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成为舆论监督主阵地

尽管互联网是首先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普及、而且也很早以前就在美国扮演过舆论监督的重要角色（如曝光克林顿性丑闻的德拉吉报道），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大众传媒享有的自由，使得互联网没有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角。从去年到现在，包括卫报、路透社、今日美国报、俄罗斯新闻时报、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在内的多家西方主流媒介不约而同都对中国的互联网舆论监督特别是人肉搜索进行了报道与评介，显然，他们认为中国在互联网上所发生的舆论监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舆论监督不是个独立的新闻学课题，严格地说，在理论上它只是新闻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由于传统思维在一个时期以来坚持弱化负面新闻信息，在很多方面只许说好不许说坏，传媒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舆论监督几乎处于无所作为状态，特别是在主流权威传媒的版面或节目中，表扬与歌颂占压倒优势。当然，稍懂一点政治学或舆论学就可明白舆论与民意可疏不可堵的道理，就像高压锅，当常规通道被卡住时，就可能出现非常规的喷发。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目前已经有3亿左右网民，网上的言论与报道空间事实上已经无法束缚，因此，去年以来网上揭露出来的丑闻此起彼伏，以至于2008年被网民称为网络舆论监督年。

从捂盖子到开窗户

过去各地一旦出现灾难或事故，当权者的习惯做法便是封锁消息。虽然今天也还存在这种现象，不过，理智的官员已经明白如今已经很难一手遮天掩耳盗铃，尤其是网络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在问心无愧、没有主观过错的前提下，与其遮掩不如公开。

今年2月，网上盛传一宗热门新闻，也就是所谓“躲猫猫”事件，在押嫌犯非正常死亡本来在现实中不是个别情况，不过，当网民把矛头直指公安部门时，云南省委宣传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举：公开在网上召集网友，组织网友调查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在事后召开了新闻会，面向新闻界与网络界进行了说明与解释―――作为调查委员会的创意者与新闻会的发言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话题重点并不是在“躲猫猫”事件本身是非对错，而是如何面对网络监督。这位在新华社工作过十多年的宣传部官员认为，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宣传部门对此可以有所作为，他说不仅是案件，重大矿难、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都可以用类似的形式让网友参与进来，让社会公众有机会接近事件的核心现场。他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既然这个窗户打开了，就不要再关上。”

这是在发生重大舆论风波时，头一遭由省一级党委宣传部门负责人出面，组织倡导而不是拒绝或禁止网友与新闻界进行调查报道，此事发生在全国“两会”前，按照惯例是“敏感时期”，所以格外耐人寻味，它表明了新闻舆论的管控已经走向了务实与开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堵了之”、“躲开闭嘴”的作风让位给负责、自信与勇气的工作态度。

一有突发新闻就上网查看

自发、及时、即时、客观、未加审查地传播，是互联网报道传播新闻信息的特点。特别是在有突发新闻时，人们已形成的新的媒介接触习惯，便是立即上网检索，而不是打开电视或收音机。

并不是官方广播电视机构在技术上无法与互联网比拼速度与效率，坦率地说，由于种种条条框框约束，如今一些新闻机构已逐渐蜕化成其反面，也就是主要发表不是新闻的新闻以及扣发是新闻的新闻。

央视新楼“大裤衩”元宵节大火事件，就是先由论坛与博客的。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拥有最现代化、最多专业新闻采编人员的中央电视台，却没有对这一重大新闻事件进行直播，而事实上央视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对这一关系到首都安全的重大新闻进行直播，况且据说现场就有摄像机在工作状态拍摄实况。

尽管针对互联网也存在着“打招呼”禁令的现象，但是网络世界的无边无涯以及网站的海量，使得这种监控只对有数的主要的网站有效，更多的网站是政策鞭长莫及的，即使是几家主要的搜索引擎奉令过滤关键词，也难以堵住新闻信息的流传―――仅仅从有效管理半径的角度出发，如今的互联网也已经大大超出了任何行政机构的能力所及。

在搜寻敏感信息时，即使是受到严格查禁，但是换一个角度或换一个说法甚至换一种语言，就很容易达到目的。

眼下，中国的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已经不再是发起人，即使偶尔率先发难，也只是引爆导火索，真正有杀伤力的还是网络。

人人都可成为记者、评论员

在舆论监督方面，如果说以往主要靠正规军的话，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民皆兵”时代。网民表现出对揭露阴暗面、坏人坏事、负面新闻、丑闻以及批评、非议的极大热情，每天每时都有无数的信息涌现出来，即使想查堵也防不胜防。

中国3亿左右的网民，构成了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由于互联网与报刊、广播电视不同，有着显著的交互性，也就是说，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潜在的信息者。互联网以及手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等信息采集设备的普及，改变了新闻传播一向由专业工作者担纲的格局，不夸张地说，如今谁都可以成为记者或评论员，只要他有采集、撰写与编发新闻信息或评论的愿望。设备与技术都已不再是门槛障碍，网民的新闻信息或评论也许在质量上不如传统专业人士那么规范，但是在现场感、快速反应以及多角度、超然无顾忌等方面，又都有专业新闻传播工作者无法比拟的优势。

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新闻传播领域，非专业人士已经在人数上与新闻与评论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专业人士。组织纪律严明、工作按部就班的记者编辑们，在采编效率与工作热情上，都无法与完全出于自愿或义愤的网民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这就像雇佣军的战斗力注定比不过志愿兵。这意味着主流权威新闻机构在舆论市场的主导权开始受到严峻挑战。

互联网舆论监督的特点是群众性与匿名性，空前广泛的群众性，改变了信息传播与观点市场的传受关系。在传媒影响力竞争中，哪种媒体能够更多、更真实、真快的信息，哪种媒体就势必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尊重。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新闻学有个基本概念，“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是黄色新闻的金科玉律，也是人类社会心理的规律。

幸灾乐祸，传播是非，人们传播谣言或坏消息时的热情与劲头，远远要超出传播佳话与好消息的热情与劲头。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表现在互联网上，坏消息就传播得格外迅速。如果说我党的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正面报道为主的话，那么互联网却恰恰颠倒过来，可以说整个是负面为主。不信你就看看各大新闻网站（除了官方的）以及人气最旺的论坛，有多少好消息又有多少坏消息？从去年开始爆出的一系列轰动性的负面新闻，几乎都不是由官方新闻机构首先的。

对大众来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里不排除某些人惟恐天下不乱的因素作祟，但是，社会问题特别是腐败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普遍存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才是更主要的因素。深圳发生的林嘉祥案，就折射出网民仇富更仇官的心态。

人肉搜索的本质是举报与揭发。在现实中，已经有不止一例因为当事人过于嚣张而受到报复性“人肉搜索”，最典型的是南京的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为在媒体见面会上说了要惩治低于成本价售楼的开发商，托市救市之心昭然若揭，触犯了网民众怒，结果被“人肉搜索”个底掉。先是被发现抽名烟、戴名表、开豪华车，接下来又被指其弟是一房地产公司副董事长，最后不仅被、开除公职，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个城市里区级局的局长，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中绝对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老虎，事实上，抽烟、戴表以及衣服这些外在细节禁不住推敲质问的官员，可以说比比皆是。道理挺简单：打铁先要自身硬，本来是贪官还不肯低调，真的以为人莫予毒了，其实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为天下笑。过去官媒是官官相护，对某些官员来说不难做到捂盖子，一手遮天，而今的互联网六亲不认。周久耕用他的惨痛教训现身说法，为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昧着良心强辞说理的贪官敲响了警钟。

互联网也存在“有偿不闻”

在本专栏我多次论述过，“有偿不闻”比有偿新闻的性质更恶劣，有偿新闻最多不过是广告走私，也就是编辑记者（更重要的是新闻单位的领导）利用发稿权寻租，所传播的信息主要是有利于当事人的正面宣传而已。但是“有偿不闻”却可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安危存亡，因为被扣压的信息不仅对当事人不利，而且可能会危及公众利益，三鹿事件中搜索引擎的所谓危机公关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扣压或屏蔽掉某些负面信息时，公众的安全就受到直接的危害。

正是因为认识到互联网的威力，如今有些企业与党政机关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针对互联网的信息控制系统，从所谓“网评员”（即网上盛传的“伍毛”）到网站预审预查制以及公关会合，使一些影响大的网站在立场上向自己这方倾斜。

不过，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与自由传播，在互联网的世界，要想采取权力寻租的形式搞有偿不闻，难度极大，也只有大网站才有资本把“有偿不闻”当作生财之道―――当然这是违反商业道德与新闻道德的。在操作层面，官方指令而非公关交易的“不闻”更频繁也更公开。归根结底，这是违背新闻传播规律，更是有悖于民心民意的，所以即使可以得逞于一时，也难以长久。■

作者曹鹏博士现任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媒介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作者长期致力于媒介经济与市场研究，欢迎同行联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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