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神话的同谋

现代性问题是当今时代的焦点性话题之一，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已经意识到，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相关。因此，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理论主题，不同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切入并探讨现代性问题。在20世纪西方众多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中，法兰克福学派独树一帜，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从作为现代性文化精神根源的启蒙入手，通过对启蒙的悲剧性的辩证法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

一

启蒙的本来目的是使人类摆脱对自然或神的迷信和盲从，而走向理智和自主，所以说，启蒙就要“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就是要“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启蒙并不是特指近代17到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是“泛指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理性化进程中主张理性至上、知识崇拜以及人对自然的技术主宰和征服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的过程是一场试图以理性消除神话，使世界祛魅的过程。

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是作为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动力量而出现的。具体来说，这种启蒙所倡导的精神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方面，启蒙精神倡导理性主义，要求人们从对自然的迷信和对神或上帝的盲从中解放出来。启蒙运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的目的就是祛除自然界的魔力，用理性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制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制地顺从世界的主人”， “启蒙不仅要求人们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走向成熟与自主，从而获得社会的自由与平等，而且要求通过获得知识而增强力量以便摆脱自然的侵害与束缚，并进而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用理性取代信仰，用知识取代神话，这是启蒙的主要目的。

另一方面，启蒙要求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个性的张扬和个性的独立，使人们挣脱传统等级秩序的束缚，使人们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人去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启蒙辩证法》中，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反映出了从神话力量摆脱出来的主体性的历史。“在荷马史诗的内容层次中，神话是放在不重要的地位的；但是关于神话的描述，约束混乱的传说的统一性，同时反映出主体在描述时是试图摆脱神秘权力的。”因此，通过理性，人类摆脱了对神话和上帝的迷信和盲从，成了世界的主宰，成了最高的主体，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君临尘世。而人类作为新的上帝，其统治世界的工具就是科学技术。

总之，启蒙坚持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精神，坚持技术进步主义，相信通过理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最终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从而解放整个人类。启蒙开创了现代性的事业，促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现代性面临的危机也与启蒙直接相关。

二

当启蒙挥舞着理性和科学的旗帜去消除自然界的神秘性时，却将自然作为统治和奴役的对象；启蒙驱走了上帝，却使自己登上了上帝的宝座，这就使自己重新变成了神话。整部《启蒙辩证法》探讨的核心问题，正是研究为什么人类的发展没有按启蒙本来的目的前进（虽然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是返回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对理性的误用，而是这种启蒙精神的理念本身就蕴涵着今天现代性危机的萌芽。

1.开蒙的先哲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作为启蒙的纲领，已经缺失了知识中的价值因素

当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德性”时，他所说的“知识”是与培根完全不同的知识。苏格拉底的“知识”是可以用来指导人生的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正确理解”，可以说，这种知识实际上指的是智慧。与苏格拉底不同，培根则是“鄙视传统的大师”，他相信技术是知识的实质，“知识的目的不在于概念和观念，不在于侥幸地了解而在于方法”，“人们想从自然界学到的东西，都是为了运用自然界，完全掌握自然界和人的”，“研究的真正目的和科学的任务不在于那种把人们称作真实的满足，而是在于程序，有效的工作程序；不在于有说服力的、轻松的、权威的和卓有成效的说明，或者某种明确的理由，而是在于通过工作和劳动，通过揭示过去不知道的细节，更好地塑造和服务于生活。”可见，培根所说的“知识”是指导人们如何去进行具体操作，并能通过操作带来实际效益的程序和方法，这样的知识实际上已经与智慧相分裂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培根开始，理性中包含的价值层面的意蕴就被忽视了，存在着使工具理性片面膨胀的可能。我们看到，今天的人们只注重知识与技能，而不重视人格与德性，这种倾向是从培根开始并得到强化的。对理性价值层面的忽视，将会使人类社会走向不堪设想的道德败坏。人类因有了知识而有了巨大的力量，但人类同样需要有智慧和德性才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人类已拥有足以毁灭地球的力量，却缺乏如何正确使用这种力量的智慧。

2.启蒙使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相交织，根源于人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又推动人去征服和控制自然，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和工具理性的膨胀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认为启蒙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来自于维持自我生存的本能的推动，但这种推动却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作为维持自我生存冲动的理性，必然是以征服和控制自然为目的的。这样就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对自然不断加强的统治意味着人同自然的异化，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对自身控制方式的变化。或者说，启蒙理性在提高了人对自然界的统治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力量。“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神化了”。“随着支配自然界威力的增长，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猛烈增长，这种荒谬的状况说明了合理社会的理性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每个人的社会劳动，都以自我本身的原则为中介，这种社会劳动使一部分人增加资本，使另一部分人付出更多劳动的力量。但是这种过程越扩展，就越强烈地迫使按照技术结构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外化。而受启蒙的思想，反过来又支配这种过程：最后从表面上看，先验的认识主体，作为对主观性本身的最后回忆，也被消除，并被自动的机制更加无阻碍的活动所代替。”因为理性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经济结构的单纯的协助手段”，理性成了“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一般的工具”，成了工具理性，因此理性本身也“厄运重重”。

这样，人以维持自我生存为中心，在与外部自然界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使自身与自然界分离，形成了自我，即主体，自然界成了按本身固有规律运转的客体，由此产生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主体运用理性和科学技术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性，发展生产，日益使世界失去魔力的同时，也学会了掌握自己，并把他人作为统治对象。今天的群众，已变成“单纯的类本质，相互同样地经受强制控制的集体性的孤独，不能相互说话的划船手”，每个人都受同样的节奏约束。启蒙理性走向了工具理性，它完全荡涤了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理想，而代之以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和整体化。结果，随着生存斗争和人对自然的开发更加深入，外在物质享受得到进一步满足，于是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产生了。物欲的大众宁愿以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丰厚的物质利益，“使劳动者软弱无力不仅是统治者的一种诡计，而且是努力摆脱原本命运，迫使原本命运最终转变的工业社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3.启蒙与神话具有同谋关系，二者都是人畏惧自然的产物，为了支配自然，都要作出某种牺牲

启蒙本来是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动力量，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认为启蒙与神话之间具有密谋关系。《启蒙辩证法》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话已经是启蒙，而启蒙又变成了神话。

首先，神话与启蒙同源，都是人畏惧自然的产物，都是人类把自己从神秘力量的控制解脱出来的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并且二者都赢得了对自然的控制，满足了人类维持自我生存的欲望。不同的是，神话是人通过异化的神和上帝在幻想中统治世界，而启蒙是人自己通过理性的工具在现实中真正地支配自然。神话和启蒙的真正的区别只是人从幕后走上了前台，代替神和上帝成了世间的君主。但归根到底，与神话一样，启蒙追求的目的仍然是一种统治和奴役。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本质。因此，启蒙必然会形成新的统治尺度，它把原来在神手中的权力交给了工具理性，后者成了真正的君主。

其次，启蒙与神话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求维持自我生存和进步的集体或个人作出牺牲。与神话以牲畜或人作为祭祀品不同，现代社会中的牺牲品是人类理性的工具化。“现在通过维持自我生存的理性对牺牲的取代，就是与过去牺牲完全一样的交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阶级的历史中，自我本身与牺牲的敌对中，包含了自我本身的牺牲，因为这种自我本身与牺牲的敌对，是为了支配人以外的自然界和其他人，是以否认人的自然本性为代价的。正是由于这种否认，即一切文明的理性的核心就构成了丛生的神话的非理性的细胞；由于否认人的自然特性，不仅熟练地支配自然界的目的，而且人自己生活的目的，都变成模糊和看不清的了。人去掉他本身作为自然的意识时，人在生活中所维持的一切目的、社会进步、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力量的提高，以及意识本身，都成为没有意义的了，而手段作为目的被提高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由于人为了支配人以外的自然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然本性，使得原本想通过技术理性追求幸福的自然欲望也被拒绝了。相反，原本作为手段的技术理性却成了目的，成为主宰精神和社会的统治原则。结果，“启蒙通过虚幻的自我同一性和世界秩序建立起一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最终堕落为服务于社会的压迫和非理性统治的工具。”

总而言之，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启蒙的精神要消除自然界的魔力，摆脱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对自然的迷信，它把凡是“不能预料的和可利用的东西”都作为要怀疑的对象，强调主体只有认识了自然的一切关系才能使自己的力量觉醒，才能使人摆脱神话的统治。但是，由于人维持自我保存的冲动要求支配自然，结果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自然被当成单纯的客观实在，主体成了单纯的精神。知识、理性成了人统治自然的工具，这样，工具理性被片面夸大了。这种工具理性把一切都纳入到形式逻辑化的、量化的、数字化的必然性世界框架之中，用通过这种统一的框架去认识个别。然而，人们必须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性这一前提下才能认识自然界，于是自然界重新变成了极权的力量。正如培根所说，“我们只是在思想中掌握了自然界，而实际上却不得不服从自然界的束缚”。以消除神话为目的的启蒙最终变成了神话，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的辩证法的分析，由此得出结论，启蒙所设计的现代化纲领最后导致的却是一种悲剧性的结局。启蒙的初衷是把人从神话和迷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结果又使自身成为一种新的束缚人、统治人的力量，建立起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使人置身于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用他们的话说，“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根治现代社会顽疾的良药，但他们并没有对启蒙和理性丧失信心。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启蒙的神话，他们对启蒙理性所作的批判也只是为了克服它的片面性。目前现代性确实是从一种被歪曲的理性中获得实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歪曲，以至于出现危机。因此，从精神层面看，拯救现代性的唯一出路是重建新的、健康的理性。目前人们更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需要展开新一轮自我拯救。与人类的历史发展一样，启蒙所走的道路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追求自由和解放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启蒙永远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