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欲破融资困局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信用担保体系的完善或许会成为解题的一个新支点。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逐步建立了一套在完善信用体系基础上的包括信用机构、担保机构、中小银行、创业投资体系和创业板市场在内的中小企业直接、间接融资的市场体系和政府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政府自90年代中期开始意识到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借鉴国外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经验，先后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于20世纪末开始尝试在中国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创业投资体系、中小企业板等间接和直接的融资平台。在这其中担保作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那么截止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是否得到了缓解？国内担保业的生存状态如何？这一新兴的行业在摸石探路中还存在着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视点。

担保“创生”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实际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不新鲜的话题却被一提再提，足见其解决的难度。据统计，中国GDP的55.6%，工业新增加值的74.7%，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和出口总额的62.3%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专利技术的65%、技术创新的75%和新产品的80%也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其提供的就业岗位已占到全部就业岗位的75%。可以说，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基础，并以其灵活的运行机制和市场适应能力，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的推动力量。

然而，根据各类机构调查的综合结果显示，创造中国近六成GDP的中小企业仅占主要金融机构贷款的16％！以自身内部积累、亲友借贷、职工内部集资为主的内源融资比重过高，外部融资则以银行贷款为主，非正规的民间借贷为辅。然而，由于信用缺失问题的存在，银行主要提供的是流动资金以及固定资产更新资金，很少提供长期信贷；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虽然日渐活跃，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间信用体系建设的差异，非正规金融在江浙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发育程度差异极大，稳定性太差。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设想应运而生。

可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把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政策突破口实在是现实而又无奈的决策―1998～1999年前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负面效应还在持续，导致金融安全问题在中国政府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为了解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巨大的不良资产，当时的中国政府尝试了几乎可以选择的各种“药方”：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发行金融债券补充银行资本金;强化资产负债比例监管；试行贷款“五级”分类；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上万亿不良资产等等。这些旨在实现金融稳定的“药方”加上为刺激内需实施的以“发行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几乎把当时财政可用资金运用殆尽，从而中央财政根本没有力量构建一个完整而有效的政策性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无须大量资金投入的信用担保体系为突破口，带动中小企业商业性信贷的扩张自然也就成为中央政府的首选政策。

此后，国家经贸委围绕着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99年6月14日，《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1999年7月12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1999年7月22日，国家经贸委召开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并作出具体部署；1999年11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1999年12月2日，国家经贸委召开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工作座谈会，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经贸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就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直接和间接融资等工作部署。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商业银行配合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提出要求等等。

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对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基本架构与实践模式做出了具体规定，正式标志着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入制度建设与机构和体系完善建设阶段。2000年12月，经贸委《建立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全国信用担保体系构建的一些具体问题做出了规定。此后，通过规范原有信用担保机构与新建两条途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已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信用担保体系。

为了加强担保机构的业务管理，防止出现严重损失，2001年3月，财政部又颁发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此外，2003年1月生效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明确指出信用担保在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创立与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其在缓解就业压力和拉动民间投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大了对担保行业的法律保护力度，为我国信用担保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5年底，据悉，即将出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其将主要针对担保机构的市场准入资质、设立与退出制度、公司治理、财务和内控制度、业务范围和操作流程、风险防范和损失分担机制、扶持政策、行业监管与自律等诸多方面做出规定。

迅速崛起

经过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担保的兴起对企业融资的助推作用已然突显。

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已达2188家，共筹集担保资金总额657.2亿元，累计担保企业18.8万户，担保贷款36.6万笔、3237亿元。仅2004年一年，通过担保业务的开展，受保企业新增销售额1905亿元，新增利税150亿元，新增就业103.6万人，区域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且就担保规模来看，单笔担保100万元以下的29.9万笔，占总担保笔数的82%，由此看出担保业的受益主体还是中小企业。

在出资构成上，政府完全出资460家，参与出资477家，民间出资1251家；公司法人1879家，事业单位196家，社团法人113家，公司制担保机构占到总额的85.9%。在担保资金总额657.2亿元中，政府出资192.8亿元，仅占总额的29.3%，非政府出资已上升到71.7%。可以说，已经形成了集政府出资设立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民间出资设立的商业性担保机构和企业互助型的担保机构及担保基金为一体的担保体系。

此外，从发改委对中小企业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上来看，总体经济效益不错。截至去年年底，担保机构累计实现收入46.2亿元，其中保费收入32.2亿元，投资收入9.5亿元，其他收入4.7亿元。良好的效益刺激了担保机构不断增资扩股，目前户均注册资金已达3003万元。且最近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集团先后注资国内最大的民营担保机构中科智担保公司，中国担保业的外资引入越来越多，除了带来丰富的资本金外，更看重的是随之而来的风险控制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

在担保机构的运行过程中，担保业务品种日趋丰富，涉及到贷款担保、票据担保、履约担保、农业担保、下岗职工小额贷款担保等多个方面。且针对中小企业“无物可抵，资信较差”的现状，一部分走在行业前列的担保公司走出以“房产”、“土地”为反担保措施的固有模式，创新地采用了以“经营权抵押”、“技术成果质押”、“股权质押”等作为反担保物的担保形式，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次新的尝试。

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于1999年12月16日正式成立,以为科技型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中小企业提供各类信用担保服务为主业。为以高风险著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担保，常人眼中无疑于刀尖上跳舞，看好者寡。然而五年后的今天，数据显示该公司以1.38亿元本金起步，已累计向1600家中小企业提供总计70亿元的信用担保，年信用规模超过25亿元，其技术能力已接近国际上政策性担保机构平均水平的专业担保公司。

于是，以“成长性”为中心评价企业信用风险的理念应运而生，“中关村”从2003年选择技术成长性好、发展速度快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了一套独有的信用评价体系和操作模式，实施旨在促进园区高成长企业快速发展的“瞪羚计划”，向“瞪羚”企业提供专项贷款担保支持。目前，已累计批准了128家“瞪羚”企业的贷款担保申请，金额达到12亿元。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的创新，在园区内企业产生了明显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与2002年相比，获得担保贷款的“瞪羚”企业销售收入平均增长56.7%，利润平均增长55.3%。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高新投”）成立于1994年12月29日，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贷款担保、股权投资和咨询评估的专业公司之一，是深圳科技风险投融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 2004年底，共为全市6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 1760多个高新技术项目提供了贷款担保服务，累计提供贷款担保资金 65亿元人民币。

“担保换期权”是其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一种创新担保方式，是一种分散担保风险，实现企保共赢的方式。以往的担保一般是担保公司收取非常低廉的担保费，如果企业发展，担保公司无法分享其成果，但如果企业失败，担保公司却要百分之百地承担风险，因此低廉的保费收入与所要承担的高风险形成了一种极不对称的局面。而“担保换期权”的方式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主要针对的是具有高成长性的小型科技企业，期权的有效期一般为五年，期权的价格以担保时企业的净资产为基础，根据担保额、企业的成长性和抗风险能力，期权一般占被担保企业总股本的1％至10％。即在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同时，签订一定比例的期权协议，在适当的时机通过行权或回购等方式投资企业。如果企业失败，高新投承担为其担保的风险，如果企业发展，高新投分享其成果。

其与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签订的期权回购协议，就是高新投“担保换期权”的成功案例。据了解，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2002年8月，比克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急需300万元资金，但是由于企业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想要从银行或者其他渠道融到这笔钱是难上加难。于是比克公司找到“高新投”，就300万元银行借款向“高新投”提出担保申请。“高新投”经过调查，认为比克公司所处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拥有高素质的经营团队和技术团队，但比克公司无法提供有效的反担保措施。经过双方反复协商，双方约定，比克电池出让2％价值20万元的期权给“高新投”，“高新投”在五年的行权期内，可以自由选择行权时间。经过近两年的发展，比克公司现已形成日产50万只锂离子电芯生产能力，稳居行业第二，并发展成为国内生产锂离子电芯的龙头企业。2003年底，比克公司股东对公司增资并进行股份制改造，经过协商，“高新投”同意比克公司对2％的期权进行回购，总价值118万元。通过“担保换期权”这种方式，一方面比克公司及时获得了企业发展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高新投”也获得了比较满意的回报，实现了担保公司与被担保企业的双赢。

据统计，“高新投”此项业务自2000年开展以来，截止2004年2月底，先后与“迈迪特”、“同洲电子”、“斯凯达”等70家高科技企业签订了“担保换期权”协议。其中，期权增值的企业共计43家，增值金额共计1077万元。在深圳市为国内创业板上市推荐的60家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企业名单中，“高新投”扶持过的企业有34家，占了56％。其中经反复筛选推荐第一批在创业板上市的15家企业中，“高新投”扶持过的企业有9家，占总数的60％。

谁为担保业“担保”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经历了1998年10月至1999年5月的试点探索阶段、1999年6月至2000年8月的试点启动阶段、2000年8月至2002年6月的试点规范阶段和2002年6月至今的依法推进阶段四个过程。

可以说，信用担保机构通过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过程，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由此拉动了就业的扩大、税源的培植、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但繁荣的背后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无奈。

“监管不明”是担保业创立伊始便遗留至今的问题。

监管最早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然而，随着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该职能从人行分离，1999年又明确由财政部金融司负责监管，有关部门配合。后来，又因为涉及住房置业和中小企业贷款，对其的监管职能又被划归到建设部以及原国家经贸委(现商务部)。但目前要申请成立担保公司除了涉及上述部门外，还包括：工商局、商业银行、国税局、地税局、房管局、法院、物价部门等。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各自为政，没有人对担保业的整体发展进行规划设计，全行业缺乏明确的准则和规范。目前，大多数担保企业都“暗渡陈仓”将资金用于投资国债、房地产甚至股票，或者直接贷给企业。2004年，国务院第412号令明确对跨省区或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设立与变更实施行政许可，由国家发改委作为组织实施机关。据此，发改委于2005年上半年出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跨省区域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设立与变更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担保机构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文件，对跨省区或规模较大的担保机构，明确了市场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规范了担保行为，加强了过程监管，但全行业的监管归属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政府还未具体明确。

担保机构发展不均衡、相对供给不足的问题严重。

与2003年的955家相比，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整个行业爆增了四倍有余。虽然担保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对整个金融市场而言，却呈现出规范的担保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多数担保机构规模普遍较小，平均注册资本不到1000万元;缺乏对大型项目的担保能力；业务品种单一，被担保对象覆盖面小，绝大多数业务仅限于银行信贷融资担保;多数担保机构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及措施，无法取得银行认可，业务规模放大倍数低;新兴的担保公司总体质量呈现下滑趋势等。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部某省全省共有担保机构上百家，可去年一年才开展担保业务65项，加上省担保中心的19项业务，全省共计84项，担保额仅为1亿多元。很显然，担保企业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时这与成立担保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初衷也背道而驰。

担保机构具有高风险的特质，风险的防范能力较差。

信用担保是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的集合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以“信用”为中心的中介活动。由于担保机构是为社会（公司、个人、政府）提供信息服务、承担信用风险的准金融性商业机构，因而担保机构的信用增级、信用担保和担保倍数放大功能决定了其的高风险特征。信用担保业是国际上公认的高风险行业，其风险除来源于担保本身的功能特点外，还与担保对象和外部条件密切相关。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关于信用担保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相应的社会信用制度，担保机构运作模式、经营经验还有待探索，特别是担保专业人才的极度缺乏，导致我国担保业面临十分严峻的风险形势，防范和化解风险是我国担保机构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但担保公司运营的实践表明，公司贷款担保的风险一般在第三年以后开始出现。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从2000年开始建立，大部分公司的历史在3～4年，目前已经到了风险的高发期，根据我们对一些担保公司的调查，许多担保公司的代偿率在第三年超过15%，由于经营和财务上的困难，担保公司不得不涉足多种业务，如进入股市投资，或更多集中在非中小企业融资领域，部分担保公司的担保基金被大股东移用等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运营方向与设计初衷出现了较大的偏离。

中小企业的信用不足制约了担保行业的发展，也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中国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具有诚信的优良传统品质。然而，良好的还款愿望并不总能转化为实际的还款能力或行动。由于我国中小企业绝大部分属于简单的加工、制造和服务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其中一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基础是对环境的较大污染和便宜的劳动力，处于产业链的下端。一旦国家实施环境保护、产业调控政策，最先受伤的企业就是中小企业。同时，中小企业发展对外部经济大环境、对经济周期的依赖较强，我国和国外的经验表明，每一次经济衰退，受到冲击最大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日本在1980～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过程中，虽然许多大企业也遇到巨大影响，但是受到冲击最大的还是中小企业，约有70%～80%的中小企业遇到经营困境，无法偿还贷款，最后导致日本全国信用担保协会也于2001年宣布破产。

在我国，中小企业的破产率也较高，北京大学中小企业中心2003年对国内某地区的中小企业状况进行统计，其中连续存在三年以上的企业不超过企业总数的20%。在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市场短缺现象十分严重，因此中小企业创业成功率较高，而最大的约束来自资金约束。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的以卖方市场为特点的相对过剩经济，中小企业创业的成本、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都大大提高，中小企业创业失败比率也在提高。因此，即使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还款意愿，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在还款能力上也存在客观的制约。

破题中小企业“资金困局”

尽管担保业的发展近年来方兴未艾，但在行业中，也一直存在国家将进行行业整顿、严格市场准入的心理预期。除了发改委正在起草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暂行办法》外，中国人民银行也于2005年末将一份建议上报。据悉，该建议的大致内容为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地方担保和省级与全国性的再担保多层信用补偿机制。地方担保机构直接面对中小企业，通过中小企业进行信用风险分析评价，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再担保机构直接面对担保机构，通过与担保机构签订再担保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担保机构按预定支付再担保费，再担保机构则按照与担保机构的约定比例承担相应的风险。通过地区担保机构、省级担保机构、全国性再担保机构之间的多层次转保，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

除了“救生”担保业外，各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构建都证明了它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主要是由于对中小企业而言，其不但面临不同融资渠道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替代的复杂关系，而且随着企业的成长周期及其融资能力的变化，其选择的融资渠道也有较大差异。通过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和政府倡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在整个中小企业融资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低。以美国为例，政府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除了从政府服务机制和资金提供支持外，更多的是通过中小企业管理局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投资，并支持和鼓励民间借贷。因此，自身储蓄和亲朋好友借贷仍然是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占总体的58%；商业贷款、政府支持的投资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占比为29%；由中小企业管理局向中小企业提供的直接贷款只占到1%；而被我们所看重的证券市场融资（创业板市场）也只有4%左右。

对于如何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专家学者已经给出了很多方法，如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大直接融资力度、积极推动中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鼓励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等。虽然中小企业上市的大门已经开启，但因为股市中的种种问题，直接融资并不能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方式，而发行企业债券等对于中小企业更不现实，因此，直接的结论就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重任只能落在银行肩上。

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银行也是企业，而银行金融风险不仅对银行自身，甚至对整个国家经济直至社会秩序稳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有数字显示，目前我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这一现象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银行在国家整个经济运行的波动中推波助澜。当整体经济向上运行时，银行大量放贷推动经济过热；当经济运行迟滞或向下时，银行收紧贷款又使企业雪上加霜。但这并不是银行的过错，而是整个金融体制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贷款的整体“生态环境”没有有效优化之前，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不仅会为未来我国金融、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埋下隐患，而且将进一步加大间接融资比重，不利于经济的稳健运行。

目前有观点认为，应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商业银行，但这似乎也并非上策。目前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中，并不缺少中小商业银行，在目前的信用现状下，中小银行也无法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其生存和运营状况就会像现在的许多担保公司一样走入两难的困境。

中小企业的信贷“生态环境”完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金融企业单方面能够完成的。从金融服务的角度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不是令商业银行迎难而上，银行不是风险投资，恰恰相反，银行的经营当以稳健作为第一要务。从金融体制上，应建立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梯次结构，按照风险基金、产业基金（或民间资金）、银行信贷的顺序依次进入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风险中小企业，这样既满足了中小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避免了银行承担巨大的金融风险。

但事实上，目前我国风险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发展基本上等于零，坐等风险基金和产业基金的成熟再去发展中小企业,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在现有的金融企业中，利用政策的引导加大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比重，特别是加大非银行金融企业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引导。而在现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令信托担当起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的角色，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此外，对民间借贷的合理引导、适度保护和加强惩治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中的可用之举。在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理论界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呼声日渐高涨的同时，中小企业并没有因外源融资难而放慢其发展的脚步。凭借对经济增长、就业、财税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正规、内源性的民间金融的大量存在。从融资理论上看，以亲友链、社区链为特征的关系型贷款和关系借贷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满足中小企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融资模式，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其中广泛使用的互相保证和个人财产完全抵押，也是一种解决信用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形式，虽然较为原始，但是很有效。

尽管我国现有的金融法规和金融政策是禁止民间商业性借贷的。但是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许多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高息借贷是公开的秘密，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是依赖这种融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也是在我国目前缺乏外源性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大量的中小企业能够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法规，许多民营企业出现法律纠纷等问题,也是缘于民间借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对非法借贷的定义和民间合法借贷的保护。所以，政府需要放宽对民间借贷、民间融资的限制，制订相关法律,明确对民间借贷中债权人的保护和债务人的法律约束与惩罚机制，允许、保护合法的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存在和发展。这有助于消除其中的风险，是当前在信用体系和信用缺失的前提下缓解我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