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汇款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

文章编号：1003-6636（2012）01-0093-09；中图分类号：F016, F063.4, F328；文献标识码：A

摘要：基于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讨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没有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更低，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的份额更高。其他各类别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在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没有汇款的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于当前消费性支出，而不是投资性支出。

关键词：农民工；汇款；生活消费支出；农户调查数据

How Remittance by Rural Migrant Workers Affects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Evidence from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WANG Meiya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remittance by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t is found that when other things are controlled, rural households with remittance income spend a lower share of their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health, housing and other expenditures and a higher share on food and cl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without remittance incom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share on other types of expenditure. This indicates that remittance is mainly spent on pres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not investment expenditure.

Key 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s; remitta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地区的劳动力迁移，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迁移。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户成为了他们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1]与此同时，政府进行的价格改革，诱导农民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受非农产业活动更高报酬的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2][3][4]

由于存在各种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实行就地转移，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业劳动力以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随着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农村劳动力开始外出前往城镇地区打工。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户籍制度，适当放宽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限制。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在这种状况下，从农村前往城镇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从农村外出到城镇地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45亿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5]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尚未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造成农民工在城镇中仅仅因为不具有城市本地户口，而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与城镇本地居民享受不同的待遇。[6][7][8]大多数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或者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从事工作时间长和工资待遇低的工作，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

由此，大部分农民工在外出时，很难有条件和能力将其全部家庭成员从农村带到城镇，而只能是只身外出，或者仅与一部分家庭成员外出，而把其余家庭成员留在家乡。农村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使得农村土地的流转非常困难，更增加了举家迁移的困难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举家外出农民工为2966万人，仅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1/5。[5]

对于那些尚有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家乡的农民工而言，其与家乡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也就不足为怪。很多农民工会将其一部分收入寄回或带回家乡，用于其留在家乡的家庭成员的生活，或者农业生产。由此，农民工汇款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综述

学者们对农民工汇款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工汇款的数量和规模；二是影响农民工汇款行为和数量的因素；三是农民工汇款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四是农民工汇款主要用于农户哪些方面的消费；五是农民工汇款是否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

比较而言，有关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影响的研究，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考察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掌握外出劳动力的信息，也需要对农户的收入和消费等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目前，大多数抽样调查是在迁移目的地对农民工进行调查，或者是对农户进行调查，因此，很多调查数据无法支持这方面的研究。以下我们将回顾有关这方面较为重要的几项研究。

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在农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汇款支持和支撑着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汇款大部分用于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如举办类似城市的婚礼、生日宴会和装修房屋等。外出务工者的汇款对于支付其家庭的医疗费用，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9]

Zhu et al.（2009）发现，汇款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非迁移收入，以及农户的其他收入。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10]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且汇款金额减少，同时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也会减弱，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11]

de Brauw and Rozelle（2008）发现，迁移和生产投资之间没有联系。贫困地区的迁移者主要将汇款用作当前消费，而非贫困地区的迁移者更多地将汇款用作消费型投资（例如，住房和其他耐用消费品）。[12]Zhu et al.（2011）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外出家庭成员的汇款与农业生产投资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证据。[13]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分析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将要使用的农户调查数据，除了包含一般农户调查所涵盖的农户基本信息外，还对农户中外出家庭成员的基本特征、就业、收入和汇款等状况进行深入了解，为我们进行该项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农民工的外出和汇款行为，以及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必定也随之发生变化。已有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大多较老，有必要对这些状况进行更新。此外，本文将要使用的农户调查数据，是在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江苏省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发达省份，吸引了大量外省劳动力就业，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较少；而安徽则是地处中部地区的较为贫困的省份，很多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因此，比较外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两省之间的差异，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本文将要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06年，在江苏和安徽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NCMS数据）。调查数据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包括农户的家庭层面的信息，例如家庭人口状况、劳动力配置、住房状况、消费与支出状况和农业生产状况等，还包括农户中每个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工作状况、时间配置状况和收入状况等。本调查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调查不仅包含农户中常住家庭成员的信息，还包含所有外出家庭成员的信息。对于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员，还特别询问了其汇款状况。

调查的抽样方法如下：在安徽省，首先随机抽取20个县，然后在每个县随机抽取5个村，每个村调查10户（抽中村后，每个村中的被调查户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对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10个记账户进行调查）。这样，安徽省调查的总户数为1000户。江苏省的抽样办法与安徽省完全相同。在江苏省，共调查了10个县，每个县调查了5个村，每个村调查10户（调查的同样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10个记账户）。这样，江苏省调查的总户数为500户。最后的有效样本为1499户。由于一些农户存在数据缺失，我们的分析最终使用的样本为1472户。其中江苏省为487户，安徽省为985户。

三、农民工汇款的基本状况

在考察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影响前，有必要首先了解农村人口迁移和汇款的基本状况。江苏和安徽两省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别。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农户调查数据，2006年，江苏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813元，安徽省仅为2969元，江苏省几乎为安徽省的两倍。[14]与江苏省良好的经济条件相伴随的，是丰富的就业机会，大量外省劳动力来到江苏省就业；而安徽省相对而言则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江苏和安徽两省在农村人口迁移和汇款方面有着较大差异。

根据NCMS数据，江苏省358%的农户中有外出的家庭成员，安徽省的这一比例为518%。①①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农户家庭成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常住家庭成员，指过去一年中在家居住超过6个月的成员，一类是外出家庭成员，指过去一年中在外居住超过6个月的成员。在有外出家庭成员的农户中，江苏省平均每个农户有146个外出家庭成员，安徽省平均每个农户有161个外出家庭成员。由于并不是所有外出的家庭成员都会给家中汇款，因此收到汇款的农户比例低于有外出家庭成员的农户比例。江苏省223%的农户收到外出家庭成员的汇款，安徽省的这一比例为407%。在收到汇款的农户中，江苏省平均每个农户收到11384元汇款，安徽省平均每户收到9916元汇款（表1）。

农户收到汇款的状况在两省具有较大差异②②此处汇款是指所有农户（包括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人均收到的汇款，而不仅仅是指收到汇款的农户人均收到的汇款。。江苏省农户人均收到的汇款为777元，安徽省为1247元，江苏省远低于安徽省。江苏省汇款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为86%，而安徽省的这一比例要高得多，达到316%。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比较收到汇款农户和未收到汇款农户的收入构成（表2）。为便于比较，我们将农户人均纯收入分为两部分：人均本地纯收入和人均汇款。其中，人均本地纯收入包括本地非农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共同点是，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本地纯收入低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但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两省存在的差异是，对于收到汇款的农户而言，江苏省的人均汇款为4425元，远低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占农户人均纯收入的39%；安徽省的人均汇款为3523元，远高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占到农户人均纯收入的68%。

四、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

上文描述了农户收到汇款的基本状况，那么农户在生活消费支出上，是否会将外出家庭成员的汇款与其他来源的收入同等对待呢？换句话说，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未收到汇款的农户，其生活消费支出是否存在差别呢？汇款对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有何影响？这是本部分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状况（表3）。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应当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江苏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远高于安徽省。与之相对应，江苏省农户年平均生活消费总支出达到22403元，为安徽省（13064元）的17倍。从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看，在江苏省和安徽省，食品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2842%和3683%，安徽省高出江苏省8个百分点。在江苏省，住房支出比例也达到了20%，而安徽省的住房支出比例仅为9%。

接下来，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那些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未收到汇款的农户，其生活消费支出数量及其构成是否存在差异？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表4列出了江苏省和安徽省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数量及构成。

从生活消费支出数量看，对江苏省和安徽省而言，收到汇款农户的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基本都低于未收到汇款农户（只有安徽省的食品和衣着支出例外，收到汇款农户略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从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看，对江苏省而言，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及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而教育、健康、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低于收到汇款农户；对安徽省而言，收到汇款农户的健康、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文化娱乐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而教育、住房、耐用消费品和其他支出比例，低于收到汇款农户。

江苏和安徽省的共同点是，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文化娱乐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而教育、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低于收到汇款农户。但仅从此信息，我们尚无法清楚地识别出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农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家庭规模、家庭人口结构、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户主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可能都会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造成影响。以下我们将尝试使用standard fractional logit model，分析农户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的影响因素，并着重分析汇款的影响。

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户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此处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共分为九类，分别进行回归。由于因变量介于0―1之间，使用standard fractional logit model，能够保证因变量的预测值也介于0―1之间。[16]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模型的设定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模型必须对所有生活消费支出都是合适的；第二，模型应该满足可加原则――所有生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应该等于1。模型如下：

pexpih=αi+βiremith+γilnexphhhsizeh+λi(lnexphhhsizeh)2+ηilnhhsizeh+εiZh+uih（4）

其中，pexpih是指第h个农户的第i类生活消费支出在总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remith是指第h个农户是否收到汇款，exph 是指第h个农户的总生活消费支出，hhsizeh是指第h个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Zh是指一组可能影响农户生活消费行为的农户特征变量，uih是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如下（表5）：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7。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而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其他各项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在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见，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作支付食品和衣着等当前生活消费支出，而不是住房等投资性消费支出。这与其他一些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Zhu et al.,2009)。[10]

从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情况看，大部分符合我们的预期，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例如，家庭中6岁及以下儿童的比例越高，教育和住房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会更低，而健康和食品支出比例更高。家庭中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例越高，教育和衣着支出比例更低。这些结果都是符合常理的。此外，家庭16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或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的比例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这个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重视教育投资。如果户主为女性，家庭教育支出比例也更高。这与其他国家类似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De and Ratha, 2005; Guzmán, Marrison and Bjblom, 2007, etc）。[17][18]

由于江苏省与安徽省农户收到汇款的状况，以及生活消费支出状况都存在差异，我们还对江苏省与安徽省分别做了回归，考察两省汇款对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见表8、表9）。我们使用的模型与表7完全相同。表8、表9表明，在江苏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交通和通讯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健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更低；在安徽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和文化娱乐用品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关于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此我们不进行详细讨论。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NCMS数据，分析了农户中家庭成员的外出和汇款状况，以及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农户家庭成员外出的情况而言，安徽省有外出家庭成员的农户比例和每户平均外出家庭成员数，都远远高于江苏省。

就汇款状况而言，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共同点是，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本地纯收入低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但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两省存在的差异是，对于收到汇款的农户而言，江苏省的人均汇款远低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安徽省的人均汇款远高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而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其他各项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在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见，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作支付食品和衣着等当前生活消费支出，而不是住房等投资性消费支出。

在江苏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交通和通讯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健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更低；在安徽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和文化娱乐用品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农民工汇款已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目前的状况看，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作支付食品和衣着等当前生活消费支出，而不是住房等投资性消费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迁移的变化，农民工汇款在农户收入中的比例，以及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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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0-25

作者简介：王美艳（1975-），女，山东潍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