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法范文
时间：2023-05-31 11:47:06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强化
中图分类号：D923.41；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2004406
我国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就进入到了网络时代，与世界同步“互联”。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网络技术已经由Web1.0升级到Web3.0，网络也由门户网站时代升级到大数据时代，而将来则面临着网络的再次升级换代，即进入Web4.0时代。网络代际的升级变化，使虚拟的网络空间逐渐减少了其虚拟性，增加了现实性，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联系更加紧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日趋增多、复杂和严重。强化刑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不仅是打击侵犯网络传播犯罪的需要，也是网络时展的要求。面对新的网络时代，应选择适宜的刑事立法模式，以加强刑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一、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一）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逐渐增多需要刑法强力遏制
刑法格言有云：“无行为则无犯罪。”套此刑法格言，无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则无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而无信息网络传播权则也无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2001年修订后的《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并非与网络产生同步，而是在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产生的。从1994年到1997年期间，尽管不断有网络中著作权纠纷的出现，但并没有司法或立法确认信息网络传播权。1998年“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社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和1999年“王蒙等6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确认提供了判例先导。直到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才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责任。2001年《著作权法》开启了打击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行为的先河。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处罚”，因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要求，2001年《著作权法》虽规定了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著作权作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o法与刑法具体规定对接。2006年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作了体系化的规定，使有效打击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成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在司法实践中“催生”了一系列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如2006年10月在厦门一审宣判的全国首例因网络传播侵权被判刑的案件。随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刑事案件开始逐渐增多，曾在2011年、2012年形成井喷之势。
对此，有学者曾对2005年至2013年8年间100个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基本上能够反映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状况及其发展趋势[1]。
首先，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且其刑事案件的发展趋势与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的发展趋势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其次，移送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绝对数量不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一种原因是以非法经营罪及其他犯罪处理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但笔者也发现，2011年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2条规定，若侵犯著作权罪与非法经营罪竞合，则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因此，在2011年之后，非法经营罪和其他相关犯罪的数量有所减少，也相对增加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
最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在2011年增长很快，总体上保持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从此犯罪的状况及发展趋势来看，还需要加大刑事打击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的力度，否则难以有效遏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
另外，笔者发现，2012年之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数量一度有所回落，应该说这与当时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的严厉打击有关。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加大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具有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对试图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人的震慑作用。
（二）大数据时代全面要求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
大致自2011年以来开始的第三代互联网，是技术上处于Web3.0的大数据时代。这个时代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支撑，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移动设备将信息数据的传播应用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智能手机等智能移动设备不断大量地应用，使得人们“触网”的时间大大增加，网民数由量的增加发展到质的剧变，全民皆网民几乎成为现实，更加快捷方便和广泛适用的网络已逐渐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速。网络空间逐渐地由虚拟空间演变为现实空间，也即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逐渐地融合，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工作空间。未来，第三代互联网必然升级到现实空间全面网络化阶段，第四代互联网Web4.0则呈现出“互联网+”模式。网络空间现实化、现实空间网络化，最终演化成为新的网络现实空间。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便捷，也给潜在的侵权行为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和可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在全新的网络技术背景下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尽管第三代互联网时代尚未结束，还处于鼎盛时期，第四代互联网时代尚未开启，但对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立法应当具有前瞻性。每一个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不同，由此引发的相关网络纠纷亦有差别。为了打击网络侵权、规范网络行为和救济保护网络权利，要求法律满足与之相应的网络时代的需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及其保护的强度也应与该时代相适应，这对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我国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分析1994年至2001年间的第一代互联网在技术上处于Web1.0的门户网站时代。由于信息源自网站，特别是门户网站，所以网民在网络上获得的信息几乎都来自网站的提供，网民也总是从网站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信息流动的单向性和互动性的缺乏，使Web1.0时代的互联网是“联”而不“互”。网站提供信息作品的同时，也负有对作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义务，与传统媒体审查制度无异，责任主体非常明确，也容易认定。因而在该时代，涉及网站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门法律保护偏向于民事保护，即使可能涉及相关犯罪，也是适用其他罪进行处理，并没有对此作专门的刑事立法进行保护，也缺乏专门刑事立法保护的迫切性。在Web2.0时代，强化刑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基本格局开始形成。
（一）搜索与社交时代形成强化刑法保护信息W络传播权的基本格局
2001年至2011年间的第二代互联网是技术上处于Web2.0的搜索与社交的时代，互联网不仅在于“联”，更在于“互”。
第二代互联网使人与人之的互动成为现实，并且逐渐由两者之间交相互动发展到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互动，网络使用由专业化转向平民化和大众化，网民也急剧增多。网站不再是信息的主要来源地，海量的信息来自互联网的各参与者，甚至网站也需要到网络中去搜寻相关信息。网络环境也不再是单纯的虚拟空间，而是逐渐具有部分生活的现实性。网络空间为更多的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了现实可能，也日趋复杂。不仅入网者众多，而且信息不易审查，加之信息传播更加方便、快捷，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危害严重性则更大，刑事立法的介入成为可能。
2001年的《著作权法》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规定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适应网络代际升级的要求，也开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但那时，网络毕竟还处于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的时期，所以刑法如何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还需要观察。因而在2004年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之前，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仅具有象征意义，根本不能与刑法第217条匹配适用。
2004年《解释》第11条第3款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行为”解释为1997年《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由此，2001年《著作权法》第47条第1项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与1997年《刑法》第217条第1项对应，从而将对著作权人新增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落到实处。
2006年《条例》与2001年《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全面而详细地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内涵、权利的限制和权利的保护等，为建立一个利于维护权利人的权益、利于作品广泛传播，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网络环境，确立了操作性很强的法律依据，也为认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提供了细则。该《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细化规定，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规制的体系化，使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真正地落到实处。
2005年的《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2005年《批复》）和2007年的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则进一步顺时而为，最终使2001年的《著作权法》刑事责任条款与1997年的《刑法》条款相匹配。在Web2.0时代，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全方位和多方面的立法法律结构体系，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基本格局形成。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2011年前后迎来了Web3.0的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也顺应着技术和时代的发展在强化。2011年《意见》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法保护的争议和疑难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细致的规定，既涉及“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等侵犯网络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的认定，也涉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还涉及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竞合的处理。为打击侵犯网络著作权的犯罪提供了具体明确和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有助于保障网络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有效性，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规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行为的刑事立法尚待加强
从刑事法律规范变迁史来看，规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的刑事立法一直在不断加强，但还需要进一步地强化。
如前所述，2001年的《著作权法》虽然直接规定了刑事规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但并没有真正发挥规制作用，只起到宣示的效果。经过2004年《解释》、2005年《批复》和2007年《解释（二）》等三次司法解释，才将2001年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与1997年的《刑法》结合起来，打击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也才落到实处。2006年《条例》更有利于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的判断和认定。2011年《意见》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的规制则更加深入。
可见，规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的刑事保护也一直在加强，但还远远不够。笔者注意到，直接明确为规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规范是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出现的，如2001年的《著作权法》和2006年《条例》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性的司法文件，其发挥作用必须生根于刑法典的规定，即适用1997年《刑法》第217条、第218条规定。可见，刑法典才是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刑法保护的法律体系的核心。由于现行刑法并没有直接规定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刑法保护，因此，附属刑法、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文件的相关规定只有指向刑法典，与刑法典的规定有机结合起来适用才具有现实意义。当然，如果刑法典能够直接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其保护之中，无疑将更加有助于加强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
在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案件也会随之发生适应性变化。如何才能有效地预防、制止和惩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立足于大数据时代，面向“互联网+”时代，如何顺应技术和社会的发展，通过刑事立法来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选择适宜的刑事立法模式，是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关键问题。三、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立法选择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刑事立法保护上如何选择才能实现强化保护的任务？显然，虽然附属刑法、司法解释等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其缺乏刚性，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的规制强度不够，加强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行为的规制，选择刑事单独立法或修改刑法等更具有刚性的方式成为期求。
（一）附属刑法保护
选择采用附属刑法来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适用对象上，不仅限于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还包括相关的其他对象保护，或者是相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或者是相关网络权利的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是保护对象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其着眼点和侧重点在于注重保护对象的整体性。在保护的手段上，也不仅限于刑法保护，还包括民事法律保护和行政法律保护，因而其着眼点和侧重点在于注重保护手段的全面性。
从网络安全整体出发，思考构建既包括预防和打击包含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网络犯罪行为，也包括追究和制裁危害网络安全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综合性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无疑能够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刑法保护。
制定“网络安全法”涉及整个网络领域的法律制度规范的体系构建，既涉及网络空间的国家和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得到的维护，也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网络空间需要得到的保护。这些利益既需要得到民事和行政法律保护，也需要得到刑事法律制和保护，从而使信息在网络空间有序地传播。不仅如此，有人还认为，这不仅要考虑到法律的因素，还要考虑到技术的因素，不仅要考虑到实体的因素，还需要考虑到追责的程序因素，因而可从立足于法律部门的角度来考虑构建网络安全的综合性法律[2]。
2016年制定的《网络安全法》作为我国首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的法律，综合吸收了各种法规、规章中的相关规定，进而上升到人大法律的层面，全面规定了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行政以及刑事责任，也规定了包括网络运营者与其他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面保障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法》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等活动。”根据第64条规定，若此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构成犯罪则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此，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能够适用《网络安全法》的规制，亦即《网络安全法》以附属刑法的形式为强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提供了依据。尽管如此，也应注意到，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采用此种附属刑法的形式并不能够独立完成，还依赖于单行刑法或刑法典的相关规定，故存在不足。
（二）单行刑法保护
与附属刑法保护相比，在适用对象上，单行刑法往往采取“一事一议”甚至“一罪一议”，其着眼点和侧重点在于保护的手段。具体而言，即通过单行刑法的形式对网络犯罪进行规制，或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规制，或对知识产权犯罪进行规制，等等诸如此类，都是通过针对特定的对象构建特定的刑事法律体系。
单行刑法有优点也有其缺陷。有论者认为，单行刑法在立法模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缺陷。在立法模式上，单行刑法有散在型和编纂型之分。通常采用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的散在型模式，但由于往往存在草率和不成熟，易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以及单行刑法之间的规定诸多不协调。在内容上也存在着“与刑法典的规定缺乏协调”“贯彻罪刑均衡原则方面的不足”“立法随意性较大”“立法技术有待提高”等缺陷[3]。因此，设立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单行刑法应当注意如何尽力克服其缺陷，发挥其长处。
若制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的单行刑法，还能够直接增设“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罪”，以保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不过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通过网络侵犯的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财产权，与著作权是种属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这样会导致《刑法》的不协调，也使《著作权法》条文不协调和法秩序不统一，因而仅将其作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一种新方式作补充规定[4]。当然，直接增设“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罪”，更能够直接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为其提供刑法保护。
仅就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是网络犯罪的组成部分来讲，制定专门针对网络犯罪的单行刑事立法亦可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刑法保护。单行的“网络犯罪法”作为《网络安全法》的配套法，二者应当匹配兼容，但有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单行刑法实质上就是对刑法典的修改，不仅涉及罪名的解释与创设、犯罪构成的补充与修改，还涉及刑罚的设立和适用，因此，单行刑法既包括了罪状部分，也包括了刑罚部分，而附属刑法则只涉及罪状描述，不涉及刑罚罚则。具有刑罚罚则的“网络犯罪法”可独立完成刑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任务，而没有刑罚罚则的《网络安全法》则需要依赖“网络犯罪法”实现刑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目的。显然，通过单行刑法比附属刑法更有优势来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虽然至今尚未有专门的网络犯罪的单行立法，但还是有这方面的呼声和主张。有学者认为，从远期的立法规划来看，可以考虑在刑法典设立惩治计算机犯罪的专门条款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独立的集程序与实体于一体的“反网络犯罪法”，若条件暂时不具备则可采用计算机犯罪的单行刑法作为过渡[5]。
（三）刑法修正案保护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空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需要，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通过对现行刑法进行修改、补充，从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保护。
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其第29条对刑法第287条规定的“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进行了修正，在该条之后增加了两条，作为第287条之一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第287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中，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由三款构成，第1款规定了该罪构成的一般条件及其刑罚，第2款规定了单位构成该罪的责任主体及其刑罚，第3款规定了该罪与他罪竞合的处罚原则。根据第287条之二的规定，实质上明确规定了对网络帮助侵权行为的刑事责任追究，由此可见，为他人利用网络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该规定表明《刑法修正案（九）》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了刑法保护的依据。
首先，该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主体，也包括单位主体，其中单位犯罪主体是指提供相应网络服务的服务者。根据第287条之二的规定，凡是为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人，都可能成为该罪的主体，从而被追究帮助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责任。
其次，在主观方面，从认识因素来看，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明知”。在我国刑法语境下，“明知”通说认为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对于“应当知道”，实际上对犯罪主体提出了对他人利用网络行为是否侵犯著作权负有审查意义。审查义务的有无、大小程度由帮助人对他人是否具有控制力及其控制力的程度为依据，“红旗规则”则是判断是否“应当知道”的分界线和底线。
最后，在客观方面，帮助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行为“情节严重”。这里的帮助行为包括提供技术性帮助和非技术性帮助。技术性帮助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仍然“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非技术性帮助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行为，仍然为其犯罪“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不管是提供的技术性帮助行为还是非技术性帮助行为，都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尚须根据实践进行总结和细化。
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存在犯罪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正犯行为的危害性的情形，按照传统的共犯理论则无法对此实施有效的制裁。通过“共犯行为的正犯化”方式，将帮助行为独立设为新罪可有效应对。这将成为今后涉及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的一种常见的立法选择模式[6]。第287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质上是通过刑法修正案将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的分则化规定。这种网络帮助行为分则化规定是否是遵循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的立法思路呢？胡云腾教授认为，这“创设性地提出了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处理规则”[7]，“该罪名视为未来制裁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基础性罪名之一”[8]。不过，张明楷教授认为，这“并不是帮助犯的正犯化，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9]。《刑法修正案（九）》第287条之二的规定不管是否是“共犯行为的正犯化”，至少在著作权领域，明确了对于网络帮助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行为应被追究刑事责任[10]。
刑法修正案与单行刑法一样，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都涉及罪与刑的立改废，与附属刑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相比，单行刑法所具有的优势，刑法修正案也具有。与单行刑法相比，刑法修正案还能够克服单行刑法的一些缺陷。比如，我国的单行刑法刑事政策色彩较浓，刑事规范功能较弱，而刑法修正案特别注重了刑事规范功能。另外，刑法修正案直接针对现行刑法条文进行立改废，更加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同时，其特别注意保持与刑法结构和条文之间的协调统一，同时兼顾与相关附属刑法条文之间的协调统一，这比单行刑法更具有优势。因此，采取刑法修正案来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不仅是一个选项，更是一个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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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Dissemin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 by Criminal Law
YANG Jiaming1，2
（1.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61008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network era is constantly upgrading and changing， the crime situation of the increasingly changeable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transmission right.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of criminal law is not only the need to fight against the crim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era. In the face of the new network era， we shoul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mode of criminal legislationi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transmission right.
Keywords：right of dissemin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 protection of criminal law； strengthen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 法律保护
著作权保护权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的智力创造，但“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时代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我国至从实行“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来，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当作挣钱手段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势必影响了人类智力成果的创造和网络科技的发展。因此探讨我国现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的形式、趋势以及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和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一种新型的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传统的著作权所指的作品是指在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可以以有形的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作品应运而生，其特征也是具有独创性，但其复制性在网络环境下表现为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脱离了有形的物质载体。因此其独有的特征决定了其不同于传统作品的权利特征和法律属性，比如载体的无形化、传播的高效性以及地域的开放性。为了保护网络作品的著作权，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著作权法》，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在200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专门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从内容和权能来看，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是权利主体具有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特定的受益群体，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具有排他性。在未经许可和授权的情况下，他人不得随意传播和使用著作人作品，否则会构成侵权行为。第二是权利行使具有限制性。对于网络作品及其著作权人，我们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其创作的积极性，又要保证其作品能充分的传播，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的特点，促进社会智力成果的分享。因此，对于网络传播权要有适当的限制。第三是权利行使方式具有特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将艺术作品、信息资源及计算机程序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些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相关信息，信息网络传播依赖于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第四是权利内容具有复合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传播类权利和复制类权利两种。而权益人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复制、播放表演、发行、展览展示等一系列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这数种对作品的使用方式就构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复合性。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状问题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出台新的《著作权法》在其中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随后逐步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措施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保护。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根据著作权法授权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一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正式进入网络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通过立法活动，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起保护作用的法律法规制度，保护了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激励了其创作积极性，打击了一些以盈利为目的而侵权的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立法的，其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是一种管理型的法规。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传播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1）关于网络超链接的问题。设置网络超链接者既没有直接传播作品，也没有直接使用作品，只是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去浏览网络内容。因此设链者在一般情况下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一点已在汤姆有限公司侵犯作品专有使用权纠纷案和博库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讯能网络有限公司案例中得到确认。
（2）关于网络上转载、摘编作品的问题。《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互联网网站可以转载、摘编已发表的报刊文章，但是《著作权法》没有将《解释》中的这一规定纳入体系，必须经过授权许可。这对繁荣网络文化，普及知识都是不利的。
（3）关于侵权通知与反通知的问题。侵权通知对发出侵权通知人来说，如果指控不实，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在收到侵权通知后要立即移除侵权内容。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仅对侵权通知的内容和效力做出了规定，而没有关于反侵权的部分，明显不合理。
（4）关于侵权损失的计算问题。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赔偿计算法有三种：侵权利益计算法，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来计算赔偿金额；定额计算法，如果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法确认时，采用定额计算法，此方法实用性不大；实际损失计算法，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是现行使用最广泛的方法。
三、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现状原因的分析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现状，形成了现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究其原因，主要是立法主体的局限性，造成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而且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立法。比如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著作合理适用范围缩小了《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范围，其合理性存在问题；对于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规定，权利人有权收回许可的权利，这一点实际上没有任何实用性；对于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措施保护权利这一规定，但其限制规定却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应该合理改进，并要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
信息传播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信息的高速传播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了社会整体的变迁，把人们带入了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而信息网络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中流砥柱，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及经济的发展。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将有力的保障信息传播的秩序性和合理性，保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使公众分享和掌握社会智力成果，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五、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法律保护模式
针对国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状，应该加强对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律保护，采取一些合理的法律保护模式，寻找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利专有的平衡点，做到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又要保证信息网络传播的有效性。
（1）完善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我国现有的立法模式大多是列举式，无法满足当今网络中快速的变化形式。可以借鉴《WCT》、《伯尔尼条约》和美国的立法模式，结合美国的“四要素模式”和“三步检验法”，制定出有弹性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
（2）完善法定许可制度。《条例》缩小了《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的范围，这对网络作品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阻碍作用，不利于网络文化的繁荣，因此应该扩大法定许可范围，建立法定许可法律制度。
（3）完善网络运营商归责原则。网络运营商作为网络出版者，必须严格执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而我国立法中关于网络运营商的责任方面太少，而其中的“避风港”制度又存在问题。应该将“避风港”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且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监控力度的网络服务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4）对技术措施作出合理限制。政府应大力建设健全的信息平台，监控采用技术措施的作品，同时可以委托网络运营商进行相应的管理，使政府、社会、网络运营商共同对著作权信息进行管理、监督和维护，平衡公众利益。
六、对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的整改建议
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每个涉及其中的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面对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通过借鉴“三步检验法”和“四要素模式”来制定需要建立完善合理的立法模式；要扩大法定许可范围，比如规定可以将报刊已发表的文章“转载、摘编”；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通过授权网络运营商的方式来简化权利人委托的管理程序；我国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数字化权利信息管理系统，应该着手建立，可以解决许可难和付费难的问题；对于网络运营商归责原则，应该将其中的“避风港”制度的举证责任倒置，而且要根据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控能力，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不同的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 戎蓉 浅析我国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刊论文]-南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1）
[2] 鲁晓慧 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及完善[期刊论文]-科技资讯2008，（13）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3篇
“向公众传播权”是欧盟在网络传播现象出现之后，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讨论制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版权条约》)的过程中率先提出的。从传播的方式上看，此种权利的创设，“仍局限于传统的单向式地向公众传送作品，并不涵盖网络环境下双向的交互式的全部特点”;“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有关作品”，也仅仅是公众主动地选取，不能包含交互过程的全部含义。因此，欧盟提出的“向公众传播权”并未能克服传统传播权单向性的缺陷［1］。然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接受了这个权利概念，并将其作为了《版权条约》第8条的标题。1995年9月，美国公布《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建议》，即通常所谓美国《白皮书》。其中明确提出网上传播是发行和复制的结合，是同时行使了复制权和发行权。美国之所以没有像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那样创设一种新的权利，是因为其在1976年颁布的版权法中，已对传统的复制权、发行权做出了新的诠释，而且美国的表演权和展览权也与作品的网上传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就为网络传播这一新技术的法律适用留下了空间。
一般来说，知识产权法的立法与适用应当同本国的法律背景和实际情况相适应，而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给予各国在保护作者权利的前提下充分的立法自由。中国未借鉴美国的模式，是因为在美国的规定中复制件可以是无形的，其表演权、展览权等也为作品的网络传播留有空间，因此美国可以用既有权利来涵盖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中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复制、发行等权利，都具有固定于有形物上的特点，为此，在结合本国实际和借鉴欧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立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在《著作权法》中新增了一项名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并于2006年正式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从此开始了中国保护作品在网上传播权利的立法工作。中国《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可以说，这一定义直接来源于《版权条约》第八条中“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的条文。但是，《版权条约》中“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或提供，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络;中国《著作权法》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则是一项特定的和狭义的权利，直接套用“向公众传播”这一广义的权利定义并不合适。而且，“使公众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仅仅是网络传播的特点之一，将其作为版权人的权利或权利的构成要素，显然已超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由此看来，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尚有待于完善。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规则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难以离开的现实存在。伴随着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网络立法活动，中国已经形成了关于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律，并对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中国《著作权法》尽管赋予了著作权人的网络传播权，同时规定了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但这些法定许可的主体仅仅限定为报纸和期刊，并未对网络传播权作进一步的限制规定，致使一些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超出了限定的范围。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条例》规定了网络传播权的合适使用问题，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规范了有限的合理使用，未在网络条件下为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提供应有的法律保障，这些立法上的缺失，为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在网络上的畅行提供了条件。二是未明确规定对侵权行为的管辖权。互联网的交互性和公共性特点，决定了网络作品更易遇到各种形式的侵权行为。任何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获取作品的信息后，不仅可以进行个人阅读使用，还可以将自己收集到的作品信息进行重新编辑和修改，再通过发达的网络迅速传播出去，这样一来，作品的本来面目已经被改变，致使网络上的侵权变得更为复杂。中国《著作权法》并未提到对网络侵权行为的处理方式，全国最高法院颁布的《网络著作权解释》尽管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出了一些处理规定，但处理方式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面对这一局面，司法人员在审理网络侵权案件时难以找到明确的法律规定，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面对上述问题，在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中，肯定会涉及到许多法律条款，但根据主要的司法精神，应当秉持最基本的立法规则。笔者认为，这里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两方面原则:
一是多方利益平衡的原则。信息网络传播权涉及到著作权人、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三方利益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关系。因此，在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时应当考虑三方利益的平衡。网络传播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丰富多样的信息，发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作用。文化是在继承中发展创新的，包括网络著作权人在内的文化人，在其创作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前人的劳动成果，因此，文化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创作完成后也应为社会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传播的社会效益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们的文化交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法律赋予著作权人保护其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专有权利，但是，网络的开放精神及传播文化的宗旨与之形成矛盾。因此，在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利和网络运营回报的前提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保障公众的文化权利。故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应当有利于扩大信息资源共享，而不是妨碍这种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网络作品著作权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出现，其核心内容在于调整著作权制度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上体现各方获得自由的程度。现代各国著作权法在对作者权益实行保护的同时，也注重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除考虑作品创作者的利益外，还兼顾了作品传播者与作品使用者的利益，以实现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均衡，从而促进社会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二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使用的问题上，应当兼顾著作权人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适当放宽合理使用范围。而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标准的立法上，则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的原则。在关于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方面，主要有因素主义和规则主义两种立法模式。因素主义亦称“概括主义”，即不规定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而是拟定一个判断标准，通过具体作品的使用情况来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因素主义立法模式是在具体案件中，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运用法律，这就为法律在网络领域的适用留下了空间。规则主义亦称“列举主义”，即以例举的方式列举每一种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它的特点是明确具体，能为公众的选择提供较强的预测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作品类型和使用方式层出不穷，有限的列举式必然会限制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经过比较可知，规则主义的立法模式虽然稳定性较强，但缺乏灵活性，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使用的问题上应当在采用因素主义立法模式的同时兼及规则主义立法模式，将二者综合成一种混和的立法模式，即在立法中规定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和原则，同时尽量列明合理使用的情形，以便尽可能地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网络发展现实。
三、关于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的思考
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兼顾著作权人、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等三方面人的利益，应当逐步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中国《著作权法》中关于网络传播方面的各项立法。这里首先遇到的是版权限制问题。版权限制主要涉及到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发行权限制和维护公共秩序等几个方面。在目前所涉及到的版权限制原则当中，最能体现利益平衡立法指导思想的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问题。所谓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社会公众不必征得版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以正当的目的使用他人版权作品的合法行为。在使用当中，应当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的名称，同时未对版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造成侵害。在这方面，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对合理使用的八种情形作了规定，第7条对图书馆等机构的合理使用问题也作了规定，第11条则对第6条至第10条所涉及的作品包括通过网络提供他人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作了规定。法律作出上述规定既为了维护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正常经营，也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能够很好地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为广大公众以最快速度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提供便利。对于作品使用的默示许可问题，中国《著作权法》虽未作规定，但中国《民法通则》第56条在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时，肯定了除书面、口头形式外，规定了允许“其他形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品使用，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默示许可制度，在当前合理使用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形下，这一规定起到了维护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作用。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4篇
但是，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如何进行规范与管理，使之兴利除弊也成为广为关注的问题。对于信息网络化问题，总书记提出了“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的要求，为我国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听取法学家关于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的法制讲座，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搞好我国信息网络法制化，促进信息网络技术健康快速发展的决心。
近年来，我国已出台了一些规范信息网络的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可以说在“加强管理”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一是缺少必要的基本法，立法层次低、多头管理、相互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二是已有的立法中有诸多缺陷，难以适应规范网络发展，打击网络犯罪的实际需要。比如，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仅限定为自然人，而对其处罚却既没有罚金刑，也没有资格刑；而在诉讼法中也缺少对“电子证据”的规定；三是缺少大多数发达国家及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已列世界第二，但网上经营的数额在世界上还排不上名次，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法律规范，阻碍了网络市场的发展；四是在以法律手段鼓励网上传播中国的声音、防范国外不良文化与道德的入侵方面还显得不够。
信息网络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都属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如“四五”普法规划中指出的那样，对这些新问题，更需要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调整、规范和解决。
首先，将网络立法问题作统盘研究，尽早列入国家立法规划，立法重点要逐步向无形财产及信息网络转移。一是尽早制定一部网络基本法。在网络基本法出台前，可以先着手制定某些急需的单行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如可在《电信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电信法。
二是在正起草的有关法律中，应注意研究与增加涉及信息网络方面的内容，如正在起草的证据法，应重视“电子证据”的有关内容。三是在修订现有的法律时，也应注意增加涉及信息网络的内容，如在修订刑法时应考虑针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特点，增加法人（单位）犯罪、罚金刑、资格刑等内容。
其次，加强信息网络方面行业自律的立法，鼓励行业自律。这方面的立法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是鼓励、引导性质的，但也应有必要的强制性内容。所谓“必要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指法律可针对有关规章作出有关切断有害信息的传播、阻止或终止对不良网站、网页的持续访问等可以尽到的一些义务作出的规定。
第三，认真研究国际动向，积极参与保障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
认真研究信息网络立法与管理的国际动向，一可以使我们在制定相关国内法及实施管理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二可以使得我们在打击跨国计算机网络犯罪，在因网络侵权、网络商务中违约等跨国民商事纠纷产生时，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
第四，鼓励通过网络弘扬中华文化，进行传统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我们用更多的正面的、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容上网，以减少和抵制境外上载并传播有害信息的行为。
第五，应当大力提倡全社会都来学习网络知识和有关网络的法律知识。一方面，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网络发展的重要性及采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网络健康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了解信息网络技术，而且要了解信息网络法律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要通过普法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信息网络方面的法律意识，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5篇
（一）相关立法滞后
1.知识产权法领域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在促进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法制化、规制档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保护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知识产权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法律法规大多是作了一些笼统的限制，缺乏具体化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并没有规定国家应当采用何种方式对具体传播行为进行监督。《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未对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相关侵权行为作出明确界定，更没有规定具体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并未规定行政机关提供政府信息的具体时间以及未及时提供的法律责任等。
2.隐私权方面
档案信息包括人事、财产、病历等多种信息，具体涉及到自然人的出生日期、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奖惩情况、婚姻状况、身体健康、财务状况、金融交易记录等很多方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隐私信息。但在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今天，已经突破了传统档案信息的绝对隐私性，即除本人以外，收集、储存这些信息的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也能知悉档案信息。这就需要加强隐私权立法，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然而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隐私法。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是将隐私权包含在名誉权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都对名誉权作了规定，但并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予以保护。此外，我国至今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档案信息保密法》。无法对档案信息的网络传播予以适度的限制，也无法对相关主体的行为予以合理的规制，这些至今尚属立法上的空白。
3.查询权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时在第十条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是针对互联网时代著作权作出的关键性规定。但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对相关主体的查询权作出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规定。
（二）侵权行为难以控制
互联网与生俱来的开放性、虚拟性和数字化等特点，必然导致网络侵权行为的易发性和难以控制性。在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是以数字化、虚拟的形式存在的，非常容易被篡改甚至删除。而在目前市场经济形势下，很多信息甚至隐私都已经成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很多不法分子利用侵权行为盗取信息换取经济利益。而这些信息一旦在网上，便会瞬间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且有可能会被无数次下载、复制。
（三）举证困难
我国民法上一贯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我国档案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举证涉及到一系列技术问题，如网络接入、信息传播渠道、传播时间空间、网络索引、汇编、存档以及网络信息的浏览、搜索、缓存、超链接和搜索引擎等。这就从客观上给相关受害人带来了举证难、举证成本高的问题。
二、构建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法律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相关立法
1.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目前，档案信息网络传播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趋势。因此，有必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进一步详细规定网络传播权，明确界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对查询权作出试题和程序上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公开政府信息的时间。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界定。
2.制定专门的网络隐私法和档案保密法
首先，在档案信息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主体隐私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环节，而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一直没有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规定。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网络隐私法》，对网络传播过程中隐私权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以及相应的程序问题作出规定。其次，由于档案信息具有一定的机密性，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有必要对其共享和利用加以限制。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信息保密法》，对收集、储存和使用档案信息的主体从权利上予以限制，从程序上予以规范。
3.建立并完善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管理制度
档案信息网上传播包含了收集、归档、整理、保存、编研、鉴定和利用等诸多环节，要从根本上消除每一环节信息失真的隐患，就必须有一套完善、可行的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应当包括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主体责任制度、档案信息网络传播全过程管理制度、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效果评估制度、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监管制度等。每一项制度都要对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应当遵循的程序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二）加强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监管
加强监管是将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相关主体自觉守法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加强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监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档案管理部门、信息管理部门和安全管理部门应当引进先进的技术，配备完善的设施加强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监管。力争从源头上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侵权行为，也能够及时进行取证、侦查。其次，要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和引导作用。有关部门可以设立举报信箱，同时还要及时对举报侵权行为的主体进行奖励。另外，媒体也要充分发挥作用，及时对有关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进行曝光和跟踪报道。这既能促使相关主体遵守法律，也能促使违法者及时改正错误行为。
（三）对业内人士进行普法教育，加强行业自律
要增强档案管理工作人员以及档案信息网络传播其他主体的法律意识。档案管理单位、公共图书馆等相关机构可通过板报、媒体等方式宣传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法律知识，也可以通过专题培训、举办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促使相关主体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任，使其知法守法。另外，档案管理部门还应制定相应的考评、激励政策，将档案信息传播工作人员的守法状况纳入考评体系，与晋升职称、评优等挂钩，促使档案信息网络传播工作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
三、结语
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和传播方式，为我国许多领域的法制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而法律是规范主体行为、维护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依据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实际情况，适时制定、完善相关法律，以保证在具体实践中有法可依，尽早实现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法制化。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6篇
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确立，但《著作权实施条例》并无只字片言提到，而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尚未出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信息网络传播的司法保护，主要依靠法官依据现有法律自由裁量。其间虽然也曾出现某些问题，但总体的保护水平已较前几年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方面，中国法官的勇气和魄力俱佳，贡献良多，比以往任何时间的任何著作权利保护的成就都大。不过，以国家之大，信息纠纷之多，网络状况之复杂，以及法官的认识水平和能力差异，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总结近年来的相关判例，似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的完善有一定的帮助。
1、网站之间抄袭侵权：须严惩以做效尤
自1999年1月以来，对于中国网络媒体使用未经授权的网下作品（如王蒙等六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以下简称“六作家案”），或网下媒介使用未授权的网上作品（如胡彬诉《羊城晚报》侵犯其《网恋》作品案，以下简称“胡彬案”），一般情况下相关法院均能比较及时地作出审理。如“六作家案”不到四个半月法院便作出一审判决，“胡彬案”则仅四个月便“圆满结案”。但是，从网到网的抄袭侵权，审理周期一般较长，判决往往瞻前顾后。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网上数据涂改易，取证难，公证不一定可信及分歧较大等，另一方面也与双方均属新生传媒，均具深厚社会关系有关，有些甚至与法官保护著名网站名誉的用心有关。然而，由于网站所拥有的较之他人更为优越的电子手段及网络特点，使网上抄袭显得十分方便快捷。事实上，中国许多著名网站上的资料，多数作品的著作权并非为网站本身所拥有，或提供作品的ISP并未真正拥有该作品的著作权。如北京蓝羽毛网络技术中心诉爱特信电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权一案，据说被告拥有的搜狐网站（）“奥斯卡影片，栏目中涉嫌抄袭原告”世纪奥斯卡“网站（）的内容达184页，近20万字，甚至连其中的文字错误也尽数抄袭，而被告却在涉嫌侵权的网页上赫然标以”搜狐公司版权所有“的字样。[1]如是，则不仅侵犯了原告的信息传播权，也侵犯了原告的版权信息管理权利，该纠纷虽然最终在庭外和解，然而，被告在诉前诉后的表现和言论，委实反映了中国网站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版权信息管理权利认识的肤浅。如原告诉前曾致函搜狐《侵权告知书》，搜狐并未给予诚意的合作；原告后，被告甚至称”原告无法证明自己对其文字内容享有著作权，可能原告也是从其他网站中转载，因此不予赔偿“等等，[2]这似乎缺乏一个著名网站应有的风度及法律意识。因为，如果被告承认”奥斯卡影片“栏目内容来自原告网页，那么尽管原告网页内容并非全部属于原创，也不能改变被告抄袭侵权的事实。然而，被告的这种主张和态度，在2002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新浪诉搜狐侵权案中表现似更充分。面对新浪关于搜狐自2001年10月以来大肆抄袭新浪网短信频道、财经频道、体育频道以及网页内容的指控，被告干脆质疑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认为原告无权主张著作权。[3]
鉴于中国网站内容相互抄袭多，原创性匮乏，更由于网站管理者大多依仗网络特点漠视他人著作权利的事实，笔者主张司法对从网到网的侵权行为持严格责任标准，以提高网站的法律意识，提高网站信息的原创能力和水平，也给广大网民多几分尊重，少几分欺骗，多节省点时间，少花点冤枉钱。
2、网站链接侵权：设链者并非毫无责任
2001年1月3日，《路上的感觉》一书作者叶延滨因通过新浪网站的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路上的感觉叶延滨”可以在国际互联网的他人网站检索到该作品，而致函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要求其网站新浪停止侵权行为。新浪则以该著作权侵权通知因自身缺陷不具法律效力为由不予理会。作者遂将新浪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被告则仍以“搜索引擎的工具性、公共性决定了法律不应该对其提供的链接承担责任”为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2001年6月21日，法院认定被告对其链接侵权不负任何责任，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4]
在这一案例中，法院如何依据网络技术支持被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被告网站通过链接造成原告著作权遭受侵害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我们知道，链接是国际互联网上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互联网上实现快捷传递、便利获取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可以说，没有链接就没有互联网的价值与速度。网站经营者往往利用链接技术将网站间信息相互链接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因此，链接技术或链接概念本身并不违法，也不构成侵权。但是法律没有规定链接是一种侵权行为，并不等于掌握链接技术即设链人的行为不会违法或不可能构成侵权。技术标准本身与掌控技术行为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认识：一是设链人对“链接”具有控制权，即可以停止对被侵权作品的链接。二是搜索链接软件本身有导致侵权的漏洞，使用该软件的设链人在导致侵权的情况下负有连带责任，特别是在原告已经告知侵权之后，如不理会，显见有故意侵权之嫌。三是如何选择网络链接，是采取普通链接的方式，还是采用深层链接。前者是指向对方网站首页的链接，后者是绕开对方网站的首页，直接链接到对方网站的其中一个网页，它使浏览者误以为被链接网页作品是正在浏览的网站的一部分，这后者的链接，当然已属侵犯了他人作品的传播权或展览权。上述“叶延
滨案”判决书没有说明及展示原告公证的链接方法、性质，但从其介绍新浪所使用的“百度”搜索引擎的技术特征来看，似属深层链接。此外，该案被告对网站出现的侵权行为显然不存故意，笔者认为，尽管被告将责任推给了链接技术，甚至以“工具性、公众性”为由，然作为有“瑕疵”的技术软件的使用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有报道指出，搜索引擎本身并非毫无问题，如htdig搜索引擎软件便允许用户读取任何文件，[5]linux的nfsd存在的溢出漏洞允许入侵者远程获取root，[6]等等，这说明搜索引擎的链接并非不存在侵权的危险性及可能性。据此，一旦侵权发生，作为使用者的网站，不能因为搜索引擎的“工具性、公众性”而免责，更不能因为其使用的软件技术有缺陷而不承担相应责任，特别是在其已被告知却依然以法不涉及链接为由拒不停止侵权的情况下。
其实，此案之前，2000年10月24日《唐。吉诃德》的译者刘京胜也因网站链接问题状告搜狐，法院审理判决被告赔礼道歉，赔偿人民币3000元。[7]不过此案判决赔偿，并不是因为被告链接侵权。在这个问题上，法院一方面认定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另一方面却认为原告明确提出停止链接被侵权作品后，出链者未积极行为而应承担责任。这里，笔者无意论证法院对是否侵权的说法自相矛盾，但却必须指出，仅仅这一点，该案已经比“叶延滨案”的判决显得客观与进步。特别是该案法官已经意识到：被告虽然无法对其网站链接的信息内容加以控制，但却完全有能力控制其网站与其他网站或网页的链接；在原告人提出其链接的网页上有未经权利人许可下载的作品的指控时，被告有责任及时采取技术措施，停止链接，制止侵权，等等。相反，像法院对“叶延滨案”的判决，如果一家网站获得一作品的上载权利，全世界的任何一家网站都可以通过链接让网民获得该作品而不必负任何责任，这样做如何能够保证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不受侵害？
3、冒用他人名义发电子邮件：传输侵权还是传播侵权
1996年4月9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1993级研究生薛燕戈收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发给她的将给她提供1.8万美元金额奖学金的电子邮件，但此后久等正式通知不至，经查询，原为同系同班同学张某于4月12日10点16分用“恭”的名义给美国校方发一电子邮件，谎称薛已接受其他学校的邀请，不能到该校学习。同年7月9日，薛将张告上法庭，法院经调解，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共计1，2万元人民币。但此案被告侵犯原告的哪些权利并不十分明确，而弄清这个问题却对今后电子邮件的司法保护颇有价值。如说被告侵犯原告的姓名权吧，被告用的是“恭”的笔名而不是薛燕戈的名字；说被告侵犯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吧，该电子邮件的接收单位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并非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定义的‘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说被告侵犯原告到美国深造这一机遇的人身权利吧，被告的行为却是一种网上信息的谎输。综上，笔者认为，被告侵犯的是原告的信息传输权。也就是说，美国校方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其函复权属于原告，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矫名捏造事实，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输权。被告侵犯的不是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什么笔者会在此专门讨论本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呢？盖因中国学术界、理论界、司法界自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版权条例》、《表演与录音制品条例》以来，由于某种原因，在许多舆论或论著中，网络传输权与网络传播权往往是混同起来使用的，这导致了一些混乱和模糊认识。事实上，”传输“与”传播“一字之差，在网络上的涵义是不同的。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侵权案件如何适用不同的法律，其审判结果也可能不同。
二、外国信息网络版权保护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由于立法滞后，实践时间尚短，故一般案例均停留在是与非的判决上，要么侵权要么不侵权，较少对诸多复杂问题作深入探讨。而国际上，自1996年《版权条约》、《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修改了版权法或制订了网络传播法律，在司法实践方面，也提供了某些可供借鉴的判例。
1、网上故意侵权
在英美判例中，是否故意侵权一直是法官们须首先弄清的问题。美国《纽约州非营利组织法》甚至规定，非营利组织对个人的侵权仅对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他人损失承担责任。如1997年2月19日ChristopherScanlon第一被告Kessler、第二被告Marcus、第三被告Weis和第四被告msma的同性恋组织照片案，[8]法院通过种种推论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违反组织规定将照片在checkmat.杂志及互联网上使用，明显违反了联邦版权法，但是原告后，被告已将其互联网上许多原告的照片撤下，这表明被告并不想侵犯原告版权。因此，被告没有故意侵权。之后法院判被告赔偿原告已获联邦版权登记的两张照片的最低额赔偿，共1000美元。又如2000年3月发生在英国的一起涉及互联网的诽谤案件，原告戈弗雷医生曾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demon删掉在网上针对他的诽谤言论，但demon不予理会，戈弗雷便控告了demon故意侵权。最后，原、被告达成和解协议，demon同意支付的赔偿费及诉讼费竟高达近40万美元。[9]
与以上案例相比，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显然对故意侵权缺乏应有的关注。如“叶延滨案”与“刘京胜案”，网站提供的链接导致对原告作品构成侵权无疑是一种事实，而两被告明知这种侵权事实可能继续发生，仍拒绝采取措施停止侵权，甚至采用诡辩为自己开脱。依照以上英美的案例，只要这种事实存在，被告即构成故意侵权。
2、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
美国早期判例对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即持严格责任标准。如1993年《花花公子》公司（PEI）诉弗雷纳（Frena）案，法院认为，被告经营公告版提供了场所和空间使原告的照片可在其中被上载和下载，这实际上已发行了一种产品，其中包括含有侵犯他人版权的内容，尽管该内容不是被告提供的。此外，法院对展览权作出很宽的解释：“包括以任何方式向屏幕或其他平面投射影像，以电子方式或其他方法传输影像，或者用阴极射线管之类的视觉设备，与任何信息储存、加工系统相连，表现影像”。法院认为原告的照片虽仅供公告版使用观看，却已属于“公开展览性质”，即公告板也属于“
公开场所”。因此，法院判被告直接侵权。[10]
诚然，以上判例法院只看侵权事实，并不要求直接侵权者的主观故意。但如依照该判例侵权归责原则及认定解释，中国著名的《大学生》杂志社诉北京京讯公众技术信息有限公司案（以下简称中国《大学生》杂志社案），[11]被告将难逃直接侵权的责任。上述新浪、搜狐经链接侵犯叶延滨、刘京胜著作权两案也属于“与任何信息储存”相链的“表现影像”，起码也是侵犯了作者的展览权。不过，这种侵权归责原则与标准，不但中国国民难以接受，在美国尔后的判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在著名的宗教技术中心诉Netcom案中，[12]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便离开PEIV，Frena案的轨道，不同意仅仅由于被告经营公告板便认定构成直接侵权，而是确立了网络服务商在对网络使用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知情时才需承担辅助侵权责任的原则，即我们所说的过错责任原则。依照该案的侵权归责原则与标准，在中国《大学生》杂志社一案中，如被告提供免费网页并无诱使侵权个人上载他人作品及在知情后即采取适当措施停止侵权，不但不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或替代侵权责任，连辅助侵权责任也不承担。所谓辅助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自身虽未直接从事侵权活动，但在知情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促成或引起他人进行侵犯。如美国Sega诉Maphia一案，[13]BBS的经营者以利益诱使订户上载侵权软件并对其他订户的下载收取报酬，法院认为被告对侵权行为知情而且提供设备，鼓励、指导订户复制原告的软件，即使被告不知何人在何时上载或下载原告的何种软件，其行为仍应负辅助侵权的责任。同理，上述叶延滨、刘京胜案中被告新浪、搜狐如在知情后仍继续提供链接让用户侵犯他人著作权，应当负辅助侵权责任。
3、网站的性质与地位
“网上传播是第四传媒”的说法流行多年，但具体到传播立法，各国对互联网站性质地位的说法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论如何网站及其经营者享有网下传统媒体的权利，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1993年3月美国著名的《花花公子》（PEI）诉RNE公司及其总裁RussHardenburgh一案便表达了这一原则。如该案法官除了认定被告有故意侵权的意图和活动之外，也认为被告经营电子公告版，对所有上载的内容进行浏览，有检查、控制之责却又不加区别一律上载，因而，尽管建立公告版本身不是版权法禁止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但是被告以实际上的复制、发行方式改变了自己“中介”的地位，直接侵犯了原告的版权。这个判例的依据有点像中国传统媒体，如报刊刊登了侵权作品，该报刊必须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一样。不同的仅是法院明确了该案个人被告不得以法人行为为借口逃脱个人的侵权责任，而中国个人（法人代表或网站管理者）则可以。此外，法院还认为，被告明知自己鼓励上载的政策存在上载原告照片构成侵权的危险性而加以否认，缺乏诚意，属于诡辩，应兼负间接侵权责任。依此，中国《大学生》杂志社案原告如能证明被告明知自己提供的免费个人网页存在上载他人作品构成侵权的危险性而加以诡辩，则被告须负间接的侵权责任。
目前，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尚未出台，网上媒体的法律地位未能明确，但随着网络管理的加强和法律的逐步完善，中国《大学生》杂志社案如不是2000年11月28日一审已作出判决，被告今天要做到完全免责恐属困难。因为事发当年，正是中国网上侵权热闹非凡之际，被告无论如何很难证明自己对免费网页必定招来侵权作品的危险性及可能性全无所知，更难证明自己对著名的《考研胜经》被用户上载毫不知情，且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1998年8月-1998年12月）。不过，网络服务商完全免责也有例外，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令》便规定网络服务商无须对不在网络服务商控制范围内的第三方在网上所提供的资料负责，因为网络服务商只是提供技术上的服务，让第三方能在网上提供资料。中国《大学生》案可能是借鉴新加坡法律而作出的判决，当然，这时网上服务提供商的法律地位似不等同于网下的传统媒体。
4、网络链接与不公平竞争
在外国网络链接的相关案例中，如果未经授权或许可而进行的链接，不合理地利用他人网站的内容，不仅侵犯作品的著作权，而且可能构成不公平竞争而承担法律责任。如美国门票专卖公司（TicketmasterCorporation）诉微软公司链接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在其Seattle，Side-walk，com网站设计链接，使用户绕过原告首页而直接到原告的订票系统及娱乐活动信息所在网页进行购票；著名的美国华盛顿邮报案的被告利用视框链接技术提供原告网站的文字和新闻，其手段更加巧妙，当用户经由被告（Totalnews）网站链接到原告网站进行浏览时，原告的首页会局限在被告设计的某处视框内，原告的网址也未出现在屏幕上，相反出现在屏幕上的是被告的网址。以上两案被告均被原告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诉上法庭。[1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包括类似链接的网络行为所发生的不正当竞争，但网络上这种通过链接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在中国屡屡发生，只是诉至法院的还没有而已。因为在司法保护上，中国相当法官目前仍鲜有认为链接能构成侵权者，更圈论构成不公平竞争；涉及侵害域名的不正当竞争也刚发生不久，如上海东方网状告济南“东方网”等。
三、完善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1、网络链接与侵权
网络链接引发知识产权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著作权人与具体网站签订作品使用协议应有使用范围的要求，如限制为其他网站所链接；其次，签订作品使用的具体网站应当在链接技术上设置某一具体限制以保护作者的传播权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网站设计链接应当限制其只局限于作品主要信息（题目及内容摘要）的链接，或不得屏蔽被链接网站的地址。以上要求反映在立法上，应当既注重保护作品的著作权利，也要考虑民众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表现在互联网上，是尽可能给信息交流以较宽松的环境。一个作品问世，作者有权考虑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取报酬，但恐怕也当考虑一个社会效益问题。因此，国家立法，似当允许网络有文摘性质的链接刊登，或者更进一步，允许通过链接全文浏览，但不付报酬不得下载。
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并未删改1990年《著作权法》第32条“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的内容。这一规定
如果引申到网络上，无疑是给予网络媒体“自由转载”的权利。但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呼声日高的环境下，2002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第17条却明确规定，《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的转载，是指报纸、期刊登载其他报刊已经发表作品的行为。也就是说，除了报刊，其他媒介转载已经发表的作品均须事先经得作者的同意。这无疑给新生的网络版权保护提出了比传统媒体版权保护更高的要求。这样公正吗？网下有法定许可，网上何以不能有法定许可呢？这种法定许可，在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已作了探讨。如《解释二》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这显然是赋予了网站与报刊转载、摘编同等的法定许可权，是侵权诉讼中被告减轻责任的一个有利依据。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解释二》似乎比《解释一》公平，也较符合网络技术的特点，有利于衡平权利人、媒体、民众三者的利益。
2、网上传媒的法律地位
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设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网上传媒的地位、权利及应承担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相反，网下“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等相应机构的地位、责任已有新的界定。网下媒体的权责能否完全延伸到网上，《解释一》似乎持否定态度。中国关于网站的管理，目前已有多部法规可以宏观调控，如2000年9月25日公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11月7日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2002年6月27日公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等，都涉及网上媒介ICP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暂行规定》对网络出版和网络出版提供者作出了规范，且部分涉及ICP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应注意的问题，如“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应当遵守国家著作权的法律、法规”等。但是，就出版行为而言，网上媒介是否可以获得《著作权法》中图书出版、录音录像及广播电视组织等传媒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当前，网上作品的著作权利已经明确，如2002年4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一个状子上去，北京海淀区法院2002年6月27日便判决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这似是审理时间最短的判案之一）。[15]但是，中国网上传媒的地位、权责却仍然若暗若明，似有若无，这是导致网上信息传播纠纷的一个原因，也是使网上传媒困惑及陷入无可适从境况的重要因素。笔者以为，为了保障中国网络事业的发展，网上传媒的法律地位应当尽早明确，传统媒介所拥有的权利网上媒介也应当享有。
3、报刊数字化权利与著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
由于受1997年美国著名的泰锡尼（Tasini）诉纽约时报（NewYorkTimes）一审原告败诉的影响，中国1998年以来发表的许多论著均对报刊将作品作数字化使用不持异议，对近年风起的报刊网络版行为持赞同或勉强赞同态度，且不敢深究其是否构成对单篇作品的第二次使用。这种风气直到美国最高法院以7：2的投票作出支持原告的判决[16]之后才有所改变，但侵权仍在继续，理论上至今也无任何合理的说法。事实上，某些报刊通过“约稿”让作者同意将作品作数字化转换，建立“网络版”甚至加入“光盘版”，笔者以为这有违著作权法的一般原则。作者向报刊投稿，原则上只允许报刊作一次性使用，各单篇作品的著作权仍属著作者所有，报刊如作第二次使用，须经著作者同意（当然，争议在于网络版、光盘版是否属第二次使用）。然而，在网下传统邻接权“吞并”著作权，而立法对“网络版”少光盘版“的性质没有规定的今天，有些报刊明确要求著作者放弃数字化权利，否则不予刊载。这不仅对著作者不公平，对出版业也不公平。同是传统传媒，为什么报刊拥有数字化转换权，而出版社没有呢？何况，从网络为第四传媒的角度看，网络是有别于报纸、杂志的另一载体，”网络版“与该报纸杂志作品版权有别，”光盘版“与该报纸杂志更属不同出版物，这种跨越行业产业的转换，似应视为第二次出版，起码也应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转载。当然，有些报刊以真正增加稿酬的做法对作品作数字化使用，这是一种合法且合理的行为，如《法商研究》、《法律科学》、《金陵法律评论》等，但不少报纸杂志对作品作数字化转换使用后仍保持国家规定的最低稿酬，还有的第二次使用后稿酬更低，更有些不仅对作品作第二次使用，还收取或变相收取了作者的版面费并干脆取消了稿酬。
综上，笔者以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应制止目前某些报刊貌似合法实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侵权行为。至于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趋向保护个人、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公共利益，以及最大限度地抑制传播强权。
4、信息网络传播权利限制与例外
同为《著作权法》指定由国务院制定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修订时正值中国入世，知识产权保护“竞高”与“超标”[17]之时，其中的权利限制条款，比《著作权法》缩减了许多。即仅有第17条“学习和研究”，且局限在“软件内容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狭小范围。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中出现。一是因为互联网络的特点，缺乏“法定许可”可能导致太多的侵权；二是从中国比较落后的网络环境考虑，太高的保护标准不利于中国信息产业与网络的发展。此外，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国信息作品保护偏高，可能给国内传媒产业造成不必要的冲击。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所规范的限制与例外，既要正确处理传播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即保护著作者的合法权利，也让互联网的主人——广大网民在知识与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里得到最大的益处；又要正确认识著作者传播权利与网络垃圾传播的关系，对网络垃圾给出准确的定义，制止电子垃圾在网上的传播，不让种种相关的网络垃圾借传播权利而危害社会，特别是对一些恶意骚扰的邮件炸弹，一些政治、色情的宣传，应通过严厉的法律手段制止其传播，以免损害国家与民族利益，茶毒青少年。
注释：
1][2]参见《蓝羽毛网络技术中心告搜狐侵权案》，/gnhlwqqal.htm
[3]参见《新浪欲擒“狐”昨日上公堂》，《法制日报））2002年7月17日，第3版。
[4]参见《新浪打赢搜索引擎案检索服务不算侵犯版权》，/jdal/jdal/121906.htm
[5]参见《htdig搜索引擎软件的CGI漏洞》，/article/db/138.htm
[6]参见《Linux的nfsd漏洞》，/article/db/90.htm[7]参见王范武：《网站链接引发讼争译著作者状告搜狐》，/gnhlwqqal.htm.[8][10]参见张玉瑞：《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年版，第78页，第94页。
[9]参见《<大学生>状告“首都在线”案分析：：网络侵权欲说还休》，
[11]京讯公众技术信息有限公司的“首都在线”网站为网民们免费提供网络空间—个人免费主页，在众多的免费主页中，有个名为“考研”的个人主页将《大学生》杂志出版的增刊《考研胜经》私自上载，《大学生》杂志社认为“首都在线”作为免费个人主页空间的提供者，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因而将其告上法庭。参见《<大学生>杂志社诉北京京讯公众技术信息有限公司案》，/weblaw/decision08.htm
[12]comCommunicationServeces，Ins，907F.Supp.1361[13]SeeSegaEnterprisesV.Maphia，Ins，857F.Supp.679
[14]参见朱家贤、苏号朋：《e法治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页。
[15]参见刘玉民等：《北京2002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案》，/pg/newsshow.php？Id=7432[16]参见沈木珠：《国际贸易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4页。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7篇
业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开发建设单位：北京市神威并行计算机工程公司
项目类型：公共服务平台/业务管理平台
一、业务需求背景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络系统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依据我国政府法制建设的发展状况和实际需要提出建设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政府法制机构之间信息交互的需求十分迫切，社会对政府法制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建立连接省级政府法制机构、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政府法制机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法制机构的计算机网络体系,实现法制信息网络化传送、处理、管理；同时向社会政府法制信息，提供法制信息的浏览和查询服务。通过建设综合性的政府法制工作管理信息系统，来提高政府法制工作信息化水平，进而提高政府法制工作效率。
二、项目设计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目标是：以国家法律、法规的标准分类体系为基础，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建立完整的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体系，全面实现政府法制信息处理和管理的现代化，建立为国家立法工作提供支持和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法制信息服务的国家法制信息网络系统。中国法制信息网络系统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连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立法权限的其他城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法制机构的广域网络。
在网络连接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法律法规文献数据库检索系统。
在Internet网上建立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站，为社会提供公开的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和信息浏览、检索服务。
建立支持法制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系统，能在网上支持法律法规的起草、审查、备案等工作。
为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的存储、管理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计算机运行环境。
三、CIO的作用和贡献
在项目设计和规划阶段，项目负责人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规划系统既能够满足目前业务的需要，又充分考虑业务发展的要求，以及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的特点。因此该系统设计规划的特点具有实用性和前瞻性。在系统实施阶段，项目负责人根据系统实施不同方面、不同部分的技术要求和技术特点，周密部署系统各个方面的实施进度；而且对系统实施的进度进行跟踪检查，及时分析系统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调整实施安排。项目负责人在系统建设中起到了设计师、总指挥和监督员的作用，保证了系统按时、按质实施。
四、项目效益评估
⒈社会效益分析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条件。
（1）提高了政府法制工作的效率。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开发和配置了法制办办公自动化系统、法规备案管理系统、政府法制机构邮件系统等应用。这些系统自投入应用后，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法制信息的传输、处理效率，同时也提高了政府法制工作的信息共享水平，节约了行政成本。
（2）提高了政府法制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程度。在行政法规起草、审查过程中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是政府立法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政府法制信息网站为国务院法制办征集公众立法意见提供了平台。
（3）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政府法制信息服务。政府法制信息网站及时政府法制信息和政府立法动态，保障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立法工作的知情权；而且每当一些重要法律法规后，广泛收集与之相关的信息在网上，方便了人民群众学习和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
（4）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法律法规信息查询服务。在政府法制信息网站上建立法律法规信息检索系统，提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和案例精选库等等信息的查询服务。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免费查询法律法规信息的重要渠道。
⒉总体评估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信息网络安全;法律规定;行为规范
法律是信息网络安全的制度保障。离开了法律这一强制性规范体系,信息网络安全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行为,都失去了约束。即使有再完善的技术和管理的手段,都是不可靠的。同样没有无安全缺陷的网络系统,即使相当完善的安全机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非法攻击和网络犯罪行为。信息网络安全法律,告诉人们哪些网络行为不可为,如果实施了违法行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承担刑事责任。一方面它是一种预防手段;另一方面它也以其强制力为后盾,为信息网络安全构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法律也是实施各种信息网络安全措施的基本依据。信息网络安全措施只有在法律的支撑下才能产生约束力。法律对信息网络安全措施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对各种计算机网络提出相应内安全要求;对安全技术标准、安全产品的生产和选择作出规定;赋予信息网络安全管理机构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违反义务的应当承担的责任;将行之有效的信息网络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的原则规范化等。
一、我国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体系
1.一般性法律规定。如宪法、国家安全法、国家秘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著作权法、专利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专门对网络行为进行规定,但是,它所规范和约束的对象中包括了危害信息网络安全的行为。
2.规范和惩罚网络犯罪的法律。这类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这其中刑法也是一般性法律规定,这里将其独立出来,作为规范和惩罚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
3.直接针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特别规定。这类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
4.具体规范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定。这一类法律主要有:《商用密码管理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金融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暂行规定》等。
二、我国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特点
1.确立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基本法律原则。从现有的信息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我国大致上确立了多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基本法律原则。主要包括:(1)重点保护原则;(2)预防为主原则;(3)责任明确原则;(4)严格管理原则;(5)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则等。
2.建立了多项信息网络安全的保障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的信息网络安全保障制度主要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备案制度、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制度、计算机案件强行报案制度、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单位安全负责制度、计算机病毒专营制度、商用密码管理制度、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管理制度、电信安全管理制度、信息安全检测、评估和认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计算机信息媒体进出境申报制度等。
3.明确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管理部门。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安全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由公安机关行使。1994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赋予公安机关行使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职权。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明确了公安机关具有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的职责。1997年12月施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将公安机关的监督职权扩展到了信息网络的国际联网领域。
三、我国现行信息网络安全法存在的问题
1.立法滞后、层次低,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在我国现行涉及网络安全的法律中,法律、法规层次的规定太少。规章过多,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而且在制定规章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纵向的统筹考虑和横向的有效协调,制定部门往往出于自身工作的考虑,忽视了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能及相互间的交叉等问题,致使出台的规章虽然数量不少但内容重复交叉。这种现状一方面造成部门间更多的职能交叉,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资源的严重浪费。法律法规的欠缺、规章的混乱,常常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对网络违法行为,要么无人管,要么争着管。
2.不具有开放性。我国的信息网络安全法结构比较单一、层次较低,难以适应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需要和日益严重的信息网络安全问题。我国现行的安全法律基本上是一些保护条例、管理办法之类的,缺少系统规范网络行为的基本法律如信息安全法、网络犯罪法、电子信息出版法、电子信息个人隐私法等。同时,我国的法律更多地使用了综合性的禁止性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利益的活动,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但没有具体的许可性条款和禁止性条款。这种大一统的立法方式往往停留于口号的层次上,难以适应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信息网络安全问题。
3.缺乏兼容性。我国的安全法律法规有许多难以同传统的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协调的地方。比如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在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均未设定没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全部设备的处罚,但是依据这些行政法规制定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的第14条,却设定了没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全部设备的处罚种类,显然这个处罚的设定与相关法规有矛盾之处。
4.缺乏操作性。我国的信息网络安全法中存在难以操作的现象。为规范网络上的行为,政府职能部门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国家保密局、教育部、新闻出版署、中国证监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等都制定了涉及网络的管理规定。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数量虽大,但是它们的弊端是明显的。由于没有法律的统一协调,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致使出现同一行为有多个行政处罚主体,处罚幅度不尽一致,行政审批部门及审批事项多等现象。这就给法律法规的实际操作带来了诸多难题。
四、我国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1.信息安全法。确定国家在建立电子数据信息资源中的地位,明确电子数据交流与保密的范畴,保护电子数据的法律责任,规范电子数据系统的安全保护要求,规定对电子数据系统安全维护管理必要的人员配置及责任义务等。
2.互联网络法。规定对网络的正当使用,防止越权访问网络,保护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
3.网络犯罪法刑法和全国人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虽然规定了一部分网络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但是这难以适应越演越烈的网络犯罪。
4.电子信息出版法。明确电子出版的权利、义务、审批、管理和法律责任等。
5.电子信息知识产权保护法。明确规定以电子信息方式存在的、以多媒体等介质表述的文教、卫生、科技、工农业、商贸等各领域的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的归属、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违反法规的惩处等。
6.电子信息个人隐私法。对于公民个人有保护隐私的需要,在电子信息系统广泛应用的条件下,这种要求将以新的形式提出,要有相应的管理规范加以界定和保护。本法应当规定,在电子商务中涉及到的、个人以电子信息方式存在的隐私,在不违反国家安全的利益的原则下,享有隐私权,侵犯他人隐私权将依法受到惩处。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权利比较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订时新增的一种著作权，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1]这一权利的规定，迎接了网络技术发展给著作权法律关系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弥补了原《著作权法》缺乏专门调整网络著作权法律关系的空白，[2]堪称是“与时俱进”之作。但是由于该权利在法律中规定甚为简略，尚有许多问题值得从学理上进一步探讨，其中之一便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著作权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为调整作品的网上传播产生的法律关系而设计的。一般而言，作品的网上传播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传统作品（指非数字化的作品，下同）的数字化；其次，是数字化作品上网即上载进入ISP（InternetServiceProvider）的计算机系统；最后，是社会公众成员通过与ISP相连的计算机终端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这个过程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上载、传输、下载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分别类似于传统作品的翻译、发行或广播、复制。因此，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权利主要有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这些权利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著作权的理解。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
信息网络传播的第一阶段往往是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即将传统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适合上网的形式。[3]传统作品数字化过程的实质是将以人类常用的语言文字表现的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以计算机语言记载的作品。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是指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所以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表面上看就是一种“翻译”。然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是指特定的人们无须借助任何仪器即理解其含义的文字符号或语言。”翻译“是指这些语言文字间的相互转换。计算机语言不能为人们直接理解，必须通过计算机转换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方可为人们所理解，所以计算机语言不是传统的语言文字，将传统作品转换为数字化作品，不能算是”翻译“。此外，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产生的作品，会产生新的著作权，其著作权归翻译人。其原因在于”翻译“并非一个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翻译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过程，它需要翻译人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再创作“。传统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完全是由计算机运用程序完成的，是一个纯机械化的转换过程，不需要操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不是一种”再创作“，因此操作者不会也不应该享有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事实上，数字化作品只是适合通过计算机再现的作品，与原作品仅发生了载体的变化。因此，信息网络传播过程涉及的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不属翻译权的”覆盖“范围，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应为相互独立的权利。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权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4]修订前的《著作权法》未明确规定发行的含义，而是由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其义为“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5]可见“发行”指的是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无论是有偿提供（出售或出租）还是无偿提供（赠与），其结果都是使公众获得了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但问题是何谓“原件”，何谓“复制件”？修订前和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所谓作品“原件”通常是指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载体，包括纸张、胶卷、录音磁带、计算机磁盘等等；所谓作品“复制件”是指原件以外的能够传达与原件相同信息的载体，同样包括纸张、书籍胶卷、录音磁带、磁盘、光盘等等。
传统知识产权法理论认为，作品的发行必须包括作品载体（原件或复制件）的转移，即书籍、报刊、磁盘、光盘等记载作品的“物质材料”的转移。[6]仅能为公众感知，而不向他们提供复制件的行为不构成发行。[7]作品经数字化以后，在网络上传播，仅为作品的数字化传输，经计算机终端转换再现作品内容，从而为公众欣赏，并未发生作品载体的转移，因此，有学者认为，要把传输归入发行的概念之中，恐怕很难。[8]然而，在国外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程序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多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尽管计算机程序的原件仍然保留在发送该程序的计算机中，但是接收了传输的计算机内存或存储装置中却各形成了一份该程序的复制件。因此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和以其他更传统的形式向公众发行作品没有区别，最终的结果都是让公众获得了作品的有形（tangible）复制件。[9]这一观点，虽然有对“发行”作扩张性解释之嫌疑，将其解释为“让公众获得作品的有形复制件”。然而这一扩张性解释并没有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如果对“载体”作这样的理解即载体是指能够记载作品并且无论是否借助仪器均可再现的物质材料，那么就可将计算机内存或其他存储装置视为载体，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计算机存储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原件，此外的记载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件。尽管发送作品的计算机存储装置没有发生位移，但作品信息通过网络发生了位移，以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可以理解为作品载体发生了转移。因此，数字化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发行。
2000年11月2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虽然规定“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但修订前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那么，网络传播是其中一种呢，还是与这些使用方式并列的一种呢？如果是其中一种，是哪一种呢？《解释》语焉不详。从本质特征上分析，网络传播更多地类似于发行（关于网络传播与播放的关系，下文将进行分析）。因此，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以前，我国司法实践如果类推适用发行权“覆盖”信息网络传播并未出现法律适用错误。[10]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
《著作权法》修订以前，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被规定为“播放权”，其义为“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的权利。“播放”是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特指以无线电波或者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很明显，“播放”不包括网络传输，因为其仅限于有线电视系统，而网络通常不包括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修订前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播放权”不能“覆盖”网络传播。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规定为“广播权”，其义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11]从该项规定分析，广播的形式包括：（1）以无线即电磁波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公众通过特定的接收装置可以欣赏到作品。这是广播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广播可能通过音频方式，也可能通过视频方式。（2）以有线即电缆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12]这种形式的广播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另外，饭店、商场、公众娱乐场所、某些交通工具等也有这种形式的广播。（3）通过扩音器或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这是关于广播方式的“口袋”型规定，以备科技发展出现新的广播手段而致法律不敷适用。
从广播的形式分析，在著作权法领域，广播的实质是以能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如果作这样的理解，网络传播也应包括在其中，因为网络也是能够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网络传播与传统广播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而后者不能，公众无法控制广播节目的播放时间，一旦错过节目播放时间便无法再接收到。但笔者以为，这种差异，仅仅是技术含量的差异，并无本质区别。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广播不包括公众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传播形式。因此，将网络归入法律规定的“类似工具”似乎无可非议。
正因为广播与“网络传播”不存在不可协调的本质性的差异，所以某些国家干脆将二者合并规定，构成一种“公众传播”，著作权人享有的控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就是所谓“公众传播权”。如2001年5月22日由欧洲议会通过，同年6月22日颁布实施的《关于信息社会的著作权及有关权指令》就规定了这种权利，它指著作权人享有的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专有权，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权利。[13]欧盟的这种规定，是将传统的广播（或播放）与网络传输进行整合，对原广播权内容作了明确的扩充。这种整合并非毫无道理。[14]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分别进行规定，在外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
复制是指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复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复制既包括以与原件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如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抄写等（我们可以称为“同形复制”），也包括以与原件完全不同的形式再现作品的行为，如将工程设计等平面图形作品制作成立体的工程模型或建造成工程（我们可以称为“异形复制”）。狭义的复制仅指“同形复制”。无论是“同形复制”还是“异形复制”，其作用都在于使人们可以欣赏到原作以外但又不丢失原作所载信息量的“作品”。所以复制的本质功能在于再现原作，能够再现原作的行为均为复制。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作品上载以后，人们通过计算机欣赏作品所获得的信息量不会比欣赏原件获得的信息量少（美术作品可能例外，比如运笔、着色等不如欣赏原件感受真切，但这种信息量的减少，与人们欣赏同形复制件信息量减少的程度应该大致相同）。就数字化作品的上载而言，上载在ISP的计算机系统内产生了作品的备份，并通过计算机可以再现，因此上载是一种复制行为。同理，社会公众通过计算机终端上网浏览（不下载）网上作品，作品在终端机屏幕上为用户所欣赏，同样是一种再现，应属于“复制”，因为此时在计算机内存中产生了作品的复制件，尽管这只是临时复制；下载网上作品，以期通过计算机再现，在本地计算机存储设备中产生了作品复制件并被固定下来，更是将作品制作成“备份”的行为，是一种复制行为。有人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复制与传统意义上的复制有区别，因为后者同时伴随了载体的“再现”，而前者不会产生载体的“再生”，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15]笔者以为，计算机及其存储设备共同构成网络作品的“载体”，如果将信息存在硬盘或其他存储设备中，虽然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但这与一本书只有在打开后方可获取其中作品的信息并无二致。网上浏览的确没有将信息固定于计算机终端的存储设备上，但可以视为终端与远程主机共用存储设备，只要公众愿意，可以再次上网欣赏该作品，因此临时的再现也不失为一种复制。
由此可见，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必然涉及复制过程，网络传播权如果不是单指“传输权”，即数字化作品从一计算机传往另一计算机的权利的话，就必然包含复制权的内容。只是权利人在权利受损时，主张了网络传播权，就没有必要另行主张复制权了。
综上所述，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数字化作品的上载、网络传输、公众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等过程。与传统的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比较，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相互独立，与复制权关系密切，与发行权和广播权的内容非常接近，虽然也存在这样的区别即能否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这种区别不是本质的。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通过扩张性解释发行权和广播权解决涉及作品的网络传播纠纷不会出现法律适用错误。我国现行法律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单独规定，显然与发行权和广播权有一定交叉，但还不会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未来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如果整合现行发行、广播、播放、信息网络传播等传播方式，创立一种能够覆盖各种传播方式的“传播权”，即亲自或许可他人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专有权利，则著作权权利体系设计逻辑将更为周延。[16]
注释；
[1]《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十二）。
[2]据统计，仅1998年和1999年两年，我国发生的与网络传播有关的著作权纠纷案提交法院审理的就有几十起，由于缺乏相关规定，某些法院是通过扩张解释现行法律有关规定进行判决的。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8页。
[3]对于直接通过计算机创作产生的作品，已是数字化作品，不需要另行数字化。
[4]参见《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六）。
[5]参见原《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颁布，已失效）第5条之（五）。
[6]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7]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年版，第61页。
[8]参见马克·戴维生：“计算机网络通过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王源扩译，载《外国法评译》1996年第5期。
[9]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0]典型案例可见1999年北京海滨区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该案一审判决认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待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者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二审法院也认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的使用仍属《著作权法》规范的使用方式。简单介绍参见胡唯嵘：“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初探”，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10日第3版；详细介绍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8页。
[11]《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之（十一）。
[12]法律规定中“广播的作品”一语令人费解，不知是“已被广播的作品”，还是“适于广播的作品”，如果是前者，则“有线广播”不能直接使用作品，而必须使用已经广播的作品。这似乎是说，“广播”只有一种，即无线广播，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是后者，则直接用“作品‘，岂不更简洁？本文作后一种理解。
[13]参见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4]相反意见认为网络传输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对传统版权法的扩大解释予以解决。参见吴汉东、胡开忠等：《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15]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信息网络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信息网络 法制建设 网络社会 安全秩序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网络秩序混乱的危害主要包括网络侵权行为日益严重、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愈加猖獗和网络心理战破坏社会稳定等。维护网络社会的安全秩序需要国家和企业依法建网和依法管网，更要求人们依法用网。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信息网络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维护网络社会秩序意义，对加快我国信息网络建设的途径展开了深入研究。
1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必要性
随着国家的地域性与信息网络超时空性矛盾的逐年增加，使得网络的概念愈加模糊。基于此点，某些国家便开始组建“网军”，以网络政治化的方式“巧妙”地向世界宣布了其网络，并大肆在网上渲染“国家过时论”。对此，我国必须提高警惕，做好应对措施。依法对网络行使管辖权，并维护国内网络空间的自迫切需要保障网络社会秩序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依法建设信息网络并保证网络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是解决网络纠纷的必要手段和必然要求。
2我国信息网络法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信息法治理念落后
信息法治理念落后是我国信息网络法制建设中出现的关键性问题。就现阶段而言，由于信息法治理念落后，我国并未形成适用于网络社会的新型法理法则，且信息网络的法律仍然处于沿用物理世界法理逻辑的水平上，这使得网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滋生了诸多网络问题。此外，将存在国界的现实法律套用在跨国界的虚拟网络中，必然会引发国际性的网络纠纷，在不利于信息网络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了较大威胁。
（2）信息网络的立法质量较低
当前，我国信息网络的立法特点主要为应急性、尾随性和局部性，由于立法缺乏总体规划，且部门规章冗杂、法律位阶低，加之各部门间的立法缺乏关联和相互支持，使得信息网络的立法无法解决网络秩序混乱等诸多网络社会问题。此外，由于立法的整体质量欠佳、内容滞后且大部分规定过于原则化，使得信息网络立法缺乏可操作性，在增加了网络社会矛盾的同时，也为国家和人们的用网安全带来了较大安全隐患。
（3）信息网络监管存在漏洞
现阶段，我国信息网络的监管主要是以防范管制作为主要方法的。一方面，由于政府部门多头管理现象严重，使得政府内部人员在行使网络职权时矛盾频发，大幅降低了信息网络的监管效率。另一方面，信息网络的监管大都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群众参与率较低，加之对网络秩序和网络案件的监管又大都以事前审批、重审轻批为主，这就导致了对相关网络案件的监管和审批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不仅不利于网络社会公平的实现，而且也为部分不法分子提供了网络犯罪的可能，加大了网络安全威胁。
3加快我国信息网络建设的若干建议
（1）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法制理念的创新
首先，党和国家需要对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工作予以充分重视，并将加快信息网络建设的工作提升到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根据当前国内网络社会的现状，在结合现有网络法律的基础上，对网络法律进行重新规划，提高网络法律的精炼程度。其次，还需提高法律质量，通过分析现阶段频繁发生的信息网络问题，在对其进行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法律政策，进而从整体上提高信息网络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加快我国的信息网络建设。
（2）建立健全的信息网络法制体系
一是严厉打击并整治网络犯罪活动。面对信息网络犯罪分子藏匿于网络虚拟世界的实际，加大网络法律的执法力度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网络侦控能力，对网络犯罪分子予以最为严厉的打击。二是完善网络安全的责任制度。一方面，相关部门需要对基础电信运营商和增值服务商的网络安全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并要求其对所接入网站的安全性与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通过加强网站接入的身份认证，从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的传播源头上建立起信息网络的“防火墙”。另一方面，还需明确网络运营商、广告商以及网络用户的相关责任，确保其网络的相关行为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3）完善网络安全法治机制
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控力度，通过对当前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网络用户的心里特征，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网络使用个体或群体展开监督和管理。此外，政府内部各个监管部门之间还需明确其自身职责，变多头管理为统一管理，通过加强管理的协调性与统一性为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提供必要的环境保证。
4结论
本文通过对网络社会秩序维护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前我国信息网络建设出现问题的基础上，从加强法治理念创新、建立健全的信息网络法制体系以及完善网络安全法制机制等方面对加快信息网络建设与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方法展开了深入探讨。可见，未来加强对信息网络建设方法的研究力度，对于维护网络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并促进我国信息网络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夏梦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立法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3.
[2] 刘普.政治安全：网络时代的挑战与对策[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