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贸区簸行

显然，加强中日韩区域间合作日见迫切，但三国合作进程仍步履维艰，相信未来的合作道路亦不会平坦。

5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就三国自贸区建立问题交换意见，正式签署中日韩投资协议，决定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

谈判。

目前，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约五分之一，属世界三大经济圈之一。占据世界经济总量20%和亚洲70%的中日韩三国，在世界贸易领域占有重要分量。由来已久的三国自由贸易区构想，一直备受国际社会

关注。

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中日韩的互相投资，只占三国对外投资总量的6%。好在自1999年开启合作机制以来，至2010年5月《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的通过，三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合作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

中日韩经贸部长表示，三国应立即开始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准备工作，包括启动国内程序及开展工作层磋商。他们承诺，在2015年前，将亚太地区的物流效率提高一成，减少货物和服务的流转时间、成本和变量。

建立合作机制进程缓慢

传统上，中日韩均是以推行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来实现长期增长。出口持续扩张使三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钢铁、汽车、化工、造船、机械、煤炭等生产居世界前列，轻工业中的服装、鞋类、小五金、日用品等出口也遍布世界。

但同时，三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对外部市场的波动极度敏感，而这些加工贸易产品的最终市场仍然是美国和欧洲，因此欧美市场需求的疲软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中日韩区域内的连锁经济波动。

在全球贸易领域，中日韩被视为引导东北亚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9年中国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出口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十二位。在商品进口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十位。

然而，自金融危机后受全球贸易持续萎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加大的影响下，中日韩三国的贸易额均大幅下滑。而就三国的双边贸易而言，日本是中国仅次于美国、欧盟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同时也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并保持着日本第三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的地位。在中日韩双边贸易大幅增长的同时，三国区域内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不过，相对贸易量而言，中日韩相互投资的规模则大为逊色。在三国中，日本是全球重要的直接投资国，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直接投资吸纳国，韩国既吸收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又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

区域合作乃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故此，中日韩自贸区这一设想早在2002年已首次提出，三国领导人更首先同意开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民间学术研究。2003至2009年的七年时间里，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并初步得出积极结论。事实上，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已于本月2日正式启动。

当今是推进中日韩开创投资便利并推动自贸谈判的良好时机。去年日本因大地震及核危机需要产业转移，韩国也受制于狭小的国内市场和金融问题，两者都需要有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而中国相对发达的日本和韩国，竞争优势目前仍主要集中于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非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所以急需要通过投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日韩经济上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建立协调三国合作的制度安排越发迫切。不过，中日韩对区域合作机制的探索却非常被动。回顾过往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的两个阶段，建立三国合作机制的进展一直只源于外部压力。例如在第一阶段，即1999至2008年“10+3”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很大程度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关。危机使东亚国家意识到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对于防范未来危机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国家启动多边协商机制。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则使中日韩意识到推动地区合作机制深化的迫切性，加速了中日韩对三国合作机制的构建，引领了第二阶段从2008年开始的“10+3”框架外的中日韩三国直接合作。可见三国间的经贸联系主要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没有真正触及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例如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初始动机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迫切需要。而在“10+3”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往往是“东盟主导、中日韩参与”，许多合作议题是在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地区层面上开展的。但随着三国首脑峰会的逐步机制化，中日韩开始探索“10+3”框架外的独立合作形式；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外部市场逐步萎缩，更使三国意识到固有的合作机制已不足以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需要深化区域内合作机制及扩大区域内市场规模来应对。

合作门槛待除

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举足轻重的地区，中日韩的经济合作却仍然松散，合作机制建设进程缓慢，与以下的制约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是历史问题，中韩两国都曾遭受过日本的殖民侵略，而日本对这段历史又缺乏足够的反省和认识，这使得三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存有隔阂。其次是领土及领海争议。中日、日韩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如中日问题、日韩独岛问题等。第三是区域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和韩国同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盟国，日韩在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时必将受到美国的取态所影响。而在经济上，身为APEC重要成员、亚洲经济大国的中国并未被邀请参与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协议，但日韩两国则已被邀请加入商讨。美国将TPP定位为“下一代自贸协定”，在一体化程度上更高于传统的自贸区，不仅致力于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还聚焦成员国市场监管体系和竞争政策，并提出了经济立法、经济透明度、反贪污、金融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要求，试图用美国的贸易标准、市场标准和技术标准重新主导亚洲经贸合作。美国正在为其“太平洋世纪”战略积极布局，经济上推行TPP欲架空APEC，试图通过贸易协议孤立中国。简而言之，中日韩政治互信度低乃为三国建立合作机制最大的障碍。

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中的产业开放政策对国内不同行业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或产生来自行业的阻力。中国的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在国家产业保护政策下发展起来的。而日本的农业经营规模小而生产成本高，一直以来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农协和农林水产省等农业利益集团一直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参与自贸区谈判。韩国国内也因农产品开放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政治争议不断。这些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开放产业及贸易的游说，将拖慢三国政府的协商进程。

在战略形势方面，中国在推行区域一体化中奉行实用主义原则，为实现特殊的双边或区域商业和战略利益服务。但日本贸易政策在近十年发生重大转变，从坚持传统的多边贸易体系转向重视地区和双边主义。此外，日本更把中国视为最具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在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上变得越来越谨慎，甚至谋求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外国家纳入东亚合作，借此牵制中国。而对区域市场依赖程度最深的韩国则在推动中日韩经济合作上表现较为积极，但是出于被边缘化的担心，韩国一直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斡旋，企图利用大国主导权之争，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竞争格局下，尚未出世的中日韩合作机制就已面临着多种机制可能的挑战，其中包括“10+6”合作机制及以区域大国为轴心的自贸区网络。

解决之道

然而，中日韩正试图通过建立三方合作机制解决上述的困难。目前，如何减少依赖外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为中日韩三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不仅导致全球一般加工工业产能的过剩，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对于出口主导的国家而言，单单将出口作为经济的发展动力，最终可能使国家经济难以自我发展，甚至难于抵御外部市场变化的冲击。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日益萎缩的外部市场明显是中日韩三国持续增长的瓶颈。面对全球经济形势转变的压力，加快三国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

要降低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需要中日韩互相配合，并从以下两方面调整：一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二是增加三国区域内的贸易比重，即通过区域贸易协议的贸易转移效应提高区域内的最终需求。鉴于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联系及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份额，以上转型显然不是某个国家能够单独完成的。它需要三国整合区域内的市场资源，发挥自身的优势，以改变目前的产能过剩与竞争格局。同时，中日韩区域内经济合作的深化，也有利于推动三国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而三国之间的认同感，也必然会随着中日韩区域经济联系的加深而有所增强。

中日韩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探索合作机制的发展实为理所当然。以往中日韩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使三国合作往往是由外部危机所驱动，而依靠区域外市场来拉动本国的经济增长，又使得中日韩对外部需求的波动非常敏感。近年全球经济格局转变，迫使三国不得不探索从根本解决外向型增长与外部需求疲软的出路——即深化区域内的合作机制，进而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一方面，有助于推进中日韩各国的经济结构改革，改善产业结构，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的要求；另一方面，亦通过整合国家优势和地区力量，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令整个地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能否成为本区域的最终市场。日本和韩国的国内市场狭小，出口导向模式必将是他们长期奉行的发展战略。中国现已成为日韩两国的重要出口市场。

从长远来看，内需导向是大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利用国内的消费力支撑本国、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亦是大国的独特优势。所以如何弥补此次全球危机后美国消费需求的缺口，是目前中国作为区域大国的重要考验。而若要扩大中国内需规模，深化国内经济改革至为关键，其中涉及到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根源问题。

显然，加强中日韩区域内合作日见迫切，但三国合作进程仍步履维艰，相信未来的合作道路亦不会平坦。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韩合作不能完全照搬欧洲和北美的既有合作模式，而应根据东亚地区独特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在合作模式上有所创新。实际上，中日韩区域内合作的意义并不止于确立某种合作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建立机制的过程中，推进三国切实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对于早已放眼全球市场的中日韩而言，这显然更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