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商会

庚子那年，我才十三岁。娘不准我到街上去，只听见家里佣人议论，东头谁家被抢了，西头哪间铺子死了人。然后就是娘在堂屋里跟爹哀叹，白面涨到了一吊多一斤，还常常买不到。

后来市面渐渐安静下来，京外有些人贪利，偷偷地往城里带粮食。再后来，粮店里也有了货，娘也准我时不常地在门口看看闹热。

八国联军退出北京之后，西城几个大字号的老板来找我爹：白老板，我们几个议了一下，北京城这样不行啊，一旦没了朝廷，没了衙门，好多事没人管，咱们是不是也成立个商会啊?这样，支应地方，调配粮资，都有个管事的不是?

那就成立呗，正好庚子之后，地方上也比较宽松，一来二去农工商总会就挂了牌。那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事。

商会招牌很大，运作倒有点夹缝生存之意。传到我这代的时候，世道不稳，就更艰难了。

1937年，天天盼着华北战事和平解决，但日本兵还是进了北平城。

之前，大批四乡农民拥入城内避难，商会成立“临时救济会”，收容那些无亲友可投的难民，难民不断增加，大家一直发愁能维持多久。现在不用愁了，救济会被占领军解散了。

他们保留了商会，但他们说“主席”这个词带“党性”，改掉!只能叫董事、监事……商会也不是从前的商会了，日本商人像潮水一样地涌入北京城，他们自有一个管理组织叫“组合”。一切重要物资，都掌握在“组合”手里。布匹、煤炭这些行业都不得不听他们的话。

到处都是白面馆、土膏店，烟贩们吃穿阔气，还成立了“华北土药业公会北京分会”，商会管不着。日本、韩国的浪人，满街逛荡，每到一处铺面，就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目中满亲善”，强迫商户购买日本天皇和宣统的照片。不买，他们会恶狠狠地看着你：“宪兵队的说话!”

商会头两年还能平粜一些粮食，维持每年十月的粥厂、暖厂，后来也撑不下去了，先是规定“计口售粮”，再就是统一配售“混合面”，色如烟灰，食有异味，吃下去拉不出屎。

我早已经不是商会理事。一大早上起来，在大街上胡同上转了一大圈，无事可为。绸店没什么货源，全靠有人从天津、上海来，跑单帮带的一点儿小货撑着。买主也少。回到家里，只有满家人口和一锅混合面窝窝。我走到堂屋神主牌前，看着爹的照片：

“您老人家不是说，北京是首善之区，灾不过三月。有了商会，咱们开铺子的，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吗?这都五六年7……”我的眼泪，一颗颗掉在砖地上。

1945年初，他们在南苑修机场，让每个商铺都出劳工。我家能出谁呢?凑了些联合票，雇了个叫化子去顶缸。过两天，说：死了!再出人!

4月，最惨的日子来了，每人每月只能买杂粮面十斤。

8月16日清晨，我走出大门，迎面碰到赵老板，他已经饿得摇摇晃晃，胖脸只剩下一张皮。他还是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白老板!给您道喜!”

“同喜同喜!天终于亮了!”

“不用吃混合面了!”

日本商人都开始甩货准备离开，拿吃的换也行。可是经过八年，谁还剩下什么家底儿?看着满大街的被面、家具、杂物，我忍不住回头看看我家的院门，上面本来有两个大大的铜门钮，铜门环，伪市政府要求商会逼铺户“献铜”，商会老拖着，最后来了几个职员，挨家搜查，连纸烟包里的锡纸都不放过。我的铜门钮，铜门环，去哪儿了呢?

10月20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从重庆飞抵北平。

11月1目，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派秘书杨伯明接收商会资产、账簿、卷宗。然后，到各铺户登门，干什么?催缴欠费!你们八年没交会费啦，而今百废待兴，需资孔亟，限于某月某日补齐……

11月8日，我收到通知，凡曾在“旧商会”任过职的人员，均需到商会听训。“我都没干好几年了……”“那也得去!”

我走到珠市口西“旧商会”，那所房子的门脸儿已破败不堪。五年前，日本宪兵队要求商会集资买下香厂路新世界游艺场旧址，没有钱，先让银行垫付，每间商铺加收三个月营业税，共计三十万元。房子买下来后，宪兵队说，房子里有“军用物资”，不能交，商会只能担个主名儿。光复后，北平支部在那儿开了“临时国军被服厂”，更甭提收房的事儿啦。

一年后，这房子才由商会“收回”，市党部来人说，要给蒋总统庆寿，北平总商会捐点什么呢?捐所学校吧!你们不是有栋房子空着吗?盖了个章，房子变成了献给蒋总统的生日礼物。

我走进旧商会，社会局局长温崇信正等着呢。人到齐，他开始训话：“市商会早应当整理与改组，只是物色人选困难，同时，也给各位一个反省的机会……大家自己想想，互相看看，抗战期间，谁是含垢忍辱、委曲求全，谁是甘心附逆，背叛国家!”

听完训话，我们默默地走出商会大门。北面，是几百年来一直屹立的正阳门。我眯着眼睛看着它，不让尘土迷了我的眼睛。赵老板终于忍不住了，他朝道旁啐了一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