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融合与公民社会构建

经历了“揭露窥探用户隐私”、“弹窗大战”、“扣扣保镖VS用户二选一”等一系列激烈对决，“腾讯360之争”引爆互联网，牵动着广大网民的心，无疑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当人们正担忧互联网这两个最大客户软件商因纠结于私利有损互联网生态与广大网民利益时，腾讯、360又先后召开“互联网大会”，各自喊出“共赢、融合、开放”之类的口号，意在给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更为多元的选择与丰富的应用，并且都付诸网络实践，2011年转眼又成了“互联网开放元年”。

不论腾讯、360等这些互联网客户端软件运行商将“共赢、开放、共享”等理念践行到何种程度，也不论这些互联网运行商最终目的是什么，基于技术共享平台的开放，都加速了互联网内部结构要素、影响力资源的融合与整合，强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以一种更加立体化的方式实现新一轮融合。尤其随着微博等新媒介产品的盛行，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参与网络讨论与表达话语权利更为便利，互动方式更为人性化与多功能化等。这一切不得不令人感叹，以开放为主题的“新媒介融合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能量，颠覆性地改变着我们的网络生存方式与状态，最大限度实现个体权利的网络公共领域也因此应运而生。或者说，得益于这一“新媒介融合”，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公共领域”正在优化重构，从话语表达到网络中每个个体权益的实现，都不可否认地显示出其民主特性，或者追求商议民主的渴望。这是在中国语境下形成“公共领域”的过程中难以替代的，这为公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话语场域，以及聚合虚拟社群的形成机制。事实上，网络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构建都暗含着一条相通的运行路径，体现出某种相似性。那么，新媒介融合这一过程该以一种怎样的互动路径培育网络公共性与“沟通理性”，形成期待中的“网络公共领域”?在新媒介融合时代下，我们又该如何理清公民社会构建过程中传递出的传播逻辑?

以网络为平台，重构公共领域

当下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开放、共赢”成为时代呼求，社交网站、微博等新媒体异军突起，媒介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哈氏的“公共领域”，形成了中国媒体语境下一个新的话语空间或平台――网络公共领域，或称“数字化公共领域”。在新一轮媒介融合的潮流中，网络公共领域集合了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各种媒介的传播优势，形成传播合力，让网络公共领域具有区别于其他领域的互动性、批判性特征。当然在这一领域里，各种媒介以其自身的独特方式融入网络，并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如微博，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度、几乎与现场同步的信息模式、令人震撼的传播互动方式，随时随地满足了用户的话语诉求与互动体验。而传统媒体则进一步深度挖掘网络线索，以更权威的方式影响受众。这一轮新媒介融合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传统媒体不断数字化与网络化，以个体身份参与到了网络公共领域中来，与广大的草根网民一样新闻，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或号召力。

可见，以网络为平台的新媒介融合不断激发着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数字化个体”互动，并通过网络公共议题的设置与讨论，不断增进网民群体的公共经验，一定程序上重构了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得益于新媒介融合的推动，是构建公民社会的一大结构性要素。在传播合力的助推下，动态运行的网络公共领域，如同孕育公民社会的母体。同时还应厘清，网络公共领域是一个以注重个体意志的网络私域为基础的领域，否则“公共领域”就失去了本质意义。也就是说，网络个体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生活习惯，或为实现个体的某种利益诉求，而参与到网络公共领域中的群体互动中来。如果一旦发现受骗或兴致全无，便会立即离开，转向其他领域。这一特点在微博新社群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微博粉丝不断更换关注对象或话题，以满足自己的爱好兴趣。

以话语为纽带，形成虚拟社群

网络公共领域为形成推动公民社会构建的生力军――新媒介融合下的虚拟社群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一虚拟社群在组织结构上类似于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不是一群毫无目标的群体。

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勒庞对“心理群体”做了界定。他指出：“1000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合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他所称的“乌合之众”应当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即使五六人也是如此)聚集在一起，感情与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个性消失，形成集体心理，变成一个“组织化的群体”，而看不到个体的行为，不论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在此意义上，勒庞眼中的“乌合之众”便是一个因情感与思想纠结成的“心理群体”。尽管在组织结构上与公民社会的群体有些相似，但这一“心理群体”显然是受鼓动或宣传而聚合的，易冲动、思维弱化，如同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根本谈不上与之理性沟通。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就是真正的网络生存状态，人人都不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只顾一己的狂欢以及盲从。所以，哈贝马斯一直倡导的、注重坦诚相待的“交往理性”，根本不可能基于这样一群“乌合之众”。

那么，网络公共领域中推动公民社会构建的虚拟社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从对最近一些互联网舆情事件的观察中可见端倪。例如，今年8月12日，媒体曝光了云南曲靖市境内的一起非法倾倒剧毒铬渣致污染事件，随即掀起了网络声讨狂潮，紧接着央视等媒体跟进，舆情糊成一锅粥。传统媒体、新媒体各显身手，前者直接调查，形成权威报道；后者随时随地展示现场与事态进展，两者都发挥了媒介进行议程设置的传播功能。而真正舆论影响力的形成，则在网络公共领域。在这一融合两者功能的领域，微博新社群不断形成群体声音，谴责“倒铬渣的责任企业”、“对目前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表示担忧”、“要求严惩责任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的不满”等，这一利益诉求共同体造成了强大的舆论磁场，给相关责任人强大的压力。

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以话语表达为纽带，将分散在不同角落里的网民聚集起来，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高中生，他们秉持强烈的环保意识形成一致的话语，这就在网络公共领域形成了对抗公共权力的公民力量，以使事件向好的方面发展。这正如美国著名的学者凯斯・桑斯坦在其(《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到的，“有时候经验分享可以促进社会互动，让人们拥有共同话题、任务和关心，不管他们之间是否有共通点。由此观之，经验分享提供了一种社会粘性，能让不同的人相信他们拥有相同的文化。事实上，他们借由创造共同记忆、经验和共同的进

取精神，打造一个分享的文化。”显而易见，正是网络群体基于话题讨论的经验分享，直接或间接维护了自己的切身权益，以集体之力回应了公共权力的干预。

尽管有些学者担心“新技术扩散的不平衡与不平等，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并对已处于社会优势地位者更有利，而使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们更边缘化”，而造成了举世关注的“数字鸿沟”，这种担心或许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2011年成为中国互联网开放新纪元之后，新媒介融合正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与速度进行着，这一切也正在一步一步缩短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新媒介融合下的议程设置必然更为全面、多元，一个主题在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所有媒介设置的议题后，又通过开放的端口极为方便地连接在一起，于是各种观点都有展示的机会与平台，通过互动的深化，“交往理性”的形成便有了可能。换句话，随着手机用户的猛增、互联网用户群体向农村拓展以及微博移动客户端技术的不断成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开放与共赢的时代特征下融合，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数字鸿沟”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某一媒介空间(如微博领域)，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些不断分享经验与话题的网络社群已深深改变了现实中人们的思维，成为构建公民社民的推动力量。

以公共性为准则，构建公民社会

新媒介融合，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契机，网络公共领域与虚拟社群又在新媒介融合这一大背景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了内推公民社会构建的动力。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观照网络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相当于以“公共性”为主要特征的话题讨论、经验分享，加上媒介传播路径的延展。

可以说，虚拟社群在多大程度上助推公民社会构建，这就取决于“公共性”的强弱。从哈贝马斯的“公共性观念”可得出这几层含义：一是公共性即为初始的理性启蒙与反思；二是公共性是开放的，在沟通领域内是公之于众的；三是公共性具有促成建构规范化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动力功能。归根到底，公共性就是一个批判性问题，面对的都是公共领域各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在此意义上进行民主化商议，以最终形成公共意志，将公共权力排斥在外，满足个体的利益诉求，维护普适性价值观。例如“天津版彭宇案”，即今年8月16日，天津某车主在多个论坛发帖求助，称自己因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王老太，被法律判赔10万余元，法院判决的理由是“王老太倒地受到来往车辆的影响”。此事被传至网络后，一时舆情高涨，再次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公德与诚信的大论战。就这一事件而言，法院判决似乎难以令人接受，甚至有失司法严谨，而网民群体关于社会公德的讨论，无疑是在维护一种普适性价值观。

在这一场激烈的公共辩论中，也显示出公民社会该有的“公共性”特征。因为在互动成本、传播成本大大降低的网络公共领域内，当事双方都有了自己话语表达的权利与平台，甚至被舆论声讨的王老太一家也开通微博发声。如此一来，各种观点碰撞，相互批判，给了人们多元化认识视角，而不是一定范围内强化自己的观点。

“公共性”借助于新媒介融合，在诸如此类事件背后的话题互动中大放光彩。以公共性准则培育公共精神，在网络公共领域里以公共意志对抗公共权力的入侵。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以开放主题下的新媒介融合为契机，以建立在私人领域之上的网络公共领域为平台，以实现个体话语诉求的虚拟社群为生力军，充分发挥日益强大的信息整合功能、互动功能以及批判功能，引导公共性的现代化转换，全力助推中国语境下的公民社会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