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禁烟与“无烟日”

每年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这又是一个舶来的宣传日，传人中国也就近十年来的事。但这件事关乎人们的身心健康，所以除非有什么意外，这一天的热门话题想必就是吸烟与禁烟。烟草在中国流布的历史，似乎与几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是差不多有趣。也真是怪，任何东西，一旦被中国的老百姓接受了，无论好坏，都显得那么的生机勃勃。就说吸食烟草这件事，铁定的“百害”之首，却硬是发展得有声有色，无以匹敌。

近代中国面临三大烟品：鸦片烟、鼻烟、香烟’，都有一个“烟”字，其实质完全不同，鸦片和鼻烟不是笔者探讨的范围，只是略对民国时期“禁吸卷烟”的史实稍做介绍。香烟，自它以某个契机传人中国，随后即以无可遏制的速度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蔓延，势不可挡。尽管古代中国并没有烟草种植的记载，也没有关于吸烟历史的描述，然而到了今天，“世界第一大烟草消费国”的“美誉”，却实实在在扣到了中国人的头上。实际上从民国开始，中国人就没有放弃过与烟草的斗争。

民国的戒烟与爱国

西方较早宣传“吸烟有害论”的是美国《读者文摘》于1924年刊登的文章《烟草对身体的伤害》。这是全世界控烟组织公认的“从科学理论方面研究烟草与人体健康问题”的开端。其后，科学家、从医者、社会学者、艺人或艺术家—直到普通吸烟者与不吸烟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发表阐述自己的观点，开始旷日持久的吸烟与反吸烟的论战。1933年，从英国留学回国的芮富华(FuehuaReo)发表《对家禽涂布烟草脂油引发致癌》(烟草脂油即烟焦油——笔者注)的研究报告，发表于上海《每月科学画报》英文版，1934年他本人又用中文再次发表在《科学画报》。可以说，芮富华算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烟草致癌”，并公布具体研究数据的科学家。

自1927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政府对于烟草最感兴趣的就是课以高额税率，国民政府对烟草推行“公卖”、“专卖”制度。全国相继出现很多戒烟机关和社会团体。“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后，一些爱国青年学生组织出于反帝激情，反对推销和吸食“洋烟”，甚至出现砸毁烟纸店等过激行为，但因缺乏具体条规，大多活动也是虎头蛇尾，不得章法。即使出现过一些口号性宣传，如“节省无益之消耗，戒除不良之嗜好，养成节约之美德”等(刊《申报》1935年10月10日双十节特刊“浙江商会”广告)，但号召力毕竟有限。

抗战爆发，特别是“八一三事件”后，上海力主戒烟的机构、人士曾一度增多，活动甚是频繁。20世纪初到30年代，香烟市场上主要以“洋烟”为主，当时社会上反对吸烟的理由就是反帝爱国。爱国青年学生把反对吸纸烟与抵制其他“洋货”作为爱国行动之一，以防止财源外流；当时出现过很多有名的文章力倡人们戒烟，如《纸烟宜严戒》(1937年的《益世报》)、《纸烟十大害》(1938年的《民报》)、《纸烟漏卮》(1938年的《大公报》)等等。这些文章既谈到国家采取“寓禁于征”政策，敛收富裕阶层的银钱以充实国家财力，用于国防和经济建设，又谈到吸烟之弊害。

一些社会组织也常派人上街进行演讲，上海的“中华理善劝戒烟酒会”、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等社会团体以及在沪驻军的京沪卫戍总司令、十九路军最高长官陈铭枢专门召集会议或利用其他集会宣传戒烟(有的包括戒酒及限制酒席花费)。1937年8月，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市长俞鸿钧以市长名义《劝导市民戒除吸纸烟》的布告，全市张贴，云“照得纸烟一物，本含毒质，为害酷烈，甚于鸦片……凡我同胞，务宜淬厉奋勉，共同戒除。已经得瘾者，即以破釜沉舟之决心立予断戒；示得瘾者，誓不再吸，以杜漏卮而图自强……”

陈铭枢则以军令形式禁止官兵吸食纸烟，对违犯者由总部执法处以军法处治。据《蒋光鼐驻沪事迹》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描述，时任19路军副军长的蒋光鼐，在上海驻扎期间专门组织了执法处，他要求巡街人员在马路上检查时，必须严检军人吸烟，被发现者，即被带回执法处惩罚。是年12月11日，执法处查街人员在南市卜罗德路(今河南南路北段)发现军部政治训练大队三班学员祝同官在一馄饨店里吸烟，并从其身上搜出香烟，即将其带回审讯。祝供认不讳，该执法处以其入伍未久，从轻判处：钉镣监禁三个月，以资惩儆。

各界禁烟组织五花八门

民国时期的上海，民间自发禁烟的组织有一些颇有声势。这些组织的禁烟活动往往出于经济、健康或是风俗等诸多方面考虑。余姚商会禁烟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家。发起者是浙江绍兴余姚商务分会，该会曾于1911年8月开会，公议禁吸纸烟事，并在《申报》刊出公告：“……查纸烟一物，中含毒质，耗脑血，固无论矣；而且火毒所攻，必患喉症……况当物力维艰、生计窘促之时，而任令银钱外溢，自速危亡乎?今拟闰六月初五日在商会讨论手续办法，以期咸使觉悟而绝灭之，庶生命以保，利权以挽，漏卮以塞，物力以纾。务望各界热心君子，届期早临，不胜盼切。”

上海“奉化孙族立约”的禁烟事件也很有趣。清末民初，在上海等地戒吸纸烟活动的带动下，江南一些地方氏族也自发实行禁吸纸烟，如浙江奉化县的孙姓以“族堂”为范围立约禁烟。这个姓族中的孙绍棠，对公益事件素为热心，他见上海杭州均议禁吸纸烟，遂函知族人，愿出会费，召集族人开会公议禁烟。据其族谱所记，1911年8月，孙氏宗房、绅商、学儒齐齐聚诒燕堂，共议决规约如下：“我族人以后各宜劝禁吸食纸烟；以后族内大小各众会集禁备纸烟，违者罚干事人洋五圆；族内冠婚丧祭喜庆等事禁吸纸烟，违者罚事主洋二圆；境内各铺户及摊头人等以十五日为限禁卖纸烟；族内人家伙友佣工等概不得吸纸烟，违者罚户主洋五角；境内各埠航船人等各相劝禁代带纸烟；乞丐人等入境有吸纸烟者禁施钱米。”

1922年，上海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甚至还成立了“不吸纸烟会”。该会宗旨就是“为民间劝人不吸烟之组织”。为此还在1922年4月2日的《民报》上刊登公告：“本会旨推广于社会，为将来根本革除社会婚丧喜庆吸用纸烟一切绝不经济、绝不卫生、无益应酬的恶习。”据该会龚昌云在1964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撰文回忆，1925年11月，该会开会讨论戒烟与储蓄结合起来的办法，“以后请诸君将戒烟所省下之费用，致意储蓄，化无用为有用，指定明华银行为存款机关”，“储金分陆角、壹元、贰元及以上四种，以红、黄、蓝、白四色证书分别之”，该会戒烟储蓄部负责监督按月分红，证书便是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