讨论，都假设为零。上市公司舞弊，政府监管失败，假设政府监管者的损失（如受到股民的批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为上市公司舞弊所得。

假设政府监管者的监管成本是C，上市公司舞弊所得是Y，舞弊罚款是F，政府监管者监管得到的报酬是S；政府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查处成功的概率是δ；政府监管的概率是p，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是q。得到表1的博弈模型。

（三）模型分析

1.政府监管概率（p）一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选择会计信息舞弊（q=1）和不舞弊（q=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Vg（p，1）＝p[-δF+（1-δ）Y]+Y（1-p）

Vg（p，0）＝0

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与不舞弊的期望收益无差别时，达到政府监管的最优概率。令Vg（p，1）=Vg（p，0）得：p*=Y/[δ（F+Y）]

2.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选择监管（p=1）和不监管（p=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Vsub>g（1，q）＝q[δ（F+S）-C-（1-δ）Y]-C（1-q）

Vsub>g（0，q）＝-Yq

当政府监管与不监管的期望收益无差别时，达到上市公司不舞弊的最优概率。令Vg（1，q）=Vg（0，q），解得：q*=C/[δ（F+Y+S）]

由此得到本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Y/[δ（F+Y），C/[δ（F+Y

+S）]}。即政府以p的概率实施监管，上市公司选择以q的概率进行会计信息舞弊。

当政府监管的概率p>p*时，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是不舞弊；当政府监管的概率p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q*时，政府监管者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四、模型的实际推演

（一）模型参数数值的确定与模拟计算

本文通过选取2003—2007年证监会对舞弊上市公司处罚的数据（剔除了异常数据）来对上述模型进行实际推演，以揭示各参数对舞弊与监管的影响，为政府部门制定监管策略，抑制会计舞弊提供参考依据。

从表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平均罚款额F=42.5万元，上市公司管理人平均罚款额为36.3万元。虽然我国证券法对违规上市公司的处罚规定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但从证监会处罚的案例来看，一般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管理人的罚款平均为其三倍违规所得，而对上市公司的罚款为其一倍违规所得。故可以得到Y=36.3万元。由于政府监管的成本无法获取，假设监管成本C=F/2=21.25万元。相应假设政府监管的报酬S=8万元。由于上市公司在实施会计信息舞弊时会采取比较隐蔽的做法，因此假定证监会对违规上市公司查实成功的概率δ＝0.7。将数据代入模型，得到模型的均衡解：p*=65.81%，q*=34.97%。即政府监管的最优概率是65.81%，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是34.97%，说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已超过三成，在会计造假的巨大利益诱惑下，上市公司很可能会违背法律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信息舞弊，有关部门需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至于政府监管的概率65.81%，在现实中，由于舞弊公司手段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及政府高昂的监管成本，根本无法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二）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由于模型的均衡解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政府监管成本、监管报酬和监管成功率都是笔者估计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参数进行敏感性检验。

1.监管成本C和罚款金额F

从表③可以看到，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监管成本的上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增大；随着监管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罚款数目的增加，舞弊的概率逐渐减小。当罚款金额为42.5万元，监管成本由11.25万元上升至51.25万元时，舞弊的概率由18.52%增至84.35%；当监管成本由11.25万元升至31.25万元，罚款由42.5万元升至212.5万元时，舞弊概率由51.43%下降至17.38%。可见，增加罚款金额和降低监管成本都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

2.报酬成本C和监管成功率δ

在上市公司舞弊的情况下，如果将监管成功率提高到100%，其他参数不变，在S＝48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可以降低到16.76%。政府监管报酬一定时，提高监管成功的概率就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在一定的监管成功概率下，增加政府的监管报酬就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但是注意到，即使政府监管的报酬在最高的48万元，当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0.2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还是高达83.79%；而即使政府监管的报酬最低为8万元，当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100%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可由超过100%降至24.86%，效果十分明显。可见要想通过增加政府监管的报酬来达到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概率的目标，必须以提高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前提。

五、研究结论

（一）模型均衡解的政策意义

本文通过建立两方静态博弈模型，求其均衡解，并对模型进行了实际推演和敏感性分析，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超过三成，仍需要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2.为了提高监管效果，需要加大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使其期望收益小于违规付出。如果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超额收益远大于真实披露所能获得的利益，作为理性人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势必会热衷于会计信息造假，给外部信息需求者造成损失。从对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加强政府的监管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因为处罚会使其收益减少。假如我国的信用体系完备，并且违规致信誉受损将严重损害其发展，那么上市公司和管理人将因害怕巨大的信誉风险而不敢轻易铤而走险。因此，可以尝试从加强市场管理，减少上市公司违规获利空间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着手，让上市公司自觉地遵规守法。

3.减少政府的监管成本，可以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监管成本即机构运营成本，其中人力资源成本占较大比重，若能引入竞争机制，淘汰素质低下，办事效率不高的人员，可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良好局面。

4.增加政府监管的报酬能够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但必须以提高监管的成功率为前提。在实践中，可以制定政府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5.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之中，相关法规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难免给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提供可乘之机。因此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法规出台后，应联合司法部门，严格执法，严肃查处违规现象，才能形成威慑力。

（二）研究的不足

首先，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仅是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的静态博弈，应是一个多方动态博弈的过程，参与者还应包括其他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债权人等外部信息需求者、会计事务所等。现实中上市公司违规往往是负责人策划、指使和强令会计人员进行的，其对博弈过程也将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模型表述的复杂性和数据获取的不便，本文采用的模型并不能很好地检验现实。

其次，模型参数估计的过程中，剔除了一些异常数据。另外，政府的监管成本，监管报酬和监管成功率都无法确定，是笔者估计的，没有要求其精确性，只是为了验证其对舞弊概率的影响，这对最终均衡解的计算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向臻.会计舞弊的经济博弈[J].现代会计，2003，（2）:40-42.

[2]汤寿珩，何建国，何雷峰.会计舞弊的经济博弈思考[J].经济师，2001，（8）:40-41.

[3]秦江萍，段兴民.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及其监管的博弈分析[J].经济问题，2005，（8）:73-75.

信息监管范文第2篇

一、标准、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满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需要，满足风险监管和预警体系评价的需要，满足银行监管透明度的需要，是“管法人、管内控、管风险、增强透明度建设”的现代监管理念在银行监管统计工作领域的反映。本文基于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银行监管统计信息平台的目标，从理念、制度和技术层面，探讨了银行业监管统计工作转轨和创新的观念变革以及充分发挥监管统计的信息、咨询和监督功能的路径。

一、统计理念：统计信息是公共产品

统计信息资源不是由政府垄断的产品，更不是统计部门的私有财产，而是为全社会共享的公共产品。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出来的信息和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都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因此是一种公共产品，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统计部门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强调银行业运行的透明度，包括不良债权在内的信息的公开披露已成为监管的一种趋势。树立统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的理念，打破对金融统计信息的屏蔽，满足外部审计和公众机构查询的需要，不仅符合先进的统计思潮、国际惯例，更是银行监管的本身的技术前提。

二、统计制度：需求多层面的整合和观念的变迁

（一）依法界定监管者与监管对象在统计上的关系。树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法律地位上平等的新观念。从行政法律关系上，银监会统计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关系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但是它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树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观念要求我们依法规范监管统计工作，加强对统计监管者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银监会行使统计调查权力应减少随意性，尊重被调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权益。有法定填报义务的调查表都要有法律根据，要在调查表中注明法律依据，并且将统计调查制度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社会公布，统计结果也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二）准确把握监管统计工作的核心。风险是监管工作的核心，揭示和控制风险就是监管的目的。监管统计工作要始终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和风险状况作为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目标，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底数、风险指标变化情况、风险的关键部位和特征作为监管统计的核心，为真实的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盈亏水平，为全面评价银行业机构发展能力和风险状况提供基础数据。为此，构建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监管实际，全面反映境内外、表内外、本外币的信息情况的监管统计体系是监管工作的基础。各项统计工作都要以风险统计为核心，必须以风险为切入点，全面反映银行业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情况以及银行自身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这不仅意味着监管统计的统计内容、重点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统计的统计方法的变化。

（三）丰富监管统计工作的内涵。现代的监管理念越来越强调商业银行的内控和治理。监管统计工作不仅仅是监管部门风险监管的需要，是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统计以风险统计为核心，特别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产质量，二是资金流动性，三是盈亏情况。这些内容也是银行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以及银行的投资者所关注的。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报送监管统计报表，也可以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资金流动状况和经营成果，本身就是进一步风险管理和经营决策的前提。对监管统计报表填报过程的信息收集和判断本身也应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加强内控的重要的手段，银行业监管统计制度也应是银行业内控的重要制度框架。这对监管统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监管统计指标和统计报表的设计要体现国际金融风险监管的最新发展要求，满足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风险评估的基本要求，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有敏感的反应。

（四）科学地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管统计制度。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提醒我们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即必须认识到实施监管也是要耗费资源的，在追求理想的监管目标和设计监管法律制度时必须有监管成本的观念。这意味着我们的监管统计制度和方法上都要坚持科学和合理的原则。在新的制度和方法制定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被调查人和社会各界的意见，科学论证，既满足监管和各方面的需求又避免繁杂烦琐，做到科学、合理、简洁、规范。要做到这一点，统计观念的改变是必须的，要有开放的先进的统计理念，既运用成熟的统计方法，又借鉴先进的统计技术成果。

（五）完善监管统计的技术平台。统计信息化的核心，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统计生产方式和统计生产模式。既要建立与监管工作相配套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报表制度，同时也要建立与统计工作相配套的银监会独立的信息化工程。信息化始终是统计工作所必须依托的工具和载体。推进监管统计工作信息化其实质就是实现监管网络化统计。所谓网络化统计，就是指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完成统计设计、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加工、储存和等统计信息的生产和管理活动。

三、统计功能：银行监管统计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常说统计具有“三大功能”即信息、咨询和监督功能。银行业监管统计的基本功能也同样是信息功能、咨询功能和监督功能。信息功能是指统计部门根据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方法，系统地采集、处理、传递、存储和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统计信息，为银行业金融监管服务；咨询功能是指统计部门利用掌握的统计信息资源，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入开展统计分析和专题研究，为各项银行监管工作提供咨询建议和对策方案；监督功能是指统计部门根据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及时准确地从总体上反映银行业体系的运行状态，对银行业体系及单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定量检查、监测和预警。

发挥监管统计的三大功能，必须从监管统计部门职能定位入手，使监管统计部门成为银行业监管的“数据库”和“资料库”，充分发挥统计的矩阵式管理功能，成为银行业监管的“信息中心”、“风险预警中心”和“信息技术支持中心”。监管统计的“数据库”是一个以描述银行风险为核心的一个有机协调的互为补充的数据集合体，针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状况和风险控制技术的发展，这个“数据库”至少应涵盖以下几个子系统：非现场监管数据系统、现场检查数据系统、风险评价预警数据系统。所谓“资料库”是相对于“数据库”的数字形态而言的，是指和金融监管统计相关的反映金融机构运行状况和风险状况的各类经济、金融情况反映和分析报告。“数据库”和“资料库”的完备是监管统计发挥信息功能的基础。“信息中心”的建立就是要通过对“数据库”和“资料库”信息资源的开发，实现统计的咨询和监督功能。建立“风险预警中心”可以充分发挥统计的监督功能，及时地向监管部门通报和反馈预警统计信息，提示监管的工作重点和切入点，起到窗口指导的作用。建设“信息技术支持中心”是用信息化推动监管统计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信息技术支持中心不仅是监管统计功能实现的技术保障，它本身也是监管统计信息化、实现网络化统计的重要标志。

四、统计信息披露：监管走向透明的必由之路

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内容、方式及管理等进行了制度的规范。这不仅体现了中央银行监管理念的变化，更为中国国内的商业银行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改革银行体制，增强透明度，提升信誉等级和在国际银行业界

信息监管范文第3篇

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四年多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国资委系统信息化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贯彻落实《*-*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十一五”信息化规划，部署全国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工作。

全国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主要分三块内容：一是国资委机关的办公自动化建设；二是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包括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央企业之间的信息化监管、国务院国资委与各地国资委的信息化建设；三是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委所监管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我们现在实施的、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资监管系统一期工程包括了全国国资监管的内容。国家宏观经济信息共享系统工程即金宏工程中，国资委承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国有资产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这些都涉及到各地方国资委的工作范围。从这三块工作来说，国务院国资委机关的信息化建设，这几年在委党委和李荣融主任的高度重视下，进展非常快。特别是8月28日，我们开通了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央企业的视频会议系统。这是一个专用商密级视讯系统，可实现国资委内部、国资委与中央企业间、中央企业与中央企业间的视频会议及可视通讯。开通以来短短的半个月里，已经召开了数次会议，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看，效果非常明显。在视频会议系统建设过程中，我们专门预留了与各地国资委的接口，作为后期建设内容。关于中央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4月又共同召开了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会议，对整个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了目标和工作要求。最近，我们又对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做了全面的摸底调查和分析排队。从检查情况看，目前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总体情况是喜人的。有不少中央企业不但走到了国内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前列，而且和世界先进企业对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一部分企业约占5%。另外还有30%的企业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关于国资委系统的信息化，各省区市国资委这些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有些地方做得比国务院国资委还要好。一些地方国资委监管的企业信息化水平也相当高。但是，作为整个国资委系统来讲，从全国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来讲，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共同遵循的目标要求和时间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统一上做文章，所以，经过近半年的准备，我们决定在十七大之前召开这次会议。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信息化工作的文件精神，达到一个统一认识、统一标准、统一工作目标的目的。通过交流经验，沟通情况，大力推动全国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力争到*年使全国国资委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从纵向相比能够有一个大幅度的跨越和提升，从横向相比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加强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覆盖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国资监管信息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国资监管中的作用，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解决国资监管中面临的各种重大、紧迫和关键性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信息化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发展更加迅猛，信息获取、处理、存储和传输能力持续上升。可以说，信息化已经成为时展的主题。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息技术创新不断催生新理念、新应用和新产业，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指出，信息化过去理解为一种方式，后来理解为经济的某一个领域，现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现在很多世界级的公司都进入中国，这些企业虽然主业不一样，国别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方面都走在前列。信息资源日益成为与能源、材料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市场的竞争，信息资源越来越重要，资本市场上一个小时之差的信息，可能让你大赚，也可能让你大亏。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信息，你早知道一小时，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上就可能避免了大的损失。我曾经跟一些企业老总强调，一个企业老总每周至少用几天时间看同行在国际国内的各种动态，尤其是搞大的投资，必须看得远一些，历史要看3-5年，发展也要看3-5年。这些都是信息资源，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推动着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对国家竞争力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相制定和实施国家信息化战略与行动计划，力图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截至*年底，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商企业资产总额已达29万亿元，在石油石化、航天航空、交通运输、电力电信、国防工业、重要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主导地位。进入世界500强的19家内地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71%，资产总额占93%，从业人员占9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资产总额占48.2%，主营业务收入占32.7%，实现利润占43%，上缴税金占到54.2%。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推进国有企业和全国国资监管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对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意义重大，任务迫切。

（二）国资监管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特别是*年出台的《*-*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了今后15年我国信息化的基本方向，成为我国未来十五年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国资监管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发展战略提出：“满足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规范监管行为的要求，深化相应业务系统建设。围绕财政、金融、税收、工商、海关、国资监管、质检、食品药品安全等关键业务，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有序推进相关业务系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共享，促进部门间业务协同，提高监管能力。”所以，我们必须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国资监管信息化在国家信息化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信息化建设，完成好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任务。

（三）加快信息化建设是国资监管工作迈上新台阶的迫切需要。近几年来，各级国资委围绕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积极推进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和法规体系、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制度体系、出资人财务监督体系等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初步实现了监管制度创新，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但是，国有资产监管要真正做到“三结合、三统一”，仍需付出很大努力，必须大力推进监管制度创新和监管方式创新，提高监管能力和效率。监管方式的创新，现阶段最主要的是要实现监管手段的信息化。要充分应用信息技术，挖掘利用信息资源，改变目前国资监管数据采集、处理方式落后，数据有效性和共享性弱，数据覆盖范围小、深度不够，数据及时性和针对性差等现状，建立有效的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比如，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亟需收集和开发国有资产信息资源，及时准确地掌握国有资产分布状况和经营情况。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大力开发利用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企业国有资产特别是重大财务信息和产权转让的实时监测和规范管理。总之，大力推进国资监管信息化，既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迫切需要，也是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紧迫任务。

二、充分肯定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取得的成绩

几年来，各省区市国资委围绕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相继开发建设了一批信息网络、信息网站、网上办公和业务管理系统，为有效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国资监管、推进国企改革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信息化基础工作不断加强。一是信息化工作领导机构逐步建立。部分省区市国资委成立了由委主要领导挂帅、各职能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对信息化工作的组织协调。二是信息化工作机构、编制、人员基本落实。大多数省区市国资委明确由办公室负责信息化工作；吉林、河北、山西、内蒙古、上海、湖北、深圳、青岛等地方国资委设立了信息中心。贵州、河南等省国资委建立了委机关各处室及监管企业的信息联络员制度。三是信息化建设经费投入机制初步理顺。深圳市国资委把信息化建设经费作为监管费用的一部分，统一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四是制定了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上海、山西、四川、贵州、广西、宁波国资委编制完成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五是信息化工作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辽宁、宁波国资委制定了计算机网络、网站、信息报送、信息安全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信息化建设开始进入规范化轨道。

（二）网络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全国大多数省市国资委已经开通机关局域网和电子邮件系统，信息获取和传递能力明显提高。不少地方建成了业务内网和业务外网，为开展国资监管提供了四个网络平台：（1）外网与国际互联网连接，形成访问互联网平台；（2）内网与本级政府政务专网相联，形成政府机关公文流转平台；（3）通过内部局域网，形成委内公文处理平台；（4）通过非公文传输系统，形成与国务院国资委公文报送平台。同时，实行内网和外网物理隔离，为信息系统安全运行提供了技术保障。山西、安徽、广西等地方国资委以专网方式实现了与市级国资委和监管企业的互联互通。河南省国资委建立与省委、省政府信息传输网络，实现报送公文、信息的无纸化传送，提高了办公效率。

（三）办公系统应用效果逐步显现。北京、山东、黑龙江、辽宁、河北、天津、上海、江苏、福建、甘肃、广西、青岛、厦门国资委相继开发应用网络协同办公系统，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经费。山东、福建等地方国资委不的公文办理全部实现网上流转。江苏省国资委来电、来文和发文的处理基本实现无纸化。青岛市国资委的办公系统已经由收文管理、发文管理拓展到督查管理、信息管理、档案管理和会议管理等内容，推动了机关办公效率的提高。北京、上海、山东等省市国资委开通了和监管企业的视频会议系统。湖北省国资委建立多媒体会议室。

（四）国资监管信息系统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为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各地国资委积极开发建设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广西国资委正在建设国资监管综合业务管理信息系统。上海市的国资监管信息系统可研报告已经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山东省制定了国资监管信息系统总体建设方案。青岛市国资监管信息系统已纳入*年青岛市财政项目投资计划。云南省国资委的财务及重大事项监管信息系统建成投入使用。北京市国资委推广应用了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系统和产权管理系统。上海市国资委开发了国资经营预算管理、高技能人才管理等多个业务应用系统，为国资监管业务顺利开展、提高效率提供了支撑。国务院国资委有关业务厅局初步建成企业财务数据统计评价系统、中央企业人才数据库系统、中央企业业绩考核系统、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测系统、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调查系统、惩防体系管理信息系统、监事会工作业务系统等。这些信息系统，为做好国资监管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测系统为例。*年，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测系统的建设工作，目前已实现了与北京、天津、上海国资委和产权交易机构的联网。监测系统的建成和推广，使各级国资委对产权交易的监管手段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实现了从事后的静态监管向全过程的动态监管的转变；产权交易机构的操作得到进一步规范；产权交易严格按照操作规则和程序进行，大大减少了违规操作行为；为今后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国资监管网站和政务信息公开成效明显。各省区市国资委高度重视开发建设互联网站，大力宣传国资监管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成绩，宣传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崭新风貌和重大成果，大力推进国资监管信息公开和电子政务，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办事效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3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已有30个国资委开通互联网站，成为宣传国资监管工作的重要阵地。按照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和公众参与等要求，各地国资委互联网站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全面性得到加强，在线办事、公众参与和互动交流明显改进。

（六）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开始建立企业信息资源库。河北省国资委建立河北国资企业经济信息平台和领导决策信息支持系统。安徽省国资委建成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省属企业财务快报、省属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等多个数据库，为全省国资委系统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服务。甘肃省国资委组织录入监管企业1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形成了完整的省属企业历史财务决算数据库，为分析监管企业国有资产分布状况、运营质量、发展趋势等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二是内部信息网内容不断丰富。辽宁、天津、湖北等省市国资委都开通了内部信息网，成为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天津市国资委在内部信息网设立专栏，170余个国资监管法律法规文件，为全委人员规范高效开展工作提供了信息咨询。三是国资监管信息加工成果明显。内蒙古、吉林等地方国资委重视对监管企业经济运行数据的收集加工和分析研究，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七）推进企业信息化和软件正版化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部分省区市国资委把企业信息化建设作为信息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推动监管企业加快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水平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河北、山东、广西等省（区）国资委出台了推动监管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监管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河北省国资委要求企业设立信息化专项资金，并组织部分企业到全国信息化工作标杆企业考察学习。山东省国资委坚持每年召开一次省管企业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商讨工作措施。各地国资委按照国家总体要求，积极配合版权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稳步有序展开，在做好委机关软件正版化的同时，积极推进监管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国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基础网络不够健全，互联互通不畅；业务系统水平较低，应用和服务范围较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滞后，共享和对外公开程度不高；标准不统一，制度建设薄弱，安全存在隐患；缺少统筹规划，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国资监管信息化水平与加强国资监管的要求相比，与全球信息化发展趋势和国家信息化发展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解决。

三、进一步明确国资监管信息化“十一五”发展目标和任务

根据国家“十一五”信息化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国资监管信息化的现状与实际需求，我们初步考虑国资监管信息化发展的“十一五”目标是：基本建成覆盖中央、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国资委及所监管企业的国资监管信息网络平台，各级国资委普遍建立起业务内网和外网；重点应用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初步建立；基础性信息数据库、信息资源目标体系与交换体系、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初步建立；各级国资委门户网站全部开通，并成为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可在线处理的业务项目基本实现网上办理。

实现上述目标，关键是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要从分散建设向现有资源整合利用转变；二是要从信息系统独立运行向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转变；三是要从重建设向注重深化应用转变；四是要从信息管理偏重自我服务向注重公共服务转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要着力抓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建设和整合统一的国资监管网络平台，推进互联互通。荣融同志今年1月25日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暂行办法》的要求，抓紧建立各级国资委之间交流联系的信息网络，及时组织工作交流，总结推广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经验，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系统的整体素质。为此，要充分利用各级国资委的现有网络资源，按照《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的要求，加快建设各级国资委上下之间、国资委与所监管企业之间相互联接的国资监管外网，实现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信息共享。基于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建立国务院国资委与各省级、计划单列市国资委及中央企业之间相互联接的国资监管内网，满足内部办公、管理、协调、监督和决策的需要。内网和外网实现物理隔离，在信息内容上内网的信息不能上外网，能上外网的信息尽可能不上内网。

（二）建立和完善国资监管业务系统，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根据《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意见》关于“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统一要求和相关标准，根据各自职能和工作实际，明确本地区本部门业务应用系统的部署范围，加强信息资源开发，推动相关业务应用”的要求，紧紧围绕履行出资人职责关于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要求，规范和优化业务流程，统筹规划建立所监管企业人才管理信息系统、企业重大事项管理信息系统、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企业国有资产监督信息系统、企业经济运行信息系统、企业党建纪检监察信息系统。同时，按照职责明确、流程规范、功能完备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业务协同。

（三）建立和完善国资监管数据库，大力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统一标准和规范，编制国资监管工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信息资源交换体系。分工负责建立各类国资监管信息资源库和信息采集系统，形成比较完善的全国国资监管信息资源体系。要充分开发利用现有国资监管信息资源，建立企业基本信息、企业绩效评价、企业人员管理、企业财务、国有产权、资产统计、企业经济运行、企业投资、党建纪检监察、政策法规文献等数据库。在保证数据信息保密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内部信息门户、领导决策支持系统等信息共享查询系统，完善信息授权共享机制，促进国资监管信息资源在各级国资委内部、跨层次、跨地区交流共享和开发利用，为各项监管工作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服务。

（四）改进和完善国资监管对外门户网站，推进信息公开和在线服务。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充分认识办好政府网站的重要意义，不断健全和完善政府网站体系，增强网站功能。未开通对外网站的省市国资委要尽快开通，已开通的要努力提升建设和管理水平，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全国国资监管对外门户网站体系。各级国资委要按照“及时、准确、丰富、活跃”的要求，建立网站内容保障机制，落实信息上网责任。完善网站管理制度，增强网站服务功能，增强网站权威性和影响力。加大信息力度，提升信息质量，提高国资监管工作透明度和效能，自觉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大力开发应用网上办事系统，公布办事流程，实行审批业务网上受理、审批进程在线查询和反馈，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积极推进网上互动交流，开展在线访谈和网上调查，提供网上咨询、便民问答、监督投诉、领导信箱等服务。落实网民意见、问题、投诉的受理反馈责任，提高网上服务效率。

（五）加强技术标准和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保障信息安全。按照《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坚持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方针，全面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根据国家标准，结合国资监管工作实际，建立统一的国资监管信息化总体标准、应用标准、应用支撑标准、信息安全标准、网络基础设施标准、管理标准和信息编码标准，规范信息化建设，确保信息共享和信息安全。要把日常管理、技术手段和应急机制结合起来，确保国资监管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和重要数据安全保密。抓紧建立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制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管理办法，加强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建立科学的密钥管理体系，规范和加强以身份认证、授权管理、责任认定等为主要内容的网络信任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系统，提高对网络攻击、病毒入侵、网络失窃密的防范能力。要充分考虑信息网络系统的抗毁性与灾难恢复，制定并不断完善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

（六）加强对所出资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推动企业加快提高信息化水平。促进企业加快建设和完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推进信息集成、共享、协同，提高管理水平和集团控制力，加强对所属各级子企业的实时监控和管理。促进企业加快开发专业应用信息系统，强化生产营运过程的在线监测、预警和控制，实现精准、高效生产。推动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环节的监督管理，改进监测、预警手段和控制方法，进一步搞好资源能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快发展电子商务，通过供应链、客户关系管理等，形成完整的电子商务价值体系，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发挥专业信息服务企业的优势，承揽外包服务，帮助企业低成本、低风险地推进信息化。积极探索开展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估工作。推动企业加快实现软件正版化，在符合标准的条件下优先使用国产设备与软件。

四、切实加强对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和协调

推行国资监管信息化是监管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影响到方方面面，涉及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难度很大，任务艰巨。各地国资委要深刻认识实现国资监管信息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按照总体部署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建设，狠抓任务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机构、人员、职能和责任“四到位”。信息化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的集成创新，各级国资委要把信息化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管理体制和机制，切实加强对信息化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重大项目的协调推进。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负责抓落实。要落实信息化工作机构、职责和人员编制，保证机构和人员稳定，优化人员专业结构。有条件的地方要设立专门的信息化工作机构。积极探索试行统筹信息化工作的信息主管制度。

（二）加强规划预算，确保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各级国资委要紧密结合加强国资监管工作的需要，抓紧编制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工作目标、建设项目和经费预算。按照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优先次序，落实年度建设计划和项目资金。办大事不要怕花小钱，关键是要把钱用好。要保证建设和运行经费持续投入，信息化项目的建设经费，要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负担的原则，积极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的运行和管理经费，要列入年度行政经费预算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把信息化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列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加强制度建设，科学规范信息化工作管理。建立健全规范的信息化工程预算、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确保国资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规范有序。制定信息化建设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加强对信息化投入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评估，建立和完善信息化工程建设问责制。推进国资监管信息化建设，要坚持使用正版软件，优先采用国产设备和软件。对于软件开发、个人终端及网络系统的运行维护，要积极面向专业机构探索实行技术外包，以节省投资和缩短周期，获取更优质的技术服务。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全员信息化应用水平。适应国资监管技术创新的需要，制订信息化培训计划，组织各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展信息化培训，宣传和普及信息化知识，强化信息化意识，提高信息化技能。在公务员考录和职位竞争上岗考试中，适当增加信息化知识的内容。选聘有经验、懂技术的专业人员从事信息化建设工作。积极引进和培养国资监管工作亟需的信息化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提高信息化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五）加强工作交流，推广信息化建设先进经验。定期组织开展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交流研讨活动，及时通报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深入总结经验，研究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部署共建项目工作任务。有条件的地方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国资监管信息化经验。建立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交流机制和载体，宣传信息化建设的成效和成功做法。适时组织对信息化建设的检查评估，评选表彰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为做好国资监管信息化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信息监管范文第4篇

在金融监管理论体系中，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能否达到监管目标作为衡量的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因此，有效金融监管要从金融系统的有序程度与竞争程度两方面进行评价，其综合目标应当是要达到有利于金融持续发展的最佳效率状态。在信息论的意义上、系统的有序性、组织程度与信息约束程度属于同一个概念，系统有序性增加就是组织程度加深，系统的负熵增加，信息的约束程度加强。而系统的效率由竞争的有效程度决定，竞争的有效程度又与系统的差异度成正比，也即与熵成正比，竞争的有效性加强，就表现为系统墒的增加。在刻划熵对经济的影响时，通常用信息效率E＝H／H表示，其中，H*代表系统最大熵，H代表系统实际熵，因而金融系统的竞争程度表示为F(E)＝AE，约束程度表示为R(E)＝B(1—E)，从而决定了金融监管目标的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个核心要素。在短期内，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H’可视为不变，则信息效率对有效金融监管的约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无法获得H量的信息，使监管控制不力，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降低了监管效率。第二，为了克服金融监管信息的不足，人为地抑制竞争以降低H，造成金融系统动力不足，这种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监管仍然是低效的。

进一步分析，不确定性既来源于自然因素，也来源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两个不同的金融系统中，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与分工程度相等从而H*相等，但是由于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也会导致H的不同，H较大的系统必然会使金融监管面r陆着更大的控制困难。因而对机会主义的抑制是金融监管不可缺少的环节。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的一般行为假定，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会加剧人的有限理性，助长机会主义倾向p而机会主义倾向又会导致歪曲信息或信息阻隔，进一步加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规范程度是决定环境的不确定与复杂程度的重要因素，机会主义倾向程度与信息规范程度成反比，同时也表现为干扰信息规范，加深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程度，因此金融系统的信息规范程度是制约金融系统机会主义倾向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的质上构成了对金融监管信息约束。金融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技术加强与机制设计得以提高，但是如果处于一个信息不规范的监管环境中，引入先进国家的监管手段与机制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甚至完全失效。如，采用同样的监管指标体系，在信息高度规范的社会中，其所包括的信息、量足以满足控制要求，而在低度信息规范的社会中，指标所包括信息的可信度降低，就降低了控制质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受到环境信息特征的约束。

二、有效金融监管与信息约束及信息披露的关系

从不同对象看，信息约束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从监管者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客观制约条件；第二，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一种手段。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金融系统中，一切信息应当能够完全在市场公开并为相关各方所拥有，储蓄与投资各方根据完全信息，合理调整风险预期，从而形成资金和利率均衡，此时市场机制完全起作用，不良金融机构将被驱逐出市场。但是，如果对金融机构的任何过失都将导致市场惩戒，那么这种机制反而是低效的。因此，在任何金融系统中都存在着必要的信息约束，金融监管当局代表储蓄者的利益占有信息，从而降低了社会的风险意识与风险预期，监管惩戒机制取代市场惩戒机制。信息约束不仅可以稳定金融系统，而且可以扩大资金供给。如图，

Q代表储蓄资金，R代表利率水平，S线代表资金供给，D线代表资金需求，这是一个新古典资金供求均衡模型。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完全由风险预期决定，而风险预期又由市场信息量决定。如果市场信息完全公开，储蓄方根据理性预期调整所得的平衡利率水平为RO，此时均衡水平的资金量为Q0。由于金融监管存在，通过信息约束，降低了市场风险预期，从而使5线向右下方移动。此时达到新的均衡点Q1和R1，Q1＞Q0，R1＜R0。可见金融系统可以在较低利率水平得到更多的资金。这一部分资金利益是金融系统利用信息约束所得的租。因此，金融监管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风险防范和稳定系统的功能上，而且是增加资金来源，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约束论强调了国家人为降低利率的创租行为，而金融监管可以利用信息约束创租，其意义并无区别，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定的信息约束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信息约束所产生的租应当能够用以加强商业银行的资本化，以及保证对产业的资金投入产生实际的效果。

市场信息量由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双方决定，金融监管代表储蓄方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信息要求，各种危机处理措施，如存款保险制度等的存在都可以降低市场信息的需求动力，从而决定市场信息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达到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状态能否在长期内维持下去，取决于社会的平均风险程度。即使金融监管当局不披露关键金融信息，储蓄方也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些启示。如果风险程度累积至一定程度，足以改变储蓄方的风险意识，就会改变信息供给决定预期风险的状况。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方并不能区别好银行与坏银行。根据阿克劳夫旧车市场逆向选择原理，市场会高估系统的整体风险程度，在图上，市场利率将上调到B2，资金供给量将下降到Q2。阴区域就是先期信息约束产生的租的返还。如果动态地看，租的产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分布于从1到T各期，而租的返还在瞬时间产生，由于T十1期的社会资金总量是以前T期的总和，从而在T+1期时租削减的基数很大，使社会资金供给量迅速地后退N期，N的大小由风险预期调整程度与T期的长短决定。此时由信息供给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就成为信息需求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信息约束就会从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形成租的削减。此时，为了降低过高的风险预期，必须向市场披露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以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

信息约束的这两个相反的作用可以从世界监管实例中得到反映。美国监管当局在处理储蓄协会的大量呆账时，不是积极地加以化解，而是修改会计制度，掩盖风险信息以达到信息约束，试图以此取得资金流人从而解决流动性问题。日本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一拖再拖，试图加以掩盖而继续取得租。但是无一例外过度的信息约束加大了风险预期，加长了T的期限，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租返还。因此，金融监管在利用信息约束的正效应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信息约束对金融监管逆效应，与此相应，必要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发展的必然成果。

三、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信息约束

从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末考察，我国金融监管中所面临的信息约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金融监管受到信息低效率机制与低规范度的制约。我国金融系统发展过程中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交替产生，总体来说，金融监管成本不断加大，金融风险程度加深，而对金融系统的抑制不断加强。对于低效的金融监管，可归因于诸多因素，但信息约束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从信息的角度考察，金融放开表现为系统炳的增加，如果金融监管系统不能保证获得完全信息，就只能以管制手段减少系统炳，使金融系统能够处于控制范围内。但是由于此时经济发展扩大了系统的最大炳，因而E＝H／Hx减少，从而金融系统的活力不足，信息约束导致经济约束，因此，只能再次放松管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低效监管系统与低效金融系统的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均衡所反映的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不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系统复杂程度，金融监管系统信息能力是相对不足，而我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是由社会信息特征决定的。我国是一个规范程度很低，信息高度集中的社会，因此，金融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状况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明显，也决定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与日本类似的现象与困难。第二，金融信息对社会实行高度的约束。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与日本一样，必然可以通过高度集中、高度保护的过程，形成金融信息约束，保证金融系统可以获得最大可能的资金资源。但是信息约束必然对金融监管产生反作用，监管的效率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而作为对策，日本开始注重金融系统的信息披露，强迫金融机构以SEC的标准向公众披露信息。日本目前面临的金融困境所产生的根源与中国极其相似，而日本金融监管现行措施也应当是中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因而，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必须注重：第一，提高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这包括改善信息技术条件，提高监管人员素质，理顺信息渠道等方面；第二，加强信息规范，提高信息质量，并逐步走向信息披露。后者不仅具有中国的特色，而且本身受社会习惯与历史传统等影响，对于改革而言，即十分迫切，又更为困难。

四、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约束的化解

1．会计制度的改革。信息规范对会计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来看，金融创新与会计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冲突已成为信息披露的难题，传统的财务报表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世界各国正在寻求多种方式对会计制度加以弥补。日本大藏省在1994年推行按市价计值的会计标准；在墨西哥已规定各银行采用美国的会计核算标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正在为推出报告综合收益工具而努力，将一些本来不在传统收益表内列示的项目，如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信息，纳入表中加以揭示。我国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时日未久，在实务中遇到的会计问题更多，比如，目前各银行系统尚未统一会计处理，准备金提取和应收未收利息入帐的制度规定不符合慎审性原则等。表内信息的揭示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而表外信息的透明度更低。当务之急在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会计对金融业风险与收益的揭示功能。

2．信息主体的创造。披露制度是信息供给主体与信息需求主体之间力量均衡的结果，构造合格的供需主体是制度有效性的保证。因此，首先，要界定供给主体，对信息供给形成有效的约束。从对制度的反应和行为动机这两方面来考察，管理者显然比具体操作者更关心信息对自身的影响，因此应确立信息提供单位的管理层为提供主体，并严格规定披露主体要对信息披露行为负主要责任，使其行为更加谨慎，从而减少信息阻碍。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创造合格的信息需求主体。在向市场披露的层次上，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树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债权人意识，逐步加大市场对内部信息披露的压力；在向监管当局披露的层次上，要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严格追究失职责任，提高其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在向内部管理者披露的层次上，要根据我国银行的产权特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造权责对称的约束机制，加强上层对下层的信息要求。

3．信息技术的更新。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通讯手段可以弥补人的能力的不足，为有效披露服务。不可否认，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持，大部分信息披露制度将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因此要根据程序框架设计出多层次的信息网络，采用远程通讯和大型数据库技术，在全国构建金融数据网络，保证信息的时效性，降低信息成本。

信息监管范文第5篇

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的形成与提供违背了客观的真实性原则，不能正确反映会计主体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信息失真是一个历史性、国际性的难题，其直接损害了投资者、债权人等各方的利益，导致企业亏损，从宏观上来看会计信息的失真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监管环节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有效地管理会计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就成为我国政府和各级财政主管部门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会计信息监管的必要性

从会计信息市场来看，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信息不对称。信息使用者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一定渠道获取的会计信息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并进行分析判断其真实性，最后做出决策。由于企业是会计信息的供应者，虽然法律规定了企业必须必须以财务报表、财务报告或者附注的形式向投资者、债权人或其他信息使用者提供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但是企业很有可能处于某种故意，对报表的内容进行主观改造，公布不完整的、甚至虚假的会计信息，而外部使用者很难从公布的会计信息中分析判断它的真实性，自然而然聚会处于劣势的地位。如果政府不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企业很有可能会损害这些外部使用者的利益，甚至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列有针对性、有效的措施来进行监管。

从监管方来看，政府监管更具优势。一种监管体系的构成应当具备三个基础条件：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存在利益冲突；监管主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监管主体有法定的授权和强制力。虽然目前对会计信息的监管主体还有企业自身和注册会计师行业，但与这两监管方比较而言，政府具有两大优势：第一，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监管方不具备的强制力。政府具备监管主体的所有条件，并且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更具有资源优势和权威性。因此，会计信息的失真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

会计信息失真的政府监管措施

要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笔者认为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来对会计信息失真进行有效监管。

加强和完善会计法规建设，增强违规企业的法律责任。首先，法律在赋予政府经济管制权的同时，政府也必须依法进行监管，这是监管会计信息的重要手段和法律保障。在会计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与会计信息有一定利益关系的人员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制定相应的规定来予以防范。比如现在试行中的会计人员委派制，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会计信息出现虚假的情况下，应将制裁的重点放在会计信息失真的利益获得者身上，从根源上防范有关人员通过伪造、篡改会计信息谋取利益。新的《会计法》相对于旧的《会计法》在这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前总是归责于会计人员，现在法律明确了企业负责人需要对虚假会计信息承担的责任。这就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其次，还必须尽快出台《会计法》实施细则，对违法违纪的企业及责任人加大处罚特别是民事赔偿和执行力度，并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执行的具体规范和司法解释，增强案件处理的可操作性，使违法者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使善于运用成本效益原则分析问题的企业不敢弄虚作假。

改善会计环境，控制失真渠道。改善会计环境，控制失真渠道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手段。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会计信息的失真与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政企分开的根本前提。政府不应当滥用权力，当会计市场能够平稳运行时，政府不宜过多介入，而当会计信息质量或会计服务市场发生系统性信任危机时，政府才应当果断介入。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前那种“放权让利”的企业改革方法并没有触及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端，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一些措施，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企业管理体制框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权责分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从而使企业自觉遵守经济规律，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完善公司治理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政府监管会计信息失真的前提基础。如果一个会计主体没有完善的治理机构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政府的监管的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政府就有必要引导企业下大功夫和力气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内部控制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稳固政府监管会计信息的基础工作。首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也是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构建科学的、先进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各自的职责，互相配合，协调运转，特别要重视和加强监事会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管作用。其次，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一切管理工作的前提，它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财政部先后出台了《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方式）》和货币采购、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等3个具体规范，为企业制定内部的控制规定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总而言之，各级政府及其会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措施，对会计主体反映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和有用的财务数量信息进行动态的监督和管理。通过科学的监管使会计信息能够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相符，最终达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目的。

信息监管范文第6篇

用信息化手段改进工作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种设备数量快速增加。打破原有的特种设备管理方式，构建长效的特种设备监管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从以往的管理经验来看，构建长效的特种设备监管机制离不开信息化，而信息化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动态掌握以及信息的真实准确。如果数据质量不过关，长效监管机制也将无从谈起。

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进行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时，没有用信息化的方法简单复制传统的工作模式，而是考虑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以前的工作模式，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将特种设备信息化工作前置到使用单位。

辽宁省使用特种设备的大中型企业占使用单位总数的20%，归属这些使用单位的特种设备数量占到了全省特种设备总数的85%，重点监管设备或风险较大设备均在其中。这部分使用单位均具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管理队伍整体素质较高，适应信息化工作模式的需要。为此，辽宁省的特种设备信息化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使用单位这一环节，重点打造使用单位平台，做到一单位一平台，在该平台上实现使用单位对本单位的设备管理；通过提供灵活多变的应用模式与完备的业务功能，并开展量体裁衣式的单独功能拓展，吸引使用单位的应用，充分发挥大中型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辽宁省85%设备信息的动态维护问题并可确保这部分信息的真实准确。对另外不具备安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则短期内由监察机构代为处理，待企业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网络化进一步普及后，逐步由使用单位接手负责。

使用单位平台的应用，不仅彻底解决了以往信息化软件中容易出现的使用单位名称冗余影响数据使用的问题，而且还可引导社会形成使用单位担负特种设备数据源头质量责任的共识，将原先的“你报表，我来干”转变为“你来干，我监督”。这不仅极大减轻了监察机构的工作强度，提高了数据质量，而且明晰了特种设备信息化过程中，设备原始信息的录入与维护责任。

建立信息的修订完善机制

特种设备信息化工作所需要的特种设备信息，不但是设备的原始信息，还包括设备从生到死全过程所涉及到的各环节的关键信息。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均与监察检验业务有关。设备原始信息由使用单位负责，其他环节信息质量及变动信息的及时更新，是通过业务驱动的方式，打造监管平台、检验平台、生产单位平台等，以业务流程实现的需要实现数据共享，从而避免了数据的重复录入导致数据失真，并且实现了各环节数据的及时准确更新。

在这一过程的设计中，辽宁省质监局打破了原有的监察与检验机构各负其责的工作界限，在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必须核实调取信息与设备实物信息符合情况，对存在错误的，要通过系统中的报错功能向监察机构反馈，并由监察机构负责修订确认。这一功能充分发挥了检验人员贴近设备的优势，通过定期检验复核设备信息的准确情况。这种复核修订还包括使用单位的自查、监察机构的日常检查等方面，从而在系统中构建了一套有效的数据信息自我修订完善的机制，使得系统使用周期越长，设备信息越完善、准确。

明确职责权限

系统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单位与人的职责权限管理，通过流程窗功能对业务工作过程实现针对性公开，调动了相关单位的参与积极性；通过对个人工作的职责明晰以及业务提醒功能，提高了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与办事效率，从而提高了社会对这项工作的认同度。

辽宁省质监局在系统工作流程设计时，除了按照法规制度要求的标准流程进行设计外，还重点考虑了现实当中存在的大量特殊情况。设计时，针对各种特殊情况，在标准流程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节考虑，制定不同的工作解决办法，并在软件中实现相应的功能，同时特别注重痕迹管理，明晰处理这种特殊工作人员的权限、处理流程、并做痕迹保留使之可清晰追溯，这样做有利于杜绝越权违规操作，同时还使得现实工作中大量存在的现实问题在系统中都可以得到合理、可控、有效的解决。

以上考虑使得系统在投入实际使用过程中得到了基层单位的认可，并得以顺利实施。

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几个关键点

2010年初，辽宁省开始信息化试点应用。目前全省88个监察机构，32个检验机构，1346个生产单位和1万0825个使用单位应用了监管系统，注册用户达1万3856人。全面实现了网上设备注册登记、安装告知、报检与检验，以及使用环节现场检查等功能。一年中，实现网上告知特种设备1万4510份(涉及设备7万2480台)，检验约请9405份(涉及设备4万9312台)，过户、移装和报废申请557份(涉及设备1437台)，受理停用设备4163台，监管系统已经成为省局掌握全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状况、了解市(县)区业务工作实际、定期分析特种设备安全状况、掌握工作重点和实施日常安全监管等工作的重要措施和手段，成为辽宁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重要平台，有效地提升了辽宁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水平。系统应用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必须与现实工作紧密结合。特种设备信息化的建设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因此必须最大化的覆盖相关业务工作。只有这样的信息化才满足于基层的实际工作需要，才有生命力。

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必须着眼于解决传统工作模式下难以解决或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有利于消除事故隐患、降低事故风险，这样才能体现信息化的真正价值。

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必须考虑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模式与方法，从而促进信息化建设跟进发展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使得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给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带来了诸多选择，用于丰富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手段，或使其服务于新的管理模式。

因此，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必须着眼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本身需要跟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从而对使用者提供更好的使用感受。

诸如电子地图在信息呈现方面的优势，物联网技术对移动设备监管方面的优势、三维模拟技术在实际操作培训考核方面的应用、视频传输技术在事故应急处置方面的应用等，对于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应用意义。

信息监管范文第7篇

1.我国虚拟社会的管理对象

虚拟社会的运行主要由碎片状的信息、整合信息的各种运营平台、完成信息的生成、传播的用户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立体空间。因此，虚拟社会的管理对象也分为三个层面。

（1）信息——（自由流通－监督下流通－限制流通）

信息是网络环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网络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可获取信息的规模及途径。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以法制法规为规范，衡量信息的可流动性，并对其进行合理分类，在分类基础上针对不同等级信息应给予不同的管理策略。

（2）平台——（门户网站－论坛－微博－SNS－搜索引擎）

运营平台是互联网信息的载体，是个体用户与信息的物理连接点。因此对于平台的管理极为重要，这就需要对不同平台其运营机制、独特的传播特性、主要的受众人群进行研究，并根据不同的特征给出相应的管理建议。对于网络舆论的主要呈现而言，门户网站、论坛、微博、SNS、搜索引擎则是舆论升温、交锋的主要战场，对其传播特性、用户特征、用户心理应是管理策略的重要基础。

（3）用户——（信息的设计者、者、接收者，含网络社群的意见领袖）

互联网的双向性，打破了传者与受众的界限，因此，互联网用户即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节点，而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成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每个节点行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信息传播整体的不可控性；而每一个节点所覆盖的人际网络的复杂程度的不同又决定了每个节点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网络舆论的能量不同。因此对于用户，从其内容生成、覆盖网络的复杂度两个重要因素出发，将整体用户从信息的生产、消费角度进行区分，划分为：信息的设计者、者、接收者，含网络社群的意见领袖等。一般受众呈现舆论图景，而意见领袖则引导舆论改变方向。

2.我国虚拟社会的管理目的和方法

（1）虚拟社会的管理目的：自由、自治、自律

虚拟环境与现实社会由用户及信息紧密连接，无法割裂，因此虚拟社会的管理应与整体社会管理的目的相统一，即应以“三个最大限度”为宗旨，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对于虚拟社会，针对其三个层面的用户，提出“信息自由、平台自治、用户自律”的三级管理目标。以保障信息的真实和自由为宏观目标，通过行业自律和法律监管建立良好的行业环境，在此基础上促进用户信息使用的自律，建立互联网行为准则的普遍认知。

（2）虚拟社会的管理方法：监、控、疏、导监——实时舆情的监测

以了解为管理的起点，实时掌握舆情的动向，由解决问题向预测问题转变、在管理中占据主动。控——主流媒体、意见领袖等发声点的掌控认识并强化主流媒体对于舆论形成的作用点的方位、作用力大小、作用方向，使主流媒体承载的主流价值以顺应互联网特征的方式成长转变。同时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发现和培养。疏——网络问政及时疏解矛盾在网络问政已成为当下各级管理部门普遍认可的管理模式时，应进一步明确网络问政的职能、规范网络政务线上线下的接口、完善网络问政的线上反馈机制，使网络问政不仅是应急产品，常规化、长效化。导——技术手段完成信息的设置和引导信息技术是互联网世界的实现工具，因此在管理中各层级管理、各职能管理都应选择恰当的技术工具做为管理的辅助。在技术手段的支持下，有的放矢实现议程设置及舆论方向的引导。

二、我国虚拟社会的管理体系与建模

1.纵向行政系统——独立的网络监管部门设置

虚拟社会管理的行政归属，应一定程度上打破既有行政体制设置，当虚拟社会逐渐成熟，其形态和规模将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真实社会，并在某些方面超越真实社会，因此依附于宣传等职能已无法满足管理需求，并可能引发管理和决策失误。故而，有必要将其行政部门独立形成纵向体系。即省管理办－市管理办－区县管理办的直管体系。

2.横向职能设置——数据存储、宣传部门、网络管理

完善虚拟社会管理的具体职能设置，对于数据、宣传及管理的边界设定。应急机制－突发事件下打破常规管理模式，与其他部门联动。

三、运用技术手段提升虚拟社会管理水平

1.舆论监测及热点分析——“意见”领袖的实时监测模型及影响力评测机制

当对互联网用户以一般受众和意见领袖加以区分，可以看到意见领袖往往在内容的说服力和传播网络的复杂性上远胜于一般受众。因此在舆论热点分析中，对于意见领袖的实时监测识别非常重要。将用户在平台表现的指标具体量化，并通过数学建模形成针对用户的意见领袖影响力评测模型，在常规监测以及事件监测中都可以通过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指标变化以及意见领袖跟踪来看到舆论进展的方向，从而可以做为辅助引导舆论的管理决策。

2.网络舆论的解读——搜索引擎数据库挖掘与自然舆论的呈现

网络舆论复杂多变，如何能够看到公众关注的重点，如何了解具体事件中公众立场的表达成为各级网管部门的巨大挑战。搜索引擎则是公众意见呈现的重要场所。关键词的设置，反映了多方信息在公众头脑中的沉淀；信息点击选择，反映了不同信息对于公众的吸引力。搜索引擎数据库的解读将帮助回答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是否会影响网络公共话题的形成和扩散、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对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3.舆论引导：一个中心三个支点的立体化主流舆论场网络框架

通过搜索引擎的作用引导主流媒体网站、论坛BBS、微博三个网络舆论主要战场间的信息流动以及议程设置。在实时监控舆论以及把握关键用户、关键节点影响力的前提下，着眼整体网络舆论框架。虚拟社会网络随着用户的交叉，产生网络的重叠，诸多信息平台之间的既有阻隔茧房又有信息跨平台流动。对于主流价值而言，如何打破阻隔，实现信息的流动是传播的目的；同时，对于突发事件的信息爆发而言，如何利用平台之间的信息流动，有效地引导话题进展方向则是舆论管理的目的之一。网络复杂的舆论环境并非无章法可依，通过数据挖掘建模的方法，可以帮助管理者建立各中心三个支点的立体化主流舆论场网络框架。在理解网络框架的基础上，才能使这些“岛屿”“快艇”“桥梁”在舆论管理中为我所用。

四、网上网下信息传播统筹综合管理体系模型的建立

1.信息的网上网下接口

即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接口。在当前的议程设置中，传统媒体已经主动出击新媒体领域，从网络找新闻线索，在事件发展中针对网络话题热点做深入解读等。可以说传统媒体正在主动呼应网络媒体平台的信息生产，而反之，网络媒体的话题对传统媒体的呼应稍显薄弱。新媒体“短、频、快”，传统媒体“扎实而深入”，因此作为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主流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网络上以顺应网络媒体的形式来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是实现信息的网上网下接口的重要目标。

2.信息热点与现实行为的转移——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虚拟社会信息对于现实社会群体行为的影响被不断放大，社交网络的强大聚合力，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大规模具有相同意见的用户，而通过LBS技术的应用推广，持相通意见的用户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聚合到同一地点，这一点已经在欧美国家得到证实，而我国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与网络热点的监控与预判、对关键用户、意见领袖的把控就成为关键的管理步骤。进一步可以通过定位技术以及舆论监测手段监测在单一地点聚合的意见总量而不再是用户数量，来看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地点之间的关联，当关联程度急剧升高，则的危机系数越高。

3.多机构的应急联动平台的建立

当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产生密切联系，则在防控体系中，仅仅依靠网络管理部门或仅仅依靠现实事件公共安全部门都无法及时、独立的解决问题。因此，多机构的应急联动平台的建立尤为必要。与现实社会灾害防范应急机制相似，网络危机事件的防控联动平台也需要由政府提供平台、网情研究中心监测、现实社会职能部门联动共同实现。在危机发生时，由网情监测中心给出危机信号，上报指挥中心，确认后激活整体平台，瞬间打破固有机构的垂直管理体系，横向迅速形成多机构多职能的联动平台，一般包含医院、公安、消防、社区等。综上，在充分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变化的特征及趋势的基础上，突破旧有模式的局限，摸索出一套以管理理念及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国情、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的管理模式是准确把握舆情、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一步。

信息监管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会计监管政策研究存在问题

一、会计监管政策指导思想定位不准确

正确的监管理论指导能保证制定出的监管政策是顺应正确的经济运行方向。但在我国的会计监管实践中，政府在制定会计监管政策时，大多是干预会计市场的运行状态，政府制定并推出会计市场监管政策未必都是恰当的。根据制度非中性观点，在转轨过程中由于部门等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存在制度“偏袒”，保护某一集团的现象。因此，在缺乏有力监管机制的情况下，政府会制定并推出一些有利于偏袒某部分市场利益主体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从而制造新的矛盾。如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的“会计委派制”制度(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会计人员，其实质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直接监管国有企业财务和经营)及政府对民间审计的价格管制制度(由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制订)等。这些措施的推出是对会计市场运行的不恰当干预，并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会计委派制”的不良后果是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造成政府直接监管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同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宗旨、“政企分开”及两权分离的原则发生了冲突；民间审计的价格管制制度导致民间审计的稀缺或供给过剩。实践证明，政府监管政策可以有效修补会计市场失灵，适当的监管政策有助于改善会计市场，进而消除或减轻会计市场失灵。反之会加剧会计市场失灵进而降低会计市场的效率，甚至破坏整个会计市场。会计监管政策的指导思想制约着会计市场的定位、发展方向及会计人员的行为规范。我国会计监管政策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以法制、规范、自律为方针，通过规范求得会计市场的发展。因此，在制定会计市场监管政策时，应将监管政策能否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和富有效率，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作为考虑的依据。

二、会计监管政策的核心不突出

(一)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规则不完整 构建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是由于会计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会计市场逆向选择后，无法区分好坏会计信息披露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的不良配置，即逆向选择的产生是根源于缺乏区分高低品质所需要的会计信息，解决途径只能是要求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因此，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必须采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目前，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上，我国已经颁布的信息披露法规有《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等。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中对重大事件的规定不够明确和完整，商业秘密和必须披露的会计信息的界限不够明确，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相关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等。

(二)会计信息披露范围格式规定不详细 我国现行的会计信息披露过分倚重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而对于一些与投资者决策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监管信息、背景信息、责任信息等没有做出详细规定。因此，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中，应规定各种与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如进一步扩大会计信息范围，加强会计政策信息有效性和时效性的规定；制定统一的会计信息披露格式，实现会计信息披露格式的规范和简约，防止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利用不规范的信息披露格式对真实会计信息进行篡改，以增加会计信息的理解性、公开性和准确性。

(三)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滞后 在现有的制度下，季报与中报、年报在披露时间上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为了防止由于会计信息披露的滞后影响到信息披露的质量，应通过会计制度修订和完善，缩短年报、中报的披露时间，给季度报告留出时间。

(四)违反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行为处罚不严厉 会计监管机构对违反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行为处罚不具体，惩罚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致使会计信息虚假泛滥，社会公众对披露的会计信息普遍持怀疑态度。规定明确而严厉的处罚措施，对编制违法、违规财务报告的行为惩罚做具体规定，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不实披露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将赔偿机制置于会计监管体系的框架之中，有利于会计执法者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和查处。因此，应合理设计有效的违规制裁成本，一方面，若制裁成本设置过小，对会计行为不能起到警戒作用；另一方面，若监管者对制裁成本无从规范，可能使会计行为无法做到“规则遵循”。

三、会计监管政策缺乏系统性

(一)会计监管政策制定主体不统一 由于不同领域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部门只注重本领域的立法工作，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配合，这样势必增加了会计法规之间的不协调性，使实施的会计规范监管会计市场并不统一。

(二)会计监管的职责界定不明确 由于会计监管政策并非对会计监管职责作出明确的界定，或在某类会计监管对象上指定过多的监管主体，造成大量的监管盲点、重复监管和监管冲突，甚至出现对有利监管对象的争夺和对交叉责任推委行为的现象。

(三)会计监管政策的处罚规定不一致 会计监管政策在规范市场时规定不一致。如在会计人员处罚数额尺度的确认上，《会计法》、《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税收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都做了规定，但是对法律责任界定的条款和具体解释都比较模糊，对同一违法行为其处罚数额各异。如对“提供或编制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行为，《会计法》规定对违法责任人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公司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发行人)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保险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商业银行法》规定，有非法所得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对违法责任者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税收管理法》规定，偷税数额不满1万元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不到10％的，处以偷税数额5倍以下的罚款。再如对“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另设会计账册或私设会计账簿的”违法行为，《会计法》规定对单位并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公司法》规定对公司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保险法》规定对单位处以1万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税收管理法》规定对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会计监管政策协调机制不健全 会计监管政策相互协调是指监管政策的行为标准和规范应相互适应、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以共同约束和引导会计行为活动向着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目标得以实现的方向进行，如果相互抵触，会计行为将无所适从，会计

信息真实性将无法实现。因此，确定协调依据，对会计监管政策之间相互不协调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监管政策条文进行协调修改，以避免会计监管政策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

四、会计监管政策会产生寻租行为

公共选择派认为，寻租是指为了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会计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寻租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定会计监管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寻租的过程。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类型的会计监管政策，被监管主体都会相应采取对策，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实际上扭曲了原有政策导向和效果。政府监管俘虏理论认为，作为一种规律，监管的设计和运行基本上是以被监管行业的利益而展开的。由于会计监管政策是市场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会计监管政策影响了会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分配，因而市场主体各方为了自身利益乐于去游说会计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以影响会计政策的制定，以便能制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如美国财务委员会(FASB)曾出台了一些规定，对安然的一些财务方法，如未将期权奖励从利润中扣除，滥用特殊目的实体(简称SPES)转移坏账等进行限制，但这些规定大多被国会。

前SEC主席列维(A.Levitt，Tr.)曾试图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客户提供管理咨询等非审计服务，以防止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因利益关系而勾结。但此举遭到国会的反对，议员们甚至以缩减SEC的预算拨款相威胁。在制定会计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寻租行为，使寻租人可以获得一些好处，如安然在成功实施了一系列的“俘虏”战略以后，在直接物质收益方面获得的税收优惠累计超过2．54亿美元。但寻租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安然的破产，给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导致了安达信的破产，并使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等多家金融财团几千万至十几亿美元的贷款无法收回，更严重的是，安然案重创了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而这些都是“公众利益”的巨大损失。虽然我国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的产生和授权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但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会有与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效用取向。因此，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不断赋予制定者新的权力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制定者的监管也同样重要。可以从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司法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五、缺乏会计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

由于缺乏一套成熟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无法判断会计监管政策的优劣，从而无法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实效。在实施会计监管有利于规范会计市场的认识下，过多的权力阶层必然会干预会计市场，这不仅无助于会计市场的改善，而且还可能加剧会计市场失灵，甚至导致整个会计市场失效，这是因为政府本身也有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问题，政府行为也可能负外部效应。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监管政策能否促进资本市场有效配置功能是反映监管政策恰当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一项监管政策无法起到规范资本市场作用时，此项监管政策就必定是不恰当的。监管政策是否促进了会计资本市场的公平也是考察的另一个方面，公平性要求信息需求者有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的机会，如果某项监管政策最终会损害会计市场的公平程度，对此项会计政策是否需要实施就应重新考虑。因此，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恰当与否，都必须以能否更好地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和富有效率为标准，凡有损于资本市场的效率和公平的会计监管政策，就应该给予改进。

六、会计监管政策制定的应循程序缺乏透明度原则

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相反的利益要求，结果会引起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冲突，于是要求会计政策制定者对各利益关系者的要求进行权衡和协调，以能基本上代表各种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会计政策不仅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不同利益的需求者之间的博弈结果。这一结果不是经过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要经过多次反复博弈；这一结果也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会随博弈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动而变动。可见，会计监管机构在推出某些监管政策之前，有必要组织充分的讨论和评价，以确定这些监管政策是否符合资本市场公平和效率目标，在现阶段推行是否有必要，如有必要，应该怎样在成本最小化原则指导下循序渐进地来执行。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为例，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会计准则的全部应循程序中始终贯彻一个重要原则，即透明度原则。没有透明度就不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法则，就不可能确保会计准则的质量。因而美国对准则的讨论和投票都对外公开，经过多次公开听证再考虑准则意见稿。综观我国会计政策制定过程的应循程序，在准则制定的应循程序上缺乏透明度原则，导致我国推出的某些会计政策显现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因目标趋向不同，致使他们之间存在不少相互冲突的条款，使得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业务时无所适从，造成效率损失。同时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及时发现准则中缺陷以及准则制定中的真空地带。从会计监管政策变迁方式看，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会计监管政策不具有内生性，政策规则不是经过公共选择达成的“共识”。这样一来，会计监管政策有可能难以满足会计主体的需要，产生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即有效会计监管政策供给不足，表现为市场经济急需的会计法规跟不上，使会计行为监管主体无法可依；或是市场主体不需要的会计法规供给过多，使会计行为监管主体无所适从。由于背离了各自体制所要求的内在逻辑，导致大量的会计违规与政府行为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信息监管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信息化 食品安全 监管

中图分类号：TS2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3）14-0027-03

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空前丰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每年均有大量食品安全事件被报道，引起公众担忧。这些食品安全问题，既损害了大众身心健康，也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不仅影响政府威信，还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1]。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强化监管责任，维护食品安全和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亟待加强[2]。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已应用到各行各业[3]。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潜力无穷的信息化技术，实现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链条中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1 目前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食品安全监管是指由政府机构实施的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保护，确保食品安全的强制性管理活动[2]。尽管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但受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资源、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等局限，食品安全监管未完全发挥其作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令人堪忧。

1.1 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部分监管失灵

当前，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和市场繁殖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食品生产与消费者“渐行渐远”，食品生产、流通及相关企业在利益驱动下无法保证对食品安全严格把关，监管部门难以收集到所需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其监管能力的局限，进而引发部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失灵[4]。

1.2 食品安全监管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不健全，有待改进

我国《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配套的法规建设步伐相对滞后，尤其是地方性食品安全监管法规、规章，存在严重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级别、各个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整体综合协调性较差[5]。此外，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混乱，标准水平偏低滞后，部分标准执行力差等等。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1.3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无力，监管缺位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领域广、环节多，属于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既包括事前的监管，也包括事后的监管，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然而，目前情况往往是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后，才会溯及食品安全监管的追责，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诸多不足。食品安全领域中政府监管无力及缺位现象直接引发了食品安全领域诸多问题的发生，且一旦查出便是波及整个行业的大问题，增加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感[6]。

1.4 食品安全预警机制滞后，风险评估基础弱

食品监管预警机制滞后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隐患。食品监管重在防患于未然，但现阶段食品安全监管者却往往是在问题曝光后才出现。另外，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也存在着不规范、不明确的问题，未能起到有效的警示和监管作用[5]。

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评估检测基础较弱，缺少相应的信息处理平台，在处理以及综合分析监测数据与食品安全信息当中能力较为欠缺，在出现食品安全事故时，应急处理能力不足。

1.5 非行政监管主体参与受限，潜力难以发挥

食品安全监管的非行政主体主要指社会力量，包括消费者、媒体以及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特别是广大消费者，作为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的最直接受害者，同样也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终受益者，今后应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力量。由于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力量，消费者、媒体以及消协这些社会力量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无法有效参与食品安全监管，造成食品安全问题举报困难、反馈缓慢[7]。

2 信息化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优势

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其作用和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因此有关部门应创新思维，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注入新的思想，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与其他监管方式相比，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2.1 数据信息管理优势

依靠信息化技术可以支持强大的数据管理系统，保证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充足、可靠的数据信息。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快速查阅各种所需的信息，如政策法规、安全标准、技术指标等，实现信息共享[1]。

2.2 人力资源节约优势

造成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原因之一是人力资源有限。信息化技术在规范食品监管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有着人力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周期化、高效化和规范化，并能加强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前和事后监管，极大降低了监管部门的人力资源成本。

2.3 企业信用跟踪优势

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对食品生产、运输、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进行跟踪和记录，以充分保证食品质量。根据记录结果进行调查，进而完善企业信用系统，以提高企业信用管理效率[1]。

2.4 风险预警评价优势

利用信息化技术，可以高效建立和完善风险预警与评价体系。根据预警和评价结果，对食品安全发展形势做出准确预测，进而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支持[1]。

3 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策略

3.1 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系统，提高工作效能

在实施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应建立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系统，确保监管部门能在独立行使职能的基础上加强各部门间协作，最终实现有效监管。这样既可避免各部门间职能重复，又可排除非信息化系统工作中的人为干扰，促使各部门合理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共同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质量。

3.2 建立食品产品安全信息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管

目前，物联网相关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交通、物流、工农业、医疗、卫生、等行业。利用这些信息化技术，建立食品产品安全信息监控系统，将食品生产企业、批发商、零售商和政府监管部门联系在一起，建立统一的食品产品安全标准化体系，实现从生产到最终消费环节的集成化和无缝的食品质量信息流和控制过程，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8]。

该系统通过对食品供应链各个节点进行监控，可以实现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和消费等整个过程中的食品安全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及其变化趋势，从而达到对食品安全信息全程监控和实时监管的目的。

3.3 建立面向社会的食品安全标准数据库，及时更新信息

食品安全标准数据库应不仅为监管部门提供技术帮助，让监管部门对生产企业的监管有据可查，而且还可以对社会公众开放，食品生产企业、消费者等可以查询所需标准，以获得权威有效的标准信息。此外，应对国内外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以及民众意见进行整合，结合食品行业发展以及政策变化实时更新，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标准数据库，确保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与世界接轨。

3.4 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专家系统，提升行政智力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行政力量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然而现有行政力量在食品安全监管当中所涉及到的专业技术力量不足，体现在食品安全监测、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评价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食品安全行政监管能力。因此，有关部门应对食品安全专业技术力量进行整合，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专家系统。该系统不仅具备食品安全静态智能信息，还应具备动态能力，及时将食品安全方面的紧急问题通过系统，由监管部门召集专家研讨，以此提升行政智力。

4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快速发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也变得日益复杂，需应对各类纷繁负责和突发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合理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可以极大地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因此，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利用信息化技术不断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率，提升监管效果，真正使我国的食品安全得以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陶莉.信息化技术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作用探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2（19）.

[2]喻文德.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失灵的伦理分析[J].伦理学研究，2012（6）.

[3]周燕妮.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食品安全监管与服务[J].数字化用户，2013（7）.

[4]宋慧宇.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研究--以信息不对称监管失灵为视角[J].行政论坛， 2013（4）.

[5]刘雪梅.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2（8）.

[6]焦明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完善： 现状与反思[J].人民论坛，2013（5）.

[7]亓春霞，张立涛.基于信息技术实现食品安全监管[J].食品安全导刊，2013（6）.

信息监管范文第10篇

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之所以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因为当前的监管工作尚不能完全适应信息资源市场的发展。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因为信息资源市场是新生事物，同时也因为信息商品、信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整个信息资源产业有着特殊的复杂性。所以，对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的研究势必要求探索与之相应的方法。

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体系的研究从研究类型上看应该属于“对策研究”。

在方法论层面上，对策研究应当是一个由解析“对象”出发，发现“问题”，找寻“原因”，进而得出“对策”的反复“迭代”过程，其关键在于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可行、有效的对策。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注重现状、问题、原因的分析，而且，特别应当注重信息资源市场的特殊性研究、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目标的系统性研究、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主体的综合性研究，以及信息资源市场监管对象分类的多维性研究。

一、 市场特殊性

信息资源市场具有区别于传统商品市场的特殊性，而信息资源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体系的特殊性。充分认识信息资源市场有别于传统商品市场的特殊性是建立有效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体系的必要条件。在此意义上，对信息资源市场特殊性的研究是对信息资源市场有效监管的前提。

在对信息资源市场特殊性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从纵横两个维度出发，把握两种逻辑关系。一种逻辑关系是纵向递进的因果逻辑关系，即: 信息资源市场的特殊性源于信息资源商品的特殊性，信息资源商品的特殊性源于信息资源的特殊性，而信息资源的特殊性又源于信息的特殊性。由“信息资源市场”追溯到“信息资源商品”再追溯到“信息资源”进而追溯到“信息”。这里的逻辑关系构成了“特殊性研究”的纵向主线。另一种逻辑关系是横向类比的逻辑关系，即: 在纵向研究各对象的特殊性时要把它们与对应的非信息对象做横向对比。十分明显，信息的特殊性是因为信息有别于物质、能量，信息资源的特殊性是因为信息资源有别于物质与能量资源，信息商品的特殊性是因为信息商品有别于其他商品。

二、 目标系统性

信息资源市场是连接信息产品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重要纽带，也肩负着促进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任务。同时，不断发展的信息资源产业又是国民经济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的目标具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即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的目标是一个有层次的目标体系。

研究有层次的目标体系需要遵循系统化的研究思路，应当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对待，从整体出发进行系统分析，注重全局与局部的有机联系，注重系统内部和外部以及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不能把目标体系看做是局部目标的简单叠加，否则就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难以全面、有效解决问题。

对于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的目标体系，应当采用系统化的研究思路。按照系统化思维，将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的目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在不同层次分解出不同的子目标: 宏观层面上，要保证经济发展、满足社会信息需求、弘扬先进文化、改善行政效率; 中观层面上要壮大信息资源产业规模、提高信息产业技术水平、增强信息企业竞争力、增加产业效益; 微观层面上要保障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各方合理的、正当的权益。

不同层次的目标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宏观、中观、微观目标具有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宏观、中观、微观的目标又是不完全重合的。因此，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的构思必须着眼整个目标体系的实现，既兼顾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目标，又要充分考虑各层目标之间的关联与制约关系。

三、主体综合性

由于信息资源商品市场具有流通量大、面广、产品时效性强等特性，信息资源的市场监管单靠有关行政监管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伴随着信息资源市场的飞速发展，政府不可能投入足够的人员与精力; 另一方面，信息资源商品的交换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府部门很难及时跟踪瞬息万变的市场行为。因此在进行有效监管途径的研究过程中，必须体现“综合监管”的思路，调动最广大的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形成全民参与的综合监管格局，才能建立科学有效的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体系。

为了体现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主体的综合性，从信息资源市场的特殊性与发展现状出发，本着监管覆盖面尽可能广、监管职责尽可能清晰的原则，努力建立多监管主体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格局。既要充分看到各监管主体的优点，同时也要认识到各监管主体的不足与适用范围，努力实现各类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既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又互相联系、协同运转。

四、监管活动多维性

监管部门对信息市场的监管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生产经营行为、企业资质信用、公众权益保护、社会舆论导向等诸多领域，如此复杂的市场监管活动，其有效运转，势必要建立在职责明确的基础之上，因此对监管部门的监管活动进行清晰分类是建立职责明确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前提。

从目前来看，信息资源市场监管活动的分类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一是对从业主体进行的监管活动。它包括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监管以及职业资格、资质的审查等。

二是对于从业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的监管活动。它主要包括技术、质量、知识产权、行业（比如出版发行部门）等部门的监管行为，如产品质量的监管、知识产权的监管等。

三是对于信息产品内容进行的监管活动。它包括审查内容是否健康、有益、合法，以及对暴力内容、内容、反动内容的遏制等。

四是对于从业主体其他社会行为进行的监管活动。它包括对儿童保护、消防安全、环境卫生进行的监管等。

五、监管手段创新性

信息资源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设，必须突出监管手段的创新性，这是由信息资源市场的现状决定的。

一方面，从信息资源市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的角度出发，势必要求在监管手段上运用先进的技术进行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信息资源市场，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商品市场已经运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甚至相当一部分信息资源商品的流通交换以及结算方式也都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不难想象，仅仅运用传统的手段进行监管是难以适应技术的发展趋势的，这也要求在监管手段上不断进行创新，紧跟技术发展趋势，更好地满足信息资源市场监管的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