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分化

摘 要本文梳理了非正规就业的概念，认为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吸纳新增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但是，对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仍然滞后，尤其是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多重分化，必须对其进行细致研究。同时，必须将非正规就业的研究纳入主流劳动研究领域，根据我国的国情定义非正规就业，并且根据不同的就业分层制定不同的政策、法律与法规。

关键词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分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正规就业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就业分类领域：非正规就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非正规就业仍未被纳入政府的政策与统计范畴，相关制度、法律与法规也并不完善，无法及时、有效解决非正规就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因此，对非正规就业及其从业者的细致研究十分必要。

一、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这一概念的出现与“非正规部门”的出现、“非正规经济”的兴起有直接的关联。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了一个综合就业使团，帮助相关政府分析就业调整策略、指导就业计划。正是当年前往肯尼亚的综合就业使团正式提出了“非正规部门”这一概念，第一次正式命名了“非正规部门”，来形容“有工作的穷人”的边缘性就业。1991年，国际劳工组织修正、完善了非正规部门的定义，提出非正规部门指的是“规模非常小的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单位，由发展我国家城市地区独立的就业者、卖主、被雇用的生产者构成”，“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被注册或登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渠道接触有组织的市场、信贷机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被政府承认和支持”①。

非正规就业最初被定义为“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这也是从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中发展出来的。但是随着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的展开，尤其是非正规就业在发达国家出现之后，人们发现在正规部门内也存在着与非正规部门就业非常相似的就业形式：这些就业也不具有长期的劳动关系，没有签合同，处于劳动过程的主流之外，没有社会保障，呈现出同样的弹性、灵活性和边缘性。因此，非正规就业就成为一种更加开放的就业形式，不仅包括了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还包括了正规部门内的非正规就业。由此，产生了如今通用的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它包含两种就业形式：“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正规部门”内部的非正规就业。

二、我国“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的提出

在我国，由于“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概念的不统一、称呼不统一，并且还未纳入政府的劳动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一直处于分散状态与初步阶段，并没有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非正规就业研究框架。

学界对“非正规部门”最早的研究来自于宋晓梧1994年的《通过市场实现就业：西方国家就业概述》，在书中他提出“非正规部门是指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小生产或服务部门。这些部门往往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没有固定休息时间、没有固定生产规模”。他还提出非正规部门由两种人组成：“个体经营者；小型私人企业”②。

1996年，在实践领域，上海市首先提出了“非正规就业”这样的概念，用以解决当时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上海市还推出了“非正规劳动组织”概念，让失业人员自行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收入与保障，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市的再就业工程。随着上海市“非正规就业”的提出，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开始关注非正规就业这种就业形式，并且从其推动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的角度肯定了其积极作用。

三、我国非正规就业者的现状与分化

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者的身份来源多样，包括：个体雇主（或者微型企业所有者）、个体雇员、在个体企业工作的家庭成员；受雇于个人或家庭的服务人员；自我雇佣者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者。很多学者还倾向于将“非正规就业”与政府提出的“灵活就业”相提并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12月全国城市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随机抽样调查推算，全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人数约为1.5亿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0.34%，主要来源于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以及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可见，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者数量非常庞大，非正规就业主要解决的是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因此非正规就业内部数量最大的来源于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

非正规就业在我国、甚至全世界都显示出强大的吸纳就业的能力，其就业领域非常宽泛。但是，就业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就业质量的提升，大部分非正规就业者无法实现“体面就业”，在非正规就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也困难重重：①非正规就业处于正规就业之外的边缘地带，无论是劳动关系的调整还是劳动政策的制定，非正规就业者都不被包含在内，他们的就业状态的边缘性造成了其生活状态、连同社会状态的边缘性；②非正规就业存在统计上的困难。因为这种就业流动性强、弹性大，又没有附着于户籍，因此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需要寻求全新的统计方法；③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有待加强，虽然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仍存在操作性较弱的问题；④非正规就业在文化上存在“污名化”的问题，如何为其正名，让它与正规就业并列成为体面的就业形式，仍是一个需要逐渐解决的问题。

除了这四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非正规就业的分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非正规就业内部的分化较为显著。“所有的非正规就业者就像一个金字塔，占多数的是教育水平较低、缺乏技术、收入较低的劳动者”，他们“构成金字塔的底座”；“塔的中部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那些经营状况较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适合市场需求的个体工商户及个体企业的所有者”，“另一部分是那些有较高学历、掌握一定技能的现代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处于塔顶的一小部分是收入非常高、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非正规就业者”③。非正规就业内部最显著的分化就是主动进入非正规就业者行列的高收入非正规就业者和被动进入非正规就业的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分化。

同时，由于非正规就业者来源的复杂性，在非正规就业内部还存在多重分化：性别的分化、职业的分化、户籍身份的分化、社会地位的分化与社会保障的分化等。这种多重分化具有结构性的特征，造成非正规就业内部的分裂与不平等，更阻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种多重分化也增加了我们研究总体性的非正规就业的难度，它要求我们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进一步明确。其中，低收入的非正规就业者在多重分化中处于最底层，应该对他们进行重点研究。

四、总结与思考

我国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也并不普及。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还存在一个尴尬的现状，那就是许多研究都可以纳入到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比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或再就业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不是从非正规就业的角度进行的。许多学者倡导将非正规就业研究纳入到主流的劳动研究领域，但是要纳入主流研究领域还要思考很多问题：

1．“非正规就业”的可操作性定义

“非正规就业”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明确的定义，但是其操作性定义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来进行，否则这个概念只能是一个舶来的理论概念，无法用于经验研究与政策制定。在我国，非正规部门到底指的是什么？什么情况下的就业可以被归类到非正规就业的范畴？劳动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要针对非正规就业的全体从业者还是个别从业者？政策与制度通过哪些网络和途径实施？这些问题只靠学者片段化、小范围的经验研究是不够的，需要提高到政府决策的角度。只有非正规就业被纳入到政府登记和管理的体制内，并且对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实行统一的界定，对非正规就业有建设性的研究才能成为可能。

2．非正规就业的多重分化使得非正规就业研究面临复杂的社会现实

非正规就业这一概念将许多分割的社会群体与社会问题连接在一起，充满了异质性，因此将非正规就业者作为总体进行研究非常困难。最典型的例子，高收入非正规就业者与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虽然同属于非正规就业者的行列，但是其工作、生活、收入、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都差距很大。在进行研究时，单纯使用“非正规就业”这一概念不符合其分化现状，必须对非正规就业内部分化状况进行仔细研究并且加以比较。

3．“非正规”这个词本身就具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结果就是“非正规”要向“正规”转移。

无论是我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各国政府对非正规就业采取的措施，都是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主流的正规就业形式，使用正规就业的规范去整合非正规就业的分散与边缘。但是按照历史规律与社会现实，要完全消灭非正规就业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我国这种人口基数大、就业需求旺盛的国家，非正规就业始终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因此，如何将“非正规就业”导入无关价值判断的就业范畴，让其成为与“正规就业”平等的就业方式是需要思考的，也是需要努力的。

4．要从关系的角度研究非正规就业，包括劳动就业

就业与性别、权力、阶层、文化都联系密切，而且不同的就业状态直接影响个体或者集体的生活、社会地位，继而影响他们的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因此对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其自身的分化，还要在关系网络中对其进行研究，比如：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异同、惯习；非正规就业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我国的非正规就业与外国非正规就业的联系；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生活的关系；非正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关系等。

总之，非正规就业在劳动研究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从提出这个概念到现在刚刚十多年，大规模研究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对这种就业形式的研究是我国的劳动研究与国际劳动研究接轨的重要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变动时期，对这种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形式进行细致的研究，采取有益的政策与措施解决其中的问题，才能进一步促进平等、和谐的就业。

注释：

① 李军锋，2005，《我国非正规就业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P15。

② 宋晓梧，1994，《通过市场实现就业：西方国家就业概述》，北京：人民出版社，P15―16。

③ 李军锋，2005，《我国非正规就业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P149。

参考文献

[1] 何平、华迎放等，2008，《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北京：我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 金一虹，2006，“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与对策”，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1期。

[3] 李军锋，2005，《我国非正规就业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4] 任远，彭希哲主编，2007，《2006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劳动力市场的再观察》，重庆：重庆出版社。

[5] 石美遐，2007，《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研究――从国际视野探讨我国模式和政策选择》，北京：我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6] 宋晓梧，1994，《通过市场实现就业：西方国家就业概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马 丹女（1981―），籍贯：黑龙江省鹤岗，汉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